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9日，在CMRA第九屆中國市場研究行業雙年會上，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孫立平發表演講「當前的中國經濟困境與社會轉型」。孫立平表示，當前的經濟困境受到社會結構的制約；創業運動弄不好對中產階層又是一次洗劫。以下為孫立平教授的演講全文，這可能是近期對經濟社會問題最犀利的解讀。
非常感謝雙年會的主辦者再次給我這個機會，每次參加都能感受到一種鼓舞和感染，感受到一種生命的活力。
今年尤其更有一種高大上的感覺，感覺市場研究有點走在市場的前面了。
儘管每一次演講的主題不一樣，但實際都是談當前的形勢。今天演講的題目叫《當前中國的經濟困境與社會轉型》，這也是現在大家最關心的問題。
1、社會存在雙重「困惑」
今年元旦過後，在長江商學院給EMBA的同學講課時問過一個問題，假如說讓你用一個詞來形容，你對剛剛過去的2014年是什麼樣的感覺，你會用什麼樣的詞？我想大家其實也可以想一想這個問題，不僅僅是2014年，2015年也差不多了。假如說你對這段用一個詞來概括你的感覺和印象，你會用什麼樣的詞？
其實當時我提這個問題的時候，我腦子裡是有一個詞的，但是我想聽聽這些學員的想法，因為這些學員大部分都是企業家，當然學員的回答也各不相同。但是有好幾位回答的詞跟我腦子裡想的詞是同一個詞，就是「困惑」。
我覺得這可能是我們很多人共同的感覺，最近這兩年給我們很多人的一個突出感覺是「困惑」。這個「困惑」是雙重的，一個是對改革，一個是對發展。而且這個困惑跟原來有點不一樣。比如說對改革，過去三十多年的時間裡面，有時候我們也有困惑。但是那時候的困惑，一般困惑在什麼地方呢？它改，還是不改。每一屆新的班子上來以後，我們就猜他改還是不改。
假如說看這一屆，有明確的改革意識，我們就知道大概是怎麼回事了，假如說這一屆對改革不怎麼感興趣，我們也能大概知道是怎麼回事了。這意味著什麼呢？在我們腦子裡面，改革這個詞的含義是確定的，無論是改或者是不改，我們大體都能知道是怎麼回事。
但是這次跟原來好象有點不一樣，這次明確說要改，不但說要改，而且召開中央全會，出台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定。但我想通過這兩年的時間，對於這場改革，在很多人腦子裡面的困惑和問號，可能不是比原來更少了，說不定比原來更多了。這就是改革嗎？怎麼跟我們原來腦子裡面想的改革不是一回事？
而且從目前的情況來看，原來一些似乎不是問題的問題，現在有的在社會的心態當中，在老百姓的心態當中都在成為問題。比如說對於反腐敗，今年過年的時候，我跟一個朋友吃飯，這個朋友也是上邊的一個智囊，我們聊起改革的問題。他當中說起一句話，他說不管怎麼說，現在老百姓對反腐敗是衷心擁護的。
他說完這句話之後，當時我說了一句話：「如果在一年前說，一點問題都沒有，那時候對反腐敗，除了少數腐敗分子真的是衷心擁護。但是這話要是現在說可能得打很大的折扣，因為在過年的時候，大家可以感覺到在人們私下的議論當中，在微博、微信上對反腐敗的各種說法都有了。」
所以我的意思是，現在對改革人們有很多的困惑和問號，對發展我想也是同樣的情況。各位是做市場研究的，對這兩年市場的狀況，大家比我清楚。我也有一些企業界的朋友，因為一些商學院給EMBA學員講過很多課，他們的感覺可能跟各位差不多，因為他們都是在企業里。
但是我想還有比我們在企業里，甚至在市場調查過程當中感覺更明顯、更強烈的，是誰呢？可能就是銀行，去年我也跑了很多家銀行，企業當中的問題，市場當中的問題最後往往都反應在銀行那裡，所以銀行的感覺可能更強烈、更集中。
我記得去年年底，有一次我在一家銀行北京總部講課，講到中間的時候我說不行，我得抽根煙，你們喝口水，他們說我們也抽菸，我說你們小年輕抽什麼煙，他說最近我們壓力大，有的原來都不抽菸，現在都抽菸了。銀行的反應比一般的企業更為強烈。
但是我想還有比銀行的感覺更強烈的，是誰呢？可能就是總理。也是去年年底，有一次我去海南，跟一個朋友，國務院一個司局長去的。他跟我講國務院內部對中央出台的刺激經濟的政策，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和不同的意見，包括他本人。
他跟我講他自己的這些看法和意見。他講完之後當時我說了一句話，我說有沒有這樣一個可能，就是總理對經濟形勢的判斷，說不定比你們的判斷要更為糟糕。
為什麼？我們在座的很多朋友都知道，克強總理原來在省里工作的時候，他對GDP的數據就不怎麼相信。所以他當時就提出看一個地方的經濟發展看什麼，不能僅僅看GDP，要看三個東西，一個是用電量的增長，一個是物流的情況，還有一個是資金使用的情況，貸款的情況。因為這三個東西是不太容易造假的。但是如果要根據這個來看的話，去年的經濟狀況究竟是什麼樣的都有點說不清楚。
眾所周知，去年公布GDP的增長是7.4%，前年是7.66%，按照絕對水平來說差不了太多。但是用電量的增長几乎差了一半，前年GDP的增長是7.66%，用電量的增長是7%左右。去年GDP的增長是7.4%，用電量的增長是3%出頭，差了一半還多。那怎麼解釋呢？
如果說這兩個數都是真的，那只能有一種解釋，就是說去年這一年整個中國的產業結構、經濟結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前年我們還是高耗能的產業結構，去年就突然變成了低耗能的產業結構。但是大家知道，這麼大的一個國家，一年之內這個產業結構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這是沒有可能的。這個沒有可能，怎麼解釋呢？這個數可能就有問題。
所以我最近也看了一些悲觀的估計，國內的學者說的最低的是三點幾，國外說的最低比這個還低，有兩點幾的，甚至有一點幾的，但是這些都是個別的。這個估計當中比較悲觀的，相當一部分人傾向於四點幾。
所以我覺得經濟狀況究竟是什麼樣的，可能都有點說不清楚。在發展的問題上，經濟的問題上，現在我們存在種種困惑。而且這個困惑跟原來也不一樣。我們看過去改革開放三十多年，對發展的問題，經濟的問題，我們有時候也有困惑，也會遇到問題。但是那時候的問題有點像什麼呢？
打個比方說，我們本來在一條很明確的路上走，中間遇到了困難，遇到了障礙。但是儘管是這樣，我們心裡是清楚的，只要克服了這些困難，排除了這些障礙，你接著往前走就是了，前面的路是明確的。
但是這一次好像有點不一樣，這一次有點像我們在沙漠和戈壁上開車，前面的路都是很明確的。但是走著走著，路沒有了，前面是個沙丘。車轍按照不同的方向走，有深有淺，最後哪條路能走通它就是一條路，哪條走不通，那就不是路呢，我們現在可能就不知道。
最近這段時間，我經常在講，現在是我們改革開放三十年來，我們第一次真正體會到了什麼叫轉折點的含義。過去這三十多年的時間，我們也經常說轉折點，但是我個人的看法，我覺得原來可能都算不上，這一次是我們真正遇到轉折點了。這個轉折點，這當中無論是希望，還是挑戰，可能都在這裡面，這就是我今天要談的第一個想法，現在我們面臨著種種困惑，這種困惑後面既包含著挑戰，也包含著希望。
2、股災暴露的深層次問題
第二個問題，在這種困惑的背後，問題的要害在什麼地方。
我想從這次股災說起，應當說這次股災是今年中國經歷的很重要的事情之一。這次股災也值得整個社會反思，我不是想來全面解釋股災的發生，但是我覺得從這場股災當中，我們至少可以體會到兩個東西，或者說這兩個東西是中國正在發生的事情。
第一個是什麼呢？我覺得我們第一個能夠看到的就是這輪股市，實際上用一個集權的行政力量人為的發動一輪牛市沒有成功，這是可以看到的第一點。
我解釋一下，為什麼我強調集權的行政力量。因為各位都可以感覺到，最近幾年中國有一個很明顯的集權趨勢，權力在不斷的集中。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趨勢呢？我覺得是有原因的，因為在過去這些年，中國社會一直有兩個並存的趨勢結合在一起，一個是權力在不斷的擴張，另一個是權力在不斷的失控。我們可以感覺到這些年權力越來越大，實際上權力也越來越失控，人們講了十幾年政令不出中南海，說的就是後一個方面。
在這種情況下，這幾年重新出現一個集權化的過程，我想和這個背景是連在一起的。包括在座的各位對集權化的過程，其實也都是有著很深的警惕的，因為我們過去在這方面的教訓太深了，權力過分的集中會不會出問題。
但是大家在擔心這個問題的時候可能忽略了一個問題，就是一個集權的體制，如果它能有效的運轉，它要求的條件是非常高、非常苛刻的，我想可能很多人忽略了這個問題。
一個集權的體制有效的運轉，它必須有兩個條件：一是必須要有很好的決策層，決策不能出現重大的失誤，因為權力這麼集中，一個大的失誤可能就是一場災難。二是它必須得有一個好的執行層，這個執行層能夠準確的理解上面的意圖，能夠負責任、有效率的進行工作，必須得有這兩個條件。
前一個不能妄議，我們就說後一個。一個有效的集權體制建立起來，能不能有效的運轉，執行層其實非常重要。我們看到集權的趨勢，最近這兩年重建的過程，實際上這當中是有氛圍的，在這個氛圍當中，說老實話有點人人自危，很多人不再負責任地進行工作。所以能不能形成這樣一個執行層是非常大的問題。
在股災之後，有一次我去一個地方，晚上市裡面的組織部長請我吃飯，我說最近忙嗎？他說忙，忙得厲害，好幾個星期雙休日沒休息了。我說忙什麼呢？現在考核幹部的任務非常重，好幾個星期雙休日都沒休了，最近非常累。當時我開玩笑說，我說你累，你有沒有想一想，其實這累也是白挨，為什麼？工作的思路完全是錯的。
為什麼這麼說呢？你考核幹部為了什麼，無非是把最優秀的人才選拔到領導崗位上去，是這個問題嗎？但是你一定得知道，很多優秀的人才已經在領導崗位了。所以大家都說，在現在位置上很多都不是白給的。問題是優秀的人才到了領導崗位上就犯傻，你把他選拔上去有什麼用。假如說中國不是優秀的人才在這個崗位上，假如說是一幫笨蛋在領導崗位上負責任的進行工作，說不定都比一幫優秀的人才在這裡互相比傻要強的多。我的意思是，執行層是什麼樣的非常重要。
這次股災首先能夠體會到這點，開始的時候中央的意圖是明確的。通過用人為的方式來激活股市，通過激活資本市場，解決中國經濟轉型當中一些重要的問題，尤其是新興產業的融資問題，應當說這個意圖是非常明確的。所以說人民日報、新華社發表的幾篇文章，都不是他們自己要發的，都是按照上面的要求發的，這點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問題是，在我們這樣一個重建的集權體制當中，大家都是看上面的臉色行事。你要什麼，要什麼我就來什麼，而且層層加碼，投其所好。所以大概到了四千點的時候，它說現在僅僅是一個起點。我想到了四千點的時候，其實中央有點意識到了，這裡面有一定的風險，就開始提出要注意風險。好，那咱們就來注意風險的，一夜之間把融資配資全部卡死，上面要什麼我就來什麼。
打個比方說，有點像一個心不甘、情不願的人給你開車，你說要快，還是要慢?你說時間來不及了，你要快是吧，一腳油門到底了。你說別這麼快，路上這麼多人，別出事。好，要慢是吧，那就一腳剎車到底。各位可以想，這個瘋狂的牛市，然後到這場股災是怎麼來的，跟這個有直接的關係。
接著就是救市，尤其前一段救的極為笨拙和荒誕。為什麼?大家都知道，大家平時就怕中石油，就算是沒有股災，中石油要漲的話就是行情要結束了。大家平時就怕中石油，救市的時候偏偏拉中石油，這不是嚇唬人嗎?把中石油拉起來，下面還不知道有多大的空間。但是它非拉不可，因為只要它拉了，開會就好交帳，指數就保住了，明天是什麼樣的，那就不管了。
這時候人們就罵證監會，說這個笨蛋，你懂不懂股市。告訴你哪個都不比我們笨，哪個都比我們懂得股市，但是沒有人想負責任的進行工作。所以你可以看現在的問題在哪兒，就是說一個集權的體制要建立起來，要能夠有效地進行工作，能夠有效地運轉，你能不能有個好的執行層，非常重要。
我覺得這場股災可以告訴我們的第二個東西就是經濟轉型的困境。其實股災也好，歷史上的金融危機、經濟危機也好，它背後的邏輯大體都是比較相近的。最基本的背景肯定是實體經濟有問題，最重要的就是實體經濟當中特別是製造業當中產能嚴重過剩。這裡面產能嚴重過剩，資金就不往這裡面進，因為進到這裡面報酬率太低。不但是報酬率太低，弄不好就賠了。
所以錢不往實體經濟裡面進，但是你不往實體經濟裡面進，這些錢已經印出來了，總得有一個去的地方，到哪兒去呢？那就是資本市場，就是股市。它到資本市場，到股市是為了掙錢，這錢怎麼能掙的快呢?最好的辦法就是加槓桿，槓桿加的越大，這錢掙的就越快。到時候加不動了，泡沫越來越大了，破滅了，那就是一場股災或者是一場危機。
所以這場股災的背後讓我們看到了經濟轉型的問題。但是這個經濟轉型的問題，大家知道我們講了這麼多年，就是轉不過去。原因在哪兒，除了經濟本身的原因之外，現在很多人說，既得利益集團的問題。
前幾次年會上，其實我也講過利益格局、利益集團的問題，這確實是制約中國很多問題的重要因素。但是我覺得可能還有比這個更深層的原因。更深層的原因是什麼呢？我覺得就是社會體制的脆弱性。我們承受不了這種轉型，承受不了它所造成的振盪。
我經常給企業家講課，有企業家說，能不能多講一點我們企業具體怎麼做。我說如果你要想聽這個，你肯定會失望，因為我真的講不出來，如果我真的能講出來企業怎麼能做好，我就不在這裡講了，我就做企業了。問題是沒法說，誰也說不出辦法來。因為我們本來就不應該是這樣一種發展。
其實前些年就有人提出來，2006年中國就應當經歷一場危機。但是這場危機被人為的延後了，當時就應該經歷一場危機，就應該經歷一場震盪，你把該淘汰的淘汰掉，該倒閉的倒閉，該破產的就破產，說不定三五年到2000年基本完成了，又開始了一個健康的發展過程。
但是我們沒有經歷這個，為什麼沒有經歷這個過程呢？我們用人為的方式把這個過程給迴避了。為什麼用人為的方式把它迴避了呢?因為我們承受不了這當中的代價，因為震盪的代價是非常大的。
比如說像美國三十年代大蕭條，當時失業的人口占到勞動年齡人口的差不多1/3，德國在希特勒上台之前失業人口占到勞動年齡人口的小一半，那是非常慘烈的。當然因為過去沒有經驗，會表現的更差一些。現在經過這些年的經驗教訓的積累，人類應對經濟危機的能力要比原來強多了，不至於到這個程度。
但是大家知道，我們這個社會仍然是沒有辦法來承受這樣的震盪。因為中國社會有點像什麼呢?打個比方來說，中國現在脖子上有兩個通靈寶玉，丟了就沒有魂兒了。一個是發展速度得有7%到8%，如果沒有7%到8%，日子就有點過不去了，現在預期調整的稍微低了一點。上面說今後幾年是6.5%左右，但是也是相當高的速度。
另一塊是什麼呢？就是維穩。中國就得靠這兩個，一個是高速的發展，一個是維穩。這兩個如果都沒有了，或者說缺當中的一個，日子很難過下去。這表明的是什麼呢，我們社會的脆弱性。由於這樣一種脆弱，我們沒有辦法來承受自然的經濟規律，然後就人為的干擾這個規律。所以我談的第二個問題，從股災來看，現在我們面臨兩個最關鍵的問題是什麼，一個是體制改革的問題，一個是經濟轉型的問題。
3、怎麼理解當前的經濟困境
第三個問題，怎麼理解經濟轉型，怎麼理解當前的經濟困境。我想這個問題，其實要說複雜的話，可能也真的很複雜。但是我想如果要說簡單的話，其實可能也很簡單。經濟的困境，如果用我的說法來說，實際上就是兩條曲線之間的關係，一條曲線是生產的曲線，供給的曲線。一條曲線是消費的曲線，需求的曲線，就是這兩條曲線之間的關係。
我們知道過去這些年，生產的曲線、供給的曲線拉的越來越陡，這兩年還稍微好一點，但是也是非常之高的。需求的曲線，消費的曲線，走的卻很平緩。兩條曲線之間的張口越來越大。當前的經濟困境在哪兒，就在這個張口上，張口越大困境也就越大。可以說這兩條曲線不同的走勢所形成的張口，實際上就是當前中國經濟困境的原因。
假如說我們看到這點，我覺得很多問題就值得思考了。比如說現在我們經濟政策可能造成的結果是什麼。現在我們很多的經濟政策，尤其是刺激經濟的政策，大家可以想最後的結果是什麼，很可能是繼續拉高本來已經走的很陡的那條曲線。
雖然它在一定的時間裡面可以保證發展的速度，但是我們知道，已經那麼陡了，你繼續拉高的話，結果使得張口越來越大，這樣造成的問題也就越來越大。但是有一些經濟學背景的朋友可能會想，你這說的是一方面的道理，但是你沒有看到另一面，他拉高那面曲線，經濟發展了，就業增加了，收入提高了，也會帶動下面那條曲線。是有這個道理。
但是從中國過去這幾年的情況來看，我們這樣一個發展的模式，造不成這樣的結果，只能是拉高上面那條曲線，使得這兩個之間的張口越拉越大。如果從這個角度看一帶一路，也就可以看得更清楚一點。弄的好是促進內部轉型的契機。但是如果弄的不好，實際上它等於迴避了內部轉型的問題，它會給人一個錯覺，我們這種模式仍然可以維持。
如果我們看到經濟困境背後最關鍵的問題是兩條曲線形成的張口，我們平時看起來一些順理成章的思路會不會有問題。比如說剛才講到創新的問題，大家都知道創新的問題是中國別無選擇的事情。過去我們靠的是廉價勞動力，但是這個優勢，人口紅利吃的差不多了，下一步肯定是創新了，已開發國家就靠創新，我們又沒有勞動力的優勢和創新的優勢，你還能靠什麼呢?在勞動力的優勢消失以後，唯一的選擇也只能是創新了。
但是我們各位有沒有想到，絕大多數的創新，最後一定體現在市場上，這東西你得能賣得出去，很多創新你得體現在產品上，但是產品的市場在哪兒？
我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我們炒菜的鍋。我們找差距的時候好找，德國生產的鍋一賣就兩三千，我們這裡的破鍋幾十塊錢，我們要生產這樣的鍋有多大的潛力啊。潛力是很大，而且中國要生產這樣的鍋，也沒有什麼困難的。過去我們生產不了彩電，現在我們生產的彩電比日本的彩電也差不了哪兒去，生產鍋更不在話下。但是各位想中國生產鍋的企業都在生產兩三千塊錢一個鍋，你賣給誰，市場在什麼地方。農民一年的收入是多少，他一年收入就那麼點，他買一個兩三千塊錢的鍋在那裡炒菜？
我的意思是，哪怕創新的問題，其實也不是那麼簡單，後面你得解決市場的問題，市場的問題可能更重要，這是我說的。從這個角度來想，這是看起來不成問題的問題，實際上有的都不是那麼簡單。
市場的背後是什麼，我覺得市場的背後就是社會，有什麼樣的社會，就有什麼樣的市場。市場在很大程度上是社會的一種折射。最簡單的來講，手機。各位是做市場的，你仔細想一想手機在中國的市場，實際上就兩個市場，一個是蘋果的市場，一個是山寨的市場，就這兩個市場。為什麼是這兩個市場呢？因為中國社會就是兩極分化的社會，手機這兩個市場是和兩極分化的社會對應在一起的。
在這樣市場中，收入高的就蘋果了。今天這麼多人，手機響起來的鈴聲都是差不多的，都是蘋果的鈴聲。假如說在一個電梯裡面，手機響了都不知道是誰的手機響了，因為聲音是一樣的，這就是蘋果的市場。另外一個是山寨的市場。所以市場的背後是社會。
現在我們說創新，在一個由社會所決定的這樣的市場背景下，你怎麼創新。現在我們怎麼創新，我創一個比蘋果更好的手機，它賣六七千，我賣一萬二，假如說我這個手機叫哈密瓜，打向國際市場，質量和性能比它強多了，行嗎？行。但是中國要在短期內弄出這個可能不太容易。
我們弄不出來這個，然後我們退而求其次，我們弄一個擁有自主智慧財產權跟蘋果的性能和質量差不多，它賣六七千，我們賣五六千，它叫蘋果，我們叫鴨梨。問題是鴨梨賣給誰？五六千買得起鴨梨的，可能再添個一千塊錢就買蘋果了，他買不起蘋果的買你五六千的鴨梨也費勁，直接買小米算了。
所以我們一定要看到市場的背後是社會，不改變社會，就無法改變市場。這是我今天要談的第三個問題，現在我們的經濟困境怎麼來理解，它的背後是什麼。
4、也許又是一次洗劫
第四個問題，為了推動轉型，社會需要做什麼樣的改變。剛才說關鍵的問題是下面那條曲線很平緩，拉不上來。而要拉這條曲線的話，我們現在還面臨著一個非常現實的問題，就是現在你要拉高這條曲線的話，很重要的是人們的收入。
收入最主要的形式，在中國現在只能是工資。但是大家都知道，工資在現在的情況下，他的上升還有多大的空間。本來在勞動力成本上，我們的優勢已經失去。現在很多企業已經處境艱難，在這種情況下，你靠提高工資來解決問題，空間還有多大，我覺得可能已經很小了。空間在什麼地方呢?我覺得有兩點是可以考慮的。
一個就是社會保障，五年前吧，在成都那次雙年會我講從柴米油鹽向房子汽車和大宗消費的轉換。雖然今天我們講的是智能，講的網際網路，但是要知道，在今天的美國，就兩樣東西，一個房子，一個汽車，這兩個東西仍然占家庭支出的50%以上，這仍然是他經濟生活最重要的內容。
所以現在我們進入時代之後，耐用消費品和大宗消費有沒有制度的支撐，這是至關重要的。這個制度很大程度上就是社會保障制度，不解決人們對預期的問題，解決人們的不安全觀問題，不確定性問題，就不能為這種消費創造條件。你可以看現在我們最大的問題在哪兒，就在這裡。
在股災發生之前，我曾經寫過一篇長微博，微博的題目叫《像驢子一樣不停的奔跑》。什麼意思呢？寫這個微博有個由頭，有一次我去天津的一家上市公司，這家上市公司是國有控股的。中午老總請我吃飯，他跟我說，像我們這種上市公司還算不錯的，但是就是這樣，中層的管理人員，甚至高層的管理人員都有一種很強烈的不安全感。他跟我講，甚至他自己親身的體驗，當時一起吃飯還有幾個高管，他們都在講不安全感。
當時我突然想到一個比方，中國現在的老百姓有點像什麼？有點像一頭驢子一樣，你打它兩鞭子，說你跑一圈，他就跑了一圈。跑了一圈，然後你說，這圈不算，你再跑一圈，又打了兩鞭子，他又跑了一圈，你說這一圈也不算。他不停的跑，你不停的說這個不算。
中國老百姓現在有點像這頭驢子一樣，什麼意思呢?各位可以想，假如說一個老太太，十五年前她手裡面有二十萬塊錢，她可以自信的跟人說我這輩子養老沒有問題了，那錢可以在北京買一套不錯的房子了。
老太太覺得沒有問題，把心放肚子了，心剛到肚子裡面，房價漲起來了，現在這二十萬能幹什麼呢？在北京買一個廁所肯定是買不了，買半個廁所差不多。半個廁所就想養老，門兒都沒有。房價漲起來以後，這二十萬就不算什麼了，這圈算白跑了。
這時候有人說了，我沒問題，我兩套房，我住一套租一套，退休的時候用租金來補貼退休金，我這輩子沒問題了。真遇到點大事，實在不行大不了把多餘的房子賣了，北京賣個五六百萬，就可以解決問題。他覺得兩套房沒有問題了。這個想法還沒有幾天，房屋稅遺產稅要出來了，這套房子也不好拿了。這一圈也要不算了？
然後接著股市這輪牛市又開始了，這輪牛市我不知道各位的感覺是什麼樣的，至少在我旁邊掙三五百萬、六七百萬、千八百萬的不在少數。一個是房子不好拿了，第二個是人的錢多了，有沒有一天說，這錢這圈也不算了。股災發生之後，我把這條微博又轉了一下，我又加了一句話，這圈也不算了？
我的意思是什麼呢?我們社會面對的是什麼，就是你到了這樣一個時代，你有沒有一種制度的支撐非常重要。我想我們今天在座的各位，我們從事這樣高大上的行業，你的圈子還是一個不錯的圈子。但是你得知道這個社會還有別的圈子。
去年年底有一次我去西部某個市，這個市是一個資源性城市，是在煤礦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城市。前幾年煤好的時候，蓋了不少福利房賣給職工，大概是2800一平方米，現在市面的價格差不多是3200。我去的時候很多人都要求退房，不是一個兩個，非常普遍的要求退房，說我也不想掙這個錢，你就按照當時的價格把錢退給我，這個房子我不想要了。
怎麼是這樣一種心態呢?我很難理解，當地的朋友解釋說，現在很多人是這樣一種想法，他就覺得今後這幾年吃飯都要成問題，很多人想，將來說不定吃飯成問題，你手裡拿的房子是值二三十萬，但是賣不出去有什麼用?還不如把錢退給我，到時還能吃口飯。
各位可以想，在這樣的情況下，當我們進入一個耐用消費品和大宗消費時代，你怎麼形成這種消費模式。所以這樣一個制度的支撐，在中國就顯得尤為重要，我覺得這是要解決的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經濟轉型需要新的社會結構的支撐，主要是中產階層的問題。因為剛才說耐用消費品或者是大宗消費的問題，它的主體是誰？是中產階層，沒有中產階層，形成不了市場，你轉不過來。但是我們都知道，中國中產階層發育的一直緩慢。雖然從絕對數來說還不少，但是前些年三座大山就把中產階層搜刮的差不多了。這次股市又把中產階層消滅了一批，有的是幾年十幾年積攢的錢，可以說這是非常大的問題。
但是我覺得還沒有完，弄不好還有一個陷阱。剛才有朋友講大眾創業、萬眾創新，雙創。我覺得這事也不是那麼簡單。我們學校現在也忽悠，忽悠學生們，要淡化就業意識，要增強創業意識，你別一入學就想怎麼就業，要想將來怎麼創業。
問題是，現在很多在市場裡摸爬滾打這麼多年的企業家都不知道幹什麼，都束手無策，你連校門都沒有出的大學生就知道幹什麼?這當中能不能出一兩個比爾蓋茨，這倒有可能，但是大部分人是創不成的，不但創不成，弄不好把老爸、老媽在股市賠完還剩下的那點錢再給創進去。這個弄不好對中產階層又是一次洗劫。
5、用什麼支撐起新的三十年
第五個問題，現在我們真的要進入一個新的時代，要有一個新的理念，最近這幾年我一直在講三十年的，現在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點，現在是新的三十年的開端。中國歷史上三十年的現象是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過去我們都說六十年，實際上不是六十年，是三十年，包括我們老話說的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說的都是三十年。
我們看看近代以來一百多年的歷史怎麼走過來的，真的差不多就是三十年一段三十年一段走過來的。1911年辛亥革命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三十八年的時間。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後，文革前十七年，文革十年，加起來二十七年，又將近三十年。改革開放到十八大又是三十多年的時間過去，我個人看法這三十多年的時間也差不多了，現在是一個新的三十年的開端。
將來過了若干年，我們回想這三十年，你可能說它好，也可能說它不好，但是有一點我估計是肯定的，這三十年和過去的三十年將會有明顯的不同。現在很多的問題都面臨著重要的轉折。
這新的三十年，我們從經濟困境。經濟轉型的角度來講，必須得有一個能夠支撐未來新的三十年的理念。過去三十年是以改革和發展作為中心的。但是我想要支撐起新的三十年，能夠解決當前我們面臨的很現實的重大問題，必須得有一個新的理念。所以最近這幾年，大家可以注意到，我經常講兩個東西，一個是社會進步，一個是公平正義。
也就是說，我們進入新的三十年可能需要我們建設一個更好的社會，把中國社會建設成一個更好的社會。而我們現在面臨的，包括經濟轉型在內很多現實的問題，不在一個好的社會基礎上來解決，實際上是很難的。所以在這樣一個歷史關頭，我覺得我們需要一種新的理念，只有這樣才能真正的走向新的三十年，才能真正的切實解決現在我們面臨的問題。謝謝各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