茨仁吉的姑姑表示：她曾經得過六次三好學生獎，主要是因為她功課好，表現好，積極上進。她特別喜歡學習西藏語言和文學。因為政府對學習藏語設立了新的限制，很多像她一樣的學生都遇到困難。一些人被開除，還有一些人因為抗議而被拘押。校長和一些老師也因為抗拒當局政策而被解職。這些事情讓她非常困擾。她在自焚之前說，眼下的狀況讓她生不如死。

更多的抗議和自焚導致當局對藏人生活實施更嚴厲限制，尤其是對藏人在自己土地上的旅行限制。

在北京的藏族作家唯色說：青藏線有檢查站，第一個檢查站就要檢查我們的身份證等等。警察發現我的身份證寫的我是藏族，他就要進藏許可證明。他說「你是藏族，需要進藏許可證明。」我就非常驚訝，我就說：「我回拉薩，我的家人在拉薩、我的母親在拉薩。」他說：「不行。你得要進藏許可證明。」我們有兩個車，一共八個人，八個人裡面只有我一個是藏人，其他包括我先生都是漢人。那個警察說：「他們可以進，你不能進。」我使我特別感覺到，作為一個藏人，你不能回自己的家鄉，不能回到藏地，這非常諷刺。

事實上，北京對西藏採取有別於其他地區的管理方式由來已久。

在北京的中國作家和學者王力雄說：大陸社會它的自由化程度隨著經濟的發展和市場的發展以及沒有民族控制的需要，所以全民控制和全面的壓制是短時間的。但在藏地，它是一個持續不斷的，一直持續下去的。這種時候體現出一種文革式的風範就特別明顯。對於中共來講，多少年來在治理西藏方面，一直沒有找到真正有突破性的辦法。

到了2012年春季，自焚幾乎遍及所有藏族地區，並最終出現在西藏自治區首府拉薩。2012年5月27日，兩名餐館員工，25歲的達吉和19歲的多傑才旦在西藏聖地大昭寺前點火自焚。1987年，曾經有藏族僧侶在這裡被毆打。達吉的一位朋友這樣回憶他。

達吉的朋友回憶道：我在2002年第一次遇到多傑。當時我們兩人都在格爾登寺修行佛法。我們成了朋友。2011年，當我在印度的時候，多傑在拉薩自焚。他是個很踏實、很可靠的人。他是個你可以靠得住，可以信賴的人。

北京指責達賴喇嘛煽動自焚事件，或至少沒有盡力阻止自焚發生。達賴喇嘛並沒有公開發表講話鼓勵自焚，而是呼籲中國認真解決這一問題。

十四世達賴喇嘛丹增嘉措說：這些自焚事件是一些內在原因的表象。我感到很悲哀。這些人決定自焚不是因為喝醉了酒，或者是家裡遇到問題，我覺得是因為他們這兩三代人遭受了太多苦難。我要對他們說點什麼的話，就必須給他們想出一些辦法。可是我拿不出什麼辦法。我感到非常難過，只能為他們禱告。除此之外，我無能為力。中共政府本來是有辦法的，但是他們總是諉過於人。這無法解決問題。他們應該現在就展開調查，看看自焚事件的原因是什麼。他們必須更嚴肅地對待這些自焚事件。

2011年11月3日，在四川省以藏族居民為主的道孚縣，35歲的僧尼班旦曲措成為第二名自焚的女性。她在自焚的時候高呼口號，呼籲達賴喇嘛返回西藏，並在身陷火焰的時候巋然不動，以此表達自己的意志。

班旦曲措的鄉親洛桑晉巴表示：在她自焚的兩天前，班旦曲措對另外一名尼姑說，中共政府加緊了對我們的壓制，越來越多的自焚事件讓她難過。她不知道達賴喇嘛什麼時候才能回到西藏。她還說，只有達賴喇嘛回到西藏，這裡才會有和平。她在自焚的時候，帽子裡放著達賴喇嘛和噶瑪巴活佛的照片。她在身上著火的時候仍然雙手合十，不停禱告。這些我們在視頻上都可以看到。

大多數自焚藏人都是普通的僧人、尼姑、農民、學生或者家長。但其中有兩起自焚事件的影響格外深遠。一次是在青海省達日縣發生的。當地一位倍受尊重的宗教導師索帕喇嘛在2012年1月8日自焚。40多歲的索帕喇嘛生前從事修建學校和其他方面的社會工作。在自焚前，他攀上當地一座山頂焚香並散發傳單。他對人們說，他自焚並不是為了個人的榮耀，而是為了西藏和藏人的幸福。

另外一起震驚藏區的自焚事件於2012年10月13日發生在甘肅省。這次事件也不符合中共政府關於自焚者年輕、有心理問題、誤入歧途的宣傳。旦丁多吉是西藏地區一位倍受尊敬的年輕轉世喇嘛的祖父。他本人也在西藏享有崇高聲譽，被視為西藏社會的精英。旦丁多吉在抗議中死去。成千上萬名藏人參加了他的葬禮，為他禱告，並表達敬意。

在紐約的藏族作家，《卡貢》網站的編輯頓珠扎西說：在西藏，人們對自焚表現出團結一致的立場。這也顯示出對自焚的支持。比如，來自西藏同仁縣的自焚者索南達傑，他去世後不僅來自同仁縣的藏人，來自果洛、青海和阿垻縣安多地區的藏人也來表示支持。他們還給索南達傑的家人捐獻了大量的金錢。除此之外，儘管他是一個普通公民，他的火葬儀式是在一個傳統上只為高僧大德進行火葬的地方舉行的。所有這些都顯示出自焚不是一種只和個人、家庭或者某一地區有關的事件，而是和整個西藏相關聯。

中共當局把自焚日益增多歸咎於「達賴集團」和境外勢力，其中也包括西藏流亡政府和任何反對中國西藏政策的人。

中共外交部發言人洪磊表示：這一段時期，在中國的有關地區發生了一些藏族人員的自焚事件。從目前偵破的許多起自焚事件來看，其背後很清楚，是達賴集團在進行唆使、蠱惑和策劃。有關法院今天宣判的這些案子，也充分地表明了這樣一種唆使和策劃的背景。有關人員為了配合達賴集團搞分裂祖國的圖謀，不惜將無辜的人員推向自焚之路，走上不歸之路。這嚴重地違反了中國的有關法律。

洛桑森格博士在2011年被流亡藏人推選為他們的政治領袖，接替了達賴喇嘛下放的政治權力。他對這些指控做出了回應。

在印度達蘭薩拉的西藏流亡政府領導人洛桑森格表示：由於嚴酷的現實，我們不鼓勵在西藏境內舉行任何抗議活動。只要你參加抗議，你就會被逮捕、被關進監獄，並往往會受到折磨虐待。我明知這樣的後果，怎麼還會鼓勵任何形式的抗議呢？儘管如此，我們的立場是，西藏一出現抗議活動，我們就有責任與他們團結一致、支持抗議者的表達的願望，因這是為西藏和藏人表達的願望。

但是，滿足西藏人的訴求並且謀求地區穩定可能並不符合西藏和擁有藏族自治州的那些省份的執政者的利益。

在北京的中國作家和學者王力雄說：他們很善於「把壞事變成好事」。對他們來講，一方面這個事情出現了，他們把責任推乾淨。同時，他們又要利用這樣的事件，為自己擴大權力找到理由和根據。既然你看，境外勢力如此進行操縱、策劃和破壞，更說明我們的維穩，我們的鎮壓，是非常重要的。所以需要中央更多地撥經費，擴大我們的權力，提高我們的地位。這不就成了「吃反分裂飯，升反分裂官，發反分裂財」這樣一個官僚集團的邏輯。

至2012年秋，自焚事件急劇增加，僅11月份就有27起。國際社會呼籲中共政府處理在西藏出現的問題。

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皮萊敦促北京，解決西藏人民長期的積怨，這種不滿導致抗議和自焚事件升級。她說：西藏社會穩定將永遠無法通過嚴厲的安保措施和壓制人權實現，必須解決深層問題。

歐盟發表強烈的聲明，支持聯合國的立場。

美國敦促中國通過與達賴喇嘛對話來尋找解決西藏問題的方法，並調整其在西藏的政策。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盧嵐表示：美國希望自焚這類悲劇事件不再發生。中國的一些政策引發緊張關係、威脅了西藏人獨特的宗教、文化和語言認同。我們繼續在公開和私下場合敦促中國各級政府調整在西藏和藏區的政策。

面對國際社會對西藏問題的擔憂，中共政府的回應是：西藏是中國的核心利益，不容外界干預。中共政府稱，在西藏投資了數十億美元，改善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建立了學校和醫院，極大地改善了西藏高原上的基礎設施。

哥倫比亞大學現代西藏研究項目主任羅伯特•巴尼說：我們必須要承認並讚揚藏區在過去二、三十年來，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進步是毫無疑問的，但是政治上是失敗的。一部分原因是一味地追求經濟發展。中國人的做法好像是，只有一種發展模式、一種現代化模式，那就是GDP增長和基礎設施發展。於是他們將這種做法強加給藏人。中國人本來不一定要如此。他們本可以把藏區作為一種人力資源來發展，人的潛能增長，更好的教育、技能訓練。這樣做經濟增長速度可能低一些，但是可以避免很多問題。但是問題根本在於，中國共產黨好像在文化問題上歷來一籌莫展。或者說，無法處理好與中華民族主流文化不同的文化。這尤其體現在宗教上。他們似乎無法有效地理解有宗教信仰、或者是在更深程度上珍視文化的人。這可能是共產黨一直引發衝突的深層問題。共產黨一旦被視為進行文化侵略，他們的經濟成就立刻變得一文不值。1994年西藏工作座談會上中共作出的對達賴喇嘛進行人身攻擊的決定與這些都有聯繫。他們在80年代沒有這樣做，文革後也開始一直沒有這樣做。中國人一旦這樣行動了，他們便立刻失去了與西藏人民建立成熟、開放關係的任何可能。他們的經濟政策實質上已經毫無意義。

在北京的中國作家和學者王力雄說：所以，藏人有時會這樣說：你們給我們做了九十九件好事，但是最後一件是要殺了我們，難道我們會感謝你嗎？他說的這個「要殺了我們」就是要扼殺他們的宗教。到底怎麼扼殺他們的宗教呢？再舉一個更具體的例子：你每天給我吃、給我喝，但你每天要罵我們的父親，甚至要讓我自己來罵我的父親，我能高興嗎？對於藏人來講，達賴喇嘛是比父母親還要親的人。所以，對他們來講，你想想，不能簡單地只用經濟上的滿足就能使他們感到幸福。

中國官方媒體把自焚者形容為易受影響，又缺乏自信心的年輕人。媒體說他們有社會和家庭問題，很容易受到來自美國之音等的新聞媒體播放的圖像的影響。

中央電視台還提出有人選擇自焚來結束自己生命的另一個原因，並把矛頭指向那些被控鼓勵自焚者的人意在將西藏從中國分離出去。

中央電視台「對話」節目時事評論員高志凱：我認為最近的這些事件讓人震驚並敲響警鐘。我想最近的報導實際上揭示出這類事件正接連發生。我想那些進行自焚的人他們自己也是受害者，因為他們受到他人的擺布。這些自焚者失去了他們的生命，但是那些操縱他們的人，那些造成這類事件發生的人卻想活著，想過奢華的生活，他們想讓別人去死。

2012年8月，中共當局在全球發起媒體攻勢，下令宣布自焚行動為非法，甚至懲罰為死者祈禱和超度的人。數百名藏人被捕並被判重刑，一些人被判死刑。這些嚴厲的懲治行動以及中共政府對歷史上被西藏人民奉為領袖的達賴喇嘛的持續攻擊，進一步影響著藏人如何看待自身在中國的處境。

中共外交部發言人洪磊表示：有關人員對他們的罪行供認不諱。我們希望，通過這樣一些案例的宣判，國際社會應該認清達賴集團在自焚事件後面所採取的這樣一些陰險、惡毒的手段，來譴責他們的罪行。

美國國會與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的史蒂文•馬歇爾說：中共外交部發言人12月初很具體地說到，西藏問題與人權、文化、語言和宗教沒有關係。而這恰恰是藏人認為的問題所在。我還想說，這也是政治上的癥結所在。一方面，既然中國現在認定了這個立場，認為西藏問題與人權、政治、語言、宗教和文化無關，那它就一定與別的什麼因素有關。他們就會把這個「別的因素」指向境外，就是他們所謂的「達賴集團」。中國的黨和政府把與達賴喇嘛有關的組織和個人都定性為達賴集團，不一定意味這是達賴喇嘛本人。但是，他們會把這個境外組織定為藏區發生的所有壞事的罪魁禍首。為了證明這個說法，當局就必須指出嫌疑人，並將他們投進監獄。他們聲稱這些人勾結境外勢力，密謀從事違法活動，這要經過一個指認的過程，然後他們就會覺得自己掌握了達賴集團罪責難逃的證據。只要中共當局不願考慮以更寬廣的視野看待這個問題，他們就不會認識到，深層的因素是，藏人如何看待自身的遺產、文化、語言和宗教。

西藏流亡領導人在對待自焚者的願望問題上表現得謹慎和有分寸。

在印度達蘭薩拉的西藏流亡政府領導人洛桑森格表示：他們在自焚時舉的標語，或留下的遺言，或給親朋好友留的信，從這些信息里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兩條要求和願望，就是：達賴喇嘛尊者返回西藏，西藏人民獲得自由。我認為，這是境內藏人的願望，這一點已經得到廣泛的證實，也已經被境內外藏人所普遍接受。

自焚者表達出的痛苦和掙扎讓許多藏人感到深深的挫折。一些藏人把自焚看作是結束中國人統治西藏的呼聲。

在美國田納西州的藏族作家嘉央諾布說： 西藏自焚者的訴求是絕對清楚的。他們最主要的要求是西藏獨立，這是明確的。藏族尼姑桑傑卓瑪甚至在自焚前寫在手上，還拍了照。她寫的是：西藏是獨立的國家。其他人也留下了這方面的遺言。但我認為，他們許多人總體上所說的要求達賴喇嘛重返西藏的訴求，也必須用這個角度來看待。必須要看到，這個要求不只是要讓一個宗教領袖回到西藏，而是還要讓西藏的主權領袖、藏人的王回到他的獨立祖國。這絕對是西藏人所要求的。他們從一種具有象徵意義的途徑做出要求。這和南非人民要求釋放曼德拉是一回事。非洲人民不只是要求釋放曼德拉，而是要讓南非獲得自由。當西藏人呼籲達賴喇嘛返回西藏的時候，他們要求的是讓西藏獲得自由。

在北京的中國作家和學者王力雄說：現在自焚也在被一些方面解讀為對西藏獨立的一種訴求。如果將來的自焚真正被定義為對西藏獨立的呼喊、一種訴求，給戴上這樣一個符號的話，任何想從獨立的位置上轉向或後退，那都是對死者的一種背叛。所以我覺得，這是未來漢藏關係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岔路口。能不能把自焚的問題解決好，這對未來漢藏關係會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根據目擊者的表述，自焚者發出的最多的吶喊，是在被熊熊火焰包圍的時候，喊出：「達賴喇嘛返回西藏」和「我們要自由」。有19名自焚者以詩歌、錄音和書面形式留下了較為完整的遺言。

但是，只有青海稱多縣扎多鎮21歲的阿旺諾培，在和友人丹增克珠自焚後，留下一段視頻。

阿旺諾培說：如果我們沒有了自由、文化傳統和語言，這將是我們的恥辱。我們絕對要學習自己的語言和文化。作為一個民族，自由、語言、宗教傳統是必需的。我的朋友，要是失去了語言，我們藏族還算什麼？我們該叫自己中國人還是西藏人？謝謝你。我是好不了了。我的心中只有一個願望：我希望我們的民族被人看得起。我的朋友，除此之外，我別無他求。

阿旺諾培於2012年7月30日死亡。

2009年以來已有超過110名藏人自焚。至少有100多名已被證實死亡。大多數倖存後被收押者的命運仍不得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