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連續召開九次會議，集中批評華國鋒，討論、批准向次年十一屆六中全會由胡耀邦、鄧小平分別接替華國鋒的中央委員會主席和中央軍委主席職務的人事變動方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胡耀邦在會上發表長篇講話說，華國鋒所犯錯誤的核心問題是「把個人同黨的關係、同人民群眾的關係擺得很不正確，使全黨不放心」。具體表現有五條：第一條，對個人在粉碎「四人幫」鬥爭中所起的作用的認識上，表現得很不正確;第二條，粉碎「四人幫」以後，撥亂反正一開始，或者叫一起步，國鋒同志就離開了當時全黨、全國人民的迫切願望;第三條，在幹部方針上，脫離了全黨絕大多數同志的意志;第四條，在對待毛澤東同志的問題上，確實採取了實用主義的態度;第五條，在突出個人問題上，造成了十分有害的影響。
華國鋒、葉劍英與胡耀邦交談
1980年11月10日至12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連續召開九次會議。出席會議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員21人，政治局候補委員1人，中共中央書記處7人列席了會議。會議的主要內容是討論、批准向十一屆六中全會提出的人事更動方案。會議集中批評了華國鋒。
11月19日，胡耀邦在政治局會議上發表長篇講話。這個講話後來收入《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彙編》(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8月版，胡耀邦說：
我講五點意見。
第一點，先講一點感想。
我們的黨近二十年來，政治生活是很不正常的。首先是中央政治局的政治生活不正常。一是沒有真正的集體領導，有時搞的是封建式的家長專斷;二是沒有正常的批評和自我批評，使得壞人從中撥弄是非，誣陷好人。這是我們黨執政以後遇到的一次長時期的深刻的危機。粉碎「四人幫」，以後，本來有了徹底改變這種狀況的條件，可惜沒有能夠實現。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有了轉機，但是要根本好轉還需要一個過程。現在我們來進一步解決這個問題，我覺得是十分重要的。我同意許多同志所講的，這是關係到我們黨和國家安危的問題。
如何解決這個問題呢?我們是通過總結經驗和展開批評和自我批評來解決。批評和自我批評的原則，按照我們的老章程，也是按照毛澤東同志過去的教導，基本原則只能是實事求是，分清是非，團結同志，教育大家。可能這一次批評和自我批評牽涉的問題太重要了，恐怕應該是教育全黨。這樣，提法似乎應該是：實事求是，分清是非，團結同志，教育全黨。我想，如果我們這一次把這件事情做好了，對我們的黨會產生深遠的影響。所以，我覺得，行將召開的六中全會，將是又一次歷史性的會議。
第二點，我對華國鋒同志所犯錯誤的基本看法。
我想首先說，國鋒同志是一九三八年參加工作的，也應該說是一個老同志了。昨天我查了一查，一九三八年以前的幹部，剩下大概七萬人左右;一九三七年以前的，只剩下一萬八千人了。國鋒同志也是一級一級上來的，確實是由區的工作、縣的工作、地委的工作、省的工作到中央工作的。有同志說是坐直升飛機上來的，我個人覺得這麼說不妥當。四十多年來，國鋒同志也積累了相當豐富的工作經驗，也有一定的水平。這個，我看也應該是肯定的。國鋒同志和一些老同志一道，在粉「四人幫」這個問題上，確實是做出了很大貢獻的。這是歷史事實。我們的黨和人民是不會忘記這一點的。粉碎「四人幫』」以後，全黨、全國人民，包括老同志，確實是真心誠意擁護國鋒同志的。那個時候，我記得當時還沒有出來工作的小平同志，是寫了一封信的，說國鋒同志至少可以搞二十年。這個話是真誠的。但是，我覺得，國鋒同志沒有正確對待一個黨員對黨和人民應該作出的貢獻。如果國鋒同志珍惜自己對黨、對人民的這個貢獻，我相信，今天我們絕大多數的同志還是會擁護國鋒同志繼續當主席的。可是，很遺憾，國鋒同志四年來的歷史，愈來愈使同志們失望，也愈來愈使同志們不放心。這就需要國鋒同志從客觀實際上來考察這個問題。
為什麼國鋒同志會愈來愈使我們黨裡面的同志不放心呢?我覺得，第一，主要不是能力不行的問題。能力只有強弱大小之分，沒有絕對的行或不行之分。所以，主要不是能力問題。第二，也不是工作上的某些失誤問題。工作上的失誤，我們每個人都有，都可能有。像我這個人，工作上的缺點、錯誤是多得很的。第三，也不是「文化大革命』』中間的問題。我對國鋒同志「文化大革命」這十年是不了解的，他可能有這樣那樣的錯誤，但是，我想，「文化大革命」當中有這樣那樣缺點、錯誤的人確實不是少數。所以，即使國鋒同志有這樣那樣的錯誤，我覺得也不是主要的問題。那麼，國鋒同志所犯錯誤的核心問題是什麼呢?我覺得主要是把個人同黨的關係、同人民群眾的關係擺得不恰當，或者說擺得不正確，講得更坦率一點，很不正確。對這麼一個問題，國鋒同志長時間不覺悟，現在也還沒有覺悟。我覺得，這就是國鋒同志錯誤的核心問題，是使全黨不放心的關鍵問題。
把個人同黨的關係擺得不正確，同人民群眾的關係擺得不正確，這不是一個普通的問題，這是個大是大非問題。如果國鋒同志所犯的錯誤不是個大是大非的問題，我們拿到政治局討論，還準備拿到全會上討論，國鋒同志還不當主席了，那我們就變成小題大做，就做得過火。如果是大是大非問題，而且我們又是採取一種實事求是、分清是非的辦法，那麼，我們做得是完全正確的，是符合我們黨的歷史傳統的。所以，我覺得，我們同國鋒同志的爭論是個大是大非的爭論。我們要批評國鋒同志的，是一個共產黨員同黨、同人民群眾的基本關係問題。
第三點，國鋒同志同黨、同人民的關係擺得很不正確，表現在哪裡?有哪些事實?
這個問題，我的思想是很遲鈍的。最近三個月來，動了一點腦子想了想。而且我還要聲明一下，兩年以前，當許多老同志問我的時候(因為我同國鋒同志同過事，有一年半之久)，我總是講國鋒同志的優點。經過兩年多來逐漸考慮的結果，特別是這幾個月考慮的結果，我愈來愈感到，國鋒同志把自己同黨、同人民的關係擺得很不正確。我現在所想到的主要有五條：
第一條，對個人在粉碎「四人幫」鬥爭中所起的作用的認識上，表現得很不正確。
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問題，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根本原則問題。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按照恩格斯的說法，只可能有兩種，一種叫推動歷史前進的作用，一種叫延緩或者阻擋歷史前進的作用。當一個人是按照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辦事、按照人民的意志辦事的時候，他就可以多多少少地起到推動歷史前進的作用;如果不按照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辦事，不按照人民的意志辦事，他就一定要多多少少地起阻止或推遲歷史前進的作用。我們反覆說，國鋒同志在粉碎「四人幫』』這個問題上，確實起了一些推動歷史前進的作用，減少了我們黨和人民的損失，而且處理得很果斷，從這一點上講，是有功績的。但是，為什麼能夠不費一槍一彈，一舉粉碎「四人幫」呢?這就是當時國鋒等同志順應了黨心、民心，再加上粉碎「四人幫」以前，人民群眾起來了，有了深厚的群眾基礎。「四人幫」當時已經是孤家寡人了，粉碎他們如同摧枯拉朽。說天安門四五運動為粉碎「四人幫」奠定了強大的群眾基礎，這是唯物主義的分析，是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反過來說，為什麼毛澤東同志不能夠摧毀所謂「劉、鄧司令部」，搞了十年，摧垮不了呢?不是說他老人家的本事不大，而是因為黨內根本不存在所謂以劉少奇、鄧小平為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毛澤東同志在這件事情上違背了事實，違背了黨心、民心。所以，說是「英明領袖一舉粉碎」了「四人幫」，這個看法是反馬克思主義的，是錯誤的。
國鋒同志可以這麼說，在這個問題上，我並沒有渲染自己呀，並不是我提出來的呀。不能這麼說。毛澤東同志從來也沒有說，我毛澤東是「四個偉大」，他不但從來沒有這麼說過，而且後來還制止了。所以，不能用自己渲染沒渲染來辯護。問題是允許了人家的捧場，而且人家捧場，自己還覺著心安理得。所以，問題不在於自己渲染不渲染，問題在於沒有堅決地制止，沒有主動地提到黨中央來討論，相反地還覺得心安理得。這個問題，在粉碎「四人幫」兩個月之後，就被我們許多老同志一眼看穿了，但國鋒同志長期不覺悟。
國鋒同志把自己在粉碎「四人幫」鬥爭中所起的作用看得不正確，我想，這可能是國鋒同志跌大跤子的起點。這個問題，對我們全黨都有很大的教育意義。我們每個同志當對黨、對人民作出比較大的貢獻的時候，怎麼對待自己?平平常常的時候，是容易正確對待自己的。當為黨、為國家做出了比較大的貢獻的時候，這就比較難了。我覺得，這個問題有普遍意義，對全黨、對所有的同志，都具有很大的教育意義。
第二條，粉碎「四人幫」以後，撥亂反正一開始，或者叫一起步，國鋒同志就離開了當時全黨、全國人民的迫切願望。
粉碎「四人幫」以後，國鋒同志提出了把揭批查的偉大斗爭進行到底，接著又提出了「抓綱治國」，以後又講「一年初見成效，三年大見成效」。這看來很有氣魄，很有吸引力。我覺得，這些話也無可非議。但是，究竟怎麼揭批查?究竟什麼是綱?究竟怎樣做才能大見成效?國鋒同志就同全黨所想的、同人民所想的不同了，就開始分道揚鑣了。粉碎「四人幫」以後，當時黨和人民所想的有兩條：第一，是小平同志出來主持工作;第二，為天安門事件平反。這兩條是關鍵問題，也是大是大非問題。小平同志是老幹部的代表，意思就是請被打倒的、靠邊站的老幹部出來「抓綱治國」吧。天安門事件是冤案的代表，為天安門事件平反，意思就是一切被顛倒了的是非都要迅速地糾正過來。人民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可是，恰恰相反，國鋒同志卻同人民、同黨想不到一塊去了。國鋒同志確實另搞了一套，叫做繼續批鄧，肯定天安門事件是反革命事件，急急忙忙建立毛主席紀念堂，急急忙忙出版《毛澤東選集》第五卷，急急忙忙號召廣大幹部對「文化大革命」三個「正確對待」，不分青紅皂白地追查「謠言」，等等。從粉碎「四人幫」到一九七七年三月，將近半年的時間，陳雲同志講是大有殺氣，許多同志背後講，這半年，叫做陰風習習，殺氣騰騰。這是文學語言，可能有某些誇張，但是我覺得有道理。
這裡我想插一點我個人的經歷。這個經歷我對在座的絕大多數同志都沒有講過。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粉碎了「四人幫」，十二日葉帥的一個兒子來看我，我頭一句話說，祝賀你爸爸同華主席他們一道為我們的黨和國家立下了不朽的功勳。我還說，現在我們的事業面臨著中興，中興偉業，人心為上。什麼是人心?我說有三條：第一是停止批鄧，人心大順;第二是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第三是生產狠狠抓，人心樂開花。我說，務必請你把我這個話帶給你爸爸。然後我問他，你能夠見到華主席嗎?他反過來問我，你對華主席熟不熟?我說很熟，同過一年半工作哩。他說，我可以想辦法見到華主席。我說，如果你能夠想辦法見到他，請你把這個話轉告給他。這是粉碎「四人幫」後的第六天。昨天馮文彬同志講，他一九七七年過年到我那裡去，我就情緒很低。當時我哪裡都不去。等到二月二十六日，華國鋒同志、汪東興同志，還加上郭玉峰，找我談話。三月十二日，葉帥找我談話。三月十四日，我才敢去看小平同志。粉碎「四人幫」之後，究竟人心在那裡，這個重大問題，我們當時沒有出來工作的人都清楚。
第三條，在幹部方針上，脫離了全黨絕大多數同志的意志。
在幹部問題上，我們的同志看錯人，用錯人，每個人都是有的。在我看來，國鋒同志不是什麼個別的失誤。不是在個別幹部、個別問題上的錯誤、失誤，更不是國鋒同志所說的，他對幹部不熟悉。不熟悉也是相對的。我覺得，國鋒同志在幹部方針上，講得輕一點，有個不公正的傾向，對大批被打倒的幹部，特別是老幹部的解放、使用不積極，不熱心，不公正。有同志講，用心不好。在幹部方針上，我們黨的老傳統，也是毛澤東同志講的，要公道，要正派。公道、正派，是我們黨幹部政策的根本原則。我覺得，國鋒同志在幹部方針上不公正，除了對小平同志、陳雲同志之外，我還講兩個帶原則性的問題。
一個是國鋒同志長期依靠一個小班底發號施令。我贊成這麼一個說法，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之內，或者至少一年，國鋒同志主要是靠汪東興同志、紀登奎同志、吳德同志、蘇振華同志，再加兩個人，一個李鑫同志，一個郭玉峰。掌握了兩個東西：一個是輿論工具，主要是汪東興同志和李鑫同志，可能開始還有吳德同志;另一個是人事工具，主要是汪東興同志、紀登奎同志和郭玉峰。這麼兩個小班子，神氣十足，盛氣凌人。用這麼幾個人做工作，他們自己又很神秘，高深莫測，包辦一切，明天要發表什麼東西，今天晚上連宣傳口的負責人耿飈同志也不知道。這種工作方法，是典型的粉碎「四人幫」以前那個方法。其實，這種人也可憐得很。世道上究竟發生了什麼變化，他一點也不了解，他也聽不到，自己把自己封閉起來嘛。搞一個小班底，這麼一種工作方法，實際上是害了他自己。
還有一個，對大批受迫害的、有能力的老同志的解放、使用，我覺得國鋒同志不積極，不熱情，不公正。我當組織部長以後，國鋒同志公開地同我講哪個人不能解放，這倒還沒有，我總要講一個公道話，從一九七八年以後，確實沒有過。但是，我經常向他反映一些幹部的情況，他總是說，哎呀，這個事我不熟悉，把材料弄清楚吧。多半是這種情況。我就想到這麼一個問題，為什麼國鋒同志粉碎「四人幫』』很果斷，解放老幹部就那麼顧慮多端，顧慮重重?我看，確實是有一種心理狀態，講得客氣點，我看有這麼兩點：這一批老傢伙總是多多少少有點問題;這些人出來以後難領導。這就不公正了。所以，一直到黨的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國鋒同志的報告，沒有提平反冤假錯案問題。「十一大」是一九七七年八月開的，十月七日，黨校三個人捅出一篇文章來，題目叫《把「四人幫」顛倒了的幹部路線是非糾正過來》。這篇文章一下子轟動了，一個月就收到六千封信，到處打聽哪裡來的。這篇文章恰恰選了粉碎「四人幫」一周年這個日子，為解放幹部、平反冤假錯案開了一個先聲。
在幹部問題上，我是得了好名聲的。我要在政治局上會說一下，其實也是名不副實。我是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五日去中央組織部工作的，為什麼敢於大膽地平反冤假錯案，落實幹部政策呢?三條原因：第一條，有許多老同志同我打了招呼;第二條，廣大幹部的呼聲;第三條，廣大群眾的支持。一九七八年一月份每天來訪的幾百人，收到的信是一萬二千封，六麻袋。敢於平反，有我一份力，我盡了一份力量。但是，現在檢查起來，落實幹部政策，平反冤假錯案，我在組織部任期內進展並不快。主要有三條原因：第一條，中央管的幹部的材料掌握在中央專案組手裡，他們不交，主要是中央專案組第一辦公室不交，三中全會以後才交出材料。「六十一人」的問題，我們二月份就開始複查了，根本就不靠中央專案辦公室的材料。第二條，非中央管的幹部，權力也不在中央組織部，我講話也不靈。開二百人以上的會要經過批准，因此我們不開大會，今天找這幾個省和部，明天找那幾個省和部，一年中間開了十幾個座談會，開會就講。第三條，汪東興同志公開干擾。實際上批判了我們兩次：一次是一九七八年六月九日，汪東興同志主持，紀登奎、吳德同志參加了，由專案一辦攻我們，說中組部不得為「六十一人」平反，還說帥大姐是叛徒的案不能翻;一次是同年九月二十五日，在信訪工作會議上。就是因為我提出，凡是不實之詞，凡是不正確的結論和處理，不管是什麼時候、什麼情況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級，什麼人定的、批的，都要實事求是地改正過來。有同志就公開同我說，假使毛主席批的怎麼辦?我說，照樣平。還有人說，「不管什麼時候」，那麼國民黨的錯案平不平?連國民黨搞錯的也平呀?我說，我們把國民黨推翻了，就把它平掉了嘛。我想，這兩次會，國鋒同志都是知道的。所以，在落實幹部政策、平反冤假錯案上，國鋒同志不積極，不公正，我覺得是要承認的。
第四條，在對待毛澤東同志的問題上，確實採取了實用主義的態度。
我同意剛才彭真同志講的，如何對待毛澤東同志，是全黨、全國人民最關心的事情。在這個問題上，我們要經得起歷史的考驗。在這個問題上，要檢驗每一個人。國鋒同志對毛澤東同志的功勞、缺點、錯誤不是一時看不清楚的問題。對毛澤東同志的錯誤一個時候不能講，甚至於還要講一點違心的話，我們都有過。更不是重申繼承、捍衛毛澤東同志旗幟、毛澤東思想有問題。現在全黨絕大多數同志也是主張繼承、捍衛毛澤東同志的旗幟，維護毛澤東思想的。問題在什麼地方?問題是如何繼承，如何捍衛。在這個問題上，國鋒同志繼承、捍衛的是毛澤東同志晚年的錯誤的東西，而且做得過火。這就同許多老同志不同。我簡單地講這麼一個道理：許多老同志講的是要恢復和發揚毛澤東同志過去正確的東西，特別是他提出的一整套正確的思想作風。國鋒同志所宣揚的是另外的東西，主要是繼承、捍衛毛澤東同志晚期的全套錯誤的東西，是毛澤東同志晚期的錯誤的思想、路線、政策、作風。
這集中在國鋒同志提出「兩個凡是」，堅持「兩個凡是」上。不贊成真理標準的討論，只是他堅持「兩個凡是」的繼續。「凡是」有三個版本：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三十日吳德同志講話的版本;一九七七年二月七日《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報》社論的版本;一九七七年三月十四日國鋒同志自己講話的版本。幾個版本意思一樣，只是字面上有差別。彭真同志講得對，「按過去方針辦」和「按既定方針辦」沒有什麼原則上的區別，只是咬文嚼字。
按理來說，國鋒同志內心不是對毛澤東同志晚年的錯誤全都贊成的。我可以舉一個例子，國鋒同志很關心生產，至少有三次：第一，我們在湘潭時期，他對生產的興趣很大;第二，他自己講，一九七一年揭露林彪時，毛主席同他談話，批評他：你滿腦子都是生產;第三，一九七五年他在聽取科學工作匯報提綱座談會上的講話。可是，國鋒同志在粉碎「四人幫」後講的卻是另外的東西，什麼基本路線，什麼階級鬥爭為綱，什麼全盤肯定「文化大革命」，什麼繼續革命，等等。但也不全是真心話。這裡面就產生一個實用主義的問題。這就是要害的地方。國鋒同志在對待毛澤東同志的問題上，是揀他的需要，只顧眼前，不顧後果，只考慮個人得失，不考慮黨和國家的安危，這是一種典型的實用主義，這很不好。在歷史上，對一個領袖，往往有些人採取這種實用主義的態度，我覺得是很不好的。這個問題對全黨也有普遍的教育意義。
第五條，在突出個人問題上，造成了十分有害的影響。
我們黨的同志，絕大多數都犯過對毛澤東同志個人崇拜的錯誤。我們吃了這個大苦頭，我們記憶猶新，國鋒同志也應記憶猶新。但是，粉碎「四人幫」以後，我覺得，國鋒同志搞了個雙重崇拜，一個是維護舊的個人崇拜，一個是樹立新的個人崇拜。所以，有同志說國鋒同志在搞個人崇拜上，比毛澤東同志有過之而無不及，我認為這是公道的。簡單地講，有八件事：(一)當然的繼承人。(二)英明領袖。(三)掛像。(四)頌歌。(五)題詞。不是一般的題詞，是大量的。(六)照相。不是一般的照相，是大規模的、連續不斷的。(七)出書。出了很多書，湖南就出了一本《華主席重要講話文章題詞彙編》第一冊，準備繼續出下去。一九七七年、一九七八年出了書的還不少，包括小孩子的書。(八)搞歡呼場面。搞這個新的個人崇拜，一度確實成了鋪天蓋地的風氣。這是怎麼來的?我認為有三條客觀原因。講清楚這個問題，好在這個問題上採取正確的政策。第一，粉碎「四人幫」初期，確實有一些老幹部、老同志為了黨的事業，對國鋒同志說了一些好話。老一代革命家對新上台的同志說了幾句過頭的、褒揚的話，是可以理解的。我們都跟著說過這個話，我也講了。第二，我們黨確實有一些專門當吹鼓手的人。我們黨幾十年來，歷來有靠當吹鼓手吃飯的人，專門吹喇叭，抬轎子。這種人確有個黨性問題。第三，是受空氣壓力的人，在上面空氣壓力下，不講那麼幾句，覺得日子不好混。絕大多數我看是這種同志。客觀上存在三種情況，因此我們要採取正確的政策，不要追究黨內同志們的個人責任，但要總結經驗。
但在這個問題上，國鋒同志確實要負主要責任。第一是不制止，第二是不降溫，第三是還有迷戀。我要講個歷史事實。要少宣傳個人，是喬木同志提出來的，後來請示小平同志，小平同志說，寫進三中全會公報上去，公報上才有了這段話。後來國鋒同志要我們幾個人為他準備一篇三中全會閉幕時的講話稿，我就向國鋒同志提出，少宣傳個人應多說幾句話好，他採納了這個意見。開了會以後，我向國鋒同志提出，是否把你們五位常委的八次講話印發到全黨去?我兩次同國鋒同志講過。國鋒同志說，我說過，檢討了，就算了吧。還有件事情，三中全會以後，黨校有個學員給國鋒同志寫了一封信，說你到紅星養豬實驗場去，場裡把你用過的東西擺起來，不好，應取下來。這封信是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寫的，國鋒同志拖了半個來月，在一九七九年一月十六日回了封信給本人，說你的信收到了，提的意見很好，我已托北京市委的領導同志對紅星養豬實驗場的同志做了思想工作，將陳列物品撤去。以後如有類似情況，都照此辦理，一定要繼承和發揚我們黨的優良傳統。「以後如有類似情況，都照此辦理」，你叫那個寫信的同志怎麼「照此辦理」呢?你應該寫一封信讓中央轉發一下嘛。接到這封信以後，我用了一番心思：在黨校的畢業典禮會上大講了一番。我說，華主席批覆這封信很好，我們結合這件事認真地考慮一下我們黨內還有哪些封建做法，封建辦法，需要改過來的。改正這些東西，我的意見，宜早不宜遲。今年我們書記處又採取了幾個步驟，如把毛澤東同志的像減少下來，又發了個通知。本來國鋒同志有許多機會可以向中央寫個報告，讓中央批下去。特別是後來發生了國鋒同志訪日回來路過南京搞盛大的歡呼場面這件事情。所以，中紀委的同志一致的意見，用了八個字，叫「明知故犯，陽奉陰違」。個人崇拜一直不制止，不降溫，中央全會上提出來後，還不降溫，還有迷戀，我覺得，這是很不好的。
搞個人崇拜這個東西，是我們黨的一大教訓。我建議，黨的六中全會要正式做出決定，要永遠嚴禁搞個人崇拜。搞個人崇拜，第一，根本談不上民主生活;第二，根本談不上實事求是;第三，根本談不上解放思想;第四，不可避免地要搞封建復辟。可以說危害之烈，莫此為甚。所以，個人崇拜永遠不能搞了。
第四點，應該正確評價三中全會以前兩年的工作。
三中全會前兩年，國鋒同志那一套究竟在黨內發生多大的影響?對全黨工作怎麼看?我們還是應當採取實事求是的分析態度。我主張作這麼六條分析：
第一條，國鋒同志在這個期間，思想路線、政治路線、組織路線都是不端正的。可以說，要全盤繼承毛澤東同志晚年那一套錯誤的東西。不但路線要繼承，錯誤的政策要繼承，作風也要繼承。國鋒同志所以全盤繼承毛澤東同志晚年這套錯誤的東西，客觀地來講，有他認識上的局限性，也有歷史沿襲下來的思想影響，也有他自己思想立場上的不純的東西。我認為三個因素都有。就國鋒同志來講，這兩年的錯誤，我的看法，可能是國鋒同志一生中最大的錯誤。
第二條，作為黨的主席、軍委的主席和總理，國鋒同志的錯誤觀點、思想、路線、政策、作風，必然要反映到代表黨中央講話的言論中去。因此，國鋒同志代表中央的言論，我看是由兩部分組成的：第一部分，是正確的東西，這個正確的東西，是因為中央討論，全會討論，許多人提意見，集體創作的;第二部分，是不正確的東西，國鋒同志自己加進去的東西，他自己本人堅持的東西。
第三條，國鋒同志個人堅持加進去的錯誤的部分，當然對全黨、全軍、全國人民都要帶來嚴重的影響。因為他是以主席身份講的嘛，以總理身份講的嘛。這種嚴重影響表現在哪裡呢?造成什麼惡果呢?就是嚴重地束縛了人們的思想，延緩了撥亂反正的步伐。不是說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一個是推動，一個是延緩嗎?因為國鋒同志占了這麼一個重要的位置，起了延緩的作用，造成了廣大幹部和人民憂慮不安，使不少的同志陷入了盲目性，在工作中出現了這樣那樣的缺點、錯誤。所以對這個時期犯錯誤的同志來說，就領導責任講，國鋒同志也是應該負責任的，也是應該幫他們挑點擔子的。
第四條，對國鋒同志錯誤的影響也不能估計過高、過大。因為廣大幹部和人民是有抵制的。許多地方，許多同志，對那兩年中央的文件是採取分析的態度的，正確的就接受了，錯誤的就沒有接受。在抵制國鋒同志錯誤影響上，總的來說，老同志、特別是中央的老一輩的革命家，起了很大的作用，提出了一系列的正確主張。我歸納了十條：
(一)粉碎「四人幫」以後，葉帥和先念等同志幾次堅持要小平同志出來工作，得到全黨的共鳴，起了取消繼續批鄧的作用。
(二)一九七七年二月份，小平同志公開贊成許多同志的看法，指出「兩個凡是」不對，這是廣為流傳的，開了我們黨解放思想的先導。思想解放是從那個時候開始的。
(三)一九七七年三月工作會議上，陳雲、王震同志公開提議要小平同志出來工作，要為天安門事件平反。我看，這打破了不許撥亂反正的「鐵幕」，這個話不一定妥當，或者說打破了那個僵局。雖然陳雲同志、王震同志那個提議沒有成功，但是它發生的影響是不能低估的，它揭開了撥亂反正的真正序幕。
(四)一九七七年四月份，小平同志明確提出要完整地、準確地掌握毛澤東思想。這個流傳得更廣了。它起了什麼作用呢?「兩個凡是」的用意是幹什麼的，當時有許多人不懂，它實際上戳穿了「兩個凡是」的用意。
(五)一九七七年八月「十一大」前後，葉劍英同志、鄧小平同志、陳雲同志、聶榮臻同志、徐向前同志和一大批老同志，一齊出馬，宣傳黨和毛澤東同志的實事求是的作風。從此，就開始了我們全黨在思想上、理論上巨大規模的撥亂反正，開始了實際工作上的撥亂反正。請同志們回憶一下，一九七七年八月以後，撥亂反正的政治思想理論文章很多。一九七七年下半年到一九七八年這一年半時間裡，理論界、思想界非常活躍。在這一段，我們要講句公道話，許多地方的報紙在思想上、理論上的撥亂反正上也是出了力、立了功的。一直發展到真理標準問題的廣泛討論。這些實際上起了什麼作用?把當時少數人所設想的揭批「四人幫」的「第三戰役」框框一下就衝破了，想包辦也包辦不了了。所以，「第三戰役」是有的，不能說沒有。但有的就是百花齊放。那個時候撥亂反正的文章，社會科學院也有，黨校也有，《人民日報》、《光明日報》、《解放軍報》、地方報刊都有。羅瑞卿同志一九七八年為修改關於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第二篇文章，即《馬克思主義的一條根本原則》，花了一個多月的功夫，費了很大的力量。
(六)一九七七年十月七日，黨校的幾個同志在一大批同志的支持、幫助下，發表了《把「四人幫"顛倒了的幹部路線是非糾正過來》，帶頭為幹部路線上的撥亂反正動員了輿論。
(七)一九七八年五月，開始了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六月二日，小平同志公開出來支持，可以這麼說，這引起了我們三十年以來理論界、思想界的思想大解放，為三中全會作了最好的心理準備。
(八)一九七八年九月份，小平同志在東北提出了全黨工作著重點的轉移，為三中全會的方針，為今後黨的工作方針，作出了決策。
(九)一九七八年十月到一九七九年一月，小平同志訪日、訪美，再訪日，開始打開了國際上反霸鬥爭的外交格局，同時決定了對越自衛反擊戰。這是我們外交路線上的根本決策。
(十)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三中全會，確定大規模地平反冤假錯案，增加中委，提出少宣傳個人，確立我們黨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這都是許多老同志在會前和會議中間定下來的。
所以，應該這麼說，廣大的幹部，特別是老幹部，在三中全會以前的兩年起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也可以這麼說，他們是撥亂反正的實際指揮者。同時也應當這樣說，在這個過程中間，小平同志作了最大的貢獻。
第五條，現在回過來，應當如何估計三中全會以前的兩年呢?我的意見是不是這樣說：我們是做了一系列的撥亂反正的大事，我們是在艱難複雜的條件下前進的，或者按小平同志說的，我們是在徘徊中間前進的。我們的許多老同志，許多地方黨委，起了很好的作用。我們也還是遇到不少的阻力、干擾。這個話究竟怎麼說好，應該斟酌。我覺得，把這兩年估計得不恰當，可能全黨不贊成。
第六條，我附帶講一下，經濟問題，我們也是有錯誤的，一個是高指標，一個是大轟大嗡，主要是一九七八年。我覺得，這個問題，國鋒同志是有一份責任的。但是，我的意見，當時指標是中央全會討論了的，大家都舉了手的，我也是有錯誤的，因為當時我是中央委員之一，我也是吹過的。當時比較正確的是陳雲同志，還有其他一些同志。但是，在經濟上的嚴重失誤、嚴重錯誤，我的意見，不要把主要的帳算在國鋒同志身上，當然，國鋒同志自己要負重大的責任。如果《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上要寫，在那個高指標的問題上，當時中央的同志是有責任的。我的意思很明白，最好不要把國鋒同志在對黨、對人民的關係這個根本的大是大非問題上的錯誤，同經濟上的錯誤混在一塊。
還有，我不主張這兩年用錯誤路線誰是代表，正確路線誰是代表這種說法。如果要寫，要寫許多老同志、老前輩，提出了什麼主張，簡單地安上正確路線的代表反而不好。某些簡報上還提到我也是什么正確路線的代表，我現在聲明，我不夠格，我不要這個代表。
最後一點，我講一點關於調整中央領導核心的意見。
講這麼幾條：
第一條，國鋒同志繼續當黨的主席、軍委主席，看來黨內多數同志是不會贊成的。因此，國鋒同志自己提出要辭去這兩個職務，我覺得好。我同意紫陽同志的意見，這對黨、對國鋒同志自己都有好處。
第二條，黨的主席，按照全黨、全國人民的心願來說，應該是小平同志擔任。這叫做眾望所歸。這是不能含糊的。小平同志申述了由他當不好的理由，而且他同幾位老同志都主張，也不由其他七十歲以上的老同志來擔任，不只是他不擔任，凡是七十歲以上的老同志都不擔任，這確實是站得高、看得遠、想得深，這確實是為黨、為人民、為我們民族著想的一個大主張。在這一點上，我是贊成的。
第三條，全黨都會擁護小平同志擔任軍委主席，我看也只有小平同志擔任才合適。軍隊是我們國家的柱石，這個柱石搞不好是不行的。所以，小平同志也表示只好由他擔任一個時期。我說，這都是從大局想問題的正確決策，我表示非常贊成。
第四條，幾位老同志提名我擔任黨的主席，我是萬萬沒有想到的。這不是什麼謙虛，確實是不夠格。我也不同意這麼一種意見，說七十歲以下的人我是比較適當的。我在常委會上說了，紫陽同志的優點比我多得多。小平同志曾經說過，要當仁不讓。當仁不讓，我也是同意的，但是，不行就不上，也是正確的。所以，我希望政治局會議上再考慮一下，能不能搞個更好的辦法，用更好的方案來解決這個問題。這個就不多說了。
第五條，不管誰當，只要幾位老同志健在，特別是小平同志，那是我們黨的領導核心裏面的核心人物。紫陽同志講得非常好，他是借用外國人的話，今後不管誰當主席，中央最高領導層的「政治設計者」主要是小平同志。這個不是從資格上來看的，這是憑真本事的，包括經驗、水平、黨性、大局。這一點，我提議要向全黨講清楚，要在一個文件上正式講清楚，使以後當主席的人心裡踏實一點。小平同志掌舵，其他的老同志也是核心人物。如果不寫，不講這個，有這麼一些人，他惶惶不安，也不知所措。我有這個建議。
我相信，我們即將召開的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在總結了經驗、調整了領導核心後，一定會更好地團結全黨，率領全國各族人民，戰勝一切困難，穩步地達到我們已經確定的偉大目標。這是毫無疑問的。
胡耀邦這個長篇講話現在看來確實有一些過頭話，但放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來看，胡耀邦對華國鋒也是採取力求客觀的態度，和一些老幹部的做法大有不同，中央黨校教授沈寶祥在其新作《親歷撥亂反正》一書中回憶：
1981年9月29日，胡耀邦對我們理論動態組同志談話時說：對華的錯誤，第一，講過了頭不好;第二，講枝枝節節的事情不好。講得公公道道是得人心的。我在政治局的講話中，有五個承認，承認他是老幹部，承認他有貢獻，承認能力是相對的，承認大家都可能有錯誤，承認他「文化大革命」不是造反派。他說，沒有這五條，我們站不住腳。胡耀邦的五個承認，是有針對性的，講這五條，是需要一點勇氣的。胡耀邦的這個發言，在當時那種氛圍中，比較起來，是最公道溫和的，但有的問題講得也有些過頭。
這個講話白紙黑字擺在這裡，沈寶祥先生的分析有一定的道理。但這個講話可圈可點還可深入分析的問題還有很多，如批評華國鋒在經濟上的問題就值得商榷，胡耀邦說：
「我附帶講一下，經濟問題，我們也是有錯誤的，一個是高指標，一個是大轟大嗡，主要是一九七八年。我覺得，這個問題，國鋒同志是有一份責任的。但是，我的意見，當時指標是中央全會討論了的，大家都舉了手的，我也是有錯誤的，因為當時我是中央委員之一，我也是吹過的。當時比較正確的是陳雲同志，還有其他一些同志。但是，在經濟上的嚴重失誤、嚴重錯誤，我的意見，不要把主要的帳算在國鋒同志身上，當然，國鋒同志自己要負重大的責任。」
這一段話中問題就很多，既然承認高指標是個錯誤，而且是大家都舉了手的，為什麼還要華國鋒負重大的責任。其實胡耀邦在經濟問題上也是一直提倡高指標的。
胡耀邦批華的講話從另一個側面也證明了華國鋒是自己提出辭去黨的主席和軍委主席職務的。說明華國鋒自己說的：「黨內再鬥爭，老百姓遭殃。我堅決辭掉一切職務。事先和葉帥說了。有的說我傻瓜。有的說我太老實。我沒有後悔」這個說法是靠得住的。
另外胡耀邦這個講話也透露出鄧不當黨的主席，那麼也不能由其他老同志來擔任，理由是年齡「凡是七十歲以上的老同志都不擔任」。在這個文本里更為有意思的是胡耀邦發明了一個提法，那就是鄧是「黨的領導核心裏面的核心人物」，而趙則發明了鄧是「中央最高領導層的『政治設計者』」的提法。胡耀邦還說：「小平同志掌舵，其他的老同志也是核心人物。如果不寫，不講這個，有這麼一些人，他惶惶不安，也不知所措。」這是什麼意思?「其他的老同志也是核心人物」，其他老同志又是誰?這些問題都需要研究。
今年紀念胡耀邦誕辰百周年，要把胡耀邦放在歷史的大背景下進行研究，他既是一位歷史偉人，也是一位有著常人缺點和錯誤的人，當然人無完人，我們不能苛求於前人。當年胡耀邦主持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甚至批「兩個凡是」等問題都有進一步研究的需要。既然不能搞其他人的兩個凡是，那麼我們對耀邦也不能搞兩個凡是，不能以耀邦是為是，非為非，必須尊重歷史，尊重事實，這才是對胡耀邦最好的紀念。
蓋棺不能定論，公道自在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