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達林死後，因毛澤東和赫魯雪夫爭奪國際共運的領導權而導致中蘇矛盾急劇上升，雙方都想把朝鮮拉到自己一邊，這就使朝鮮占了大便宜。1960年中國由於「大躍進」造成嚴重經濟危機，但還是不惜國內大量餓死人也要繼續慷慨援助朝鮮。1959年10月赫魯雪夫推遲訪朝引起金日成不滿。金日成1960年5月訪問中國大陸時表示要親華遠蘇。過了半個月，赫魯雪夫邀請金日成秘密訪蘇，決定取消給朝鮮的全部軍事債務，還給他看了毛澤東1956年11月30日和尤金的談話記錄。裡面談到金日成不贊成毛澤東拖延停戰談判的主張和做法，想將朝鮮問題提交聯合國處理。但聯合國是韓戰的交戰一方，所以引起毛澤東的一時反感和懷疑，順口說道，金可能叛變革命，成為朝鮮的狄托或納吉。金讀後大怒，當即說中國就是想把朝鮮變成自己的殖民地，他再也不相信中國人了，表示將支持蘇共一切方針，不再去中國。毛澤東和中共中央趕快彌補，1960年9月撥給朝鮮大量援助。周恩來表示，中國可以對別的國家欠帳，但要保證對朝的援助項目。這一年中國正在大量餓死人，仍給朝提供了23萬噸糧食。同年10月5日，周恩來接見朝鮮副首相李周淵，同意分四年貸款4.2億盧布，還說：至於償還期限，能還就還，否則可以無限延期，等後代再還也行。
蘇聯和中國戰後給朝鮮的援助規模巨大。據蘇聯統計，到1960年4月，蘇對朝的無償援助已達13億盧布，還有36億盧布的低息貸款，並幫助建設了大批成套項目。
中國自然不甘落後。根據中朝1953年11月的政府間協定，中方把從戰爭開始到1953年援助的全部物資和費用無償地贈送給朝方，還在三年內向朝方無償提供時值近8億人民幣的生產建設物資和生活用品。在戰爭期間，不僅兩國部隊並肩戰鬥，就是在其他一些方面也近乎不分彼此。停戰之後援助仍在繼續。戰爭的破壞，不光使許多城鄉變成廢墟，而且青壯年勞力也極為缺少，幾十萬志願軍在戰後當即轉身成為遍布北韓城鄉的施工隊，直到1958年回國。平壤、元山等70座大中城市，百餘個工廠和水利設施，主要靠志願軍的義務勞動。從1958年到1963年，正是中國最困難的時期，仍以無息貸款的方式為朝鮮援建了紡織廠等29個成套項目。那個時期，只要朝鮮提出要求而我們又有，就首先滿足他們的要求。例如他們看到北京建地鐵，就要求先幫他們在平壤建地鐵，因為平壤是反美「前線」，所以工程既緊迫而且還要求修得更深更結實。
於是北京地鐵緩建，連器材帶施工人員移師平壤。又如，一次朝鮮急著要建造兩座紡織廠，中國就將自己已建成尚未開工的邯鄲兩個紡織廠的設備全套拆掉，運往朝鮮。類似例子，不勝枚舉。
到上世紀90年代，情況急轉直下，朝鮮經濟已從衰退變得嚴重惡化。原因是蘇聯解體後國際援助大為減少，但更重要的還是朝鮮領導層改變了政策，推行所謂「先軍政治」和閉關鎖國方針，集中力量發展軍事工業，特別是搞花錢最多的飛彈、核武器，要成為「軍事強國」;政治上則不斷加強家族統治。為此，搞了不少新花樣，如拋棄馬克思主義，以「主體思想」統領一切;立新年號，以金日成出生的1912年為主體元年;等等。其結果是，國民經濟凋敝，民不聊生;對外一再破壞國際關係準則，如搞核子試爆核擴散、發射飛彈等，遭到全世界的反對和聯合國的一再制裁，成為影響東北亞安全和穩定的一個重大危險因素。
（三）抗美援朝增加了中朝兩國的不和與矛盾
就中朝關係而言，抗美援朝也是失敗的。
在抗美援朝過程中，金日成和中方多次發生矛盾和衝突，有時弄得關係相當緊張，不得不由史達林出面干預。因為金日成雖然不大看得起中國，但對史達林和蘇聯還是百依百順的。例如，抗美援朝一開始就產生了兩國軍隊的統一指揮問題。雖然朝鮮人民軍已基本被打垮，但戰爭仍在朝鮮境內進行。因此金日成認為，作為朝鮮人民軍最高統帥，中國志願軍也應由他統一指揮。對此，中方當然不能同意。因為這時戰爭的主力已經是志願軍，同意金日成統一指揮，無異於把志願軍的指揮權完全交給他，這當然既不妥當也不現實。在第二和第三次戰役結束後，金日成急於求成，屢次同主張進行必要休整後再戰的彭德懷意見相左。停戰談判開始後，金日成想早點把戰事停下來，好讓國土不再遭受破壞、朝鮮人少受點傷亡，毛澤東卻堅決主張繼續打。還有，在鐵路運輸中究竟由中方還是朝方負責管理，運送軍用和民用物資常因搶車皮鬧摩擦，弄得不可開交。最後都是由史達林裁決，按中方意見辦。(參見沈志華：《韓戰中的中朝同盟》，《炎黃春秋》2012年第3期)這些都使金日成十分惱火。
金日成政權的保全和戰後的鞏固自然與中國的戰時犧牲和戰後援助分不開。但停戰後，朝鮮當局在平壤建了個戰功博物館，12個展廳中只有一個是關於中國抗美援朝和志願軍的，還主要供中國人和一些外國人參觀。其他11個展廳都是說，仗是朝鮮人民在金日成領導下打的，也因此取得了勝利，一概不提中國的抗美援朝和志願軍參戰。
對於中國為朝鮮做出的犧牲和提供的援助，朝鮮官方輿論還一直有一種說法，認為是他們為中國做了犧牲，而且犧牲很大，是他們為中國把美帝國主義擋在了中國的家門口外，因此中國幫助朝鮮是理所當然的。其實這也不能全怪朝鮮人，毛澤東和其他某些中央領導人也就是經常這麼講的，特別是對朝鮮客人和其他某些外賓。
中朝關係搞不好，還有個歷史和民族感情問題。朝鮮歷史上是長期向中國進貢的國家。它認為過去一直受到中國的侵略和壓迫。所以，在接受中國的援助時態度一直非常謹慎，在國內事務上更是嚴防中國插手。不到迫不得已，絕對不願中國軍隊跨過國境幫他們打仗，怕的是戰勝了一個外國敵人，又來了一支新的外國占領軍。這種觀念根深蒂固。越南的情形也類似。
中朝關係搞不好，更有個共產黨領導的國家要按世界革命的原則處理國家關係的問題。金日成領導著朝鮮，卻並不能完全由自己說了算。韓戰時，他第一得聽史達林，第二得聽毛澤東的。史達林去世後，毛澤東的地位上升，要讓金日成完全聽他的了。金日成對這種情況很有意見，1955年底提出了「主體思想」，以此取代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上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區分開來。在國內，他在戰後特別是1956年大肆清洗黨內所謂的「延安派」和「莫斯科派」。為此開了一次勞動黨中央全會，把那些被認為屬於這兩派的中央委員一下子都給開除出中央委員會，有的甚至被開除掉了黨籍。這碰巧就發生在中共八大會議期間。金日成這一做法，當即引起毛澤東和赫魯雪夫的極大不滿，尤其是毛澤東。毛澤東和蘇共中央商定，派彭德懷和米高揚前往朝鮮，批評金在幹部問題上犯了「路線錯誤」，他們「黨內充滿恐怖情緒」，要他開中央全會改正，還要登報。金日成當時只能接受批評，一時做了一些改正，如重開中央全會，恢復了此前開除的一批「延安派」和「莫斯科派」的中央委員地位，但不予重用，反而更加給以歧視和擠壓。這些人中大多為了防止進一步遭到迫害，不久後就自動逃到了中國或蘇聯。但金日成對這次中共、蘇共干涉他們黨內事務一直耿耿於懷，非常不滿，在對外關係上提出了反對「事大主義」，矛頭直指中國和蘇聯。不過在實際上，金日成很難有什麼大作為，因為朝鮮不但在防衛和外交上還離不開蘇、中的維護，而且經濟上還依賴蘇、中的援助，特別是國內還駐紮著幾十萬中國人民志願軍。所以1958年2月我隨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國政府代表團出訪朝鮮時，除看到朝鮮舉國上下的熱烈歡迎外，也看到金日成和朝鮮其他領導人畢恭畢敬的態度。一次金日成到代表團駐地來看望周恩來，周正在午睡，我說我馬上去叫醒，他卻堅決不讓，硬是一直在客廳里轉悠著，等了半個小時。
中國並不因金日成和金正日另搞一套而改變對朝態度。我們不但承認朝鮮是社會主義國家，還始終稱其為「兄弟國家」，更曾經號召全國向朝鮮(還有古巴)學習。
毛澤東也一直以國際主義(按：這一口號在上世紀下半期就已被各國共產黨先後放棄)態度處理社會主義國家間的邊界問題。他的想法是，一個國家只要由共產黨執政，兩國之間有爭議的邊界問題就好解決。他在1967年12月13日會見印度共產黨總書記高士和印共左派代表團時說過，一旦印度人民掌握了政權，中國不僅會承認麥克馬洪線，而且將把該線以南9萬平方公里的藏南地區領土讓給印度。這塊地方上世紀50年代被印度占去，後來建成了一個「阿魯納恰爾邦」，成為幾十年來中印邊界爭端的重點。1962年中印邊境衝突時曾被我方收回，但停火後毛澤東即下令撤出，還從全線後退20公里。不同於史達林，毛澤東似乎還同時繼承了中國天朝大國皇帝的傳統，在領土問題上仍有點視周邊國家為「進貢國家」，對它們的饋贈依然大方。他按這種思路解決中朝邊界問題，就使金日成占了大便宜。在劃分中朝邊界線上滿足了朝方的要求，把本來完全在我國境內的長白山白頭山峰和天池的一大半劃給了朝鮮;中朝間的界河也不按國際慣例根據主航道劃線，而是把邊界線一直劃到我國岸邊，鴨綠江里好幾十個沙洲、島嶼就連居民帶土地都劃給了朝鮮。(當時我還在外交部工作，了解這件事是由姬鵬飛奉命具體經辦的。)但是朝方不但毫無感謝之意，還認為那些地方本來就是屬於它的，迫使當地的原漢族居民離開。他們在歷史教科書上說得更遠，連東北地區一直到長城這一大片地區在以前也是它的。
直到現在，我國的一些主串流媒體還在說，不進行抗美援朝不行，否則金日成政權垮了，敵人就開到鴨綠江邊了，因此這個仗是非打不可的。這個邏輯一直占據統治地位。其實仔細想來，這恐怕不一定對頭。韓國怎麼就是敵人?和韓國交界就受到威脅?現在實際上我們和韓國的關係似乎還比和朝鮮好一些，起碼是比較好相處一些。韓國經濟比我們強，起碼不要我們的援助。
實際上，在中朝關係上，一直都是我們在背包袱。背了抗美援朝這個大包袱之後，還接著背，直到現在也沒有解除。毛澤東在世時，未因戰爭結束而放下包袱，還為加強在國際共運中的領導地位和赫魯雪夫爭相拉攏金日成。例如，毛澤東曾罕見地在金日成面前認過錯。1957年莫斯科會議期間，毛澤東曾向金日成承認1956年犯了偏聽偏信和干涉朝鮮內政的錯誤。後來毛澤東還在金日成面前多次表示，中朝關係中發生的不愉快，都是中國的過錯，中國內部有人搞大國主義，並指名彭德懷和歷任中國駐朝鮮的大使。
金正恩一上台，我國政府就從2012年2月下旬開始對朝鮮提供價值高達6億人民幣的無償援助。這在中國援朝史上是規模空前的一次單筆援助。
（四）抗美援朝阻礙中美早日走上建立正常關係的軌道
還在解放戰爭發生轉折時，美國就積極同我們拉關係，並認真準備承認即將誕生的新中國，建立中美間的正常關係，雖然一再碰釘子，但仍未放棄努力。直到抗美援朝，美國才最後放棄幻想，決定與我為敵，進行遏制與包圍，開啟了中美的全面對抗。鑑於美國在二戰後急劇發展的經濟、政治、科技、文化國際化進程中的地位和影響，這就使我國在相當程度上被排擠到邊緣地位。
在整個韓戰過程中，我國對美國的意圖有兩次誤判。支持金日成發動南下進攻，雖然史達林和金日成做決定時是誤以為美國不會幹涉，中國即使不完全相信也不能不給予正面回應，但我國也對美國不會幹涉心存僥倖。美國軍事介入後，我們又過高估計它的戰略意圖。1950年6月28日和8月26日，周恩來兩次表示，韓戰不過是美國對東亞發動更大範圍的侵略的藉口，美國企圖在朝鮮打開一個缺口，準備世界大戰的東方基地，美如壓服朝鮮，下一步必然對越南及其他原殖民地國家加以壓服。毛澤東8月4日也說，「如美帝得勝，就會得意，就會威脅我」，所以必須幫助朝鮮。
事實是，美國並不想和中國打仗，更無意打世界大戰。美軍在第二次戰役中失利後，杜魯門政府1950年年底和1951年年初曾兩度考慮過讓美軍撤出朝鮮，1951年4月又撤了想把戰火燒到中國境內的聯合國軍司令麥克阿瑟的職。1951年5月，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布萊德雷在政策辯論中說：「把戰爭擴大到共產黨中國會把我們捲入一個在錯誤的地方，錯誤的時間和錯誤的敵人進行一個錯誤的戰爭。」毛澤東對戰爭對美國做出誤判，主要是沒有認識到新舊時代的交替。世界已經進入和平與發展時代，中共領導人還認定仍然處在戰爭與革命時代，繼續按照列寧的《帝國主義論》來認識美國。
抗美援朝後，美國開始對我國採取敵對政策。它在我國周邊建立了一系列軍事條約組織，為的是防範我國繼續在這片地區推進紅色革命，所以實際上主要還是為了防禦。凱南提出並由幾屆美國政府推行的遏制政策，含義就是以蘇聯和其他共產黨當權的國家為敵國，企圖把它們關在國門以內，擋住它們向外擴張，防止出現「多米諾骨牌」效應。冷戰一結束，老布希總統就宣布今後要變遏制為「超越遏制」，也就是不再以這些國家為敵人，打交道的辦法也一改而為歡迎它們對外開放，走出國門，融入國際共同體。因此，把遏制政策說成是一種進攻性和擴張性的軍事侵略政策，並不符合美國原意。但對此至今仍有各種不同的解讀，以美國為我國主要敵人的輿論，仍傾向於以往對美國的理解，即它「亡我之心不死」，始終是我國防禦和鬥爭的主要對頭。
借抗美援朝在國內掀起仇視、蔑視、鄙視美國的浪潮，大有助於我國政府在國內肅清被視為親美以至整個西方的勢力和影響，自封為國際上堅決反美的旗手。所以在蘇美拉關係，大肆宣揚「戴維營精神」的時候，毛澤東特別提出「我們要頂住美帝國主義的大肚子」。經過長期的國內群眾教育和積極的對外行動，再加上其他措施如炮打金門等，都為我們在對外關係上以美為敵的決策夯實了基礎。韓戰停戰20年後，我國採取了「一條線」(實為聯美反蘇)的外交戰略，美國也以尼克森訪問中國大陸為標誌積極拉攏中國，以改變蘇攻美守的態勢。直到這時，中美關係才出現鬆動和取得突破，使中國的外交局面和國際地位起了轉折性的變化。中國進入聯合國和一些重要國際組織，同世界多數國家建立了正常關係。這才改變了我國長期處於國際大家庭邊緣的孤立地位。
事實證明，建國後頭20多年那種儘量推遲和西方國家建交，儘量拖延參加重要國際組織的政策，是一種繼承落後的封建社會閉關鎖國的政策。這使國家遭到很大損失和危害。例如，後來為了改變那種吃虧多年還喪失關貿總協定創始會員國資格、長期被置於觀察員地位的狀態，我國進行了爭取參加這一國際組織的談判。可一談十多年還是沒有爭取到創始國的資格。而長期沒能加入這個組織，使我們在外貿上遭到巨大損失。
三、對抗美援朝戰爭的反思
在談了韓戰和相關情況後，現在根據停戰後60年來形勢的發展變化和包括我自己在內的一些人的反思，主要可以得出以下三點看法：
第一，二戰結束後，上世紀50年代實現了新舊時代的交替，即從上半期的戰爭與革命時代，逐漸轉變為下半期以及此後長期的和平與發展時代。在這種時代背景下發動戰爭，因為違背潮流，所以只能是以失敗告終，或是造成局部混亂，而不可能有真正的勝利一方。中國同意並支持金日成發動韓戰之所以根本錯誤，就正是因為韓戰違背時代潮流。金日成在史達林、毛澤東支持下發動進攻韓國的戰爭，除給參戰國特別是南、北韓人民帶來慘重傷亡和物資的極大損失，以及朝鮮南北方國土的嚴重破壞外，可以說是一無所得，戰爭的性質也談不上有什么正義性。三年多的戰爭經過互相妥協而停下來後，幾乎一切都回到了原狀，被分裂的兩個朝鮮依然對峙著。因此，不僅金日成的武力統一計劃是徹底失敗了，就是我國的抗美援朝也不能說取得了勝利，充其量只能說是在戰場上和美國打成了個平手。如果用實現毛澤東原先設想的把美帝趕出朝鮮半島、幫助金日成統一朝鮮的戰略目標來衡量，那就不得不承認，結局也只能說是完全失敗的。
第二，應當承認，杜潤生老人把「抗美援朝」批評為「建國以來的最大錯誤」(超過文革)這一見解是深刻和正確的。他認為，抗美援朝最大的「失」，倒還不是人員傷亡和物資受損，而是影響甚或改變了我國的建國方略。這場戰爭使我國沒能適應人類發展和世界演變的潮流，即走經濟市場化和政治民主化的道路;還使我國只能照搬蘇聯模式，還大搞各種運動，社會、經濟、文化出現長期全面倒退。
第三，抗美援朝戰爭造成中朝兩國的不正常關係長期延續下來，無論對兩國人民還是對國際形勢的緩和以及東北亞地區的安全與穩定，都明顯地不見得有利。抗美援朝似乎讓我們對朝鮮承擔下一些義務：對它在國內事務上的錯誤政策如「先軍政治」和搞飛彈、核武器等所造成的困難進行補償，援助糧食和能源;在國際事務上對它進行保護和偏袒。在社會主義陣營早已崩潰的情況下，還要單方面地保留朝鮮為「兄弟國家」(宣傳上和實際上)的名義和地位。這不但使我們半似自願地長期背上這個包袱，而且在國際上還要落一個是不守規矩的朝鮮的黑後台的罵名。因此，我國在外交上的一個當務之急，就是使中朝關係逐步走上正常國際關係的軌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