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伯森是華國鋒仕途上的恩人，華國鋒當年在其的「亮相」《聲明》特別說了一條「向章伯森同志學習!」，就證明他是深知彼時章伯森對他的重要。然而，1968年9月批判所謂「炮打三紅」之際，章伯森受到不公正的牽連，對此，當時在湖南說話已頗有份量的華國鋒(省革委會第二把手)，不僅沒有為章伯森洗刷解脫，反而以怨報德，贊同了軍方與部分造反派對章伯森的批判，致使章伯森被迫在檢討一番後，下放新田縣工作數年。
華國鋒
華國鋒在當代中國史上是個什麼樣的人?
這三十年來，很多人都認為華國鋒是一個「忠厚老實」之人——不然，何以已經坐到了中央主席的高位上，卻還會辭職下台，還會連做幾屆一個不能管事的中央委員?
雖然，由於國情，我們對於中央高層很多真實情況，不可能透明的了解，因而，現在對很多高層人事的變化，老百姓是難於真正知曉其具體原因的。但是，畢竟像華國鋒這樣的高層人物，即便身居鐵幕之後，他們終究也還是會通過其執政方針及行事手段，來向世人顯露其個人的政治品質與處世品德的。
從個人的品性來看，華國鋒是不是一個忠厚老實之人呢?
其實，我們看看華國鋒原來在湖南的一些個人表現，便可對此略知一二了。
早在1959年廬山會議後，華國鋒就對前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彭德懷冤案受害者周小舟落井下石。當年宣傳華國鋒的熱潮中，以「中國共產黨湖南省委員會」名義發表的《華國鋒同志是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卓越繼承者》一文中，這樣記述道：「廬山會議前幾個月，彭德懷竄來湖南，夥同劉少奇在湖南的代理人(即周小舟)四處活動，拼命搜羅向党進攻的炮彈。面對著右傾機會主義者的猖狂挑戰，華國鋒同志挺身而出，給予了有力的回擊。他深入農村調查研究，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他作報告，寫文章，用無可辯駁的事實論證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必然性和正確性，熱情地歌頌了革命群眾運動和社會主義新生事物，痛斥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無恥讕言。」而1962年在彭德懷回湘潭縣作調查時，華國鋒也即向中央有關部門送交了監視彭德懷的機密報告，毫無同情之心，卻有置彭帥於險境之舉。
如果說，這些還可視為是身在政壇，不得不為的例行官事，還不能認定其是不忠厚不老實。那麼，在湖南的文革中，他的不少表現，則實實在在是從未有過什麼「忠厚老實」之形象的。
文革造反高潮中的1967年時，湖南省委書記之一的華國鋒，一度被得勢的造反派們批鬥軟禁，政治上也被造反派劃入了要予以打倒的「另冊」。在當時那種情況下，造反派雖說還不能隨意將領導幹部們置於死地，但要將他們置於被打倒的「走資派」之列，促使中央降其職、罷其官，那還是不難的。當時華國鋒如果真沒被造反派選中作為「亮相」的革命領導幹部結合進入省革命委員會，相反，卻被作為「死不改悔的走資派」予以打倒，或將其撇在一旁「靠邊站」數年不能工作，那麼，像千千萬萬其他領導幹部那樣，隨著文革運動的進展，他便會經歷一個「挨批鬥」、「靠邊站」、「被解放而重新工作」直至恢復原有級別職務、又最後離休完事的過程，了結一生。這樣，華國鋒進入中央工作的可能，就幾乎為零。
然而，一個叫章伯森的人，卻在1967年大大地改變了華國鋒的仕途與人生航向。
當時，華國鋒的同僚——省委中支持造反派的候補書記章伯森，為了讓華國鋒擺脫困境，也同章一起「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一邊來」，便一方面幾次瞅住上京面見中央領導人的機會，向中央反映華國鋒的困境，並極力為華美言，建議中央在湖南起用華國鋒;另一方面，章伯森又向堅決要將華國鋒作為湖南走資派之一而打倒的工人造反派頭頭，耐心做勸說解釋工作，爭取工人造反派頭頭們最終將華國鋒定位於「革命領導幹部」，擁戴其為湖南文革中的黎元洪，由牛棚解放而送往北京。於是，當時華國鋒在「亮相」《聲明》中便說：「改正錯誤，堅決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線上來，向章伯森同志學習!」
由此，華國鋒便不僅一下子避免了像很多領導幹部那樣被批鬥、被打倒、被靠邊站數年的厄運，而且，還先後有機會成為了湖南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位列同為省革委副主任的章伯森之前)、新一屆省委第一書記，繼而進京入閣。
按一般人之常情，章伯森可說客觀上是他華國鋒的有恩之人，華國鋒當年在其的「亮相」《聲明》特別說了一條「向章伯森同志學習!」，就證明他是深知彼時章伯森對他的重要。華對章，不說湧泉相報，至少也應銘記此恩。然而，時過僅一年，1968年9月批判所謂「炮打三紅」之際，章伯森受到不公正的牽連，對此，當時在湖南說話已頗有份量的華國鋒(省革委會第二把手)，不僅沒有為章伯森洗刷解脫，反而以怨報德，贊同了軍方與部分造反派對章伯森的批判，致使章伯森被迫在撿討一番後，下放新田縣工作數年。
到1976年「四人幫」垮台後，曾一度支持過造反派的章伯森，自然成為了清查對象。其時，已位居最高的華國鋒，對章伯森在文革中的一切，他不會不清楚，也不會不明白章伯森其實並無什麼「篡黨奪權」的問題(要說支持了造反派，他華國鋒也同樣做了)。然而，華國鋒卻沒對章伯森伸以任何援手，說一句公道話，慨然同意湖南將章伯森納入所謂「四人幫黑手」，進行長達數年的清查。直至使章伯森被開除黨籍、撤銷一切職務、工資降級。
在華與章的關係中，不論章伯森個人如何，他畢竟曾是客觀上有恩於華國鋒的。在章伯森有些麻煩之際，已做了中央主席的華國鋒，卻不能根據章伯森的實際情況，給予合符情理的適當證明，助章解脫，減輕其所受處分——而要做到這一點，當時對華來說，簡直是小菜一碟。但，華國鋒就是不做。這，無論如何是不能表明華國鋒為人有「忠厚」之德吧?
文革中在湖南對華國鋒曾給予過極大支持的，還有原工人造反派頭頭唐忠富(中共第九、十屆中央委員)、胡勇(曾任省革委副主任，與華同事)等人。且不說在1967年6月間，是他們代表湖南造反派接納了華國鋒支持造反派的「亮相」之舉，胡勇還親自護送華國鋒上北京面見中央領導;更為親密的是，當1968年5、6月間湖南開展反「三右一風」(右傾保守、右傾分裂、右傾投降，及右傾翻案風)時，很大一部分造反派將鬥爭矛頭指向華國鋒，說華是「湖南右傾翻案風的後台」，是政治上的「變色龍」，提出「炮轟華國鋒」甚至要「打倒華國鋒」、「將華國鋒趕出省革委會」的方針時，又是以唐忠富、胡勇為首的工人造反派，堅決維護了華國鋒，大力宣傳華國鋒是「毛主席的好幹部」;並旗幟鮮明地表態：你「永向東」(原省委機關反對華國鋒的主要造反組織)敢炮打華國鋒，我們工人就要炮轟你「永向東」!並且，果然就隨即調集幾千工人造反派，一舉抄封了反華國鋒的「永向東」組織總部。
照理講，華國鋒與唐忠富、胡勇等工人造反派頭頭的關係是如此親密，且確曾風雨同舟共過患難，華對唐、胡等人應是很了解的了。然而，在以後唐、胡二次落難之際(第一次是1970年整造反派的「一打三反」運動中、第二次是在「四人幫」垮台後的「揭、批、查」)，華國鋒卻從未對唐、胡施以過援手，發過任何適當救助之話，任憑這二次中的湖南當局沉重懲處唐、胡(「四人幫」垮台後，唐忠富、胡勇均被判重刑)。
如果說，唐忠富、胡勇等畢竟是造反派，「四人幫」倒台後，被清查受懲處是不可避免，但是，當時已位居九五之尊的華國鋒，即便政治觀點相衝，然若念及舊誼，在湖南省委請示處理唐、胡時，客觀上為唐、胡等人講講要實事求是之類公道話，使唐、胡等人得以減輕處罰，還是可以做到的。因為，文革的造反活動，無一不有毛澤東的中央文件為據，以此為由來免除受清查者的很多所謂「問題」，簡直是太容易了。
然而，華國鋒壓根就沒有做他多少應做的這些。
一個忠厚老實的人，難道會同時又是一個過河即不念舊情的人?
有人可能會說，畢竟唐忠富、胡勇之輩是造反派頭頭，毛澤東一去世，「四人幫」一倒台，他們註定厄運難逃，就是華國鋒想幫也幫不了他們。
然而，同樣是工人造反派頭頭，曾經官至中共中央委員、北京市革委會副主任的劉錫昌，為何在文革結束後，僅僅受到撤職懲處，而倖免了牢獄之災呢?而他的黨籍，甚至還是到1990年5月，他自個兒提出要退黨後，才於7月除了其名的。且不論是什麼原因讓劉錫昌能有幸逃脫獲刑之難，至少說明，華國鋒若真想幫唐忠富、胡勇減輕一下所受懲處，顯然是完全做得到的。
早幾年去世的著名經濟學家楊小凱，即文革中的長沙市一中學生楊曦光，因為當年是公開反對華國鋒進入省革委會掌權的紅衛兵(楊曦光所在的紅中會紅衛兵、特別是楊的《奪軍權》戰鬥隊當時反對華國鋒進「新生紅色政權」省革委會的大字報，滿街都是。)，所以，當華國鋒在看到了楊曦光寫的《中國向何處去》一文的傳單後，就連忙在當時的省級幹部中打招呼，進行定性。有次，華國鋒問前省委統戰部長官健平：「你對這篇文章怎麼看法?」官連忙迎合說：「我看這篇文章思想很反動。」華則馬上聲色俱厲地說：「什麼思想反動，就是反革命!」(《楊第甫自述——吹盡黃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11月版第308頁)
而那時，中央文革陳伯達、康生等人還根本不知道楊曦光這樣一個小人物的文章(《中國向何處去》尚是一個徵求意稿，只印發了30份，僅僅在極少數人的圈子中傳閱)，華國鋒卻主動將這樣一個僅僅是中學生所寫的文章，作為重大案件報送給中央文革，導致後來楊曦光被陳伯達、康生點名為「反革命」，被捕入獄10年，直到1981年華國鋒失勢時，才獲平反。
若是一個忠厚長者，又怎麼會對一個中學生下此狠手?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對結束文革，對開闢一個新的社會變革時期提供了機會，的確是大好事。但是，由誰來抓「四人幫」，與在粉粹「四人幫」後，欲將社會引導走向何方，卻能反映出主持此事者之人品。
華國鋒是毛澤東一手提拔的，然而，他卻毫不手軟地在毛逝世後，將毛的親屬下了獄。
且不說這在中國人的傳統文化中是什麼性質，至少，這很說明了華國鋒的「忠厚老實」究竟有多大份量。
胡耀邦就說過：江青這些人是壞蛋，但是從他(即華)手裡解決他們，畢竟和我們解決他們是不一樣的。(《師東兵1988年採訪胡耀邦》)
葉劍英就說得更明白：這個事情只有華國鋒能這麼幹。小平干不出來。他(葉劍英)也沒有想到有這麼一下，也不敢想。(《熊蕾：華國鋒和葉劍英「結盟」》)
一件連葉劍英元帥都說「不敢想」的事，華國鋒卻敢在毛澤東屍骨未寒之際便給做了。
因此，你可以說華國鋒行事果斷，然而卻很難說他是「忠厚老實」。
華國鋒沒搞幾年便從高位下台出局，並不是他的忠厚老實(敢於用抓人的方法解決中央領導權問題，能是老實人?)，而是當時全國民心擁鄧(小平)的壓力所致，也是華的政治遊戲水平低能所致。畢竟，靠裝忠厚而被欽點提上來的權位，雖可以憑藉不按牌理出牌之法，一時成功突襲其秀才型政敵，但終究敵不過憑真刀真槍滾打奮鬥出來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期間，陳雲就對「凡是」派們發過警告：用抓人的手段解決黨內問題(抓「四人幫」)，僅此一次，下不為例!由此明明白白地封殺了華國鋒在政治角逐獲勝中的主要武器。而沒有這最快捷的一招，又沒有駕馭全局的本事，更沒有實質性的改革更新藍圖計劃及開創性設想，卻想沿毛澤東舊制搞下去，再加上面對的是對社會變革有了新想法的鄧小平，華國鋒的快速下台，自是必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