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深圳經濟特區成立35周年。曾任中共深圳市委第一書記、深圳市長的吳南生不久前在《炎黃春秋》發表了口述長文《親歷經濟特區的決策過程》，重溫深圳特區成立的歷史。在這篇文章第四部分「我的思想轉變過程」中，吳南生罕見披露，1961年3月，毛澤東在廣州主持召開中南局、西南局、華東局各省、市自治區負責人會議，討論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初稿，他讓人打電話叫劉少奇到廣州。北京回答：少奇同志正在主持西北、東北、華北各省、市自治區負責人工作會議，能不能晚兩天來?毛聽了大發脾氣，寫了一個條子給陶鑄，讓陶鑄到北京把劉少奇叫來。我當時是省委辦公廳主任。趕緊為陶鑄準備專機，但是，這邊專機剛準備好，北京的專機來了，劉少奇不請自來了。劉少奇被打倒後，我調出毛給陶鑄的那個條子，只見上面寫著：「是哪個皇帝騎在我頭上拉屎，現任命陶鑄為特命全權大使到北京接駕。」可能是陶鑄看到條子給鄧小平打了電話，說主席生氣了，讓少奇同志趕快來吧。劉少奇就立即來到了廣州。這張條子當時在中南局檔案館，後移存中央檔案館。本文選自2015年第5期《炎黃春秋》，吳南生口述，蕭冬連、楊繼繩整理。
20世紀50年代，毛澤東與劉少奇在天安門城樓
採訪時間：2007年10月18日下午、19日下午
採訪地點：吳南生住所
(吳南生，1922年出生於廣東省汕頭市。1936年參加革命工作，193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75年後，任中共廣東省委常委、省委書記。1979年初，負責籌辦廣東省三個經濟特區，兼任省特區管理委員會主任，同時兼任中共深圳市委第一書記、深圳市長。1985年後為廣東省第五、六屆政協主席。)
關於經濟特區創辦的情況，我們編輯了一本書：《經濟特區的由來》，我所了解的情況，百分之七八十的內容都在這裡，還有百分之一二十的內容不大好寫，我今天著重談談這方面的情況。
一、出口特區的醞釀過程
打倒「四人幫」之前雖然說我是「解放」了，但是我喜歡說怪話，罵人，人家也不給我做官。我和韋國清在中南區的時候就比較熟悉，他對廣東省不熟悉，一來就來看我。但我這時也只能當個政策研究室主任，因為常委裡面還有多個造反派。每一次開會，我都列席，坐在那裡聽聽。他們叫我作「黑高參」，意思是說韋國清很多主意是我出的。這差不多也是實情。打倒「四人幫」以後幾個造反派靠邊站了，我才參加省委領導班子，做常委、書記，我也算老資格，完全可以當的。文化大革命我沒有什麼負擔，在位的人就有負擔了，因為他總會說錯話，辦錯事。所以，主持平反工作我出面比較多，像「李一哲」的平反就是我主持的。「李一哲」其實是三個人：李正天、陳一陽、王希哲，平反的時候香港的記者都來了。
1978年開展真理標準討論很重要，這個討論對大家的思想啟發很大。改革開放作為一種希望這是普遍都有的，希望改革，希望開放，那怎麼樣開放、怎麼樣改革我們不知道，真理標準討論使很多人思想豁然開朗。三中全會後，大家紛紛到各個地區去傳達，我到汕頭。那時候的汕頭是大汕頭，包括現在的汕尾、揭陽、潮州、梅州，等於現在的5個市。我是汕頭人，很多年沒回去過了。我小時候在汕頭生長，我的家是貧民戶，很窮很窮的。但是，那時候還不像現在，那時候的窮是參差不齊的，你大窮，他小窮。現在是大家一起窮，你窮我也窮，破舊得非常可怕。我再三地想，怎麼辦?怎樣才能快一點改變這個局面?我就從香港請一些老朋友來，幫我出主意。那時從香港到汕頭，沒有船，沒有飛機，只有一種大汽車，一天一次或是幾天一次。路是很壞的路，汽車是很落後的汽車，從深圳開到汕頭得走兩天，很辛苦的。客人來了後就跟我講：「唉!一路上載歌載舞，熱烈歡迎啊!」我問：「怎麼一回事?」他說：「在汽車上，汽車這樣兩邊搖，所以叫『載歌載舞』;車裡沒有空調，熱得不得了，所以叫『熱烈歡迎』。」
1978年底1979年初，從香港請來的朋友很多，最有名的是莊世平，莊老是南洋商業銀行的董事長，後來是全國僑聯副主席，其實他是我們的一個老同志。他是銀行家，這方面比較熟悉，許多人是經過莊老請來的，其中最有名的一個叫羅新權，是廣東省人大副主任羅明的同村侄子。他在新加坡，原來是一個計程車司機，後來做生意發財了。這個人很了不起，很愛國，文化大革命中間我國開始海上石油勘探，需要海上石油勘探船，美國人不讓賣給我們，就是羅新權幫忙，通過新加坡轉過來的，好像是新加坡買了專利造出來的，他還在中東沙特等地搞連片開發，做了很多事。所以莊老把他帶到了汕頭。還有泰國曼谷銀行的陳有漢、泰國正大集團謝國明家族四兄弟等都來了。謝國明爸爸是我的老朋友，很愛國的。他們提了很好的建議。特別是羅新權，來汕頭一待就是半個月一個月。當然，羅新權得到了銀行家陳有漢的支持，沒有銀行的支持他也轉動不了。
大家談來談去，我問：「有什麼最快的辦法?」羅新權說：「你敢不敢搞自由港?這樣是最快的。你看我們的香港、台灣和新加坡能夠那麼快地發展起來，也是靠這個。台灣叫作『出口加工區』，香港叫『自由港』。」他這一說，我就明白了，因為對外面的消息我還是知道的。請羅新權來就是規劃這件事。談得有點頭緒了，1979年2月21日，我就給省委寫了一封信，那封信是用電話掛的，說汕頭利用外資和擴大對外貿易潛力很大，應當「下放一些權力，讓他們放手大干」。2月底3月初，我從汕頭回到廣州，住在趙紫陽當年住的房子裡。又和我們許多經濟學家談，包括卓炯，他也主張市場經濟。廣東社會科學界思想都比較一致，他們跟我很熟，都是老朋友，在我面前什麼話都敢說。辦特區的想法就是這樣產生的。
回到廣州的那天晚上，習仲勛到我家裡，我談了我的想法。習仲勛說：「我贊成，明天開會你說吧!」第二天開會我就講了。我說：「希望搞一個點，先走一步。如果同意，就把汕頭作為試點吧，因為汕頭有兩個條件：一是汕頭對外貿易比較多，二是汕頭華僑比較多，全省創匯除了廣州就是汕頭。」當時汕頭創匯1億美金，現在看不算什麼，當時比江西全省還要多。仲勛同志當場就說：「要搞都搞，全省都搞!」他不知道不能全省都搞的，全省都搞不得了!最後商量，在汕頭、深圳、珠海3個地方搞。當時的情況是大家都希望改革。說中國的改革開放是哪一個人發明的，哪一個人先提出來的，我是不贊成這個說法的，應該說，是黨內、社會上甚至海外大家共同的要求。
最初的設想比較粗獷。仲勛說：「寫個報告給中央，4月初中央開會，我要去，當面給中央提出來。」我說：「國務院召開經濟工作會議，你參加嗎?」他說：「我還沒有做結論呢。」當時恢復了他的組織生活，但《劉志丹》這本書「利用小說反黨」這個說法還沒有做結論。他說：「我去要求做結論啊!」他去那裡主要是辦這個事。這個會不是鄧小平而是華國鋒主持的，是華國鋒最後同意、贊成了廣東的建議。習仲勛回來傳達，都是講的華主席，不是講鄧小平。他只講了鄧小平一句話。習仲勛說：「小平說要殺出一條血路來，我看他對改革開放也是很積極的。」他是這樣傳達的。我現在寫文章照樣寫，是華國鋒主持的、同意的。
當時叫什麼名字一時定不下來，叫「出口加工區」?台灣有了。叫「自由港」?又不敢叫。叫作什麼?「特區」這兩個字倒是小平同志提的，廣東人不敢講特區，過去反過廣東人的「地方主義」，要是說我搞特區，還得了!那是不行的。「特區」兩個字不是在會上提出來的，幾個老頭沒有參加會議，開完會，谷牧受委託給陳雲、小平匯報。有些材料說是習仲勛向鄧小平匯報，不對。谷牧對小平說：「廣東有這樣的思想，先走一步，劃一個地方出來，搞改革開放，然後全面推開。」小平很贊成。谷牧說：「但是名字定不下來。」鄧小平說：「那就叫特區吧!」
有一本書叫《中國改革開放史》，裡面說是習仲勛到汕頭去傳達，看到汕頭的情況，回來提議要辦這個東西，以後又見了鄧小平，又是如何如何。兩年以後我才知道有這本書，我說：「你們怎麼這樣胡說?」後來，他們給我打了電話，做了一個更正。蘆荻寫了一篇文章，發表在《百年潮》，糾正這個事實。作者很多是年輕人，不知道情況，情有可原，但起碼你把稿子拿來給廣東看一下。
這裡澄清兩個事情：一個說法是，1978年提出在寶安、珠海辦出口生產基地，這與辦特區不是一回事，實際上後來也沒有搞成。《特區的由來》第463頁有一個注說清楚了。1978年，段雲從香港回來，到廣州向省委介紹情況，在省委5樓開的會，他提出建立外貿基地的意見。他們提出這個意見完全是為了外貿，為了出口。一看就知道，都是計劃經濟的東西。根本和特區掛不上，甚至與外逃也沒有關係。文革前，中南局就在那裡搞了兩個生產基地。
另一個說法是，1977年9月鄧小平來廣東聽匯報時說的兩句話，是「打了兩個啞謎」。這都是胡說的。當時葉帥在廣州，身體不好，住在南湖賓館。小平同志才出來工作，就來廣州看葉帥。來了以後開個小會向他匯報，我，還有韋國清、李大姐(堅真)、焦林義等人參加。韋國清在匯報中談到外逃的情況，小平插話說：「這是政策問題，不是邊防部隊所能管的。」有人說，這兩句話是「打了兩個啞謎」。你說以我的水平不知道是政策問題，只有小平說了我才知道嗎?我有這麼傻嗎?我對這個情況心裡是很清楚的。還有一篇報導說，在座的人都聽不懂，只有一個吳南生聽得懂，所以他後來辦了特區。這一說，就證明廣東省委的水平很低，莫名其妙!根本不是那麼一回事。那時候，外逃是非常嚴重的，深圳那個山上，藏著大概幾萬人，等著晚上要衝下去。深圳本身的人都跑光了。深圳有兩個羅芳村，深圳河這邊有一個羅芳村，那邊還有一個羅芳村，那邊的工資比這邊高了好多倍，他們怎麼不跑?改變不了的。從1974年開始，邊境上一直在那裡拼命往外跑，天天在跑，一直到1980年，全國人大通過廣東省《特區工作條例》。建立經濟特區的消息一公布，就不跑了，大家的心都安定下來了。真的很奇怪，連我們都覺得很奇怪。你看，鄧小平1977年就說了，到1980年還在跑，怎麼能說鄧小平有什麼辦法呢?有辦法他早就用出來了。
二、特區建設初期困難重重
特區建設要啟動，開辦資金從哪裡來?1979年12月12日，在京西賓館開會，會議規模很大，各部委、各方面的人都來了，我在會上講了關於特區的整個規劃，這是奠定特區基礎的第一個報告。我是給中央打了保票的，我說：「不要中央的錢，我自己搞一個城市。」保全縣改成深圳市的時候中央撥了錢，但辦特區的時候沒有。一開始，香港老闆過來談的很多，有幾家比較大的如新鴻基，想讓他拿點錢修路，他不肯。後來外面的朋友告訴我，市政建設是由政府拿錢的。投資者是不拿錢的，我才明白這個道理，最初的規劃是準備讓他們拿錢來投資的。這年冬天，我找到香港莊世平，我說：「莊老啊，我實在沒有辦法，你那裡能不能給我一點貸款啊?」莊老說：「啊呀!貸款很麻煩，我這是銀行，你貸了款修馬路，將來怎麼還啊?」我說：「我總要有一個開頭，沒有錢怎麼開頭啊?」他說：「你給谷牧說，要求國家銀行貸款。我在香港銀行不好貸。」其實他也是中國銀行，但他是作為在香港的外資銀行。
那年冬天谷牧來了，我和他一路看，到處都灰塵滾滾，在修路。那時候的深圳很糟糕，水沒有水，路沒有路。我對谷牧說：「我要做饅頭總要有點酵母，沒有點酵母我怎麼做?你能不能給我一點貸款?」我還說：「原來我想靠外商，但市政建設外商是不肯拿錢的。我不把路修起來，沒有吸引力呀!」谷牧說：「你大概要多少錢?」我說：「我也說不清楚，現在知道的得要幾千萬。」他說：「那這樣吧，我給你貸3000萬，3000萬你一年也夠用了。」就這樣貸了3000萬。這3000萬開了深圳的深南大道。到了第二年(1981年)春天，下大雨。現在羅湖火車站那個地方，原來都是窪地，一下雨就全部淹了，大便都浮在水上，很難看的。香港來的小姐一下火車，都要把高跟鞋脫下來拎著。我們集中了全國108個工程師，住在欣園招待所，都是平房，地勢很低，一下大雨，水就上來了，圖紙沖得亂七八糟。怎麼辦?工程師跟我說：「你敢不敢搬掉羅湖山?如果把羅湖山搬掉，填平羅湖，這一塊就是寶地。」我說：「這很好呀!」我又找了很多工程師商量，大家都贊成，就下決心搬掉羅湖山，現在的邊檢站大樓原來就是羅湖山。搬掉羅湖山可以出900萬立方土，可把羅湖填平，有水塘的地方填了兩米多高。填平羅湖，從梧桐山到羅湖，深南大道那條馬路下面是一條很大的水道，按照外國的設計，裡面可以走兩部汽車，把梧桐山一帶的積水從這裡排出去，以後這一帶再沒有洪水了。還出來0.8平方公里土地。哇!這個情況一傳到香港，說：「08，能發。」香港人都涌過來看。建設深圳，我就靠這塊地皮的錢了。香港那面也有很多老朋友幫我的忙，特別是新聞界，《大公報》一開始就很幫忙，還有好多報紙，也是我們的老朋友。電影界的石慧等都在那裡做生意，大家關係很好。還有一個問題，羅湖旁邊都是農村，那些農民怎麼辦?弄不好他暴動啊。我們從日本、我國香港進口一大批吊車、堆高機、載重汽車，讓羅湖農民開，把農民都變成工人了。深圳搞多少年沒有發生什麼鬧事的，一開頭就把他們安排好了。
我當市長、市委書記那兩年很困難，來的人很多，連吃的都沒有，菜呀，雞蛋呀，都買不到。我在那裡當市委書記，連洗澡水都沒有，水都是渾的。我講一個故事。我一來，在市委大會上說：「新加坡李光耀都要剪掉長頭髮，我們社會主義國家，怎麼能留長頭髮?」那時候深圳人很奇怪，在田裡種田的穿著花衣服，留著長頭髮，遠遠看去，不知道是男的還是女的。當時買不到布，花衣服都是從香港拿來的，因為窮，拿來就穿。過了一段時間我看還是長頭髮，問為什麼不剪。他們說：「只有一家理髮店。」前幾年江澤民來這裡說：「深圳那個地方蚊子真多，但是飯做得很好吃。」那時候蚊子多得不得了。谷牧說：「我最怕去你們深圳了，蚊子太多了。」每一次有客人來我都親自動手，一掃就一盤子。深圳原來是幾條水溝，欣園前後都是溝，把大溝挖了以後，上面鋪了厚厚的水泥板，變成路，這一搞蚊子少一點。
《特區工作條例》是我主持起草的。說實在話，最初我也沒有想到那麼多，但是香港那邊的熟人，除了剛才講的，還有費彝民啦，還有香港總商會的人，他們說：「你無論如何也得立法，你不立法誰敢來?沒有立法的國家外國人最怕。」我覺得很有道理，那就決定起草《特區工作條例》，花了一年，搞了10多稿，請他們到廣州來，徵求他們的意見。到廣州來開會是比較有利的，我們集中了中山大學、暨南大學、社科院、省委黨校等好多方面的專家。大家都不知道怎麼開放，沒有最高指示。
深圳特區一辦，確實很快見效，這是你很難想像的。中央各部委，各省的幹部子女都來到深圳。我說是藏龍臥虎之地，但他們到深圳不敢亂說話。我在那裡，每天來找的人不知道有多少，有老朋友的孩子，不熟悉的也有。來了就說：「叔叔，我爸爸讓我來向您問個好。」我想，你爸爸是誰呀?「叔叔我要買東西，沒有港幣，你幫我湊點港幣?」都是這樣的。那個時候這邊工資高。那時，在西麗湖搞了個旅遊點，吸引很多香港人過來。谷牧來了，我就和他一起到那裡，吃飯的時候，谷牧問一個服務員，說：「你一個月的工資多少?」這個小女孩說：「450。」「哎呀!你比我還多，那你要請客。」你說這高工資吸引人不吸引人?買東西也不同了，從港澳回來開店的也有了。經濟形勢很快就變了，外逃的立刻停止了。深圳本身沒有勞動力，你沒有高工資人家不來的。幹部工資還不算多，但有特區補貼。第一次看到錄影帶，「哇!這麼好的東西，新式武器。」包括趙紫陽在內，北京來的，各省來的，每天晚上就在那看錄影。
那個時候事情是很多的，但最大的問題是人的問題。這個來搞你一下，那個來弄你一下，最討厭。說什麼「深圳除了五星紅旗以外，其他的都變了」。這話傳得很遠，不知道誰說的。他不知道辦深圳特區的人也都是共產黨的老同志。說什麼「經濟特區成了走私的通道」。一開放，走私的多了，這是事實。但走私和特區是沒有關係的，你要從特區走私、倒私還真不容易，海關在那裡把住。海岸線太長了，你把海關抓的走私都算成是特區走私，有這樣的道理嗎?我就不服，一點常識都沒有!尚昆還是很不錯的。在辦特區開始的時候，他也有一些不同的意見。那時到深圳很不容易，過幾條河，沒有橋，路也很糟糕，他一直沒有去。到快要離開廣東時他才去，一回來就到我家裡，說：「啊!南生啊，我以前錯了，錯了!如果不辦特區，深圳有今天嗎?」尚昆能夠對我這樣講，我覺得很感動，這很難得。那是1981年，仲夷已經來了，辦特區才1年多時間，變化挺大的。1983年他再來深圳，同來的還有廖承志。深圳有個「淅瀝湖」度假村，尚昆說叫「淅瀝湖」不好，就改成了「西麗湖」。
1982年開兩省會議，兩省省委常委都去了，我也參加了。開完會要出門的時候，我和任老一起走，萬里碰到了，他說：「南生同志，你怎麼不發言啊?你是有水平的。」我說：「不發言了。」任老說：「有水平的不發言，沒有水平的要發言。」任老是開玩笑，萬里當然也不同意那些話。會議期間，反特區反得很厲害，我對趙紫陽說：「紫陽同志，我要找你談。」我和趙紫陽是1951年就認識的，關係很好的。但他當總理時我從來不看他，到北京也不找他。我又不想升官，又不想找他辦什麼事，而且他很難。只有這一次，我實在火了。那一天安排在他的辦公室見面，我說：「中央發那樣的文件，什麼貪污腐敗，所有的問題都說是資本主義。這些從奴隸社會就有的啊，怎麼會是資本主義呢?文件不通的呀!」我一直說，他不說話。我說：「你現在也不要緊張，過兩天我死了，就說不成了。」我講了1個多鐘頭，他一句話都不講。他也知道我不是說他，因為我們兩個還是有話可以談的，但是他不好說。耀邦和紫陽輪流主持會，他們兩個講話說的都是官話啦，我們知道。後來，陳雲要我們寫特區報告，我寫了9稿，最後才成，我送給谷牧，要谷牧送給紫陽看。我說，這樣寫行不行?紫陽看過了。
1982年最困難的時候，小平來到這裡過年，仲夷找他匯報，他說：「不聽匯報，就是休息。」1982年小平來這裡為什麼不讓匯報，也不說話?因為中央開了兩省會議，陳雲同志發表了要以計劃經濟為主的談話。我一直對陳雲同志很尊重，中南局成立前，陳雲是靠邊站的，不是毛主席批了他嗎?批了以後他在我們從化住了好久。中南局成立的時候(1960年10月)，中央又請他出來。他出了兩個主意，高價點心，回籠貨幣。我當時是中南局的農辦主任，我見他，他要在中南地區建三個商品糧基地：一個是湖北的洪湖，一個是湖南的洞庭湖，一個是廣東的珠江三角洲，搞電力排灌，這是他出的主意。陳雲我接觸過很多次，他不應當是很不開放的人。後來我才知道，是周圍那幫人利用他。1982年北京開兩省會議的時候，我和梁湘專門請陳雲來深圳，他身體不好，沒有來。後來，我和梁湘請過他的老秘書，我們說：「陳雲同志身體不很好，你來吧，你來看一看深圳。」聽說他來了，但是陳雲一直沒有來，不知道什麼道理。1979年4月份，習仲勛的秘書張漢清從北京打來電話，說辦出口特區有廣東的深圳、珠海、汕頭，福建的廈門，還有上海的崇明島。崇明島為什麼沒辦?因為陳雲不同意。開始誰提出崇明島，我也不知道，這要問一下谷牧同志。
兩省會議回來以後，壓力很大。都壓在我身上，因為主要是對著特區來的。壓力不但來自北京，還有我們這裡一些人「造反」，你毫無辦法。不多說了，都是老朋友。感到的壓力就多了，譬如派人到香港調查我。我不怕正面的爭論，如果擺開來爭論，我不怕，最怕的就是背後放暗槍。他說你貪污什麼的，這些都是一種鬥爭的手段。省委開生活會，我不知道要幹什麼，坐下來了，省長說：「南生啊，今天開生活會，有人說資本家送給你一部汽車，有沒有?」我說：「哪有這樣的事?」他說：「那你在會上說一說。」一個老同志說：「沒有?停在迎賓館的那部車是誰的?」這一說我就知道了。我說，那是羅新權為了幫助開發汕頭特區，特別放在咱們這裡的。那時候飛機只從香港到廣州，從廣州到汕頭沒有大飛機，有一種蘇聯出的小飛機，碰到有風就停飛了。他說：「這不行啊!我家裡好幾部車，拿一部來放到廣州，有事開車就走，我開車是第一流的。」車來了放在哪裡?放在省委也不可以呀，他每次來，都招呼他住迎賓館，就把車放在迎賓館，這個事是秦文俊辦的(秦文俊原來是省委副秘書長，他聽說我要辦特區，自告奮勇要來特區，那好，我正沒有助手。後來他在深圳當過書記，在香港新華社分社當過社長，現在住在深圳)。車放在迎賓館還要錢的呀。你看，人家給我們辦特區，還要拿錢，人住要錢，車放在那裡還要錢，還說是送我的一部汽車。我說：「我連一次都沒有坐過的。」背後的暗箭你是一點辦法都沒有。我是一個人去深圳的，李大姐(堅真)讓我的老伴來看我，我老伴在她那裡工作。給我打電話，我說：「你千萬別來!你不來，我在深圳有秘書，有警衛，誰都可以給我做證明。你來了，人家造謠我沒辦法解釋。」我在深圳工作時，我老婆一次沒有去過。當時傳說「吳南生的老婆拉了一汽車東西」。幸虧沒有來，沒有來就不用解釋了。如果要來了，你再解釋也沒有用。那時候送什麼呢?送襪子、雨傘、金器什麼的。你看，人一窮，窮到互相鉤心鬥角，鬥到這樣的程度!
兩省會議的文件我看都不想看，我不把它放在心上，你說你的，我干我的。你們寫特區要把谷牧好好寫一寫。谷牧確確實實做了很多工作，他脾氣又好，人也比較隨和，陳雲那裡他去說一說，鄧小平那裡他去說一說，趙紫陽、萬里、胡耀邦，他們關係都很好，沒有他在上面頂著，我是一點辦法也沒有，那就大禍臨頭。我對谷牧同志是非常尊敬的，要說中國辦特區，他是第一功臣。
三、鄧小平題詞
一直過了5年，到1984年小平同志才來。到了深圳，梁湘給他匯報，完了請他做指示，他說：「我現在不說，等回到北京再說。」把大家都嚇壞了。第二天參觀過後，好一點了。到了蛇口，又好一點了。在深圳請他題詞他不題，到了蛇口請他題，題了個「海上世界」，那個船是從蘇聯買來的。沒想到會出來這麼多高樓大廈。到了珠海，就題了「珠海經濟特區好」。這個消息傳到深圳，深圳市委整個就發瘋了。珠海經濟特區好，那就是深圳特區不好，那怎麼辦啊?趕快派張榮(深圳接待辦的主任，原來陶鑄的警衛)來找我，說：「這樣不行，市委開了會，無論如何要請小平同志題個字，要不然珠海好，那深圳怎麼辦呢?」鄧小平從珠海回到廣州來，住在珠島。那天一早，他去外面散步。張榮跟楊尚昆談了，跟王震也談了，他們兩個都贊成，說應該寫一個給深圳。跟鄧榕也談了，鄧榕也幫忙，把紙都鋪好了，把墨都準備好了。小平在外面散步回來，一看到張榮在這裡，問：「你怎麼還在這裡?怎麼沒回去?」鄧榕給他說：「人家是專門趕來的，要請你來題個字，給他們寫一個吧?」就題了。深圳的人擬了一些稿子，我一看不行，後來稿是我寫的，我這個稿說：「實踐證明中央關於辦特區的決策是完全正確的。」小平稍微改了一下：「深圳的發展和經驗證明，我們建立經濟特區的政策是正確的」。把「中央」改成「我們」，在他來說是對的。這算是一次成功的攻關。
我在深圳一直待到1985年，我是以省委主管書記身份在那裡工作的。1985年我離開省委，做政協主席，就離開了深圳。
四、我的思想轉變過程
現在回過頭來講講我的思想轉變過程。應該說，我的思想還是比較開放的。我連初中都沒有畢業，但是我看書很多。以後參加革命、參加黨，我一直當宣傳部長。我從小生活的環境——汕頭、廣東，華僑多，對外邊的情況知道比較多。廣東省兩次餓死人都是我去調查的，一次是1955年的高要，那次死人沒有幾個。1960年又讓我去，這次到合浦。親眼看到一下子倒下4個，風一吹，倒下來就死了。類似的情形，1943年國民黨時期我也看到過，但是現在是在共產黨領導下，解放這麼多年了，居然還是這樣的!很震驚。當時我就給陶鑄、趙紫陽寫信，打電話，但他們沒有回我的話。我覺得有點奇怪，怎麼不回我的話呢?我就派了地委第二書記和水產廳的廳長，專門找趙紫陽匯報。他們匯報回去了，一見面臉都發青，說不出話來。我說：「怎麼一回事?」他說：「趙紫陽說不能牽扯到糧食問題。」我說：「不是糧食問題怎麼還會餓死人呀?哪有這樣的道理呢?那這樣我不幹了!」原來彭德懷的事發生了。彭德懷的事一出，誰也不敢講話了。陶鑄、趙紫陽他們從廬山開完會回來，緊張得不得了，陶鑄都被點了名。我趕回來，他們也不肯說話，後來陶鑄、趙紫陽都去合浦看了。一直到現在，沒有人找過我談一次話。中南局一成立就處理信陽事件，餓死100多萬。為什麼?道理很簡單，如果是過去遇到災荒、災禍，我可以帶著兒子女兒去逃荒，但是共產黨的統治不准逃荒。為什麼死那麼多人?離開本村，沒有糧票，到外面去誰也沒法活。
1961年3月，毛澤東在廣州主持召開中南局、西南局、華東局各省、市自治區負責人會議，討論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初稿，他讓人打電話叫劉少奇到廣州。北京回答：少奇同志正在主持西北、東北、華北各省、市自治區負責人工作會議，能不能晚兩天來?毛聽了大發脾氣，寫了一個條子給陶鑄，讓陶鑄到北京把劉少奇叫來。我當時是省委辦公廳主任。趕緊為陶鑄準備專機，但是，這邊專機剛準備好，北京的專機來了，劉少奇不請自來了。劉少奇被打倒後，我調出毛給陶鑄的那個條子，只見上面寫著：「是哪個皇帝騎在我頭上拉屎，現任命陶鑄為特命全權大使到北京接駕。」可能是陶鑄看到條子給鄧小平打了電話，說主席生氣了，讓少奇同志趕快來吧。劉少奇就立即來到了廣州。這張條子當時在中南局檔案館，後移存中央檔案館。
1972年，趙紫陽從內蒙古回廣東，第二天我們就去看他，他來了以後也沒有多少事做。不久，王冶秋帶隊訪問日本，回國路過廣州，給我們講我國香港的觀感，講日本的觀感。我跟紫陽說：「你聽不聽呀?」「聽!」我們3個人聽了，對我們有很大的啟發。文化大革命前，對外面的世界一點都不知道。王冶秋說，那天開幕式，許多大學校長、專家都來了，人滿滿的。田中角榮首相也到會致辭，他和防衛廳長進會場，沒有人給他讓路，沒有人理他，防衛廳長說：「請大家讓一讓，讓一讓!」就這樣擠到主席台。講話完了，沒有人鼓掌。他說還有什麼事，就先走了，下了台要出去，也沒有人理他，沒有人給他讓路。田中走了以後，博物館館長上去講話，大家都給他讓路。「奇怪啊!怎麼總理大臣講話大家都不讓路，博物館館長大家都讓路?」他們又看到天上那個「打倒田中」的氣球，以為日本也和我們一樣搞什麼文化大革命呢。後來日本朋友說：「那有什麼呢。他選上，當總理。過兩天選不上什麼都不是了。這些教授都是有學問的人，我們是尊重他的學問。」你看，這些觀念和我們差別多遠啊!王冶秋講，隨著我們代表團服務的一個日本女孩，20歲左右，每天開著小汽車來，下午開小汽車走了。大家都給她開玩笑說：「你是不是晚上去會你的男朋友，談戀愛?」她說：「不是啊，我去念大學。我們這裡，初中生去打工是一種工資，高中生是一種工資，大學生又是一種工資。所以，每天晚上我都去上大學，希望多賺點錢。」「那你這個汽車怎麼回事?」「這是分期付款的。」我們從來沒有聽過這樣的觀念，趙紫陽也沒有聽說過。剛解放的時候，我們在廣州招待日本教育代表團，請他們吃飯，日本來的教授掉眼淚，說：「今天中國這麼好，日本到現在連飯都吃不上。」當時日本還很困難，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前，日本還是很困難的，香港也很困難。我們老說日本搞軍國主義，其實不是，他們是搞民主政治的。相反是我們的不是，我們這樣一種個人崇拜，這樣一種權力高度集中，無中生有，沒有的事都往一個人身上加。人家不是，他當首相，過兩年不是就沒有了，他們尊敬的是學問，所以大學教授很受尊重。我們的大學教授算什麼?我們現在大學正在培養做官的，廳級校長，副部級校長，什麼都封個官，和尚都有級別。這樣的社會叫民主社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