備受國內外矚目的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即將召開。雖然最近中國官方實施的大規模網禁行動被海外媒體和中國民間大力抨擊為全會前的「倒行逆施」，但最新釋出的中國各級法院將獨立於各級政府之外運作的體制改革方案，以及中共領導人有關進一步啟動體制改革的講話、非官方的政改消息均不絕於耳，故大多數中外媒體和中國民間還是認為：不管中共願意不願意，三中全會都將部分啟動政治體制改革。
今日的中國在政治架構、社會環境及改革難度與中國歷史上幾次著名的變法並無根本區別，只是「黨天下」取代了家天下，當權的太子黨和壟斷了國有企業的既得利益集團取代了世襲貴族、門閥和士大夫階層，廣大民眾依然沒有參政權和議政權。
以中國歷史上著名的「商鞅變法」為例，有一國之君的鼎力支持、以商鞅式的鐵腕實施，尚歷時十九年才得以完成。習李面對的難題是：他們沒有秦國秦孝公一言九鼎的權威;「夷狄」秦國的貴族、門閥和士大夫階層的勢力當時仍比較弱小。面對高高在上的王權，他們即使反對變法也無可奈何。但如今中國的太子黨和既得利益集團關係盤根錯節，早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體兩面。他們在政治/經濟利益上一榮俱榮、一損俱損，自然不願「退出歷史舞台」。更重要的是：政治上對立的習近平和薄熙來都既屬於太子黨，也屬於既得利益集團，這使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更加錯綜複雜。
值得注意的是：商鞅的變法是分兩次進行的，第一次始於公元前三五六年，第二次始於公元前三五○年。如果以史為鑑，將鄧小平開創的經濟體制改革作為第一次改革，則中國急需實行第二次的政治體制改革。
歷史已證明：急於一蹴而就的變法猶如服食猛藥後瀉肚子，治不了病，反傷了身體。百多年前「戊戌變法」的失敗，與光緒皇帝急於求成大有關係。光緒皇帝在「百日維新」的一百天內連下一百多道改革變法的詔書，以致地方官員剛剛接到上一道詔書，還沒來得及實施，甚至還沒有「在思想上達成一致」，第二道詔書就到了。地方無法迅速一一實施，最終搞得怨聲載道，變法不夭折才怪。
國內有數位「體制內」的重要智囊早就振聾發聵地提出：中共若不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只有五到十年的執政壽命。習近平和李克強被時代推到了歷史發展的一個重要拐點。習若不想成為中共執政的「末代主席」、李若不想成為中共執政的「末代總理」，既要有時不我予的改革緊迫感，卻也不能如光緒那樣急於求成，壞了改革的大事。另外在中國，偉大的改革者大都與盜火者普羅米修斯一樣下場悲慘：商鞅被車裂，王安石被流放，張居正則不僅人亡政息，死後兩年就被「追奪官秩，查抄家產，甚至要斫棺戮屍」;最近的例子更有被迫下台、鬱郁而亡的胡耀邦和被軟禁至死的趙紫陽。是在其位謀其政，成為「時勢英雄」，還是患得患失，心中老想著前車之鑑胡耀邦和趙紫陽，全在習李的一念之間，卻決定著十三億人的未來，更部分決定著世界的未來。
文章來源：《爭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