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8月29日趕在中共建政60周年慶典前，高崗銅像在陝西省榆林市橫山縣高家溝的高崗故居前揭幕，以紀念其誕辰104周年。這尊由當地民間組織籌劃、私人捐資鑄造的半身銅像，是其去世50餘年後的首次「面世」。
高崗是中共黨史上一位帶有悲劇色彩的傳奇人物。這個身高力壯、性情豪爽的西北大漢生前叱吒風雲，在創建陝北紅軍和革命根據地的歲月里，更是勇猛強悍、雷厲風行。高崗身影到底為何消失，是當代史研究的一大困惑。自中國大陸政權易主後，美國《時代》雜誌已無記者留在大陸，西方很難再能直接報導中國發生的一切。隨著朝鮮戰爭進入前線僵持與停戰談判的交錯階段，高崗——時任中共中央東北局書記、東北人民政府主席、東北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在《時代》報導中出現了。《時代》雜誌曾於1952年5月19日發表題為《長城之北》，配合報導，還發表了高崗的一幅標準照。報導以「中國的紅色未來決定於滿洲這片四十四萬三千二百七十五平方英里的土地」這樣的觀點來論述高崗及東北的重要性。
中國是「衛星國」嗎？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當中國代表伍修權率團走進聯合國會場時，蘇聯代表團團長的即興講話，使不了解毛澤東與史達林之間存在隔閡與矛盾內幕的人，對中、蘇在韓戰的一致立場和密切關係，更加深信不疑：
我們進入會議廳時，會議已在進行，正在發言的是蘇聯出席聯合國大會代表團團長維辛斯基。他一見我們來到，立即中斷了自己的演說，臨時插進了一段對我們表示歡迎的話。他說：「請原諒，我暫且中斷我的演說，我以我們蘇聯代表團的名義，藉此機會向在主席的邀請下，現在正在會議桌前就座的中國合法政府的代表伍修權先生以及代表團其他成員致敬，並祝他們今天在聯合國組織中開始的活動獲得成功。」我到紐約後同他互相拜會時，他也曾向我表示，蘇聯在聯合國內很少得到支持，常常感到孤立，很希望能有中國這樣一個大國，在聯合國內同他們並肩作戰。(《伍修權回憶錄》，一九三頁)
然而，此時，仍有一個西方國家的首腦堅持認為毛澤東是另一個狄托，中國也不是蘇聯的「衛星國」，他就是此後不久訪問美國的英國首相艾德禮。杜魯門在回憶錄中，寫到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五日他與艾德禮會談時，談到了中國的話題：
艾德禮接著提出了英國政府的看法。他的意見是，中國共產黨潛在的「狄托主義」已經到了時機成熟的時候。他不認為中國是完全控制在俄國人手裡，因此我們的目標應該是分化俄國人和中國人，他們在遠東是天然的敵人。
「我想，」他說，「我們所有的人都應該設法使中國人不要認為只有俄國才是他們唯一的朋友。我希望中國人能和俄國人散夥。我希望他們能夠在遠東和俄國抗衡。如果我們不接受這個見解，如果我們把中國看作蘇聯的衛星國，我們就上了俄國人的當了。」(《杜魯門回憶錄》，四七一頁)
杜魯門的意見卻相反。他明確對艾德禮說，「依我看中國共產黨就是俄國的衛星」。半年後的《時代》，相繼發表多篇報導，印證著杜魯門的看法。
蘇聯專家風光無限
自中共建政後，《時代》已無記者留在大陸。西方很難再能直接報導中國發生的一切。《時代》曾寫道：「像世界各地的共產黨一樣，紅色中國的統治者也努力將他們封閉起來，離開非共產黨世界的目光。一周又一周，新聞從紅色中國流傳出來——從每天來到香港的一千五百名中國人、從離開這個國家的外國人、從共產黨的報紙和電台。」於是，「為了收集、比較、報導這些新聞，《時代》派羅伯特·內維爾(Robert Neville)任駐香港記者。」
一九五一年四月九日，《時代》發表一篇關於中國經濟形勢的報導《紅色中國內部》，其主要內容即是內維爾根據不同來源所做的綜述。該報導正面敘述了紅色中國所取得的經濟成就：
上周，紅色中國的報紙連續報導工業生產的增長，譬如，一九五〇年銅產量增長百分之十三點五。在滿州，日用品供給已增長了百分之一百二十六。同樣，不同產品的統計均有增長，不過沒有產量的基本數字。
兩大成功。宣傳性暫且不說，在統治中國大陸大部分地區將近兩年以來，共產黨的經濟成就何在?他們最大的成功是制止了通貨膨脹，至少暫時做到了。靠課重稅和徵收資本家財產，中共實現了預算平衡。幾個星期以來，人民票，即人民銀行票，與港幣的兌換，少有地保持在三千八百八十元人民票兌一元港幣。不過，大約在一個月前，黑市的兌換漲至四千六百元人民票兌一元港幣。這一達到百分之二十的增長，乃是因為韓戰的支出，以及美國禁止向中國海運戰略物資所致。
另一紅色成功，是使中國火車準點，這如同二十年代墨索里尼時期一樣令人驚嘆。上海至廣州、漢口至廣州的旅客還談到，臥鋪車廂整潔、餐車價廉物美，餐車裡懸掛著史達林的肖像。共產黨修復了一九四六——一九四九年間破壞的鐵路，與此同時，還正在修建成渝鐵路，完成這一長期的鐵路建設。
俄國人在一九四五年末和一九四六年初占領滿州期間，曾從中國運走了價值二十億美元的日本修建的重工業設備——軋鋼機、煉鋼爐(床式反射爐)等煉油廠煉鋼廠的設備。今年一月，北京宣布，俄國人開始重新安裝機器。大約同一時間，宣布一九五一年的生產目標，這可能使滿洲的產量，達到日本占領時期的百分之五十左右。(《時代》，一九五一年四月九日)
高崗身影到底為何消失，是當代史研究的一大困惑。此處其他原因暫且不論，我更願意將1953年3月史達林的去世，看作一個頗為直接的重要因素。也就是說，隨著史達林的身影在共產主義陣營的消失，為他所青睞的高崗，其退場只是早晚之事。不過讓人吃驚的是這一退場來得如此之快，結局如此之難以想像。
在中國新的場景里，格外讓《時代》感興趣的是隨處可見的蘇聯專家：
在中國其他地區，經濟成效尚不明顯。政府的財經委員會負責實施計劃經濟，引進蘇聯專家來幫助紅色中國提高生產能力。在紅色力量占領後不久，上海虹橋很快就有了一大片蘇聯人的聚居區——起初，俄國人只在自己的區域活動，現在，他們已分布到南京路等地段，做著以往外國大班們做過的事情——購物，購物，購物。在中國，俄國專家平均每月工資為七百五十美元，這些新富翁同志，不停地買手錶、鑽石、皮衣、毛衣、玉器、電冰箱。俄國顧客特別青睞美國產品。(《時代》，一九五一年四月九日)
六月，《時代》再發表駐香港辦事處負責人內維爾的一篇電訊，以更大的篇幅敘述自中國大陸旅行後抵港人士的見聞，側重來表明蘇聯專家在中國政治、經濟、社會諸領域的重要地位：
真誠合作。「旅行者報告說，在全中國到處可以看到俄國人。他們人數眾多，不再像以往那樣只呆在屋子裡不讓人看到。如今，遠至南方的昆明和廣州，隨處可見俄國人的聚居區。在中國各地的火車上，都是俄國人占據頭等車廂，俄國食品開始出現，俄國劣質汽油，往南遠運到上海，在那裡，賣到一加侖四美元(這也是為什麼在這個城市裡只剩下大約五百輛私人轎車的一個原因)。」
「成群結隊遍布全國的俄國專家，形成了新的特權大班，俄國政治活動家也在北京頗為活躍，中國的外交部常常扮演著迎合蘇聯大使館的角色，而俄國大使明顯是在中國的蘇聯最高官員，其地位無疑高過其他人，更大程度上他是唯一的『政治代表』式的影子人物，他出席中國政治局的所有會議。從以上跡象看，俄國人即便沒有把整個中國政府搬到莫斯科，他們也在相當大的程度上直接掌控。」
「北京與莫斯科結盟，是在一九五〇年一月正式宣布(應是二月——譯註)，當時，黨的領導人毛和總理周，在克里姆林宮簽署了為期三十年的《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其中，兩個國家承諾以『真誠合作的精神……參與所有國際行動，旨在維護和平，就所有重要的國際問題相互商量。』」
「那些在北京的高層人物，從來不會認為他們不是莫斯科嚴格的黨組織的順從者。他們所能掌握的手段僅僅是蘇聯的手段，政治局裡每個人都強烈反對西方的自由傳統。於是，指望在北京能有一個反俄的並發揮作用的圈子，在今天是難以想像的。如在俄羅斯一樣，紅色中國也是一個遍布軍人、警察、監獄和集中營的國度。」(《時代》，一九五一年六月十八日)
《時代》關於蘇聯專家在中國的無限風光，可看作是對中國是蘇聯「衛星國」的一種詮釋。
韓戰——至關重要的東北
隨著韓戰進入前線僵持與停戰談判的交錯階段，高崗——時任中共中央東北局書記、東北人民政府主席、東北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在《時代》報導中出現了。東北與朝鮮前線的重要地理位置，高崗在東北的顯赫地位，史達林對之青睞的特殊性……諸多因素都使得《時代》不能忽略他。
發表於一九五二年五月十九日《時代》的一篇報導，題為《長城之北》，配合報導，還發表了高崗的一幅標準照。報導這樣寫到高崗及東北的重要性：
在瀋陽最近召開的一次共產黨幹部會議上，亞洲最有權力的人之一——冷漠、方臉的共產黨人高崗，向黨的幹部發表滔滔不絕的演講，他對部下們說：「我們……處在前線，我們必須做出犧牲。」
他所說的前線，是亞洲一片最富饒的地區——滿洲，在毛澤東的共產黨奪取中國之後的兩年半以來，它已經成為中國的糧倉、工業心臟和政治領頭羊。它目前也是軍事後方，為在朝鮮的中國軍隊提供倉庫和基地，同時，不斷地為紅色中國的一千五百架飛機提供隱蔽地，使其像鷹一樣盤旋在陷於僵局的朝鮮。
作為它的三千六百萬人民的首腦，少為人知的高崗，是中國共產黨的巨頭之一。很少有訪問者——甚至包括在紅色中國其他地方受歡迎的人——獲准親眼看到高崗的滿洲，即北京所稱的「東北地區」。不過，根據越來越多的報告，中共在上個星期完全承認，中國的紅色未來決定於滿洲這片四十四萬三千二百七十五平方英里的土地，它名義上屬於中國，但位於長城以北，實際上又在原來嚴格意義的中國之外……
工業：紅色中國的魯爾地區，在位於滿洲中心的一個小的三角地帶，由瀋陽、鞍山、撫順構成。在日本占領時期(一九三一至一九四五年)，它成為可能是亞洲有史以來最大的工業綜合體。後來，俄國人巧妙地掠奪了它的鋼鐵廠，一百五十萬噸的產量降至勉強生產的五十萬噸;豐滿水電站曾為瀋陽地區提供電力，但其大型發電機被拆卸運走。隨後，中共漸漸地恢復重建。中共上個星期承認，鞍山的鋼鐵產量將低於一九五一年，達到七十二萬噸左右。不過，據紅色中國稱，這一三角地帶的其它煤礦、工廠和機械供應，均可完成生產目標。這一三角地帶的工業產量，占紅色中國煤礦總產量的百分之四十九(撫順的煙煤煤礦，據說在世界上規模最大)，占生鐵的百分之八十七，占鋼材的百分之九十三，占電力的百分之七十八。(《時代》，一九五二年五月十九日)
韓戰期間，東北特殊的地理位置，其經濟實力，乃至與蘇聯的特殊關係，構成了一個廣闊的場景。在這一場景中，高崗的身影，赫然而立。
不過，歷史這一頁將翻得相當快。隨著韓戰停戰談判的進行，隨著高崗在黨內引發的震動，尤其是隨著史達林一九五三年三月的去世，高崗個人身影的消失，也就為期不遠了。
高崗身影到底為何消失，是當代史研究的一大困惑。此處其他原因暫且不論，我更願意將1953年3月史達林的去世，看作一個頗為直接的重要因素。也就是說，隨著史達林的身影在共產主義陣營的消失，為他所青睞的高崗，其退場只是早晚之事。不過讓人吃驚的是這一退場來得如此之快，結局如此之難以想像。
「永遠正確的……」
在一九五二年的中國，高崗的確是一個舉足輕重的政壇要人。
《時代》關於東北地位的報導中，突出強調高崗的能力，以及他與蘇聯的特殊關係，蘇聯勢力在東北的影響力等。在這樣的敘述中，高崗無疑成了一個政治符號，證明著杜魯門所持的「中國是蘇聯的衛星國」這一看法——
正確的共產黨人。作為「東北地區」的領導人，戴眼鏡的高崗，還不到五十歲，是毛的北京政府的六位副主席之一。他雖然不是在滿洲出生(他出生於陝西)，卻是滿洲無可爭辯的頭號人物。長期以來，他講話喜歡多用辯證，在紅色之龍的行程中，也就總是提前包含著調整與轉向的可能。毛曾稱他是一位「永遠正確的」共產黨人，這是一種很特殊的讚揚。他比其他地區的領導人，快得多地將農業與工業集中起來。在其政府結構、政務管理上，東北地區比起紅色中國組建的另外五個地區，擁有更多的自主權，是高，而不是從北京派來的代表團，前往莫斯科簽訂蘇、滿一九四九年貿易協定。直到最近，東北地區仍流通自己的貨幣。
俄國人。除上述之外，滿洲還有俄國人——數以千計的俄國人，遍布於城市與工廠，擔任「專家顧問」。另有數以千計的俄國人，在機場和基地，訓練中國人駕駛俄國噴射機和使用俄制武器。另外，還有數以千計的俄國人，在極其重要的滿洲鐵路的不同崗位上工作，上至管理層，下至養路工，這條鐵路由俄國人和中共聯合管理。
許多世紀裡，滿洲一直活動著兩種人;事實上，目前它也是蘇聯與中國共產主義的婚床。它可能是初夜的測試，看是延續還是失敗。在大連和旅順港，根據雅爾達協議，駐紮有至少三萬名蘇聯軍隊，這使俄國能使用這兩個港口，以及鐵路的一半管理權。俄國軍隊估計會在一九五二年十二月撤走。
中國的宣傳部門稱他們的俄國客人為「老大哥」——他們沒有注意到奧威爾(即英國小說《一九八四》的作者——譯註)對這一詞彙的含蓄表達，依靠俄國人教他們如何發展、如何管理工業和運輸。即使俄國人真的如估計的那樣撤走，數以千計的老大哥無疑仍將以專家顧問的名義留下來，以確保滿洲不會擺脫俄國人的影響。在雙方的首腦們看來，高崗的管理頗有效率，因此，他也就一直令雙方都為之滿意。(《時代》，一九五二年五月十九日)
高崗與史達林的密切關係，後來也是人們一直樂於渲染的故事。英國作家韓素音在其所寫周恩來傳記中，記敘了史達林在毛澤東、周恩來面前直接稱讚高崗的細節：
毛澤東、周恩來發表了一系列熱情洋溢、詞句華麗的講話，讚揚蘇聯的無私援助，保證維護中蘇之間永久的友誼和團結。然後，準備啟程回國。這時，史達林向毛澤東射出最後一支箭，他說：「毛澤東同志，你的一些同事，對我們在滿洲的合作，非常高興。」接著，他讚揚了中共中央東北局書記高崗。高對俄國的援助感激萬分，宣稱：「我們之間不應存在任何邊界。」史達林對毛澤東說：「我們現在有了一位真正的國際主義者。」
毛、周乘火車回國途中，在東北逗留了五天。高崗乘坐史達林送給他的嶄新的俄國轎車前來迎接。(《周恩來與他的世紀》，二九二頁)
誰會想到，高崗的顯赫即將消退，迅疾化為過眼煙雲。
身影消失
讓人們震驚的是，曾經備獲眾人好評和青睞的高崗，在一九五四年二月召開的中共七屆四中全會上被揭發和批判，隨後又竟然成了中共當代史上的第一個反黨集團——「高(崗)饒(漱石)反黨集團」的主角。
更讓人意料不到的是，高崗最後竟然是以選擇自殺方式而結束生命。韓素音寫道：
高崗遭到監禁，情況不明地在牢房內自殺了。毛公開責備迫使高崗自殺的人，認為這不是對待同志的方式。但是，反高、饒的清洗開始擴大到全黨，成為一場追查「隱藏在黨內的反革命」的肅反運動，儘管這種提法非常含糊不清。肅反運動一直持續到1956年底。(《周恩來與他的世紀》，三〇二頁)
從此高崗的身影，跌落在人們的視野之外。
歷史起落，瞬息萬變。
高崗身影到底為何消失，是當代史研究的一大困惑，值得研究。如此重大歷史事件的發生，當然有著諸多極其複雜、極其微妙的原因。此處其他原因暫且不論，我更願意將一九五三年三月史達林的去世，看作一個頗為直接的重要因素。也就是說，隨著史達林的身影在共產主義陣營的消失，為他所青睞的高崗，其退場只是早晚之事。不過讓人吃驚的是這一退場來得如此之快，結局如此之難以想像。
史達林去世後，周恩來代表中國前去參加葬禮。英國研究中國問題的專家迪克·威爾遜，在所寫周恩來傳記中，特意提到毛澤東沒有前去參加葬禮的這一情況，並就此展開一番議論。他認為史達林的去世，對於中共領導人們來說，實際上是一個巨大的解脫：
1953年3月，為蘇聯的史達林舉行葬禮時，共產主義世界的領導人都聚集到蘇聯。許多人預料毛澤東會露面，他現在或許會名正言順地聲稱是那個統治集團的最高人物。但是，他寧願躲避在俄國人手下進一步遭到怠慢，因為這種怠慢是預料之中的，他早已領教過了。此外，他1949年的那次訪問還從未得到任何蘇聯高級掌權者的回訪，更不用說他的兩位主要助手劉少奇和周恩來的那些訪問了。
在莫斯科的儀式上，他是站在蘇聯領導人之間的惟一外國人，而沒有和外國代表團在一起，當史達林的靈柩離開時，周恩來迅速走在它的後面，與蘇聯新的國家領導人赫魯雪夫、馬林科夫和貝利亞處於同樣的位置上。
高崗身影到底為何消失，是當代史研究的一大困惑。此處其他原因暫且不論，我更願意將1953年3月史達林的去世，看作一個頗為直接的重要因素。也就是說，隨著史達林的身影在共產主義陣營的消失，為他所青睞的高崗，其退場只是早晚之事。不過讓人吃驚的是這一退場來得如此之快，結局如此之難以想像。
周恩來曾深受史達林的暴躁和吝嗇之苦，這時，他一定對自己在馬克思主義世界中所給予的如此殊榮而感到高興，這種殊榮是他沒有預想到的。當他肅穆地走在這位暴君的遺體後時，他一定會想起他曾怎樣等候過來自這個人的遙遠的決定。史達林的威名曾使中國同志感到發抖;他也一定記得，史達林是怎樣像一個摩天大廈上的警察指揮下面的街道交通那樣指揮著中國革命的。(《周恩來》，二七二頁)
威爾遜所論，事出有因。
在蘇聯面前站起來
一九五二年的夏天，當韓戰進入僵持階段後，周恩來曾又一次前往莫斯科訪問，請求史達林對中國進行經濟援助，以彌補中國派兵朝鮮付出的巨大犧牲和損失。這一次的談判，與毛澤東當年的來訪一樣，依然不順利：
竭力把紅軍(指中國人民志願軍——引者注)留在朝鮮境內，無情地消耗著中國的有限資源。1952年夏季，周恩來帶著國防專家前往莫斯科，強烈要求克里姆林宮儘可能給予補償，中國人用鮮血在朝鮮扞衛著俄國的利益。據說，赫魯雪夫說話時以一種屈尊相就的態度將周恩來形容為「一個聰明靈活的、目前我們能交談的人」。通過幾個星期不停的爭論，周恩來說服史達林同意放棄半殖民主義的特權。這些特權在第一次談判中有所保留。史達林同意進一步增加蘇聯的經濟援助。不過，周恩來不能感到滿意。它的數量任何意義上都不能與中國戰士，包括毛澤東的兒子做出的犧牲相等。(《周恩來》，二七一頁)
《毛澤東傳》的作者肖特，在分析史達林去世的影響時，還同時強調毛澤東派兵入朝參戰對中國地位上升而產生的影響。兩者相輔相成，改變著社會主義陣營的政治格局：
韓戰後，在毛的著作中，美國已不再是惟一的紙老虎了。中國對待蘇聯的態度也經歷了一個重大的轉變。在制止北韓的潰敗上，中國助了蘇聯一臂之力。史達林的繼任人當對毛的新政權刮目相看，恐怕還得帶有一絲憂懼才是。倘若一個虛弱的中國尚且能夠如此英勇地行事，俄國的這個夥伴一旦壯大起來會有何許前程呢?對毛來說，莫斯科的股票已經下跌。俄國人不僅不地道地誘迫中國捲入一場它本想避免的衝突，而且他們還露出了靠不住和骨子裡虛弱的老底子。
從表面上看，什麼也沒有改變。中國拼命爭取蘇聯的援助重建經濟。在1950年的冷戰中，它也沒有轉而求援的地方。但是，輕蔑仇視的種子已經播下了。(《毛澤東傳》，三四九頁)
一切已經變化。北京——莫斯科，不再是《時代》當年所說的「軸心」狀態了。
一切，朝著有利於毛澤東和中國的方向發展：
赫魯雪夫與布爾加寧於1954年晚些時候來到中國，參加人民共和國五周年紀念日的慶典。這是克里姆林宮的高級人物第一次訪問盟國中國，新的俄國領導人不僅要彌補他們過去的疏忽，而且把話題扯到了過去遺留下來的各種棘手問題。他們同意從旅大撤出他們的軍隊，將過去雙方共同經營的聯合股份公司移交給中國，為中國的發展貸一大筆款，擴大科技合作等。(《周恩來》，二八四頁)
隨著史達林遠去，所謂「東方的狄托」之預測，似乎也不再有任何意義。不過，歷史的奧妙常常在於去留之間的餘韻。
艾德禮在杜魯門面前所發的「我們的目標應該是分化俄國人和中國人，他們在遠東是天然的敵人」這番議論，沒有過時。幾年之後，中蘇兩黨的隔閡與矛盾終於浮出水面。一九六〇年之後，兩黨的理論分析與衝突，更趨白熱化。歷史行至一九六九年三月，在中蘇邊界烏蘇里江的珍寶島上，中蘇兩國軍隊突然爆發軍事衝突，兩黨的分歧，儼然已演變為硝煙瀰漫的主權之爭。此時，距毛澤東握別史達林，離開莫斯科，幾近二十年;距高崗身影在政壇消失，整整十五年。
世事變遷，難以預料。身影起伏，恩怨滄桑，如何言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