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與廣東「地方主義頭子」關係密切
從現有材料來看，當時廣東華南的大部分幹部與周恩來有密切聯繫，廣東「地方主義分子」大多都受過周恩來的深厚關懷。據曾生回憶，1949年3月，是周恩來通知他，「和中央首長一同乘坐專列進北平……離開西柏坡以後，周恩來同志要我和他一起坐他專用的吉普車前往」，又介紹他見毛主席，進行了一番長談。而在北京，他又見了葉劍英，專門談了解放兩廣的問題，葉專門借了一輛小車供他在北京使用。[32]1949年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舉行第4次會議，決定中央成立以周恩來為總理的政務院，同時全國成立五大軍政委員會，高崗為東北人民政府主席(兼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林彪為中南軍政委員會主席，饒漱石為華東軍政委員會主席、彭德懷為西北軍政委員會主席，劉伯承為西南軍政委員會主席。
這五大主席，也就相當歷代開國皇帝對功臣大將的封侯，有人戲稱林彪得中南是封了韓信淮陰侯。細考這五大侯王，高崗自成一派，有借史達林之力擴張的野心;彭德懷、朱德與毛澤東長期貌合神離;饒漱石是劉少奇的老部下，算得劉的權力基礎;劉伯承參加周恩來領導的南昌起義，曾任長江局軍委書記，和周恩來關係密切;真正是毛澤東嫡系的，只有林彪。這種局面在當時中共中央幾大山頭毛、劉、周、朱來看，權力基礎最弱的是周恩來。特別是劉伯承因與毛澤東不和調離西南任軍事學院院長後，周的基礎就更薄弱。
作為早年任過廣東區委委員長(也就是廣東一把手)、軍事部長、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來，這時可能就對有許多老部下的華南廣東產生了興趣。雖然現在我們不清楚直接提議葉劍英到華南廣東去是否周恩來(周一向善於「引而不發」，讓別人說出自己的想法)，但他積極支持葉回廣東則是毫無疑義的。
如果說1949年開國之時，毛澤東囿於傳統或迫於壓力，採取了變相對功臣封侯劃地的作法，但他很快看到了這一分封制的危險性，繼「朝鮮戰爭」把彭德懷調離西北(所謂林彪稱病不去朝鮮，很可能是毛澤東一計，讓彭赴朝可謂一箭三雕：既拿回彭的諸侯大權，又可讓美軍消耗彭的嫡系部隊，還可由此把各諸侯都調回京城控制)之後，又於1952年8月將鄧小平、高崗、饒漱石、鄧子恢、習仲勛從西南局、東北局、華東局、中南局、西北局調進京，迅速解除了分封制的危險。但是這一調動所造成的權力新安排，則是不可避免的。
雖然各地空缺基本上由原有體系新安排，但這種新安排就留下可以爭奪的機會，各體系既可進一步純化，亦可能讓外系統滲透，廣東的反地方主義、林彪的改組華南分局、改組廣東、調葉倒方實際上也就是進一步排除周恩來的影響。而此時葉劍英被迫調走，與周恩來在中央權力相對削弱也大有關係。高崗進京後，不僅已擔任中央政府副主席，毛澤東又讓組織了「經濟內閣」——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這樣一來，周恩來的政務院失去了經濟管理權，實際上只成為了外交、文化部長。在這樣的劣勢下，周恩來自然想幫葉劍英主持廣東了。根據廣東近年來大量的「反地方主義」資料史料披露，廣東的「地方主義頭子」，幾乎都與周恩來關係密切。
1、馮白駒與周恩來的親密關係
廣東「地方主義」第一號人物馮白駒，因為堅守海南，領導瓊崖縱隊「23年紅旗不倒」，始終是周恩來直接領導與關懷的老部下，馮白駒與周恩來的直接聯繫，最早在1930年初——1930年初，馮白駒先後到香港、上海向省委和中央匯報工作。他在上海期間，受到中共中央南方局負責人周恩來單獨接見。周恩來聽了馮白駒的工作匯報後，高度評價瓊崖特委在土地革命運動中緊緊抓住發展紅軍、組織蘇維埃政權和建設根據地三項工作的正確性。
周恩來鼓勵瓊崖特委今後要緊緊依靠群眾，更高地舉起武裝鬥爭的旗幟，堅持長期鬥爭以奪取革命的最後勝利。[33]1940年，當馮白駒與外來幹部林李明發生矛盾時，周恩來親自指示：「瓊崖特委書記還是馮白駒同志當好」，使馮白駒在1941年2月又重任了海南黨政軍一號人物。此後海南工作都是馮白駒派人直接向周恩來匯報。如1946年8月，馮白駒親自派莊田、羅文洪到南京梅園新村30號向周恩來匯報工作。[34]周恩來專門要廖承志從香港給馮白駒弄來一部電話，以便聯繫。
1950年11月2日，馮白駒隨葉劍英進京，周恩來親自陪他向毛主席匯報。早在1939年5月，周恩來就對莊田說過：「馮白駒是瓊崖人民的一面旗幟，這次又明確告訴毛主席，瓊崖23年武裝鬥爭紅旗不倒。」[35]毛主席也接著說：「陝北有劉志丹這面紅旗不倒，南方就是瓊崖有你馮白駒這面旗不倒。」
2、方方是周恩來的老部下
廣東「地方主義」分子最大的官是方方，而方方自到廣東工作後，就是一直在周恩來直接領導下工作。1946年周恩來在南京接見匯報工作的廣東代表莊田說：「這次電告方方同志請你們來」，這說明那時方方就直接與周恩來聯繫，周恩來也通過方方領導廣東革命鬥爭。方方來廣東是1946年1月，作為國、共、美三方監督停戰協定的「三人委員會」的「方方少將」來粵時，對外稱為「北平軍事調處執行部」第八執行小組。「北平軍調處」中方首席代表是葉劍英，而中共中央分管停戰軍調的是周恩來，這也就自然形成了周恩來領導葉劍英、葉劍英領導方方的歷史機緣。周恩來負責南方局和主管軍調談判，自然與方方的關係日益密切。在1945年4月召開的中共「七大」上，方方就和葉劍英一起作為中央指定閩粵贛邊代表團主席，這一安排，應當說是周恩來早已以南方局書記的權限，布置了在華南的最高領導幹部。
3、古大存早就追隨周恩來
廣東「地方主義」第三號人物是古大存。古大存早年追隨彭湃，聽說周恩來率南昌起義部隊入粵，就專門到海陸豐去找周恩來，雖然未見到周恩來，卻相遇了與周恩來一起起義的南昌起義前敵委員彭湃，開始了在周恩來指揮下的革命生涯。彭湃犧牲後，古大存成為紅十一軍軍長。1938年4月，古大存在香港找到廖承志，由廖介紹，轉移到武漢法租界見到了長江局副書記周恩來以及葉劍英。從此，古大存與周恩來的直接聯繫開始了。1940年12月，古大存作為中共七大廣東代表團團長到達延安，在中央黨校任一部主任，1945年當選七大中央侯補委員，應當與周恩來的推薦分不開。
而古大存與葉劍英同年同月生，1924年就去葉劍英任師參謀長的粵軍第二師負責戰地宣傳，這就更使他緊隨葉劍英而與周恩來聯繫緊密。而古大存1946年至1949年在東北工作時與林彪、高崗在土改政策上的分歧，促使他雖然一度脫離南方局，也依然心向周恩來。1949年9月底古大存在北京參加了全國政協會議後，周恩來便要本擬任中央人民政府交通部副部長的古大存回廣東輔佐葉劍英工作，據其秘書楊立回憶，古大存曾寫信回家，告知周恩來已找他談話，因他是廣東早期黨員，故華南分局提出要他回廣東工作。
而華南分局也就是葉劍英當家，葉一再勸古回粵，並做好了已在廣東而久與古大存有意見的方方的工作。[36]從這一細節可見，當時葉、古回廣東，皆是周恩來在安排。1949年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第二次會議通過了葉劍英任廣東省人民政府主席，方方、古大存、李章達為副主席。當時主持中央人民政府日常工作的，正是周恩來。
4、尹林平緊跟周恩來
廣東「地方主義」分子第四號人物是尹林平，尹林平系1938年就任廣東省委軍事部長的老南方局幹部，從1936年起，他就往來於港粵之間，接受周恩來、廖承志的指揮。1941年12月7日，周恩來急電廖承志，要將鄒韜奮、茅盾、夏衍等一批文化名人從香港搶救回大陸，令尹林平負責率部護送工作，建立秘密接待站。時任港九大隊政委的尹林平和司令員曾生嚴格遵照周恩來指示，圓滿完成了任務。1942年7月，周恩來以中共南方局書記名義電令尹林平暫停國民黨統治區活動，並於1943年擔任中共廣東省臨時工作委員會書記;1943年12月2日，又奉周令成立了東江縱隊。
1945年3月9日，在周恩來的安排下，尹林平秘密飛抵重慶，舉行中外記者招待會，介紹在廣東有中共領導的抗日武裝東江縱隊，3月18日，又參加周恩來以中共代表團團長為名舉行的記者招待會，再次揭露國民黨否認廣東有中共武裝部隊的陰謀。3月下旬，尹林平隨周恩來秘密到延安，向劉少奇匯報工作。此後在周恩來的親自安排下，尹林平和曾生指揮了東縱北撤山東。
1947年1月，在周恩來傳達了中央指示後，尹林平和方方組建了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方方任書記，尹林平任副書記。同時尹林平以中共南方代表身份在香港公開活動。[37]1949年5月，又根據周恩來指示，香港分局改稱為中共中央華南分局，領導班子不變。1949年9月，葉劍英南下，任華南分局第一書記，方方任第三書記，尹要平任分局委員。1967年，尹林平以「反軍」、「為地方主義翻案」罪名，被黃永勝關進典獄長達6年。由於這些「廣東地方主義首領」皆是與周恩來關係親密的人，所以其部下也皆是周恩來關懷過的人，如1952年定案的海南地方主義分子、海南澄邁縣縣長李定南，被稱為「李家皇朝」、「李氏家族自治會」，但李定南是二三十年代和周恩來在一個支部過組織生活的老地下黨員，幾年後周恩來親自過問此案。
廣東反地方主義與「毛周之爭」
所有的「廣東地方主義頭子」皆與周恩來親密的現象，說明了什麼呢?廣東反地方主義，實質上是林彪與周恩來的矛盾?不，更深一層看去，這個表面的「林、周矛盾」，實際上是毛澤東與周恩來之爭。據前交通部部長曾生回憶，1949年3月26日，他奉令在西柏坡向周恩來匯報工作後，又在八天後和中央機關一起進京，在涿縣候火車去北平時，周恩來介紹他見了毛主席——
周恩來同志介紹我見了毛澤東主席。毛主席見了我就問：「你就是在廣東打教育廳那個曾生嗎?」我回答說：「是的」。他老人家高興地說：「打得好。」毛主席很關心兩廣縱隊的建設。他問：「你們接收獨立第二十四師後如何編法，要官還是要兵，還是官兵都要?」我答：「主要要兵，按周恩來同志指示整編為兩個師。」上了火車後，毛主席又來到我的身邊，和我親切交談。第一次國共合作時，他就在廣東工作，對廣東的情況很熟悉。他考問我：「你知道你們廣東是什麼時候開化的嗎?」我當時答不出來。毛主席說：「你們廣東開化很早。秦始皇時代，廣東就是秦朝管轄的地方。河北人趙佗在廣東做官，他對地方治理得不錯。秦朝末年，天下大亂，他乘機擴占了粵西、海南島等地方，自立為王。漢高祖平定天下後，派人去見他，他表示臣服，接受漢朝的管轄。[38]我很慚愧，自己是廣東人，但對廣東的歷史知道得不多。
中共建政後，我在廣州市工作時，查考了一下。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二一四年)就設置了南海郡，治所就在番禺，即現在的廣州市。趙佗是河北省真定(今正定)人。秦朝時，他初為南海郡龍川令，後為南海尉。漢高祖劉邦曾讚揚過他：「居南方長治之，甚有文理」。秦末，他兼併了桂林郡和象郡，建立南越國，自封南越武王。漢高祖十一年(公元前一九〇六年)，臣服漢朝，「奉漢約」，正式受封為南越王，因而維護了國家的團結統一。毛主席當時和我談趙佗的故事，意思就是要我們在解放廣東後，要把廣東治理好，建設好。[39]
1、防止中國出現新的趙佗
應當說，曾生對毛澤東這次談趙佗的深意，並未理解。其實毛澤東這番話，分明流露了對廣東能否真正緊跟以毛為核心的中央，表示出憂慮。秦始皇是何等英武帝王，但他派去廣東做官的趙佗居然在秦朝末年自立為王，毛又怎麼能對戰爭年代並非由他直接領導的廣東地方黨放心呢?所以就在這次談話後，陶鑄就開始接收曾生部隊併入四野了。曾生回憶道——
在北平，我住在北京飯店。在那裡會見了第四野戰軍的領導同志，他們指定政治部副主任陶鑄同志負責安排我們去接收獨立第二十四師。四月十四日，陶鑄同志和我以及鄔強、饒璜湘所帶領的四百餘幹部，到了北平市郊黃村獨立第二十四師駐地，陶鑄副主任代表第四野戰軍，宣布了團以上幹部的任職。師長和各團團長仍由原來的師長、團長擔任。鄔強任師政治委員，饒璜湘任師政治部主任。
我們派下去的團、營、連幹部，不管原來擔任什麼職務，一律任命為政治幹部。排一級，我們採取了原來東江縱隊的做法，任命我們的排長為政治服務員，和排長共同領導全排。[40]從這一細節來看，由「四野」兼併兩廣縱隊，接收華南分局，管理廣東，早在廣東1951年出現「和平土改」「右傾化」之前就有了安排。只是這時一切尚在伏筆階段而已，沒有驚動周恩來、葉劍英對廣東的部署。
事實上，廣東的反地方主義始終是與毛、周之間親疏關係變化而進展的。在1949年初，毛、周合作尚好，那麼也就可以容許「兩條腿走路」，一方面讓周、葉安排廣東幹部，一方面讓林彪中南局去牽制廣東，到得1952年8月，毛澤東對周恩來權力擴張的擔憂明確表示為「中央政府有分散主義現象」時，廣東的陶鑄、趙紫陽也就大打出手，開始了第一次反地方主義。據薄一波回憶，1953年初，毛主席下令「撤銷了政務院黨組幹事會，規定政府部門的黨組直接受黨中央領導，政府工作中一切重要的方針、政策、計劃和重大事項均須事先請示中央，經中央討論決定批准後方能執行。對政務院各口的的工作，中央也重新作出分工：外交工作，由周恩來負責;計劃工作和八個工業部的工作，由高崗、李富春、賈拓夫負責;政法工作(包括公安、檢察和法院工作)由董必武、彭真。
羅瑞卿負責;財政、金融、貿易工作，由陳雲、薄一波、曾山、葉季壯負責;鐵路、交通、郵電工作由鄧小平負責;農林、水利、互助合作社，由鄧子恢負責;勞動工資工作，由饒漱石負責;文教工作，由習仲勛負責……高崗、饒漱石竟錯誤地認為，這是毛主席對周總理的不信任，是削弱周總理對政府工作領導權的步驟。」[41]
其實，高、饒雖然錯誤地會計了形勢，但是對毛澤東有意削弱周恩來的權力，對周不信任這一點並未判錯，他們錯判的是毛澤東對劉少奇也到了可以分手的地步。從毛澤東與周恩來歷史上曾處於對立，周恩來曾位高毛澤東的情況看來，毛對周始終未能達到放心與完全信任的地步，這從後來文革中儘管周恩來立下汗馬功勞，他也仍然選擇林彪、王洪文、華國鋒作二把手和接班人，毛對周的不信任與防範是始終如一的，在1952年至1953年，這種不信任則出現一個高峰。
所以與北京削弱政務院權力相聯貫，廣東反地方主義，調走葉劍英、方方，降職古大存、馮白駒等功臣，皆與防範周恩來權力基礎有關。由於葉劍英有周恩來的支持，林彪這個極懂戰術的常勝元帥，從未正面出來處理廣東反地方主義。他的意見，或者以中南局土改委員會主任李雪峰出面，由陶鑄、趙紫陽貫徹，或者由毛澤東直接拍板。毛澤東挺身而出親自處理廣東問題，不惜加劇與周、葉的隔閡，一方面是出於對親信林彪的全力支持，更重要的則是他需要防止「「「新中國」」」出現新的趙佗。
2、毛澤東親自出面來處理廣東問題
古大存秘書楊立(八十年代任廣東省副省長)回憶說——
1952年6月，毛澤東親自出面來處理廣東問題了。在中南海頤年堂。毛澤東主持中央書記處會議。參加會議的有周恩來、薄一波、羅瑞卿、鄧子恢、葉劍英、方方、趙爾陸、陶鑄等。毛澤東直接了當批評了廣東搞「地方主義」。毛澤東宣布開會，並說：「這裡是最高會議，討論廣東問題」。他對著方方說：「你犯了兩條錯誤。一是土改右傾;二是幹部問題犯地方主義錯誤」。毛澤東繼續說：廣東土改「迷失方向」。我要打快板，方方打慢板。全國三個烏龜，廣東、福建和廣西。現在福建、廣西爬上來了，廣東還在爬。毛澤東幽默的語調里含有辛辣的批判意見，他對方方說：你做了十件工作，九件做得好，但是土改這件工作沒有做好，因此降你一級。
毛澤東宣布，由陶鑄取代方方，毛澤東確定葉劍英抓總、張雲逸主桂(廣西)、譚政主軍、陶鑄主黨、方方主政，這就是華南分局五位書記的分工。中共中央認為廣東解放以後，在主要問題上，「在決定關鍵上犯了錯誤」，「迷失方向」。會上，葉劍英、方方、馮白駒等分別作了檢討，華南分局一些領導對葉劍英、特別是對方方的所謂「地方主義」錯誤，提出了嚴厲的批評;批評葉劍英分析廣東情況、制定廣東土改政策是「廣東特殊論」。[42]
從這段史料來看，毛澤東處理廣東地方主義是1952年6月，比撤銷政務院黨組要早幾個月，可以推斷，毛澤東採取了「去皮見骨」，首先把周恩來的地方權力體系給予摧毀，然後才直接動政務院。這正是毛澤東一貫的「先打分散部分」，先摻砂子破壞其基礎的老戰術。後來處理劉少奇，也是先打倒「彭、羅、陸、楊」;處理林彪，也是先整陳伯達，先南巡向各軍區打招呼。當然，1955年3月31日，毛澤東把「高饒反黨集團」處理後，為了顯示團結，又重新重用了周恩來，把許多權力還給了周恩來。但是，對周恩來在軍隊、在地方的權力基礎，依然是毫不留情地打擊。葉劍英被調離廣東後，周恩來成了中共中央高層人物中唯一沒有地方勢力的人。
3、陶鑄深夜帶槍見周恩來
毛澤東對周恩來的不放心，還有一個鮮為人知的典型事例，這就是「陶鑄深夜帶槍見周恩來」，據楊立回憶——
1954年2月6日，在北京召開中共七屆四中全會的前夕，深夜2時，周恩來召見陶鑄。陶鑄起身後向警衛要了手槍，自己配帶後，就一個人去了。古大存向彭真、薄一波反映了情況。彭真說古大存警惕性高，很好。並且說明昨天深夜是周總理找陶鑄個別談話。為了防備高崗一夥進行暗害，中央叫陶鑄配槍以備自衛。[43]
這裡的「中央」指誰呢?顯然是毛澤東。這一珍貴史料說明，在高饒事件中，毛澤東開始對周恩來也是不信任的，在得到周恩來召見陶鑄消息後，竟要陶帶槍以防不測，顯然對周有高度戒備。也許，陶鑄這時才深知在廣東反地方主義，是傷害了周恩來的權力基礎。
任仲夷的期望
1999年12月29日下午，我在廣州拜訪了86歲的任仲夷老人，與他就「廣東地方主義」冤案平反進行一段對話——
朱：任老，您來廣東之後，「廣東地方主義」冤案也很快平反了。算不算是您主持的?任：是我主持的省委常委會議，並在會上做出決定的。朱：那您覺得「廣東有地方主義」之類的指責，還有沒有可能再出現呢?任：那倒很難說了，但不應該再出現了。朱：您來廣東20年了，有沒有感覺廣東人有排外思想?任：我認為，對絕大多數人來說，不能說廣東人有排外思想，更不能籠統地說是「地方主義」。比如，過去隸屬廣東的海南島，有個「五公祠」，五公祠里的「五公」都不是廣東人，但是當地人給這「五公」修了廟。後來雷宇到海南工作以後，海南島的人明知雷宇因汽車事件受了處分，仍然要念記他在海南的政績，還說也要給雷宇修祠。雷宇也不是廣東人。我的感覺是，地方情懷，每個省份都有一點，比如說在遼寧，也有什麼地方的幹部多了少了的議論，都是這樣的。
廣東也有，比如說，廣州說潮州人提拔得多了，為什麼省里的領導儘是潮州人，說什麼有「潮州幫」。但是潮州人也說，佛山盡出省長，因為有好幾個副省長都是從佛山提拔上來的。我沒有感覺到廣東人排擠我，沒有這個感覺。但是我剛來的時候，個別人有這樣的說法：難道廣東就不能出一個第一書記?其所以這樣講，大概是因為以前廣東的第一書記儘是外省來的。你可以說這種思想不大開放，但不能把這種情緒提高到「地方主義」。我認為地方觀念或地方情緒可能有的，但把它稱為一種「主義」就不對了。(對於趙紫陽在八十年代當政時不熱心徹底平反廣東地方主義的細節，任仲夷也有記憶。出於某種考慮，他不希望詳細披露。)
「以史為鏡，資治通鑑」。任仲夷的這一「不應該再出現反廣東地方主義」的呼籲，並非空穴來風，它是對「改革開放20年來又出現了新廣東幫」傳言的一種回擊，是對「廣東幹部大換血」的一種質疑。由是觀之，僅僅把「反廣東地方主義」的源頭追到毛澤東思想上，還不夠，我們還得深入思考：是否由於「社會主義」必然要產生新權威(新核心)，而新權威必然要不斷地開展新的「反地方主義鬥爭」才能生存——「廣東地方主義冤案」其實是一種體制性的必然悲劇。只要體制不變，它就必然過去有，今天有，將來還會有。
(1999年10月26日初稿，2000年5月26日二稿。)
注釋：
[1]《毛澤東選集·井岡山的鬥爭》(袖珍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11月版，1969年4月遼寧第10次印刷，頁58。
[2][3][5][6][28][29][30][31][36][42][43]楊立《帶刺的紅玫瑰——古大存沉冤錄》，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內部出版」，1997年4月第一版，1998年3月第2次印刷(廣東省人大常委會辦公廳印刷廠，粵准印字第1185號)，頁324，59，74，115，327，321，81，123，58，115，191，18。
[4]高凱、熊光甲主編《「「「新中國」」」的歷程》，北京，中國人民出版社，1989年10月第1版，1991年第2次印刷，頁5。
[32]、[38]、[39]、[40]曾生《曾生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2月第1版，1992年2月第1次印刷(北京國防大學第二印刷廠印刷)，頁566，564，565，566。
[33][34][35]吳之、賀朗《馮白駒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1996年9月第一次印刷(廣東省珠江印刷廠印刷)，頁5，589，747。
[37]《尹林平》，《尹林平》專集編委會編，廣東人民出版社，1994年12月第1版，1994年12月第1次印刷(廣東新華印刷廠印刷)，頁482。
[41]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7月版，頁3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