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鑄倒台原因，諸如沒有象毛澤東預期那樣對劉少奇猛烈開火、試圖把群眾運動納入黨組織領導的軌道、試圖重新組織建立書記處制度、「換頭術」、與中央文革小組尤其是江青不斷發生衝突等等，已有大量文章論述，也可以參閱拙作《陶鑄之死內幕》。〔41〕
這裡我們要列舉陶鑄「倒台」的幾個關鍵因素，其中有些在以往或者被忽視，或者被歪曲。
陶鑄之所以被打倒，第一關鍵的因素當然是毛澤東。而不是像中共官方說的「林彪、江青一夥」以突然襲擊的手段把陶鑄打成「中國最大的資產階級保皇派」，並列為「第三號最大的走資派」而打倒。〔42〕
1967年1月4日，陶鑄被打倒，1月8日，毛澤東就說：「陶鑄問題很嚴重。陶鑄是鄧小平介紹到中央來的。這個人極不老實，鄧小平說還可以。陶鑄在十一中全會以前堅決執行了劉鄧路線，十一中全會後也執行了劉鄧路線。在紅衛兵接見時，在報紙上和電視裡照片有劉鄧鏡頭，是陶鑄安排的。陶鑄領導下的幾個部都垮了。那些部可以不要，搞革命不一定非要部。教育部管不了，文化部管不了，我們也管不了，紅衛兵一來就管住了。陶鑄的問題我們沒有解決了，紅衛兵起來就解決了。」〔43〕
為什麼毛澤東認為陶鑄不老實?很大程度就是因為陶鑄拜師吹鄧的話語。陶鑄拜鄧為師，其中兩個重要背景：一個是在高崗事件中鄧是告密者，二是陶鑄知道鄧是真正的毛派。在此背景下，毛澤東自然認為陶鑄是言不由衷，是「不老實」，進而認為是「反革命兩面派」。
江青、陳伯達在陶鑄被打倒的事件之中，起了一種催化劑的作用。當林彪、周恩來、以及陶鑄本人都還蒙在鼓裡的時候，他們已經知道了毛澤東要打倒陶鑄的底牌。當毛澤東還在考慮採取什麼方式來打倒陶鑄的時候，他們搶先把這一決定公之於眾。
1967年2月10日，毛澤東在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針對江青、陳伯達沒有報告中央就公開在群眾中點名打倒陶鑄這件事，批評他們：「你這個陳伯達，你是一個常委打倒一個常委!」「你這個江青，眼高手低，志大才疏。打倒陶鑄，別人都沒有事，就是你們兩個人幹的。」他還說：「我看現在還同過去一樣，不向我報告，對我實行封鎖，總理除外，總理凡是重大問題都是向我報告的。」毛澤東最後要文革小組開會，批評陳伯達、江青。〔44〕此番話並不能看作是毛澤東不同意打倒陶鑄，只是因為「中央有一些老幹部提出意見，認為一個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倒台，沒有經過中央開會研究，是不合程式的」〔45〕此番話只是批評他們「打倒」的方式不對。這種批評，正如王年一評論：令人啼笑皆非。毛澤東不也是「一個常委打倒一個常委麼?既然打倒錯了，為什麼不推翻這個打倒而讓陶鑄照舊工作呢?」〔46〕這種評論是一針見血。
林彪在陶鑄被打倒一事之中，處於一種中性的位置。由於陶鑄的位置所在，其命運並不是林彪所能決定的。所以儘管兩人以往的關係很好，林彪沒有、也不可能對陶鑄加以保護。同時林彪也沒有參與打倒陶鑄。在陶鑄告訴林彪，說毛澤東仍然要保自己之後，林彪才忠告陶鑄要「被動」。〔47〕這個忠告實際上已經為時已晚，因為毛澤東此時已經決定要「打倒」陶鑄，而只是因為在考慮以什麼方式來「打倒」。
周恩來在陶鑄被打倒的事件之中的作用相當微妙，至今很少有人提及。有記錄說，陳伯達、江青宣布打倒陶鑄的時候，周恩來、王力也在場。〔48〕王力則表述得較為含煳，說在場的有「陳伯達、康生、江青、我，還有別人。」〔49〕
周恩來本人的解釋則是：「我們分手後，我去給陳郁(廣東省省長)打電話，回來見他們正接見紅衛兵，我坐下來聽了一會兒，陳伯達、江青、康生他們話已講過了，我沒有聽到。」〔50〕
在此之前的12月6日批評陶鑄的會議上，周恩來批評陶鑄講過「懷疑一切」。〔51〕事實上，周恩來不僅在這次會議上，而且在陶鑄倒台之前、之後都有在公開場合及私下裡對「懷疑一切」的說法表示過不滿。〔52〕
同樣是在這次會上，周恩來讓陶鑄作了自己的「擋箭牌」。會前，在毛澤東否定了由谷牧等人搞的「十五條」的情況下，谷牧不知情，仍然搞了個匯報提綱。陶鑄知道毛澤東態度，但是沒有制止。周恩來也知道有這麼一個提綱，也沒有制止。毛澤東對此十分惱火，決定藉此批鬥有關人員，除了谷牧之外，還有周恩來和陶鑄是涉案人員。在這次會議上，陶鑄一個人頂下了所有責任。正如高文謙所述，周恩來在此事上不過並沒有站出來為此承擔責任，也沒有給陶鑄等人開脫，聽由他頂下全部的責任，相反還注意撇清和其中的干係。〔53〕
在1月4日凌晨，周恩來同陶鑄談話。雖然周恩來自己對陶鑄說他自己並沒有聽到陳伯達江青康生的講話，但是根據上文王力的回憶則表明還有「無產階級革命家在場」，而當時的傳單則表明周恩來是在現場。〔54〕且無論周恩來聽到與否，周恩來則是和江等人取得一致意見代表中央同陶鑄談話。作為中央代表同要倒霉的「當事人」談話，周恩來是多次扮演此種角色。曾志的回憶非常清楚的表明，周恩來就是通知陶鑄：你已經被軟禁，不要離開家門一步!。賀龍後來則是「陶鑄翻版」而已。〔55〕更加值得注意的是，根據周恩來在5號的談話，說明周恩來同陶鑄談話之前並沒有同毛澤東商量，也沒有經過黨中央討論，僅是自己根據自己掌握的底牌同陶談話!〔56〕
四、陶鑄「倒台」以後
陶鑄被打倒以後，文化大革命繼續迅速地向縱深發展：造反的浪潮從文教單位發展到工廠農村，以至於軍隊，各級黨政機關紛紛被奪權，劉少奇、鄧小平的問題從「路線錯誤」上升到敵我矛盾。
陶鑄被打倒以後，周恩來暫時站住了腳跟，使周恩來的作用更加無人可替。陶鑄對待文化大革命的一些做法，諸如將運動納入黨組織的領導、不讓運動進入工廠農村等這些都和周恩來的想法一致，但是這些帳都算到了陶鑄頭上。陶鑄實際上給周恩來作了「擋箭牌」，讓周恩來有機會改弦更張，繼續留在文革的戰車上。
陶鑄被打倒以後，毛澤東始終堅持這一決策，至死未改。
早在1966年10月，毛澤東就意識到文化大革命打倒的幹部太多。但是，他當時的看法是：「多了不怕，將來平反嘛!有的不能在本地工作，可以調到別的地方工作。〔57〕以後他也確實這樣做了。但是陶鑄的問題卻一再升級。
1967年9月，姚文元發表《評陶鑄的兩本書》〔58〕，公開點了陶鑄的名，指陶鑄為叛徒，將「懷疑一切」、「打倒一切」的罪名算在陶鑄頭上。毛澤東認為該文「極好」，兩次為該文加批語，並且擬定文章的標題。〔59〕
事實上，陶鑄對於「懷疑一切」既有過模稜兩可之中隱藏的不同意，也有過明確的支持。在陶鑄倒台以後，這筆帳完全算到了他的頭上。而在陶鑄平反以後，一些歌頌他的人又完全否認陶鑄支持過「懷疑一切」。這兩種說法都有失偏頗。陶鑄與「懷疑一切」是一個值得進一步的討論的問題，此處限於篇幅，不做深入闡述。我們準備另文討論。
1968年，毛澤東在八屆十二中全會上還說：「王任重是內奸，國民黨。陶鑄也是歷史上有問題。」〔60〕
1969年11月，陶鑄在安徽合肥去世。
「林彪事件」以後，老幹部大量地被解放、平反、復職、落實政策，但是始終沒有陶鑄。
1973年，在給陶鑄的妻子曾志落實政策的時候，有人問及曾志的問題，毛澤東說：「曾志有什麼問題，陶鑄是陶鑄。」在否定曾志有問題的同時，仍然肯定陶鑄有問題。〔61〕
直到1976年3月毛澤東去世前不久，江青還在十二個省區座談會上說：「打倒一切，懷疑一切」「那是陶鑄的」。〔62〕江青的這個講話毛澤東是知道並且作過批示的。〔63〕毛澤東去世後不久，江青又在公開場合重複了這一說法。〔64〕所以我們說：「打倒陶鑄」是毛澤東至死不悔的決策。
五、結論
陶鑄的「上升」是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一個極重要的人事布局，其意圖在於以林彪、鄧小平、陶鑄的三架馬車代替劉、周系統。但在林彪的壓力下，鄧小平不得不在1966年10月中央工作會議之後出局。這個時候，以陶鑄代替周恩來的可能性就大大降低。
其後陶鑄對於文化大革命言行、對於中央文革小組的「對抗」態度都令毛澤東日益不滿。相比之下，周恩來對於文化大革命則是更順從毛的旨意，對於中央文革小組採取更加「忍讓」的態度。
當毛澤東已經對陶鑄暗示甚至明示要他離開中央以後，陶鑄仍然堅持不走，而且仍然企圖按照自己的意志來左右文化大革命，與中央文革小組無法相處。於是毛澤東作出了打倒陶鑄的決定。在毛澤東尚未決定以何種方式來打倒陶鑄之前，江青、陳伯達搶先將這一決定公之於世。
陶鑄倒台使周恩來的作用暫時更為重要，地位暫時更為鞏固。
陶鑄倒台在毛澤東看來完全是「咎由自取」，同時也是毛澤東至死不悔的決策。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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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詳見王力：《王力反思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第617頁;陳曉農：《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香港：陽光環球出版，2005)第289頁;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第4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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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香港：明鏡出版社，2003)第501-508頁
〔19〕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香港：明鏡出版社，2003)第501-508頁王力：《王力反思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第619-621頁
〔20〕毛毛：《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第37頁
〔21〕王力：《王力反思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第621頁
〔22〕鄧小平：《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的檢討》1966年10月23日
〔23〕王力：《王力反思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第622-623頁
〔24〕王力：《王力反思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第710頁
〔25〕曾志：《一個革命的倖存者》(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第451頁
〔26〕馬恩成：《陶鑄在1966》載《百年潮》1999年第11期
〔27〕王力：《王力反思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第668頁
〔28〕曾志：《一個革命的倖存者》(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第440頁;煥然：《心底無私天地寬——陶鑄在「文革」中》載《湘潮》2004年第5期〔29〕王力：《王力反思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第669頁
〔30〕王力：《王力反思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第669頁;馬齊彬：《中國共產黨執政四十年》增訂本(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第208頁
〔31〕《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7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第163-166頁
〔32〕王力：《王力反思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第670頁
〔33〕曾志：《一個革命的倖存者》(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第459頁
〔34〕王力：《王力反思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第673頁
〔35〕王力：《王力反思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第678頁
〔36〕曾志：《一個革命的倖存者》廣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44頁
〔37〕陳丕顯：《在「一月風暴」的中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38〕權延赤：《陶鑄在「文化大革命中」》(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第214-216頁
〔39〕曾志：《一個革命的倖存者》(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第445頁
〔40〕曾志：《一個革命的倖存者》(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第447頁
〔41〕蓑笠翁：《陶鑄之死內幕》見「林彪網站」www.linbiao.org
〔42〕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簡史》第三版(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6)第115頁
〔43〕毛澤東：《關於陶鑄問題的講話》1967年1月8日載宋永毅等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44〕逄先知：《毛澤東傳》(北京：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2004)
〔45〕陳曉農：《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香港：陽光環球出版，2005)第326頁
〔46〕王年一《文革漫談》存哈佛手稿，另見於「林彪網站」www.linbiao.org
〔47〕權延赤：《陶鑄在「文化大革命中」》(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第214-216頁
〔48〕陳伯達等對「赴廣州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團」的指示，1967年1月4日載宋永毅等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49〕王力：《王力反思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第677頁
〔50〕曾志：《一個革命的倖存者》(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第448頁
〔51〕王力：《王力反思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第675頁
〔52〕陶鑄倒台之前有：1966年10月22日《周恩來對首都大專院校代表和全國廿五省市紅衛兵的談話》，1966年11月17日《周恩來與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八·八」紅旗戰鬥團談話記要》等等;陶鑄到台之後的有：1967年1月25日《周恩來在「首都科技界徹底粉碎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新反撲」大會上的講話》，1967年3月21日《周恩來、李先念接見財貿系統代表的講話》等等，均載於載宋永毅等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私下的講話參見：陳曉農：《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香港：陽光環球出版，2005)第324頁
〔53〕高文謙：《晚年周恩來》(紐約：明鏡出版社，2003)
〔54〕曾志：《一個革命的倖存者》廣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48頁;傳單見於宋永毅等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55〕代表中央同被迫害官員談話宣布中央處理決定是周恩來的一貫職責：無論是早期的習仲勛，楊尚昆還是後來的劉少奇陶鑄賀龍都是由周恩來出面向他們宣布中央的意見。
〔56〕《周恩來接見揪陶鑄的革命師生時的講話》1967年1月5日載宋永毅等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57〕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工作匯報會議上的講話》1966年10月載《毛澤東思想萬歲》(武漢版)第277頁
〔58〕姚文元：《評陶鑄的兩本書》載《人民日報》1967年9月8日
〔59〕毛澤東：《對〈評陶鑄的兩本書〉一文的幾段批語》1967年8月20日，28日，載宋永毅等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60〕毛澤東：《在中共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上的講話》1968年10月13日載宋永毅等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61〕曾志：《一個革命的倖存者》(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第502頁
〔62〕江青：《江青在打招呼會議期間擅自召集的十二省區會議上的講話》1976年3月2日，載宋永毅等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63〕毛澤東：《關於「風慶」輪問題的批語》1976年3月10日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3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
〔64〕江青：《在清華大學的講話節錄》1976年10月1日載宋永毅等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