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覺先經常到安子文家裡去，安子文也經常到鄧覺先家去。中央有事情，要找安子文沒有找到，就到鄧覺先家去找。多數時候能在鄧覺先家裡找到安子文。安子文要出差，都是從鄧覺先那裡走，他出差回來，也先到鄧覺先那裡去。安子文出差在外，他什麼時候回來，鄧覺先都知道。要了解安子文的事，或者想知道點什麼消息，就找鄧覺先，問鄧覺先，准能知道。
還有一次，鄧覺先對我講，我還沒有和吳溉之結婚的時候，她和鄧覺慧經常到吳溉之家裡來。吳溉之也對我講她們的情況。我們兩個戀愛，結婚，難免會問他，以前有沒有接觸過別的女人，和什麼樣的女人來往呀，一家人嘛，總要談談家常。吳溉之說，她們姐妹二人過去就經常到我家來，一來，一定在這裡吃中午飯。有一天吃過中午飯，要睡午覺，鄧覺先就跟吳溉之說，是讓她跟吳溉之睡，還是讓她妹妹跟他睡?吳溉之說，我一個都不要。讓她們倆到另一個房間去睡。至於實際情況，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管，那都是我們兩人認識以前的事情，我不操那份心。我也問過吳溉之，你為什麼不和鄧覺慧結婚呢?吳溉之說，第一她不是黨員，我有些文件必須保管好，第二她太年輕，第三她已經結婚了，還有孩子。所以他不同意。可是，我們兩人結婚以後，鄧覺慧還繼續到我們家裡來過。
鄧覺先還跟我講，她現在住的院子(在中組部斜對面)，既寬敞又漂亮，是安子文給她安排的。從前的房子，則是另一位中央領導人給她找的。這位中央領導62年下去了，他下去以前，常常找她去跳舞，他是個舞迷，跳到深夜都不回家，從來也不帶他的夫人出面。鄧覺先說，「那時跳舞跳得很厲害，找我的人比現在更多。我住的那條胡同，來我家的小車都得排長隊。」為什麼搬家，當然有很多原因，其中之一是，她家裡客人來往多，原先那個院子所在的胡同小，有時候她家來客人來多了，車子都擱不下，一直要停到大街上，還要警察來安排指揮。
我對她的了解逐步加深，我就對鄧覺先產生了懷疑。她的丈夫本來是我們的一個統戰對像，國家對他們一家人都有照顧，她在測繪局工作，管管資料，上下班都很自由，生活條件很優越，她有什麼必要這麼繁忙地在目前的這個黨政要員的圈子裡活動，與這麼多黨的高級幹部周旋?而且，她和安子文的關係搞到這種地步，幾近於公開?
這段時間，有一位給首長開車的司機(名字我記不清了)，也和我講了很多關於鄧覺先的事，他經常開車拉著她跑來跑去，她與什麼人交往，和什麼人有密切關係，和什麼人好呀，都瞞不過司機去。再說，中央幹部的司機們，也是經常相互打交道的，直接間接地就知道了很多事情。這位司機對我說，這兩個女人可壞了，特別是那個姐姐，淨挑撥老幹部鬧離婚，何某某就受過她的挑撥。還有，前幾年，一個中央領導常常和鄧覺先跳舞，從來不帶自己的夫人，那房子也是中央領導給她找的。這位中央領導下去了，她又抓住安部長了……
這些事情我弄不清楚，也不敢跟別人說。我就跟吳溉之說了我見到的和聽到的有關鄧覺先的情況，要他提醒一下安子文，吳慨之說，現在說這些已經晚了，說了也不管用了。我就說，你和安子文這麼熟，你為什麼不能早提醒他?吳溉之說，都是好朋友，這些事情，開始是不好意思說，等到後來，木已成舟，就是說也沒有用了。
這時已經是1966年初春。中央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揭發批判彭真，這件事情，在正式向下面傳達以前，我也是先從鄧覺先那裡聽說的。她還能說出中央會議上的具體情況，誰誰怎麼發言了，等等。她說，安子文是中央組織部長，對於彭真等人的揭發材料，都是安子文直接掌握的。鄧覺先顯然是從安子文那裡得到了信息。這就更增加了我的憂慮黨的機密，都讓鄧覺先這樣的身份不明的人得到了，這怎麼得了?
還有一次，也是3、4月間，有一天，鄧覺先打電話來，說是邀我和吳溉之到她那裡去打牌，她說，已經約好了安部長。我們正要出門，吳溉之的單位打了電話來，說中央監察委員會要開會。於是，就打了個電話給鄧覺先，說我們去不了。可是，馬上又接到了單位通知，說會議延期了。我和吳溉之就坐車到鄧覺先家裡去，沒有再通知他們。因為是老熟人，到了鄧家，直接就進去了。我們在客廳里等候，就看見安子文、張仲瀚和鄧覺先三個人在裡面的房間裡對什麼東西又捂又蓋的，神情很是緊張，還有些鬼鬼祟祟的。他們是不是在一起掩藏什麼東西?這就更加重了我的懷疑。
我心裡的疑團越來越重，但是，到底是怎麼回事，我還是弄不明白。
幫忙幫忙，越幫越忙
我自己百思不得其解，就想找人幫我分析一下情況。沒有想到，幫忙幫忙，越幫越忙。
有一天，我去找楊惠文，想聽聽她對這件事情的意見，在她家裡，我就和楊惠文講了這件事情，請她幫我分析這種情況，和我應該怎麼對待處理它?她的丈夫白介夫(當時擔任中國科學院石油研究所的所長)也在場，他走進我們談話的房間，一聽我講這些事情，他就不走了，坐下來聽我的講述。
這麼重大的事情，為什麼我會找楊惠文商量呢?
我和楊惠文在1937年就認識了，在華北抗日軍政幹部學校，我住在山上小廟裡，她比我們到得早，住在學校里，但是和我一樣，她也是在等第二期開學，我們都是第二期的同學。從那以後，我們在工作中，動不動就遇到一起，總也分不開。
我從太南遊擊隊第五支隊調到屯留北方局黨校學習，她也正好被調到黨校學習，我們又成了同學。
學習結束後，我們又一同被分配到晉豫地委，我在晉城工作，她是在陽城工作。
我調到中條山的時候，我在平陸縣燕家山，她也調到了中條山垣曲縣委工作，又常常在地委開會見面。
在晉西事變中，我們又都住在垣曲的八路軍兵站，李哲人把我們兩人關在屋子裡，不許外出，怕讓別人知道我們的身份，他計劃是等形勢緩和後繼續派我們在犧盟會裡掩蔽下來做工作。一天到晚地，沒有什麼地方可去，我們兩個人朝夕相處，相知甚深。
後來，我們兩個一塊兒過黃河上西安，準備到延安去。在延安，我們又是一起在中央黨校學習，我們又是同學。那時，她已經結婚。後來，1942年延安整風以後，我回到中央黨校六部，她也回了中央黨校六部。
1960年，我調到北大，她也調到中科院，就住在中關村，離北大近得很，還被派到北大來搞社教運動。我調到北大以後，常常到她家去，隔不了兩三天就去一次，幾乎是天天都見面。真是命里註定，難捨難分，我們並沒有刻意要怎麼樣，命運卻總是一次又一次地讓我們相逢。
就這樣，幾十年的戰鬥友誼，總是不約而同地遇到一起，真是難得。她比我年齡大，拿我當小妹妹，我也愛聽她的話，我們是無話不說的好朋友，什麼事情都和她商量，聽她的話，親密得很。我們是抗戰時期就在一起工作的戰友，關係非常好，我很信任她，想讓她幫我參謀參謀，結果白介夫也進屋來聽，一聽就不走開了，聽到底了，聽我說了事情的頭頭尾尾。
楊惠文和白介夫都說，這姐妹倆，准有問題，肯定是特務。你要趕快揭發她們。楊惠文還抱怨我說，叫你不要跟吳溉之結婚你不聽，你跟他結婚，結出問題來了吧?你趕緊離婚吧，不然，連你也卷進去了。我還是像以前一樣，對楊惠文是言聽計從，她說什麼，我就得聽什麼，我說行，照她說的辦，該揭發揭發，該離婚離婚，不能把自己也陷進去啊。
回到家裡，再想這件事情，我心中很矛盾。這件事非同小可。這時候，我被陸平趕到鄉下去搞社教，陸平是不準備把我們這些人再收回北大了。我和吳溉之商量過，調離北大，換一個工作單位，我還想叫安部長給我調動工作，我要是揭發安子文，我還能再見他嗎?再一個，我要是揭發了安子文，我和吳溉之的關係還怎麼維持?離婚不離婚?這也是切身利害啊。吳溉之是個老好人，他也不看重安子文這件事，認為是一般的男女關係。我猶豫了很久，還是拿不定主意。我也弄不明白，為什麼張仲瀚會讓自己的妻子這樣?
對楊惠文夫婦講這件事的以後，我心裡還是有矛盾。一個矛盾就是，這是不是安部長上當受騙了?我曾經跟吳溉之講過，要他勸一勸安部長，跟鄧覺先不要太密切。我認為安子文是這樣一種情況，假如鄧覺先是一個壞人的話，安部長就是受她欺騙，從本質上講，一個參加革命多年的老黨員，又處在相當高的地位，他是決不會跟著她跑，決不會參加她的那一夥特務活動的。再一個，我要是揭發了安子文，我和吳溉之的關係還怎麼維持?離婚不離婚?我們的婚姻關係肯定會破裂。我已經是離過一次婚的人，不到萬般無奈，我是決不願意再離一次婚的。
我回到家裡，還在想這個事，我還沒有考慮好，沒有理出個頭緒來，猶豫不定，白介夫就和他們中科院的保衛科長講了這件事，他叫保衛科長去給公安部長謝富治匯報。白介夫要向謝富治匯報此事，事先並沒有跟我先打招呼。
這件事情正沒有頭緒，新的情況就又出現了。有個我過去認識的老同志叫郝德青的，他曾經在外交部工作，派駐國外，回國後在外交學會工作。他的女兒在清華大學上學，他到清華看他女兒，從清華繞道到北大來看我。我和他很熟悉，他和我姐姐姐夫也很熟，都是朋友，因此，我就又把安子文的事情說給他聽，想聽一聽他的意見。他一聽就說，鄧家姐妹准有問題，準是特務。張仲瀚是黨外的知名人士，如果從個人的角度講，他的工作和生活都被照顧得很好，完全沒有必要通過讓自己的老婆做這種事來謀取什麼利益，沒有必要用美人計拉攏安子文。那時候人們的階級鬥爭的弦真是繃得緊!我就告訴他說，白介夫和楊惠文讓我對謝富治講。郝德青說，不行不行，不能對謝富治講，你應該去找康生。他說，你應該跟白介夫和楊惠文講，不要去找謝富治，因為事情是涉及到安子文的，謝富治未必能有這麼大的權限干預此事。他們兩個人都是中央級的部長，一個是中共中央的組織部長，一個是國家的公安部長，謝富治怎麼好過問這樣的事?這種事情，只有康生才能管得了。郝德青和我一樣，與康生沒有任何特殊關係，他就是從黨內工作來考慮，畢竟康生是主管黨內的保衛工作，被安排在那樣重要的位置上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