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與胡也頻
從此終身痛恨瞿秋白
丁玲出生於湖南福安縣(今臨澧縣)一個書香世家，家裡非常有錢，母親是知府的女兒，父系的官職更高，家族龐大，光是她一家就有200多間房子，屬於標準的富二代。
1922年，丁玲為解除家中早已包辦與表兄的婚姻關係，和女友王劍虹逃婚來到上海，入讀的是陳獨秀、李達等共產黨人創辦的平民女子學校。不久經瞿秋白介紹入讀上海大學中文系旁聽。
漫長的校園生活，情竇初開的丁玲對南開大學的一位表兄暗許情愫，展開熱烈追求，無奈那位表兄生性木訥，循規蹈矩，面對她連綿如潮水般的愛意竟然逃之夭夭。有傳聞期間丁玲與瞿秋白一個弟弟過往甚密，遂鬧得流言四起，但令丁玲著迷的是瞿秋白。直到瞿秋白告訴丁玲他要和王劍虹結婚了，這時丁玲才知道自己的親密女伴和自己的仰慕對象一直在談戀愛，一語驚醒痴情人，年少的丁玲在毫無準備的情況下迎來了人生中第一次打擊，一個人淒悽慘慘戚戚的回到家鄉療傷止痛。
七個月後，瞿秋白的肺結核病傳染給了王劍虹，這個新任太太很快去世，她在死前半個月給丁玲寫信暗示求救，但自認遭到拋棄的丁玲沉浸在自憐自怨中，毫不理會。王劍虹寫信時，瞿秋白已另有新歡，四個月後他就挖了浙江有名的開明士紳沈玄廬的兒子沈劍龍的牆腳，與美女楊之華喜結良緣。
這段往事一定要說說。
當時沈劍龍與楊之華已生下一女，便是瞿獨伊。楊之華為上海大學社會學系學生，瞿秋白當時是社會學系的系主任，近水樓台先得月，師生戀把瞿秋白撥弄的趁著暑假直接殺到楊之華老家蕭山，竟與時任楊之華老公的沈劍龍一見如故相見恨晚。
面對複雜糾結的感情問題，三人直面人生，開始了一場奇特的「談判」：先在楊家談了兩天，然後沈劍龍把瞿秋白、楊之華接到他家去談，各自推心置腹，互訴衷腸，又談了兩天。最後，瞿秋白又把沈劍龍和楊之華接到常州，再談。當時瞿家早已破落，家徒四壁，連把椅子都沒有，三個人就坐在一條破棉絮上談。現如今，幾千萬生意的談判也不過如此。最終，功夫不負負心人。艱苦卓絕的談判結果是在上海《民國日報》上同一天同時刊登三條啟事：
一是沈劍龍與楊之華離婚啟事;
二是瞿秋白與楊之華結婚啟事;
三是瞿秋白與沈劍龍結為好友啟事。
今人不見古時月，今月曾照古時人。
婚後瞿秋白對楊之華說：「我一定要把『秋白之華』、『秋之白華』和『白華之秋』刻成3枚圖章，以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無你無我，永不分離。」瞿獨伊後來說：「為了紀念他們的結合，父親在一枚金別針上親自刻上『贈我生命的伴侶』7個字，送給母親。這一愛情信物，後來伴隨母親度過了幾十年風風雨雨。」
歷史妙不可言，感情不過如此。到最後，誰也不能悲傷地坐在誰身旁。
王劍虹病逝後，瞿秋白在給丁玲的信中表白說「自己的心也隨劍虹而去」。但他沒有參加妻子王劍虹的葬禮，只剩下丁玲扶棺大慟，從此終身痛恨瞿秋白。
瞿秋白評價丁玲;「冰之是飛蛾撲火，非死不止」。一語成讖，這句話，概括了丁玲的過去，也預示了丁玲的未來。
驚世駭俗的三人同居生活
在當時新思潮的影響下，，一些進步青年自認具有反封建意識，開始廢姓，只用名字稱呼，「冰之」稱呼起來很不方便，於是她採用筆畫最簡單的「丁「字為姓，叫「丁冰之」。後來她想當演員，要改琅琅上口的藝名，便和幾個朋友閉目在字典上各找一字。她摸到「玲」字，從此「丁玲」成為她的新姓名。她的處女作《夢珂》，第一次用此名。
1924年暑假王劍虹病逝，丁玲懷著失去閨蜜摯友的痛苦來到北京，住在辟才胡同一處公寓裡，在北京大學旁聽文學課程。課餘跟隨一位畫家胡亂塗抹，學業毫無著落，生活百無聊賴，正是人生的低谷，偶然結識了《京報》副刊「民眾文藝」編輯、青年作家胡也頻，並由此結識了沈從文。
丁玲和沈從文是湖南老鄉，老鄉見老鄉，兩眼淚汪汪，兩人很快熟絡起來，經常用家鄉話熱烈的交談，把對丁玲傾心的胡也頻涼在一邊。當胡也頻得知丁玲正為弟弟的夭折而無法釋懷時，就用紙盒裝滿黃色玫瑰，附上字條：「你一個新的弟弟所獻」。不幸的是，胡也頻騷擾未遂。
當時窘迫的丁玲無視這個小自己一歲的男人，她在人生的路途中迷路了，不知要去哪裡，走投無路的她寫信給魯迅，講述了自己的境遇和困惑，希望她所仰慕崇拜的魯迅先生能為自己提出一條前行的光明道路。由於當時魯迅與現代評論派論戰猶酣，誤認為這是嶄露頭角的沈從文在用化名搗鬼，就沒有覆信。適逢王劍虹的父親邀請丁玲一同回湖南老家，丁玲眼看北京的生活毫無希望，就不甘不願的離開了北京，返回到湖南老家。
胡也頻聞訊後，向朋友借錢追到湖南，蓬頭垢面失魂落魄地的出現在丁玲面前，精誠所至，丁玲卻不為所動。兩人一起回到北京的時候，相關緋聞卻已經在朋友圈裡滿天飛了，叛逆的丁玲非常憤怒，賭氣說：「好吧，老娘就同居給你們看!」。
於是兩人於1925年秋在香山同居了。
人，真正難以戰勝的是自己。
尤其是心高氣傲的女人。
在胡也頻的影響下，丁玲也開始寫作。當時兩個性情中人沒有什麼經濟來源，除了一點微薄的稿費之外，他們生活過得很艱難，經常有斷糧絕用的時日，兩人在清貧窘困中數度著光陰，但卻因一份不食人間煙火的愛情而充滿了溫暖。
關於這段感情，丁玲自己的評說是：「我不否認，我是愛他的，不過我們開始，那時我們真太小，我們像一切小孩般好像用愛情做遊戲，我們造做出一些苦惱，我們非常高興的就玩在一起了。」
當時正當年輕的丁玲和胡也頻、沈從文都想赴日留學，為了學習日語，找了個日語老師，這位老師就是當時在北大自修日語的馮雪峰。丁玲第一次見到馮雪峰的時候，感覺非常失望，她本來認為一個北大學日語的年輕人應該是很英俊瀟灑的，而馮雪峰看上去像一個鄉下人。
有個理論，女人其實比男人更好色，雖然哥的長相出乎你的想像。
但人不可貌相，在隨後的交往中，他們談文學，談時事，才華橫溢的馮雪峰很快走進了丁玲的內心深處，其豐富的知識和閱歷足夠迷倒當時幼小單純充滿嚮往的丁玲。與胡也頻相比，馮雪峰顯得成熟穩重。當時丁玲滿腦子只有一個思想——要聽到這個男人親口說一聲「我愛你」。
這段時期丁玲看了一部電影《空谷蘭》後，萌生了做電影明星的夢想，便給大導演洪深寫信，在洪深的幫助下，她去上海，參觀了電影拍攝的過程，演技形象雖然得到洪深的認可，但是終因性格與電影圈潛規則的現實格格不入，放棄了這個打算，明星夢就此夭折。於是她回到北京含憤寫出了處女作《夢珂》，1927年底發表於《小說月報》。這是關於一個敏感和幼稚的年輕女孩成為一名電影明星受腐敗的社會欺騙的故事。
這部作品一炮打響，她成了新銳女作家丁玲，名氣大過胡也頻和沈從文。《夢珂》小說的女主人公的創作原型，是丁玲的閨蜜王劍虹。夢珂這個名字，也是瞿秋白曾經對王劍虹的暱稱愛語，法文意為「我的心」。
沈從文早在三三年寫的《記丁玲》裡有提及，且有過切實的記述。據說此書解放後一直被銷毀，禁止出版，以致很少被人看到。現在網上可以找到，只是不知道版本對否。
生活還在繼續。
馮雪峰離開北京到上海，丁玲不顧一切追到上海，緊跟著胡也頻也追到了上海。舊中國塵土飛揚的坎坷大道上，一路都是馬不停蹄追趕愛情的腳步，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歡場。
於是，奇葩綻放出了驚艷的花。
面對兩個男人，性格開朗的丁玲提出要和兩個男人共同生活。一個成熟有味，一個幼稚可愛，魚和熊掌兼得，我都要!
這個女人不尋常。
於是三人直奔杭州，在風景如畫的西湖邊共同生活了一段日子。
從白娘子開始，西湖邊上就是妖精出沒的詭異之地，也是產生千古愛情的多情之地。很多人在這裡相戀，很多人在這裡分手。馮雪峰在西湖邊的的葛嶺租了一套兩居室，馮雪峰住一間，胡也頻住一間，白天丁玲一時和馮雪峰擁抱吟詩，一會又和胡也頻相偎寫作，晚上則輪流在兩個房間過夜。
不瘋魔不成活。
這種女權至上的生活對於用情很真的胡也頻來講，豈止是折磨。即使自己深愛的女人再三重申與別的男人只是柏拉圖，他也無法忍受。
愛情都是自私的。
胡也頻一氣之下跑回上海，找到沈從文傾訴，沈從文勸他不要輕易放棄心中所愛。胡也頻受到鼓舞，隔日重返杭州，他的堅定終於挽回了丁玲飄搖的心。最終，馮雪峰理智地選擇了離開。
三人行，必有人不行。
丁玲心如刀絞地看著馮雪峰離去，然後收拾一地的破碎心情，靜下心來和胡也頻過日子。
這段驚世駭俗的三人行愛情告一段落。
丁玲曾寫給雪峰兩封信，但一直沒有將信遞給馮雪峰，只將痛苦埋在心中：
「我不否定,我是愛他(指胡也頻)的，不過我們開始那時，我們真的太小，我們像一切孩子般好像用愛情作遊戲……我們日裡牽著手一塊玩，夜裡抱著一塊睡……大半年過去了，我們才慢慢落到實際上來，我才看出我們是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是被一般人認為夫妻關係的。我們好笑這些，不過我們是更相愛了，一直到後來才見到了你(指馮雪峰)。使我不能離開他的，也是因為我們過去純潔無瑕的天真……我常常想你，我常常感到不夠，在和也頻的許多接吻中，我常常想著要有一個是你的就好了。我常常想能再睡在你懷裡一次，你的手放在我心上。唉，怎麼得再來個會晤呢?我要見你，只要一分鐘就夠了。」
此後馮雪峰成為丁玲一生中刻骨銘心的一個結，她永遠記得他，終身對他懷有特殊的感情。
胡也頻死後，馬上對已婚的馮雪峰展開追求
1928年年底，與胡也頻丁玲同赴上海，經潘漢年介紹開始從事左聯工作，兩人同居於上海如今的安福路。他們與沈從文一起創辦了紅黑出版社，編輯出版文藝期刊《紅黑》。但紅黑出版社不久就倒閉了。為了還債，胡也頻離開上海赴山東濟南省立高中教書。在胡也頻走的當晚，丁玲就開始給胡也頻寫信，第二天又寫。一個多月後，忍受不了相思煎熬的丁玲也來到了濟南。他們自由的革命式愛情、丁玲時尚的衣著打扮都讓省立高中泛起了漣漪。
據當時在山東省立高中就讀的季羨林回憶：「丁玲的衣著非常講究，大概代表了上海最新式的服裝。相對而言，濟南還是相當閉塞淳樸的。丁玲的出現，宛如飛來的一隻金鳳凰，在我們那些沒有見過世面的青年學生眼中，她渾身閃光，輝耀四方。濟南的馬路坑坑窪窪，胡先生個子比丁玲稍矮，而穿了非常高的高跟鞋的丁玲『步履維艱』，有時要扶著胡先生才能邁步，學生們看了覺得有趣，就竊竊私語說『胡先生成了丁玲的手杖』。」
年輕氣盛的胡也頻在濟南的激烈言論和行動，引起國民黨當局的嚴重不滿。
1930年5月，國民黨當局下令通緝胡也頻等人。
同年7月，胡也頻和丁玲被迫離開濟南，經青島回到上海。
1930年11月8日，丁玲生下一個男孩，取名胡小頻(蔣祖林)。出院後他們已身無分文，但他們精神上卻比以往任何時候更充實，也更樂觀。當時，胡也頻在外從事革命活動，丁玲在家照看嬰兒。
不久胡也頻被捕，同時被捕的還有林育南，柔石，殷夫，馮鏗等人。幾經輾轉，沈從文從陳立夫那裡得到了回答，如果胡也頻不是共產黨，願意住在南京，可以想想辦法。
1931年2月7日，胡也頻、柔石、殷夫(白莽)、李偉森、馮鏗被槍決於上海的龍華司令部，後人稱為「左聯五烈士」。胡也頻時年28歲。
胡也頻遇害後，生命力恣肆汪洋的丁玲對馮雪峰雪藏的感情終於爆發，寫了無數滾燙的情書表白：
「從我的心上，在過去的歷史中，我真真的只追過一個男人，只有這個男人燃燒過我的心，使我起過一些狂熾的慾念，我曾把許多的生活幻想放在這裡過，我也把極小的極平凡的俗念放在這裡過，我痛苦了好幾年，我總是壓制我。我用夢幻做過安慰，夢幻也使我的血沸騰，使我只想跳，只想捶打什麼，我不扯謊，我應該告訴你，我現在可以告訴你了(可憐我在過去幾年中，我是多麼只想告訴你而不能)，這個男人是你。」
從後面的信中可以看出，馮雪峰明顯拒絕了丁玲的愛，並且採取了迴避不見的態度，這使得丁玲非常痛苦，只好說明自己對馮的感情已經升華為純潔的同志式的、高尚的革命情誼，來挽回自己和他相見的機會。
當時的情形是，馮雪峰不是不能愛，而是已婚娶，他同丁玲一樣珍視這份情誼，最終又用理智戰勝了這種情感。
要有多堅強，才敢念念不忘?
以互相溫暖為追求，以互不傷害為底線。
1985年，丁玲回憶說：「對我來說，情況非常複雜。雖然我深深地愛著另一個男人，但我同胡也頻同居了很長一段時間，我們彼此都有很深的感情依戀，如果我離開他，他就會自殺，我決定，我不能同我所愛的這個人生活在一起，於是對他說，雖然我們不能生活在一起，我們的思想是分不開的。並說，世界上只有一個人是我所愛的，不管他可能離得多遠，這個事實決不會改變。我說，因此，我們的愛情必須是『柏拉圖式』的。這個決定使他非常痛苦。我最後不得不拒絕繼續看到他，並完全斷絕了這種關係。」
1985年，丁玲不顧年邁多病，從北京遠赴浙江義務參加馮雪峰學術研討會。
1986年2月7日是農曆大年初一，距丁玲逝世只剩下二十多天。清晨，丁玲在病榻上迎來她的最後一個新年。聽著街上一陣緊似一陣的鞭炮聲，丁玲感嘆地說了一句：「雪峰就是這個時候死的。
丁玲同「叛徒嫌疑人」馮達在獄中同居
丁玲後來這樣回憶馮達：
「這是一個陌生人，我一點也不了解他，他用一種平穩的生活態度來幫助我。他沒有熱，也沒有光，也不能吸引我，但他不嚇唬我，不驚動我……」
「他不愛多說話，也不恭維人……沒有傲氣，也不自卑。」
「他常常來看我，講一點他知道的國際國內新聞給我聽。因為我平日很少注意這些事，聽到時覺得新鮮。有時，他陪我去看水災後逃離災區的難民。他為通訊社採訪消息，我也得到一點素材，就寫進小說里去。我沒有感到一個陌生人在我屋裡，他不妨礙我，看見我在寫文章，他就走了。我肚子餓了，他就買一些菜、麵包來，幫我做一頓簡單的飯。慢慢生活下來，我能容忍有這樣一個人。」
「後來，他就搬到我後樓亭子間。」
不久，馮達調至中共江蘇省委並負責《真話報》工作。丁玲也接受組織安排，參加《北斗》編輯工作。
1933年，丁玲、馮達、潘梓年一起被秘密逮捕，一同押往南京軟禁。丁玲開始了終其一生苦難說不清道不白的三年囚居生活。
一同被捕入獄的潘梓年在相關的文字資料中被如下記載：1933年5月，潘梓年由於叛徒出賣在丁玲寓所被捕，入獄達4年之久。
因為丁玲的社會聲望及輿論，加上國民黨一向比較尊重文人，所以丁玲並未遭到為難，沒有審判，沒有坐牢。擔任過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中央組織部長、中央宣傳部長等職的張道藩，曾先後三次找過丁玲，請丁玲寫劇本，都遭到拒絕。中統特務頭子徐恩曾、叛徒顧順章都與她經常來往，對她表示十分器重，陳立夫也和她見過面。當時國民黨特務中曾流行「謁陵」(看丁玲)「謁蔣」(丁原名蔣冰之)這樣的話。
在軟禁期間，丁玲同叛徒嫌疑人馮達一直同床共枕，並於1934年9月生下了一個女嬰蔣祖慧，這個女孩後來成為中央戲劇學院著名舞蹈家，《天鵝湖》、《巴黎聖母院》的導演。
多年後丁玲對那段日子的回憶是：「實際我心中成天裝著一盆火，只想找人發泄!」
對與馮達之間的同居關係總結為：「明知不是伴，事急且相隨。」
1936年9月，經過蔡元培、楊銓、胡愈之、鄒韜奮、洪深、林語堂、葉聖陶、郁達夫、陳望道、柳亞子等38位知名人士致電南京政府要求放人，宋慶齡致電南京行政院院長汪精衛要求營救，世界著名文學家羅曼羅蘭等也表示抗議。迫於社會輿論的壓力，丁玲得以獲釋。
毛澤東用軍用電報寫詞給丁玲
丁玲1936年冬到達陝北時，黨中央十分重視，這是紅軍長徵到達陝北之後第一個從大城市來的文人，也是日後最典型的延安文人，這是紅軍蘇區的一件大事。
在陝北的窯洞中，毛澤東問丁玲，打算幹些什麼?丁玲回答說，她要當紅軍。毛澤東說，好，馬上就可以去，現在還有最後與胡宗南的一仗，趕快去，趕得上。在保全只停留了12天的丁玲，就跟著時任西北革命軍事委員總政治部副主任楊尚昆到了定邊前線。
整天坐在陝北冬暖夏涼的窯洞中日理萬機的毛澤東對丁玲念念不忘，遂於12月30日揮筆寫出《臨江仙》一詞，用軍用電報發到前線聶榮臻司令部，囑轉給丁玲同志。詞曰：
臨江仙給丁玲同志
壁上紅旗飄落照，
西風漫捲孤城，
保全人物一時新。
洞中開宴會，
招待出牢人。
纖筆一枝誰與似?
三千毛瑟精兵，
陣圖開向隴山東。
昨天文小姐，
今日武將軍!
據說，毛澤東用軍用電報寫給個人的情況只有兩次，一次是給彭德懷，另一次就是給丁玲。
陳明終於與懷孕的妻子離婚，娶了大自己13歲的丁玲
1937年6月18日，延安文藝界為紀念高爾基逝世一周年，舉辦了一場大型的文藝晚會，在晚會上，丁玲認識了比自己小13歲的陳明。一段戀情就此在宣傳革命的氛圍中拉開了沉重的序幕。
老年的陳明回憶愛情的開始是這樣的：「那是在一個小飯館裡，我們坐在炕上，我說：主任，你也應該有個終身伴侶了。丁玲反問我：我們兩個行不行呢?我聽了嚇了一跳。事後，我在日記中寫道：讓這種關係從此結束吧!她看到後，說：我們才剛剛開始，幹嗎要結束呢?」
可陳明因周圍壓力娶了另一個女人，可這並沒有阻斷丁玲與他的聯繫，最終陳明終於與當時懷孕的妻子離婚。
1942年2月，在延安藍家坪，38歲的丁玲與25歲的陳明在人們的嘲諷和挖苦聲中正式結婚。
丁玲對鄰居老太太說：我們愛得很苦。我們結婚沒有張揚，沒有請客。
據陳明說，那個時候沒有一個人看好他們的婚姻。
有人說：「丁玲嫁了一個比她小13歲的小丈夫。她打桌球的時候，把呢子大衣往後面一甩，她丈夫就趕快伸手接住。」
婚後不久，丁玲就發表了屢遭批判的雜文《三八節有感》，之後一直命途坎坷，這時候，陳明默默的站在了她的身後。
1948年10月丁玲在贈送給陳明的《太陽照在桑乾河上》的精裝本上題詞：留給陳明，因為你給我許多幫助，使我這本書寫得比較少一些錯誤和缺點，而且當我寫作的時候，不至為外界所影響我的情緒，我是應該感謝你的。
中共建政後，陳明與丁玲在北京度過了一段相對風平浪靜的歲月。
一場突如其來的政治風暴，打破了這種短暫的平靜。
文化大革命中，兩人被關進牛棚，相互約定：一不能死，二不能瘋。
1970年春天，丁玲和陳明又被秘密關進了拘押政治犯的北京秦城監獄——陳明鋃鐺入獄的唯一理由就是因為他是丁玲的丈夫。
1975年5月，丁玲獲釋，陳明也隨之獲釋，緊跟著兩人又先後被遣送到山西長治市嶂頭公社嶂頭大隊當農民。
1979年1月13日，75歲的丁玲才被平反，經中央組織部批准回到北京。
1986年3月4日，丁玲因內臟功能特別是腎功能衰竭，搶救無效逝世，享年82歲。其時，陳明剛滿69周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