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前的今天、1935年1月15日，中共領導的中央紅軍一路潰敗到了黔北小鎮遵義。面臨滅頂之災的險境，中共最高層開會，就下一步如何走激烈爭吵了三天。
會議批判了「左傾」軍事路線給紅軍帶來的災難，否定了博古、共產國際代表李德等人的軍事主張，重新肯定了毛澤東的游擊戰和建立革命根據地的軍事戰略。
會議改變了原來的三人團領導(博古、李德、周恩來)，增補毛澤東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形成了張聞天、周恩來、毛澤東等人的新領導集體。毛澤東恢復了對紅軍的指揮權。
「挽救了革命挽救了黨」
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就是在中共黨史上具有特殊地位的「遵義會議」。按照中共黨史的版本，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地位。遵義會議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是黨的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
80年後的今天，中共紀念「遵義會議」80周年的活動轟轟烈烈。全國黨校系統召開一系列紀念遵義會議80周年的研討會。中國郵政還在今天推出《遵義會議八十周年》紀念郵票。
那麼，歷史的真實與中共黨史版「遵義會議」有多大距離?中共今天隆重紀念「遵義會議」的現實意義何在?
高文謙曾擔任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研究員、周恩來研究小組組長，並著有《晚年周恩來》等著作。
「一次不流血的兵變」
高文謙回憶說，文革結束後，中共內部對歷史檔案的控制有所鬆動，當時我在中央文獻研究室，一些以前看不到的文件逐漸露了出來。
高文謙說，從歷史文件可以清楚的看出，遵義會議主要解決的是下一步紅軍作戰的軍事指揮問題。遵義會議的核心版本是陳雲在會後代表中共向共產國際的匯報。匯報明確稱周恩來是紅軍軍事指揮的最高負責人，毛澤東是「協助」周。
高文謙認為，毛澤東成為紅軍真正的軍事指揮者應該是遵義會議後的8月份，當時周恩來因肝病生命垂危，毛澤東和張聞天聯手，毛負責軍事指揮。而真正從組織上確立毛澤東在全黨的領導地位，是從延安整風以後。
「槍指揮黨」
據李德在他的回憶錄中披露，是毛澤東與朱德商定把政治局會議變成擴大會議、邀請7名將軍參加。據李德的回憶，朱德等軍人的發言措辭嚴厲，甚至很粗暴，以至於他的翻譯伍修權都不敢給他翻。
馮順平認為，如果說古田會議確定了「黨指揮槍」的原則，那麼遵義會議則是反其道而行之，恢復了「槍指揮黨」。這是紅軍湘江之戰慘敗後，非常時刻的非常之舉，猶如1976年軍人對「四人幫」的攤牌。
遵義會議恢復了朱毛紅軍的傳統，奠定了毛在紅軍中的領導地位，以軍人逼宮的形式改變總書記，為紅軍找到了一條出路。
高文謙說，確立軍事領導地位在當時是壓倒一切的。因此，按照當年中共黨史權威胡喬木的變通說法，遵義會議「是在實際上奠定了毛澤東的領導地位」。
「新遵義會議」
高文謙認為，今天的習近平同樣面臨一個「挽救革命挽救黨」的挑戰。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共又到了「遵義會議」的歷史時刻。
高文謙也認為，習近平要想超越毛澤東，必須帶領中國走憲政之路。但這條路只能是民主憲政。
高文謙說，但從習近平上台兩年來的表現看，他在經濟上舉鄧旗，政治上舉毛旗，把毛澤東當作正面資產，想用毛澤東思想拯救黨的腐敗。他又是開「文藝座談會」、又是開「新古田會議」，「但他學的都是毛的皮毛，畫虎不成反類犬。」
習近平的歷史選擇
高文謙認為，習近平上台兩年，被抓的律師等「良心犯」比胡溫時代10年抓捕的總合還多。像比如許志永、郭飛雄等律師，都是試圖在共產黨的法制框架內推動中國的進步而郎當入獄。「所謂的『黨主憲政』完全是忽悠人。問題的核心是共產黨不願意放棄權利。」
高文謙說，習近平要想真正有所突破，在中國和中共歷史上奠定自己的歷史地位，就必須順應世界潮流，帶領中國走民主憲政之路。但現在看，習近平既無這樣的政治膽略、也無這樣的政治意願這麼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