聶元梓1986年獲得假釋，目前她一個人居住在北京親戚家的一幢樓房的單元房裡，靠微薄的低保生活，身患多種疾病;蒯大富1987年被釋放，回到青銅峽鋁廠工作。1988年結婚。1992年，偕妻子到山東省一家公司工作，1993年春曾受北京一家街道企業之聘到首都任職，但很快驚動劉少奇遺孀王光美等中共高層領導，被迫離開北京到江蘇常州，後又到深圳受聘於一家網絡公司任總經理。2011年，曾回清華參加百年校慶;韓愛晶1987年出獄，被安排到湖南省株洲市一兵工廠技術情報室工作，後調至該廠駐廣東省深圳市辦事處，後入一國企參股公司擔任總經理。2003年，韓愛晶內退，其後在一公司擔任顧問等職務;1982年6月，北京市人民檢察分院做出對譚厚蘭免於起訴的決定。11月，譚厚蘭去世，終年45歲，一生未婚;1985年秋，王大賓回到成都探礦機械廠搞釺具，每月工資69元。1989年後，他在中國地質大學教授張國櫸的鼎力推薦下，擔任都江堰市都信鑿岩釺具有限公司的總經理，併兼任中國鋼協釺具協會常務理事，中國岩石破碎學會常務理事。
蒯大富、聶元梓、吳桂賢、韓愛晶(左起)在深圳合影
文革期間，北京高校有五大廣為人知的造反派領袖，即北京大學的聶元梓、清華大學的蒯大富、北京航空學院的韓愛晶、北京師範大學的譚厚蘭以及北京地質學院的王大賓。如今的他們是否反思當年的所為了呢?
一、北大之聶元梓
來自河南、出生於1921年的聶元梓，於1938年加入了中共。中共建政後，在哈爾濱先後擔任區委宣傳部長和市委理論部長。1959年與第一任丈夫離婚。1963年，調入北京大學，任經濟系副主任;1964年調任哲學系黨總支書記。1966年1月，與一中共老幹部再婚，但受政治影響，婚姻持續不到一年。
1966年5月初，在康生的授意下，聶元梓與哲學系另6位教師在北大食堂共同張貼了《宋碩、陸平、彭佩雲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幹些什麼?》的大字報。這張被毛澤東稱譽為「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引發了全國性的造反運動，文革如火如荼地展開。此後，聶元梓當上了北大校文革籌委會主任、校文革主任，並在當年8月18日毛澤東接見百萬紅衛兵和群眾時，應邀登上天安門城樓，受到毛的接見。
同年11月，聶組織「新北大、新師大(華東師大)聯合造反兵團」，煽動揪鬥上海市委和華東局領導人常溪萍、曹荻秋、陳丕顯。1967年，又組織「除隱患戰鬥隊」，誣陷彭真、朱德等人，並炮打鄧小平，稱鄧是「全國第二號最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鄧在北大的長子鄧朴方也遭到了聶的迫害。
聶的所為得到了毛的賞識。1968年11月，聶當選為中共第9屆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然而，第二年，隨著政治使命的完結，聶元梓被發配到江西省鯉魚洲北大分校農場勞動，次年，在其要求下，回京治病。1971年初，聶元梓被隔離審查，限制行動自由。1973年她被安排到北京新華印刷廠參加勞動，吃住在廠。1975年轉到北大儀器廠勞動。
文革結束後，聶元梓於1978年4月19日被捕入獄，並於1983年3月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誣告陷害罪判處17年徒刑、剝奪政治權利4年。不過次年，她就被允許保外就醫，1986年獲得假釋。目前，她一個人居住在北京親戚家的一幢樓房的單元房裡，靠微薄的低保生活，身患多種疾病。
對於文革以及自己當年的所為，聶元梓曾表示不堪回首，承認自己寫第一張大字報是錯誤的，但在風燭殘年之際，她卻公開要求為自己平反，言稱自己無罪，並認為自己對國家有所貢獻。可惜，這個要求迄今沒有實現。
二、清華之蒯大富
1945年出生在江蘇的蒯大富，於1963年考入清華大學工程化學系。1966年文革爆發後，由於其率先提出「炮轟」壓制文革的工作組，並要求奪權，被打成右派學生。因絕食以示抗議，又被開除團籍並關押18天。工作組被撤之後，蒯大富獲得「解放」，成了著名左派。之後，蒯大富參與創建清華井岡山兵團並成為第一把手(人稱「蒯司令」)，還當上了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革命造反總司令部(又稱首都紅衛兵第三司令部，簡稱三司)副司令。有《蒯大富人生權術36則》傳世。
1966年11月，蒯大富及其手下繪製了《群醜圖》，用漫畫的方式醜化包括劉少奇、鄧小平、彭德懷在內的一百多名中共高層領導，此圖流傳甚廣。同年12月，蒯大富在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張春橋的面授下，率五千餘人從清華大學來到天安門廣場，召開了「徹底打倒以劉、鄧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誓師大會」。然後分五路以廣播車開道在王府井、西單、北京站、菜市口等繁華地帶演講、散發傳單、張貼大字報。
1967年1月，中央文革指派參與上海「一月奪權風暴」。3月率先批判「二月逆流」。4月10日，清華大學紅衛兵召開萬人大會批鬥王光美，彭真、陸定一、薄一波，蔣南翔參加陪鬥。4月20日，蒯大富當上了新成立的北京市革委會常委，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代表大會核心組副組長。6月，積極參與揪鬥劉少奇火線指揮部」活動，採用喊口號，貼標語，高音喇叭廣播，甚至絕食的方法，勒令劉少奇寫檢查、低頭認罪並接受批鬥。7月，參與打倒徐向前;10月，蒯大富在《井岡山》報上發表《無產階級大奪權萬歲》，大談「奪權經」。
1968年5月，蒯大富組織了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文攻武衛總指揮部，指揮清華大學兩派武鬥，造成了18人死亡，1100多人受傷，30多人終生殘疾。北大、北師大也隨即效仿。後在毛的批評干預下，各大高校武鬥停止。
同聶元梓一樣，被利用完的蒯大賦予1968年12月被分配到寧夏青銅峽鋁廠(冶金部三〇四廠)任技術員。1970年11月，蒯大富被以清查「五一六」名義被送到清華大學接受審查，1973年審查結束後，被安排到北京石化總廠東風化工廠(一說北京東方紅煉油廠)監督勞動。1978年4月，蒯大富被逮捕。1983年3月10日，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殺人罪和誣告罪判處其有期徒刑17年，剝奪政治權利4年。先後被關押在北京和青海。
1987年10月，蒯大富被釋放，回到青銅峽鋁廠工作。1988年結婚。1992年，偕妻子到山東省一家公司工作;1993年春曾受北京一家街道企業之聘到首都任職，但很快驚動了劉少奇遺孀王光美等中共高層領導，被迫離開北京到江蘇常州，後又到深圳受聘於一家網絡公司任總經理。2011年，曾回清華參加百年校慶。
對於文革，蒯大富表示：應該否定的否定，不應該否定的就不能否定。他還天真的認為，文革的目的還是很真誠的，毛澤東的意思是想動員人民起來監督政府，不腐敗，但是這個方式錯了，所謂大民主的方式，沒有法制的保障，不僅根本達不到目的，而且必然演化到暴民政治。結果要麼就是暴政，要麼就是暴民。他還認為：「如果共產黨將來垮台那一定是自己內部腐爛透頂，導致自己的滅亡。」
三、北京航空學院之韓愛晶
與蒯大富同年出生在江蘇的韓愛晶受家庭影響，從小養成了孤僻、鬱悶的性格。後考入北京航空學院。
文革開始後，韓愛晶異常活躍，成為名噪一時的北航「紅旗」戰鬥隊的「總勤務員」(即總司令的代名詞)顯赫一時的風雲人物。據說，他曾去國防科委「請願」靜坐了28個晝夜。
為了擴大影響，韓愛晶率先將矛頭對準了劉少奇，並在1967年7月26日，與北京建工學院「新八一」聯合成立了「揪劉火線總指揮部」，以召開批判會和逼劉交出第二份認罪書為名，調集了幾十個單位數千名群眾圍堵中南海各門。此外，他在全國35處插手當地運動，並成立了專門對付部隊的「全國動態組」。
1967年4月，北航「紅旗」赴武漢調查組。搜集整理上百頁的黑材料交給當時「文革小組」成員王力，這成為王力一夥構陷武漢軍區，製造震動全國的特大冤案提供了炮彈。期間，韓愛晶在葉群、戚本禹的授意下，掀起了「打倒徐向前，炮轟陳毅、葉劍英」的行動，印製了大批誣陷傳單和文章56萬多份，在全市、全國散發。韓愛晶等還在北航院內設立了名為「隔離室」的監獄18處，先後立案審查了465人，其中170人受到非法關押，造成20餘人非正常死亡。
7月，韓愛晶帶頭開始批鬥彭德懷。在批鬥會上，小將們強迫彭德懷在他們寫著「反對毛主席」罪名的紙條上簽字並寫「認罪書」，在遭到拒絕後，韓愛晶惱羞成怒，先後7次將彭德懷打倒在地，致使其前額被打破，左右兩側第5、10根肋骨骨折，肺部受嚴重內傷。一個星期後，北航又召開了數萬人的「批斗大會」，不顧彭德懷的嚴重傷病，會上繼續對其搞「噴氣式」，會後又掛牌游鬥。
同年10月，為控制北航，韓愛晶在掀起武鬥的同時，還構陷中共北航委員會副書記周天行，並下令將其「隔離審查」，對其進行毒打等。後在毛的嚴厲批評下，韓愛晶走下了政治舞台。
1969年11月，韓愛晶被分配到湖南株洲三三一廠工作。1971年3月8日至1975年9月9日，受隔離審查，此後被監督勞動，1978年4月19日被以反革命罪逮捕。1983年3月16日，韓愛晶被依法判處有期徒刑15年，剝奪政治權力3年;其先後在北京和外地關押，後來在唐格木農場被監管勞動。
1987年，韓愛晶出獄，被安排到湖南省株洲市一兵工廠技術情報室工作，後調至該廠駐廣東省深圳市辦事處，後入一國企參股公司擔任總經理。2003年，韓愛晶內退，其後在一公司擔任顧問等職務。
對於當年的行為，尤其是毒打彭德懷的惡行，韓愛晶表示「悔恨」，但他仍反問道：是誰明明了解彭德懷的歷史，卻異口同聲地告訴青年們彭德懷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的確，這值得每個人深思。
四、北京師範大學之譚厚蘭
譚厚蘭1937年出生在湖南。1958年，她在湘潭一中高中畢業後留校工作，同年加入中共。1961年作為調干保送到北師大政教系學習。
1966年，在北大的聶元梓貼出第一張大字報後，譚厚蘭在北師大最先響應，並在校內貼出首張矛頭指向校黨委領導人的大字報，後又對準進校的工作組，因此受到批鬥。工作組被毛下令撤走後，譚厚蘭成了「英雄」和公認的學生領袖;8月底她組織了北師大「毛澤東思想紅衛兵井岡山戰鬥團」並任總負責人。
同年，在康生的親自授意下，譚厚蘭帶領井岡山的200餘人，來到山東曲阜造「孔家店」的反。她以中央文革小組名義，聯合當地造反派成立了「徹底搗毀孔家店革命造反聯絡站」，並召開了搗毀孔廟的萬人大會。從1966年11月9日至12月7日，在曲阜的29天，他們共毀壞文物6000餘件，燒毀古書2700餘冊，各種字畫900多軸，歷代石碑1000餘座，其中包括國家一級保護文物的國寶70餘件，珍版書籍1700多冊，徹底破壞了孔府、孔林、書國故址等古蹟。此外，他們還挖開第76代「衍聖公」孔令貽的墳(共破壞文物6618件)，對其曝屍批判。專治經學的周予同教授還被專程解押到場逼著親自動手挖孔子的墳墓。
1967年，譚厚蘭在江青的授意下，掀起了炮打譚震林的運動。同年她成為「首都大專院校紅代會」核心組副組長、北京市革委會常委、北京師範大學革委會主任。據說，北師大「井岡山公社」在全國主要城市都設立了聯絡站，影響力廣泛。
1968年7月，譚厚蘭與其他幾位學生領袖在被毛嚴厲批評後，中止了其政治生命，後被分配到北京軍區4627部隊農場勞動。1970年6月，譚厚蘭被調回北師大隔離審查，從此失去了人身自由，受到來自各方面的清算。1975年8月，審查結束，她被送到北京維尼綸廠監督勞動。
文革結束後的1978年，譚厚蘭被以反革命罪逮捕。在監獄中，她誠心懺悔，並用自己的揭發交代，證實了自己的痛切之言。1981年，譚厚蘭檢查出患有宮頸癌，被允許保外就醫。9月，又允許她回老家湘潭治病。1982年6月，北京市人民檢察分院做出了對譚厚蘭免於起訴的決定。11月，譚厚蘭去世，終年45歲，一生未婚。
五、北京地質學院之王大賓
出生在四川的王大賓1961年考入北京地質學院，在校期間加入了中共。文革爆發後，王大賓正值畢業前夕，他狂熱地投入了這場運動中，並很快被中央文革小組相中，成為當時的「五大學生領袖」之一的「地派頭目」。在此期間，王大賓擔任北京地質學院東方紅公社政委兼司令、首都紅衛兵三司副司令、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代表大會核心組副組長、北京市革命委員會常委兼政法組副組長。
1968年毛澤東關於紅衛兵小將要接受工農兵再教育的指示發表後，王大賓被分配到成都探礦機械廠工作。1971年，王大賓因「5·16」問題被押回北京地質學院隔離審查，並被開除了黨籍。1978年，他又以反革命罪被捕，被判刑9年，一直關押在武漢第一看守所。1983年，他獲釋出獄返回成都。
返回成都後的王大賓先在一個街道辦的商店當臨時出納，後來則被一軍隊辦的貿易公司聘為副經理。1985年秋，王大賓又回到了成都探礦機械廠搞釺具，每月工資69元。
1989年後，他在中國地質大學教授張國櫸的鼎力推薦下，擔任都江堰市都信鑿岩釺具有限公司的總經理，併兼任中國鋼協釺具協會常務理事，中國岩石破碎學會常務理事。
對於過去歲月所做的一切，王大賓表示悔恨，認為自己給人民造成了損失。
當年的五位叱吒風雲的學生造反派領袖，在歲月走過時，才發現自己所處的是怎樣荒唐的時代，而這樣的時代不僅改變了他們的命運，也改變了千千萬萬中國人的命運。這樣的悲劇的根源究竟是什麼?我們找到答案了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