......這絕對是戰爭狀態下才得一見的景像――見首不見尾的大部隊在夜色掩護下悄悄移動，密麻麻的鋼盔組成方隊，攢動著刺刀的叢林，每隔一定行距就顫巍巍地招展出肩背式報話機纖細的三菱形天線。沒有口令，甚至沒有半聲咳嗽，軍容肅整，緊張而肅然地行進。長街兩側涌動著滾滾鐵流，左出右進，廣場守軍魚貫撤出，新開抵的集團軍旋即接防。
......我身為「六四」屠殺事件的見證人，迄今血脈賁張，那慘烈的景像永世不忘。但我自問是個理性健全的知識分子，歷史觀和價值觀不至於被一夜槍聲徹底摧毀。我沒有能力對鄧小平作「春秋」式的定論，他無疑是中國現代史上的風雲人物，不管歷史對他如何判定，他首先是一個政權的化身，他是他所獻身信奉的那個主義的堅定戰士。他不能逾越自己。他讓我透過紛亂的歷史表像看到了事物的本質。正是這種冷酷而無可變更的本質，令我感到徹骨的恐懼和幻滅。
(本文1990年發表於《廣場》季刊秋季號)
一、
槍聲仍在響。遠或近。
天空慘白。北京的夏季仿佛是從那個大凶大煞的日子開始的，蒼穹於是一直顏色慘澹，間或揉進幾股濃黑的煙柱，好讓那屍布一樣的天幕分出層次來。
「----不要走近窗戶!」每家每戶的大人都反覆警誡，如同嚇唬小孩的鬼怪故事。而恐怖的超神傳說倏地變成了現實。
不同軍種、兵種的精銳團隊在空寂無人的大街上跑過或操過。他們互不相涉，更互無聯絡。廣場已攻陷，反抗已撲滅。他們仿佛只是在競賽士氣，暴喊著「一――二――三――四!」的操令和吼著軍歌，對民心似鐵的北京人進行精神戰。當然，他們毫不猶豫地對任何一個可疑的影像開火，或者乾脆無目的地朝天鳴槍，以強化「六四」數日以來籠罩首都的戰時氣氛。
門戶緊閉，窗簾低垂。每家每戶都如此。
於是再也看不到鋼盔的攢動和刺刀上閃爍不定的金屬光澤，猶如看不見槍膛里精密而猙獰的來複線。事實上，沒有人能目睹那撞擊、起爆、旋轉、迸射的物質運動的瞬間，只有那尖厲而乾燥的音頻，不時撕裂著人們的耳膜。這種生疏的音波忽地成了北京人生活的軸心。
這就是死亡。它和每個人都那樣近。
自八國聯軍兵燹至今，北京城間隔了九十年才得以溫習這嗆人的硝煙味。光陰荏苒，北京人已喪失了應付戰亂的能力。更何況，歷史角色的轉換實屬匪夷所思，圍城一月並發動總攻的不是兇橫的外寇，而是中國軍隊。幾多死難者直到他們的肉體被灼熱彈頭洞穿的一剎那，仍不敢相信取去他性命的是自己的同胞。
第四天了。
我們一家三口困縮在一個房間。臨街那個房間已不屬於我們，從窗縫強襲進來死的氣息，把那個房間掠走了。
曾經激沸的熱血降到了冰點。六月四日血與火之夜，我那股視死如歸的勇氣已徹底崩潰，仿佛不曾在暗鋼色的刺刀前高亢地喊過、豪邁地唱過;不曾在彈雨中挺立過、奔跑過。我只是對著四堵牆壁發呆，絕望、怯懦，像一隻偷生的螻蟻。我甚至不再屏息潛行到住宅臨街的一面，偷偷掀開一角窗簾窺視天安門廣場。那裡已沒什麼可看，連升騰數日的渾濁煙柱都已熄滅，只有直升飛機在列成方陣的坦克群之中頻繁起落。
曾令我的心志如此昂揚過的地方已化為一塊巨大的血痂，色澤漸漸變黑。
唯一可做的事是反覆調校收音機的短波頻率，捕捉外部世界的每一束電波。「抗議」和「譴責」且不去管它，特別篩選出「譁變」和「起義」之類的隻言片語，來膨化自己的幻想，用來填補被炮火洞穿的思維空洞――每個人的腦際都驀地有了這樣一個彈孔。
神跡並沒有降臨。
我們一家三口，就這樣捲縮在兵禍沉重的陰影下。
大軍破城之日起，我八歲的兒子已經同全北京城的孩子一樣，不再背起書包上學。兒子不曾從這意外的「假期」里得到絲毫快樂。他首先失去了自己的空間――臨街的房間本是他的領地，卻被「戒嚴」了。從木樨地到復興門都有朋友打電話來，哭訴那些無堅不摧的虎狼之師，揮軍攻城時向街道兩旁的居民亂槍濫射。現代科技的成果是牆殼越來越薄而子彈穿透力愈來愈強，不少人竟是在寢室里領受無妄之災。特別是木樨地，那一帶的人家當晚徹夜蹲在地板上不敢直腰，子彈嗤嗤斜穿上來擊中天花板，灰沙四濺，粉塵瀰漫，如同戰爭影片用濫了的噱頭。
就這樣過了四天。
兒子不知做什麼好。他從直覺里知道不可以去碰那部買了不久的電子遊戲機，便把所有藏書都搬出來，從《西遊記》到《安徒生童話》，沒一冊能翻倒廿頁以上。彌散於大氣中的驚悸與死亡氣息，和神話世界根本不能相容。然而，他才八歲，完全無法理解窗外發生的一切。看見兒子百無聊賴而又不敢多言的樣子，當媽媽的哭了。這幾天來，妻子動不動就淌眼淚。
對窗外的一切，我們大人又能理解多少?
妻子僅下過一次樓，拐進樓後面的胡同。那裡貼著牆根瑟縮蠕動著一條人龍，是搶購食品的居民。店鋪拉上鐵閘做生意，不再有進門選購的權利，只能把種類名稱報上――如果店裡還有貨的話。
連庫房裡年深月久的、罐殼已見鏽斑的罐頭都搶購一空。酷似一部災難片的細節，陪襯角色就是驚惶的老百姓。
自然，有交頭接耳、有嗚咽抽泣和高聲的咒罵――只是在胡同里。
近在咫尺的大街則是另一番景像。路面殘留著被坦克衝決的路障，大小車輛焦黑的屍骸、磚石、碎瓶子、血漬、委棄的旗幟……沒有行人，只見高度戒備的軍隊在巡邏。商店重門深鎖，叩門光顧的只有怵目驚心的彈孔。
尚未陷落的是胡同。那裡是戰時消息的交流中心;是掩護學生撤走的秘密通道;是不畏死的抵抗者的游擊走廊。
在六月六日，我曾目擊一群士兵鳴槍狂追幾個平民，從前門追至供電局，逃跑者拐入我這幢大樓後面，隱沒進胡同里。士兵沖至，才拐彎便猶豫止步。眼前和他們對峙的一邊是迷牆一般的高層公寓，另一邊是錯落的四合院和幽深的胡同，每扇門戶都緊閉著，門後面是石頭一樣的沉默。士兵們商量幾句什麼，威脅性地放兩槍，退走了。
顯然，這些千里勤王的官兵從未進過北京，他們只是在《解放軍畫報》上認識首都的。六月四日之前幾次失敗的行動，失散掉隊的官兵都找不到自己的駐地，他們甚至沒有北京市區的地圖。戒嚴部隊指揮部或是無意讓各路人馬配合協調行動，竟沒有派出公安幹警、武警、衛戍區的人手給遠道開拔而來野戰軍指引路徑，而更願意讓他們各自為戰。說到祭出和老百姓有「魚水之情」的軍隊傳統，請北京「老鄉」當嚮導，那是想也不要想!
四十年前往事已矣，當日北京萬人空巷，簞食壺漿，夾道歡迎人民解放軍和平入城的歷史佳話，竟被四十年後的一夜槍炮擊得粉碎。
人民創造的歷史和帝王創造的歷史是如此不能相容。
人民畢竟被擊潰了，最後的「戰壕」――經緯縱橫的大小胡同，終究會被橐橐靴聲踏平的。
二、
電話鈴又響。
這些天來，它響個不停，半夜裡也得爬起來接電話。國難當前，晝夜的概念已失去意義。北京城交通斷絕，郵電停頓，加急電報一夜之間激增數萬份而無人派送。傳媒只剩下廣播電台和電視，電波和螢幕翻來復去都是《中國共產黨告全體黨員、全國人民書》，還有戒嚴部隊指揮部的第X號緊急通告。唯一的人際信息傳遞渠道就是電話。連日來哪怕彼此不太熟悉的人都互通電話，打聽不同城區的戰況。
這回來電的是《人民文學》的主編劉心武。他告訴我，他妻子剛看見同住一幢大樓的叢維熙、鄧友梅、張鍥提著行李鑽進了作家協會的轎車，奔機場方向去了。妻子也勸他暫時離開北京避一避。劉心武說他曉得那三位同行是去深圳「創作之家」避風頭，他也想去南方小住，卻不欲與那三位「扎堆」，以免日後大家牽扯出說不清的麻煩。他問：如我也想離京，可否給他在那邊作些接待安排?
我告他：已有兩位朋友來電話相約南下。真到了那邊，接待之類是小事，問題是怎樣才能離開這座凶城?劉心武沉默一陣，說：「我試試看，也許有辦法弄兩張機票。」電話掛斷。
我妻子知道劉心武太太的態度，也勸我先返廣東。北京眼下兵連禍結，再演變下去誰也估不透還有什麼事發生。妻子讓我等局勢穩定了再回來。
我無言以對。要是能走，北京城不知多少人逃難去了。北京往南的鐵路交通已連日斷絕;北行火車據悉只到通縣。全國最大的鐵路交通樞紐――北京站，已徹底癱瘓。至於飛機場，那邊的情勢我完全不知，從劉心武住的安定門去機場，或尚可通行，而從我這裡前往，則要提著腦袋上路，行經前門、崇文門、建國門等幾個血泊未乾的殺戮戰場。如今在那些地段子彈就是王法。我從電話里得知，建國門已由坦克列陣，立體交叉橋上上下下重兵布防，處於戰時狀態，炮口所指，已不是膽敢作飛蛾撲火的悍民，顯然是嚴防更大的事變。
遠的不說，從我這幢公寓樓向東，不能走出三百米以外。那裡，攻陷廣場的部隊把原先民眾設置的路障加固，架設多挺機關槍，擺開了鎮守天安門廣場的第一道「擅越者死」的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