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聽了他的話，真去對白介夫和楊惠文講了，不要他們去找謝富治，我自己直接去找康生。白介夫說，他已經跟保衛科長講過這件事了，至於保衛科長是否已經跟謝富治講過，白介夫也不清楚。反正，我聽了郝德青的意見，要正式地跟康生匯報。怎麼匯報?本來我還犯愁，說是康生不好找，我和他沒有什麼聯繫，是郝德青說，曹軼歐現在不是就在你們學校嘛，你給她講一下，轉告康生就可以了(這時，已經是1966年的4、5月間，曹軼歐在北大蹲點)。
不惜付出沉重代價的「檢舉」
這樣，反覆思考之後，我還是拿定了主意，為了黨的利益，革命為重，個人為輕，黨的利益高於一切;其次，我已經跟楊惠文和白介夫講過這件事，白介夫又告訴了他的保衛科長，謝富治是否知道這件事我不清楚，可是這事情已經開了頭，我也不好退卻，因此，我還是找了曹軼歐。我對她說，有一件事情要對康生匯報。曹軼歐問我，是什麼事?我簡單地說了一下情況。她說你給康生寫個字條吧，我給你轉交。我心裡慌亂得很，我想，這麼多亂七八糟的事，當面講都未必能說得清，寫報告怎麼寫得清楚?我就寫了個紙條，說有關於安子文和鄧覺先的重要情況，需要向康生匯報。這個紙條就交給曹軼歐轉交康生。
曹軼歐把我口述和書面情況交上去，康生約我去面談。是曹軼歐傳的話，說康生要與我談話。下班的時候，我坐著她的車子，和她一道去見康生。康生當時是住在釣魚台。他們都是晚上辦公，我和康生談到半夜，在他那裡吃過夜宵，喝一杯牛奶，就出來了。我從來沒有在康生那裡吃過飯，就是這一次吃夜宵。
我跟康生匯報了情況，康生告訴我，有什麼重要情況，可以隨時向他匯報，找曹軼歐就行。他說，你要繼續保持跟吳溉之的關係，不要鬧崩，要注意他們有什麼活動，你還照常到安子文那裡去，該吃飯就吃飯，該打牌就打牌，留心他們的動靜，發現可疑情況就直接報告我。你寫個條子給曹軼歐就行。
這一次見康生，康生還要求我就安子文和鄧覺先的問題，寫一份正式的書面報告。這就是常說的，口說無憑，要調查和處理這件事，要有文字報告為憑證。我從康生那裡回到學校，就捉摸著怎麼寫報告。正巧，這時郝德青又來我這裡，我自己起草了一個材料，郝德青幫我修改了一遍，定了稿，就交給曹軼歐，轉交給康生了。
我和康生談話，是在寫大字報以前，時間是在「5.16通知」傳達以前。後來，我給康生寫過兩個條子。我的一個條子就是在6月初寫的，主要是講，毛主席批示，肯定了我們的大字報，並且向全國公布以後，鄧覺先給我和吳溉之打過一個電話，說看到我們的大字報了，我們還受到毛主席黨中央的讚揚，她向我們表示祝賀，稱讚了我一通，說大字報怎麼好怎麼好。我就把這件事報告了康生。另一件事是她到吳溉之這裡來，這一次沒有打牌了，就是在一起說說話，聊聊天。我以為這是她的最新動向，我的警惕性很高，害怕其中有什麼陰謀詭計，我也向康生報告了。
這以後，到9月份，康生找我去，他說，現在查清楚了，鄧覺先是英國特務，她還有電台。更多的情況，康生不講，我不了解，也不能問。康生通知我，要我和吳溉之分開，中央要審查吳溉之。我替吳溉之分辯，說吳溉之對鄧家姐妹是有警惕性的，她們來玩來打牌，吳溉之都要先把文件鎖起來。如果要審查吳溉之(我不能說不要審查他，這是黨的決定啊!)，最好不要隔離，吳溉之年紀大了，一旦隔離起來，恐怕身體承受不了。我和吳溉之分開，不是因為感情上的原因，不是家庭內部出問題，而是這種特殊年代出現的特殊情況所造成的。因此，我對吳溉之，心裡是既負疚又無奈。我向康生表態說，既然組織上要我跟吳溉之離婚，我就執行吧。
(這就是我和吳溉之離婚的原因。我這一生，命運多蹇，連婚姻都這麼不順利。我並不是「女強人」，兩次結婚，都是希望能夠有所依靠，得到丈夫各方面的支持和幫助，希望能夠有正常的家庭生活。但是，出於種種原因，這兩次婚姻都以失敗告終。這對於一個女性來講，已經是非常痛苦和不幸了。可是，到了文化大革命中，那些反對和怨恨我的人，又抓住我離婚之事大做文章，誣衊我是「大破鞋」，進行惡毒的人身攻擊。直到90年代中期，著名學者季羨林在《牛棚雜憶》中，仍然念念不忘拿此事對我進行誹謗和侮辱，給我這無法癒合的傷口上又添新的創傷。難道，時隔30年，人們對於往事、對於歷史，仍然停留在「文革」時代的水準上，而沒有任何反思、沒有任何長進嗎?)
當時我還沒有意識到，我付出了多麼沉重的代價。
後來，還發生了一件與吳溉之有關的事情，就是關於抄吳溉之的家。在一篇關於我的文章中，有人曾經寫道，我為了換取自己的政治資本，帶領紅衛兵小將去抄吳溉之的家。實際情況是這樣的：這不是我的主動行為，而是被迫的。「文革」期間，吳溉之也被打倒了，北大的紅衛兵們要去抄他的家，就要我領路帶著他們去。北大的學生，後來擔任北大「井岡山」兵團的頭頭的牛輝林對我說：紅衛兵這回抄家抄到你的頭上了，你什麼態度?我說，抄就抄唄。反正沒有反動材料。牛輝林說，那你必須帶路，否則你就是不想讓紅衛兵抄家。牛輝林當時可能不知道，我已經與吳溉之離婚。這樣，在當時那樣的環境下，我怎麼能夠拒絕這樣強硬的要求呢?我是被迫給紅衛兵帶路的。無可奈何地，我和紅衛兵們一起坐著汽車，我讓陳葆華陪著我，把他們帶到了南長街，告訴了他們門牌號數，他們衝進去亂抄亂翻，我連汽車都沒有下去。我心中那個亂啊!怎麼說，這裡也是我曾經和吳溉之生活過的地方啊。我對吳溉之，沒有任何怨恨，離開他，當時是形勢所迫，不得已而為之的。
在吳溉之受衝擊的那段時間裡，我沒有對紅衛兵說過吳溉之一句壞話。吳溉之被單位審查批判，一位帥大姐找我談過話。我對她也沒有說過吳溉之任何壞話。我也沒有表態。關於安子文，關於安子文與鄧覺先的關係，他們與吳溉之的關係和來往，對不相干的人，我一句都沒有談過。因為這些事情不屬於單位和群眾應該過問的問題。吳溉之本人，我認為他是沒有問題的，因此，我沒有說吳溉之的任何情況。至於單位和群眾認為他有什麼問題，應該在單位揭發，我不阻攔，但也不願意聽些什麼，根本不介入。我覺得應該保吳溉之，但是，這話只能向領導談，也不必向群眾說什麼。
事隔十多年，我被捕入獄，關在北京市警局七處的時候，接受審問，專門來了一批人，就問我揭發安子文和鄧覺先是什麼事情，我就把我了解的情況講了一遍。來人沒有反駁我的話，他們走後，也沒有下文。他們也不繼續問了。過些日子，又來了一撥人，把上述問題又問一遍，我就再講一遍。
張仲瀚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衝擊，鄧覺先怎麼樣了?我一點兒不知道。現在這個人在哪裡，都不知道下文。我知道，審問我的錄音，都會拿給安子文聽，拿給鄧覺先聽，那他們能夠指出來，我說的哪些是造謠的，哪些是誣衊的，他們都沒有辦法為自己辯護啊。我沒有說錯嘛。那一段時間，我非常注意看報紙，看有沒有給鄧覺先平反的報導，我始終都沒有看到有關的消息。我從報紙上看到了有關張仲瀚的消息，說張仲瀚在文革中受到冤屈，為他平反，說張仲瀚是國民黨軍的起義軍官，為我黨做過不少工作，他搞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有功勞。可是說到張仲瀚的時候，也沒有一句話涉及到鄧覺先。我想，如果張仲瀚在文革中都受到那麼大的衝擊，那鄧覺先肯定也是在劫難逃，一定吃過不少苦頭，可是為什麼就不提到她，即使是講張仲瀚的時候，也應該提一筆呀。這件事，對我始終是個謎，事到如今，我也說不清楚，我檢舉鄧覺先這件事情，是做對了還是做錯了。審案人員就這件事情審問我的時候，他們是只問我，只聽我說，不反駁，也不肯定，到判刑的時候，我的罪狀里沒有與鄧覺先相關的內容……
這件事至今對我來說，仍然是個謎團。我到底是做對了，還是做錯了?鄧覺先和安子文的關係很曖昧，並且對安子文的工作產生不好的影響，這是可以證實的，並非我在憑空捏造。我認為，揭發安子文的違背組織原則的事沒有錯，鄧覺先到底是什麼人我不清楚，我只能把我看到的疑點說出來，結論要由黨組織來決定。但是，現在看來，安子文和鄧覺先的事情，僅僅是生活作風問題，不太可能有什麼政治背景，鄧覺先也不可能像康生說的那樣是什麼英國特務。把這種事情上升到階級鬥爭的高度，推測鄧覺先搞特務活動，這種杯弓蛇影的思維方式不止是我一個人這樣想，當時楊惠文、白介夫和郝德青也都是以為鄧覺先是「特務」的卻是應該反思的。在「文革」前夕那種特定的、階級鬥爭的火藥味越來越濃的社會氛圍中，生活問題與政治問題搞混了，過分單純的頭腦把事情想得過分複雜了，從保衛黨的純潔性出發，造成的後果卻是使當事人受到過於嚴厲的懲罰，這不但是傷害了他人，也給我的個人生活帶來新的波折，這是一個沉重的教訓。至於康生把這件事情無限擴大，整人，那就更加是走向了事情的反面，是適得其反了。
如果當時我便認識到這一點的話，我還會不會有揭發此事的動議呢?很難說。因為當時，我們做基層工作的人，不了解上層的情況，而對於下邊，即便是生活作風問題，要求也是很嚴格的。如果不是涉及工作問題，而只是生活上的一般來往，不違背組織原則的話，也許應該另當別論。
阿波羅網編者註：吳溉之1968年7月2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