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圖為晚年顧頡剛 |
百科名片
圖片：顧頡剛(網絡資料)
顧頡剛，歷史學家、民俗學家，第一屆中央研究院院士。他是歷代疑古辨僞思想的集大成者，不但反對崇拜帶有深厚儒家色彩的歷史傳統，也反對大漢族主義和實用主義。顧頡剛創立「古史辨學派」深受胡適、傅斯年等掀起的新文化運動的影響，他說：「要是不遇見孟真和適之先生，不逢到《新青年》的思想革命的鼓吹，我的胸中積著的許多打破傳統學說的見解也不敢大膽宣布」，「總括一句，若是我不到北京大學來，或是孑民先生等不為學術界開風氣，我的腦髓中雖已播下了辨論古史的種子，但這冊書是決不會有的」。而一般的中國青年學生知道顧頡剛這個名字，僅僅因為顧頡剛是一個被魯迅痛罵過的人。
歷史學家一般都勤於記日記。《顧頡剛日記》始於一九一三年，終於一九八零年，共六百萬字，是一部內容極其豐富的原始史料。余英時指出：「就我所讀到的近代學人日記而言，祇有《胡適日記全集》與《吳宓日記》正續兩編份量略與之相埒。」余英時為整理出版的《顧頡剛日記》寫序，洋洋十萬言，成了一本獨立的小書。以「未盡的才情」名之，「才情」一詞，包含兩個方面：一是才，二是情。以「才」而論，顧頡剛一生最重要的學術成就都是在一九四九年之前完成的，一九四九年之後險惡的政治環境讓他無從治學，至多就是為毛澤東標點一批古籍而已。以「情」而論，顧頡剛對譚慕愚「纏綿悱惻」的愛情，前後綿延半個世紀。這段單相思的精神之戀，一改人們對顧頡剛固有的「迂腐書生」之印象。不過，兩人的性情與經歷少有交集，註定不會有任何結果：鼎革之後，顧頡剛半推半就地進入中共的學術體制之內，在家人的壓力和個人功名心的驅使下，逐步放棄獨立思想，趨同於當政者，依然不免遭受鄙視、羞辱和迫害;而譚慕愚當年被聞一多形容為「Chinese Jeanne d』Arc」(中國的聖女貞德)，作為民盟的核心人物，積極參與「聯合政府」，卻在「反右運動」中被打成「右派」，但她面對毛澤東的巨大威勢「仍強硬不服罪」。還是女子比男子更加堅韌剛強。
你遭遇的是「亡國」，還是「亡天下」？
在三十四年代的歷史學界，較為左傾的學者有陳垣、呂思勉、翦伯贊、吳晗等人，較為右傾的學者則有傅斯年、錢穆、陳寅恪、顧頡剛等人。顧頡剛一度是國民黨員，受到過蔣介石接見，與國民黨文化和教育部門的諸多高官關係良好。他曾考證出大禹的生日為六月六日，國民政府遂訂六月六日為工程師節。
抗戰勝利之後，顧頡剛對中共與蘇聯配合而分裂中國的種種行動深惡痛絕。日本投降後第五天，他便在日記中寫道：「共產黨跋扈鴟張，存心割據，要日軍向彼投降，要自己選出代表參加聯合國會議，要美國對國民黨政府停止租借法，簡直要使中國立刻分裂。國民新逢勝利，正謂兵革無懼，乃內戰又如箭在弦上，苟非別有心肝之人，無不痛恨共產黨者，此真有禍中國也。」兩個多月後，他又分析國內政治情勢說：「國民黨唯知保守自己地盤，固已腐化。共產黨欺騙民眾，攫奪地盤，亦為惡化。各黨各派及民主同盟不過乘勢造成自己地位，為渾水摸魚之計，所求者僅為自己作官耳。今日政黨如是，民眾之痛苦可知。」
一九四九年，國民黨敗局已定，顧頡剛一度也想赴台，因家累太重未能成行。他閒居於上海五年，一方面新政權對他頗為冷澹，另一方面他也對新政權心存疑慮。受傳統文化影響，他希望新政權能夠「行仁政」，而毛澤東決然地宣布「不行仁政」，於是，他在日記中記載了新政權濫殺無辜的情形。如：「浙江崇德，一三等縣耳，而槍斃地主至百餘人，則全國二千縣，所殺者當逾二十萬。」、「聞三五反期中，上海商人之跳樓者達八千人。」、「解放後四川死者者二百萬人以上，除地主外，凡幫會中有力者皆死，鄉鎮長無一免者。」
一九五四年，顧頡剛應邀北上，兩個月還不滿，他的感受竟是「苦」，而不是「樂」，聊以解憂之事是讀《梅村集》。余英時發現，在重慶的吳宓兩年前也是讀《梅村集》。吳宓以文化遺民自居，欲做顧亭林不得，只好降格為吳梅村。一九五二年，吳宓被迫撰文批判胡適，內心極為痛苦，中秋節作詩自嘲，其中有「心死身為贅，名殘節已虧。逼來詛楚狀，巧作絶秦資」之句。因「學生皆讚揚蘇俄社會主義，並歌頌史達林」，吳宓沉痛地預言：「今後中國將永非華夏五千年文明之國矣。」依照顧亭林「亡國」(改朝換代)與「亡天下」(異族文化征服中國)之辨，吳宓自以為所經歷的是後者，因為他認為中共為蘇俄之前驅，中國亡於中共猶如亡於異國。
這種感覺，在顧頡剛的身上恐怕更為強烈。對此，余英時追問說：「顧參加過國民政府的制憲與總統選舉，復當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如今北上進入新政府系統下的科學院，他難道完全沒有一點舊朝換新朝的感覺?」顧頡剛在日記中頻頻將自己描述為「被征服者」，「被征服者」的屈辱心態，與當年明朝覆亡之後，不得不與滿清異族統治者敷衍周旋的吳梅村何其相似!
《一九八四》提前到，半生為奴究可哀
一九五零年年初，友人汪叔棣來訪，顧頡剛在日記中寫道：「叔棣來，謂共產黨有三個原則：謊話即真理，奴隸即自由，戰爭即和平。渠即赴香港，吸取自由空氣矣。」余英時解讀說：「最後一句話最值得玩味，我們不難想像他當晚失眠時的心情。」顧頡剛未嘗不羨慕友人遠赴香港，躲避已經開始張牙舞爪的新政權，而他本人卻進退失據、無可奈何。此種境遇，有點像當年因家累太重，不得不留在北平，以至於落水當了漢奸的周作人。
讓我更為驚訝的是，汪叔棣所談及共產黨之「三原則」，正是奧威爾《一九八四》中的名言。《一九八四》是奧威爾所寫的一部政治諷刺小說，創作於一九四八年，出版於一九四九年。書中講述了一個令人感到窒息和恐怖的、以追逐權力為最終目標的未來極權主義社會，通過對這個社會中的一個普通人溫斯頓·史密斯的生活描寫，投射出現實中正在興起的極權主義制度的本質。《一九八四》與赫胥黎的《美麗新世界》和扎米亞京的《我們》並稱為二十世紀三大反烏托邦小說。在奧威爾去世前七個月，他在一封信中如此解釋寫作此書的初衷：「這本書的場景放在英國，是為了強調英語民族並非天生比其他民族優秀，並且，如果不與極權主義做鬥爭，它將無往不勝。」在奧威爾去世後，共產極權主義裹挾半個世界的世界格局被其不幸言中。
《一九八四》這本書進入更多的中國讀書人的視野，卻要等到在半個多世紀之後，中國已然一一上演過書中描述的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了。而在當時，在這本小說出版之後短短的幾個月內，居然有中國知識分子同步閱讀到，並摘錄出該書的精髓之處互相分享，讓我不禁歎為觀止。我更有了強烈的好奇心：這位目光如炬的汪叔棣是何許人也?原來，汪叔棣曾任《申報》特派員，二戰期間赴英國倫敦工作。他曾親自目睹東方戰場，親歷盧溝橋事變和滬淞抗戰，並目睹歐洲戰場、非洲戰場的戰況。他勤於觀察、搜集、記錄、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史料，在顧頡剛的督促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不到半年的時間裡就寫出了全球最早的一本《第二次世界大戰史》。這樣的經歷、學識與視野，使汪叔棣在《一九八四》剛一出版，就注意到了其獨特的價值，並迅速將書中的批判對象與正在席捲中國的共產黨聯繫起來，所以稱之為先知亦不為過譽。
「一九八四」提前降臨中國——中共奪取政權與《一九八四》的出版是在同一年。顧頡剛在共產黨統治下生活了三十一年，「老大哥」的眼睛始終盯著他，可謂「半生為奴」。一九五四年，他接受科學院歷史一所的聘任北上，科學院出資幫他將藏書運到北京，並分配給他一處寬敞的房子。顧頡剛「一生好書，節衣縮食地買書」，所以安置書比安置人更優先考慮。當他為此去感謝當局的安排時，歷史所所長尹達卻毫不留情面地對他說：「我看你就害在這幾百箱書上了!」此後，顧頡剛一直認為北大歷史系畢業的、也許上過他的課的尹達，對他抱有極深的成見。殊不知，尹達的反應即黨的反應，正如尹達自己所說，「我只知執行黨的政策」。可見，在共產黨眼中，顧頡剛引以為傲的學術根本一錢不值。留下他來，一是對外有一定的統戰價值，比如讓他寫信給在香港的錢穆，勸錢穆回來;再就是他精通古典文本，「毛看中的不過是有關文本處理的技術部分」。
勉為馬前卒，夢見毛主席
余英時發現，一九五四年定居北京以後，顧頡剛的日記和上海的五年劃下了一道清楚的界限，其中再也找不到「反蘇」、「反共」的記載了。余英時分析說：「與其說這一界限象徵了一種思想上的變動，不如說它精準地折射出他的生活世界徹底改變了。在上海的時期，他游離在體制之外，日常生活中接觸到社會各階層的人，因此經常聽到種種雜音。入京之後，他已歸屬於一個固定的『工作單位』，平時來往的都是同一類型的人，所關注的也是同類人共同面對的問題。」這就是單位制度的可怕之處。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再沒有自由業者，再沒有黨掌控之外的大學和學術機構，國家宛如一塊巨大的磁鐵，將人民當作無數細小的鐵屑緊緊吸附在其上。連陳寅恪都無法抗拒這一「舉國體制」，更何況性格內斂而軟弱都顧頡剛呢?
對於顧頡剛而言，除了單位的控制以外，更大的壓力來自於家庭。他的續絃妻子張靜秋及其兄長張雁秋與國民黨關係深遠，當年都曾有意競選國大代表。五十年代初，張雁秋在「鎮反運動」中被捕，判處勞改十二年。從此，張靜秋成為驚弓之鳥，一有風吹草動便心驚肉跳。她更不斷逼迫顧頡剛追求「進步」。顧頡剛未能入選科學院學部委員，張靜秋遂責罵不止，顧頡剛只得在日記中感嘆說「生當此世，人人自危」。到了「文革」爆發，四個兒子均與之劃清界限，冷若冰霜，妻子甚至出手毆打，日記中有記載「靜秋打予五次」。眾叛親離之下，顧頡剛沒有像老舍那樣自殺，已是不幸中之萬幸。
從顧頡剛的日記中可以梳理出他與黨及領袖關係的演變軌跡：從被動依附到主動投靠、從附和謊言到大聲頌揚，這是一個由量變影響到質變的過程。一開始，顧頡剛還要振振有詞地為自己的「不進步」辯解：「以餘年齡之長，精力之差，業務之忙，家累之重，何能多看新書;即看新書，亦未必有進步。若實未進步而表面冒充進步，以期當局之賞識，此乃投機分子所為，非予良心所安，且予之品性亦實不能為也。」然而，進入六十年代之後，他的日記中便很少出現「良心」和「品性」二個詞彙。因為，在這個樣的時代、這樣的社會，越是有良心和品性的人，越是難以活下來。
顧頡剛與毛澤東同齡，二十年代，他已名滿學界，而毛尚是流寇一個;但此時此刻，毛是「社會主義陣營」的領袖，而顧只是「奮力進步的遺老」。一九六三年，他在日記中寫詩為毛祝壽並全家吃麵慶祝。一九六七年，他在日記中記載：「余夢見毛主席已不止一次，而昨夜之夢特長，毛主席來我家，溫語良久，同出散步。此固幻想，但足徵予參加運動十個月，對毛澤東思想已漸漸接受，思想改造已有端倪，彌可喜也!」余英時認為，這些細節都是顧的「真情流露」，顧對毛已「心悅誠服」。但在我看來，這些表達未必就是顧內心深處的真實想法。當年友人汪叔棣告訴顧的共產黨的「三原則」，顧不會那麼容易就忘記了。顧頡剛在外邊的會議上和在日記中大肆頌揚毛，更多是一種他曾經不齒的「投機分子所為」。在此意義上，與其說毛澤東贏得了「天下歸心」，不如說毛用暴政讓大部分人不得不過著「口是心非」的、雙重人格的生活。這此意義上，顧頡剛的悲劇，也是中國幾代知識分子至今仍然在重演的、共同的悲劇。
余英時《未盡的才情：從顧頡剛日記看顧頡剛的內心世界》，台灣聯經出版，2007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