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上講話
50年前，去北京開會時，馮希仁40歲，是安徽第一紡織印染廠黨委書記。這是一家有七八千職工的大企業，馮希仁因此有機會成為七千人大會的親歷者。
馮希仁記得，合肥市共派出六名代表與會，其中廠礦代表4人，市委代表2人。其他五人現均已去世。(注1)那是1962年1月，他們與安徽省其他代表一道，搭乘火車北上，住在北京友誼賓館內，經歷了人生中一段不同尋常的旅程。
時為安徽省滁縣(現滁州市)地委常委兼鳳陽縣委第一書記的馬維民，也在同一列車上。他生於1926年，是河北南宮人，1947年來安徽根據地參加革命，三十幾歲已當上安徽省團委副書記，1961年初，被抽調到災情嚴重的鳳陽掛職。「省委原來想讓我去定遠縣，在那待了一個月後，發現鳳陽災情更嚴重，就來到了鳳陽縣。」馬維民，對南都記者說。(注2)
原鳳陽縣委第一書記趙玉書已被停職，安徽省農業廳長陳振亞正在這裡負責組織工作，馬維民是來接替陳振亞的。「我去的時候，情況已有所好轉，農業十二條、六十條(注3)先後下發，不像之前死那麼多人了。」馬維民說，鳳陽當時不足40萬人，餓死大概6萬。
可與此相參照的是「大躍進」時期的人口統計數字。1957年，鳳陽總人口為380,711，到1960年減少為306,543，人口減少7萬餘。馬維民來到鳳陽後的1961年，總人口數為291,958，表明仍有非正常死亡現象。到了1962年，人口開始正增長(315,535人)，而那正是七千人大會後的事兒。(注4)
七千人大會召開於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參加者包括中央、省、地、縣委四級主要負責人以及部分大廠礦和軍隊負責人，共7118人。大會召開的目的，是總結「大躍進」經驗教訓，統一全黨認識，增強團結，調整方針為戰勝困難而奮鬥。按官方權威說法，「七千人大會取得了在當時歷史條件下所能取得的重要成果，對推動國民經濟全面調整起到了積極作用。」(注5)
重災區：「有的村子已經沒人了」
馬維民剛到鳳陽去的時候，發現這裡有的村子已經沒人了。「都逃荒了，房前雜草一人多深。」
有關鳳陽的災情，在陳振亞1961年2月1日《關於鳳陽問題的報告》中有很好的說明：「人口大量外流、疾病和非正常死亡。據縣委五級幹部擴大會議揭發統計，1959-1960年，鳳陽縣農村人口外流達11,196人，占農村總人口335,698的3.3%，發病人口達102,994，占農村人口的37.7%……全縣人口死亡現象更是驚人。據統計，1959年和1960年，共死掉60245人，占農村人口的17.7%.」「一些地區規定死人後『四不准』：一不准淺埋，要深埋三尺，上面種上莊稼;二不准哭;三不准埋在路旁;四不准戴孝。」(注6)
在全國範圍內，安徽算是「大躍進」的重災區。「有天災，有人禍，有的地方風調雨順，天氣不錯。」馬維民說，就安徽而言，皖南災情少些，江淮與淮北死人最多。鳳陽位於淮河中游南岸，以花鼓著稱，是安徽生產落後地區，災情比較嚴重。十餘年後，正是這裡率先開始了「大包幹」的民間嘗試。
馬維民說，彼時安徽省內口號繁多，諸如「拿起巢湖當水瓢，哪裡乾旱往哪澆」之類，「人定勝天」思想風行一時，各地紛紛造假「放衛星」，「你畝產一萬，我一萬五，他兩萬，一個比一個多，幾畝地的稻子堆到一畝，小孩可以坐在上面不動。」
「如果初級社的時候穩住，不再往高級社、人民公社上搞，就好多了。」馬維民一直在安徽從政，他當年也曾覺得農民集體吃公共食堂不要錢是對的，這是進入共產主義社會的必須。不過，在他去鳳陽就職時，情況已經有所改變，中央開始糾正「五風」(官僚主義、強迫命令、瞎指揮、浮誇風、共產風)，安徽省委第一書記曾希聖也在全省推廣「責任田」。
「搞責任田之前，曾希聖曾在廣州問過毛主席，毛主席開始同意，但後來又批他。」馬維民記得，當時在安徽省內，關於責任田也有不同意見，「有人願意，有人不願意。因為鄰省都沒搞，所以很多人不贊成，說這是走資本主義道路，是『單幹風』、『平反風』。」不過，責任田1961年還是在安徽推廣開了。(注7)
農村的奇觀，馮希仁也見識過。1958年秋天的時候，他帶著安徽第一紡織印染廠兩個勞模去巢湖參觀衛星田，在那裡吃了頓飯。「我當時就有懷疑，他們怎麼可以在稻子頂上走?其實是把快熟的稻子都堆放在這一塊空地上了。稻子站不住，就在下面搭木架架起來。我仔細看，看出了這一點，就問村幹部搭木架幹什麼?他們說太密了，為了搞通風。我當時想，也有道理。就是有點懷疑。」
馮希仁工作在工業，對農業並不了解。但在去個人家糧倉參觀時，他發現僅僅上面一層稻米，下面全部是稻糠。此時，雖然還沒有餓死人，但已埋下了伏筆。
待到饑荒嚴重時，馮希仁曾帶著八九個紡織印染廠員工去肥東縣參與救災，他兼任該縣陳集鄉黨委委員，目睹了大面積的非正常死亡。「剛開始還可以，後來我們連續三天沒東西吃。我住在大隊部裡面，受不了了，去村里都走不動，要拄棍。全村沒有冒煙(生火做飯)的地方，家裡不讓做，食堂也停了。其他瓜菜什麼的都沒有，一人一天只發2兩糧食，又保持不住，領一次吃三天。沒糧了再去運，農民要排隊領糧，吃三天，餓三天，水腫，很快就死了。」
馮希仁說，「大躍進」導致日常生活困難，他所在的安徽第一紡織印染廠，也開始大煉鋼鐵，甚至把竹籬笆組成的圍牆都拆了煉鋼，但生產還算一直正常，雖然也放虛假的衛星，但並不如農業戰線那麼誇張。
馮希仁是安徽第一紡織印染廠建廠元老。該廠成立於1954年，最初有上海榮毅仁的投資，後公私合營，轉為國有。該廠原歸紡織部直管，後管理權下放到安徽省，又下放到合肥市。這種管理權下放，在七千人大會之初，被認為是「分散主義」的重要內容，而受到批判。(注8)
「大躍進」期間，合肥的工業受到負面影響。「很多項目上得過快，攤子鋪得過大，戰線拉得過長，以致不少項目都因資金和技術嚴重不足，原材料供應緊缺等諸多問題影響，被迫半途擱淺;有些企業雖勉強上馬，但不久也都相繼下馬，造成人、財、物的巨大損失和浪費。」「1959年統計，合肥市工業盈利企業利潤總額為4,965萬元，虧損企業虧損總額為1,338萬元。到『二五』期末，即1962年，盈利企業利潤總額降至1,802萬元，比1959年下降63.7%.相反，虧損企業虧損總額卻上升至2,301萬元，比1959年增加了71.97%.」(注9)
1962年初，馮希仁接到合肥市委通知去北京開會，他當時並不了解開會內容，也不知道要去北京待幾天。他回憶，合肥市與他同去的還有合肥市委第一書記劉征田、一位市委副書記及合肥鋼鐵廠、礦山機械廠、重型機械廠的領導。
在鳳陽縣，與馬維民同去的是縣委副書記張秉堯。
大會現場：「不只吃菜，魚肉不缺」
馬維民、馮希仁和安徽省的代表都住在北京著名的友誼賓館，這裡以前曾用於接待在京的蘇聯專家。「我們去的時候蘇聯專家已經撤走了。我們每兩人住一個房間。安徽省委第一書記曾希聖住一棟二層樓上，他愛人余叔是省委辦公廳主任，也住在那裡，但沒看見她參會。」馮希仁說。
雖然還在困難時期，但北京的代表們吃得還不錯。「在人民大會堂開大會，但我們吃飯在友誼賓館。不僅僅是吃飽，楊尚昆是中央辦公廳主任，他要求保證與會者吃好。有幾個菜記不清了，不只吃菜，魚肉不缺。房間裡還有水果，我有個嬸母住中關村附近，我還經常給她送些過去。」馬維民說，市縣代表一般都沒有帶秘書進京，他們通常的日程安排是白天開會，晚上則在賓館看文藝節目——雜技、評劇、京劇以及侯寶林的相聲。
開大會的時候，人民大會堂內的三層會議廳坐得滿滿的。「會議隆重，組織嚴密。」馮希仁說，「每到開大會時，他們搭車前往人民大會堂，會議結束，再排隊回原來的巴士。有一次，他看到維持秩序的公安人員在人民大會堂外集合，人數有300多。閒暇的時候，代表們也在北京城內四處走走。」
馮希仁也有一次親身經歷便衣幫忙。他們聽聞北京大柵欄電影院有立體電影放映，很想去看看。「之前就有人向中央反映，周恩來說電影院太小，只能坐100人，想去看的自己去看吧。我們幾個人就去排隊，一個便衣同志過來說，他們6個人是開會的，想看電影，就把我們帶了進去，每人發個眼鏡，沒讓買票。」
七千人大會召開時，馮希仁記得，華東局第一書記柯慶施召集華東局的代表們開了一個會，做動員，然後將中央的書面報告草稿發下來討論。
在毛澤東的提議下，劉少奇代表中央提出的書面報告草稿，未經政治局討論的情況下，就直接印發大會以徵求修改意見。大會自1月11日開始，沒有舉行開幕式，會議一開始的主題是反對「分散主義」，加強中央的集中統一，但到了16日之後，改為以總結經驗為主。(注10)
隔著六十年時間之河，馮希仁和馬維民已經不記得七千人大會還曾討論過反對「分散主義」，但對總結經驗還有印象。「各種意見都有。有人說主要是天災，有人說主要是人禍。有人說，是經驗不足交學費。」在馬維民記憶中，他們沒有討論「三面紅旗」是否還堅持的問題，認為這毋庸置疑是正確的。
1月27日，是代表們第一次參加全體大會，此前都是學習文件和分組討論。毛澤東主持會議，代表們見到領袖都很激動，掌聲熱烈長達15分鐘(注11)。「我不記得掌聲鼓了多久，但見到毛主席會使勁鼓掌，可想而知。」馬維民說，那時對毛澤東還是崇拜，沒有懷疑，「大會上中央承認有責任，毛澤東是一把手，當然也有責任。但那時不這麼想，就覺得是集體責任，是下面沒有執行好。」
在討論基礎上形成的《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報告》定稿，成為大會的正式文件。1月27日，劉少奇還做了補充講話，其中提到「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說法。按照原定議程，報告定稿被通過之後，七千人大會就該結束了。毛澤東也在劉少奇講話後宣布，會議將在30日結束。
馬上就要過年了，2月4日是除夕。代表們開始準備回家。「大會上供應梨、蘋果、香蕉等水果，在安徽看都看不到，有的人就買了些水果準備帶回家過年。有一天中午吃飯(29日)的時候，接到通知，說下午不要出去，等通知。我們就坐在房間裡，等到下午3點鐘左右，集合上車，把我們拉到了人民大會堂，聽毛澤東做報告。毛澤東說，大家一起留在北京過過年好不好?大家都鼓掌。」馮希仁說。
1月30日下午，毛澤東專門做了一個發言。馮希仁回憶，毛澤東講話的大意是：接到了檢舉信，有人反映如果就這樣回去，問題還是沒解決。所以不能散會。「毛澤東說有些人在捂蓋子。開會的時候，坐在那裡，別人都不敢提意見。說有人老虎屁股摸不得，這次一定要摸。讓霸王『別姬』。這是批曾希聖。他拿著兩頁紙，講了兩個多鐘頭，主要講揭蓋子。」
七千人大會因此延時至2月7日，並進入以揭蓋子為主的所謂「出氣會」階段。而安徽，也成為七千人大會中最受矚目的省份。
轉入「出氣會」：檢舉信與「揭蓋子」
毛澤東提到的檢舉信，有一封來自安徽省蚌埠市委副書記馬騫。
馬騫已於1995年逝世，他兒子馬方晨向南都記者介紹，馬騫的信寫於當年1月25日，遞交上去後，幾天沒看到中央反應，認為沒希望了，誰知接下來毛澤東宣布會議延期，而安徽省委領導班子接下來也因此而大換血。
七千人大會召開時，馬方晨還小(8歲)，他只記得父親給他從北京帶回一個鐵皮的小手槍玩具。而在去北京之前，馬騫把一個舊呢子大衣翻新了一下，據說每個代表都要講究形象，做件與毛主席相同款式的大衣。
在父親晚年住院時，馬方晨特地問及七千人大會寫檢舉信的事。「我當時說，把這段歷史保留下來最好。但因為父親有點老年痴呆，我也沒做功課，沒準備提綱，所以談的效果並不好。父親說，曾希聖這人被稱『曾霸王』，作風太霸道，地方反映強烈，他才向中央反映……但我後來看了他的檢舉信，發現他沒反映這麼具體的事。他的心裡是想揭開蓋子，但語言又不過分。」
馬騫留有檢舉信的備份件。馬方晨說，檢舉信中提到：曾希聖曾壓制代表討論，說小組會上的發言要有根據，不能亂說。大會報告草稿中提到的問題，安徽都有存在，只是沒有揭開。中央有那麼多指示，如果安徽按著做了，也不會犯那麼多的錯誤……(注12)
馮希仁記得，在毛澤東做了「揭蓋子」的長篇講話後不久，他們在友誼賓館吃飯時，接到飯後到健身房開會的通知。在那裡，他看到了劉少奇及一些部委領導。
「劉少奇主持會議，要大家揭蓋子。曾希聖先表態說：主席講話了，大家要大膽揭發，有什麼講什麼，放心大膽講。檢舉信是哪個寫的我也不知道，這是好事。昨天半夜兩點，劉征田(合肥市委第一書記)來找我，說檢舉信是朱赤(安徽蚌埠鐵路局書記)寫的。不管是哪個寫的，我有則改之。」馮希仁說，當時大家聽了都有意見，恨劉征田，認為他是叛徒告密。後來才知道檢舉信作者不是朱赤，而是同為蚌埠幹部的馬騫所寫。
接下來的鳴放過程中，劉征田也曾試圖上去發言，但遭到其他代表的阻攔。「安徽軍區第二政委李世焱用胳膊向他一撞，說：我也是省委常委，你轄下死那麼多人，你何時匯報過?我從來沒聽到過。劉征田走回去坐下來，李世焱講完話後，他又要上去表態，被滁縣地委書記孟亦奇給撞了回去。」馮希仁說，後來劉征田再次上台，又被一個高個子代表撞了個踉蹌，差點跌倒，終於沒能發成言。後來，大家開始分組討論。
馬維民記得，劉少奇等人來過安徽組幾次，第一次即表示：大家都講真話，哪個講假話，就開除黨籍。代表們開始揭省委領導的蓋子，「主要揭浮誇、餓死人的問題。大會上馬騫發言了，孟亦奇也情緒激昂發表意見。我在大會上沒發言，在小組上發言了，主要講安徽死了那麼多人，省里有責任，不能光怪中央。一開始，大家對揭省委蓋子還是有顧慮，慢慢就好了。那時中央提出對代表的發言實行『三不主義』：不抓辮子，不打棍子，不扣帽子。我就是在七千人大會上第一次聽說『三不主義』。」
安徽在三年「大躍進」期間的非正常死亡人口數量，按安徽省委書記處書記、副省長張凱帆的估計，大概為500萬人。「在1962年七千人大會上，劉少奇同志參加安徽組討論，追問安徽餓死了多少人，第一次報40萬，後來追問緊了，報到400萬。實際上約有500萬人。」(注13)
劉征田受到了孤立。馮希仁說，當時友誼賓館有個大食堂，可供上千人同時用餐，代表們十人一桌坐好後，菜就上來了。「劉征田在桌前一坐，別人都不來和他同桌，他孤立了。沒辦法，就在樓梯口空地上給他擺張桌子，單獨吃病號飯，看著也怪可憐的;後來給他旁邊搞了個屏風遮了一下。」
至於曾希聖，原本有人單獨給他送飯，在賓館房間裡與愛人余叔一起吃。後來被「揭蓋子」，而且劉少奇等人來安徽組參加小組討論時，都與代表在食堂一起吃飯，曾希聖不好繼續留在房間裡，就改到食堂。馮希仁說，一桌要湊齊十人才給上菜，但肯和曾希聖同桌的只有李任之等幾名省領導，湊不夠10人，「服務員就在門口攔，進來人就拉來和曾希聖同桌。後來，李任之去參加各地市討論，也不回來和曾希聖吃了，服務員去拉人，人也不願過來。只好湊不齊十人，也給上菜了。」
歷史的複雜性：「責任田」被叫停
除夕那天吃的是餃子。菜也很豐盛，很有過年的氣氛。但大家都想家了。那些在毛澤東講話後鼓掌的人，並不是都發自內心同意留京過年。馮希仁說，他們和江西代表在一個食堂吃飯，聽到有江西代表說：安徽人真操蛋，本想回家過年，他們寫檢舉信，讓我們都跟著不能散會，水果都買好了。
在北京的伙食很好，有黃瓜、茄子、辣椒等蔬菜，這些在冬天的安徽看都看不到。「過年時，我帶著幾個孩子，一點肉都沒買，也沒什麼菜，山芋葉子都沒有，蒸窩窩頭，醃鹹菜。那時，我們一人一月只有25斤的糧票。」馮希仁的妻子說。(注14)
會場外，也有很多人在關注著這次大會。除夕那天，馬維民接到團中央第一書記胡耀邦的電話，胡想向他了解安徽揭蓋子的情況。馬維民叫上鳳陽縣委副書記張秉堯和定遠縣兩位書記，一起去了胡耀邦家。馬維民此前為安徽省團委副書記，算是胡耀邦的老部下。馬維民說，1961年的秋天，胡耀邦曾去安徽考察，他的秘書在蚌埠給馬維民電話，說接下來要去鳳陽。當時安徽正在推行責任田，胡耀邦在鳳陽住了兩三天，去農村了解了一下情況，「從安徽回去之後，胡耀邦寫了一份報告，對責任田有保留態度。」
胡耀邦向毛澤東報送的報告名為《二十五天三千六百里路的農村察看》，他在報告中稱「包產到戶」為「一種起過作用但具有危險性的做法」。毛澤東在四天後批示：寫得很好，印發各同志，值得一看(注15)。這份報告對1962年批判安徽「責任田」運動起了一定的作用。「1982年，胡耀邦去安徽，在合肥稻香樓說：我還欠著安徽的帳呢。主要就是指的這個事。」胡耀邦說這個話的時候，馬維民在現場。
1962年正月初一，馬維民等人在胡耀邦家聊了一上午。「他主要了解情況，沒說什麼。我們就談了劉少奇如何去安徽組揭蓋子和安徽餓死人的情況，中午在他家吃午飯，也沒特別做什麼菜，記得有條魚。他飯量小得驚人，我以前接待過他，他吃的飯不夠我們填牙縫的。」
午飯後，胡耀邦問馬維民等人想去哪裡逛逛。回答是長城。「胡德平(胡耀邦長子)帶我們去轉了一圈。按大會規定，參會者不准出城，我們這是違反規定的。」馬維民說。
在會場上，馬維民關注每一個中央領導的發言。他印象最深的，不是發言者，而是不發言者。「周恩來、林彪、朱德、鄧小平他們都講話了，只有陳雲不講。」
「當時不知道，中央領導有分歧。劉少奇講，地方有責任，中央也有責任，天災人禍三七開，過左的政策不行的，農民沒有積極性。」馬維民說。
薄一波晚年在回憶錄中也表示，劉少奇當年的某些話，「今天看起來很平常，但在當時聽起來的確有些刺激，從而也就留下了後來黨內鬥爭的陰影。」(注16)
七千人大會在正月初三結束。馮希仁說，會議期間所發的筆電，全部被收回，「隻字片紙不准留」。他們對會議討論的內容，沒有傳達任務。後來，相關文件下發到縣團級以上幹部，他注意到毛澤東在會議上所說的「白天出氣、晚上看戲，兩干一稀、大家滿意」中，沒了「晚上看戲」。他收到參會者全體合影的照片，有一米多長，可惜在「文革」期間丟失。
馮希仁、馬維民等安徽代表，一起回到了安徽。「曾希聖沒有回來。幾個書記都被降職了。李葆華成為安徽省委第一書記。」馬維民說。
在李葆華主政安徽後，此前被整肅的張凱帆等案獲得平反。就馬維民的感覺，七千人大會之後，農村的政策變得寬鬆，面貌因此有改觀，這其實是大會前農業二十條、六十條等政策的延續。「有個慢慢貫徹的過程，1962年就不餓死人了。」
歷史仍有它的複雜性。值得一提的是，曾希聖在安徽推廣的「責任田」，在七千人大會被叫停。馬維民說，七千人大會後，鳳陽縣大部分農村開始「包產到組」，「一兩家就可以一組，弟兄兩家就可以一組，和單幹差不多，但比單幹好聽。也有少部分包產到戶，都允許。不大提三面紅旗了。」馬維民的記憶或許有誤，據《鳳陽縣誌》，1962年冬天，按照省委指示，全縣取消「責任田」，繼續實行「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體制進行集體經營。
權威的官方黨史，也認為七千人大會有其局限性：「會議仍然從原則上肯定了『三面紅旗』。對『反右傾』鬥爭，只是決定和宣布對下面受到錯誤批判的黨員甄別平反，而對彭德懷仍未予以平反。在對形勢的估計和困難原因的分析上，黨內也還存在分歧。」(注17)
注釋
注1：馮希仁2012年1月於合肥家中接受南都記者的專訪。下同。
注2：馬維民2012年1月接受南都記者專訪。下同。
注3：「農業十二條」指1960年11月3日中共中央發出的《關於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共十二條。指示信對糾正「共產風」，扭轉農村局勢，起了積極作用。「農業六十條」指1961年3月22日，中央工作會議通過的《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文件共10章60條。其目的是為了挽救、解決「大躍進」所造就的嚴重經濟困難。
注4：相關數字見《鳳陽縣誌》，方志出版社1999年版。縣誌第三章「人口」稱，1958年「大躍進」以後，全縣人口呈現下降趨勢，尤其是1960年發生非正常死亡，農村人口明顯減少。1957年全縣人口密度為每平方公里198人，到1961年下降為152人。
注5：《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1949-1978)》下冊，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央黨史出版社2011年1月版。
注6：轉引自《鄉村三十年——鳳陽農村社會經濟發展實錄(1949-1983)》，第194頁，王耕今、楊勛、王子平、梁曉東、楊冠三編，農村讀物出版社1989年12月版。
注7：據《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1949-1978)》下冊，1961年3月，中央在廣州召開工作會議，曾希聖給毛澤東匯報責任田，毛澤東同意進行試驗，但不久又表明了否定態度。安徽省委是最早在全省範圍對包產到戶加以支持和引導的省份，到1961年底，全省實行「責任田」的生產隊占總數的91%.這時除安徽外，甘肅、浙江、四川、廣西、福建、貴州、廣東、湖南、河北、遼寧、吉林、黑龍江等省區也都實行了各種形式的生產責任制。
注8：楊尚昆負責大會通知的起草工作。鄧力群覺得人們對《工業七十條》爭議較大，尤其廠礦一級的黨委書記有牴觸情緒，認為消減了他們的權力，因此建議廠礦廠長、黨委書記也參加大會，楊尚昆同意了。見張素華《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中國青年出版社2006年6月版。
注9：《合肥市志》，第400、419頁。合肥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纂，安徽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注10、11：參見《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
注12：2012年1月，馬方晨接受南都記者採訪。
注13：《張凱帆回憶錄》，第344頁。安徽人民出版社2004年10月版。
注14：2012年1月，馮希仁妻子接受南都記者採訪。
注15：毛澤東對胡耀邦農村考察報告的批語，手稿，1961年10月6日。轉引自中央文獻出版社編《毛澤東傳》(1949-1976)，第1180頁。
注16：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第1046頁。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6月版。
注17：《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1949-1978)》下冊，第598頁。
在1962年七千人大會上，劉少奇同志參加安徽組討論，追問安徽餓死了多少人，第一次報40萬，後來追問緊了，報到400萬。實際上約有500萬人。
——張凱帆(時任安徽省委書記處書記、副省長)
在人民大會堂開大會，但我們吃飯在友誼賓館。不僅僅是吃飽，楊尚昆是中央辦公廳主任，他要求保證與會者吃好。有幾個菜記不清了，不只吃菜，魚肉不缺。房間裡還有水果。
——馬維民(時任安徽省滁縣地委常委兼鳳陽縣委第一書記)
至於曾希聖，原本有人單獨給他送飯。後來被「揭蓋子」，不好繼續留在房間裡，就改到食堂。一桌要湊齊十人才給上菜，湊不夠10人，服務員去拉人，人也不願過來。只好湊不齊十人，也給上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