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的重要高幹的家裡一般都有中共分配專門照顧首長孩子的保姆，保護首長安全的警衛，以及照顧首長生活起居的勤務員或公務員。在範圍不大的延安城，人們經常可以看到警衛緊緊跟著首長和他們的家屬沿著延河漫步，每逢星期六，人們也不難看到首長派來接愛人回家度周末的警衛已早早守候在各學校、機關的門口。甚至連孩子們都知道：街上奔跑的那輛由海外華僑捐贈給八路軍前方將士的救護車，是「毛主席的汽車」。
1942年，毛澤東同志在延安同幹部談話（圖源：VCG）
王實味是受了五四民主和科學精神的影響，滿懷烏托邦社會改造的理想，轉而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從而投身共產主義運動的那一代左翼知識分子的突出代表。1926年，時年二十歲的王實味在其就讀的北京大學文科預科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一年後因與女友戀愛受到了中共支部書記的指責而不再參加支部的組織生活。從1926年起，王實味開始在北京、上海的文學刊物上發表文學作品，1929年後，長期住在上海，有過一本創作小說集和五本文學譯著問世。1937年10月王實味來到延安，先入魯迅藝術學院，後經張聞天親自挑選，調入馬列學院編譯室，參與翻譯馬列經典著作，幾年中譯述達百萬字左右。王實味個性耿直傲介，看不慣馬列學院編譯室負責人陳伯達等諛上壓下的種種表現，與他們的個人關係十分緊張，但卻十分尊敬張聞天、王學文和范文瀾（原任馬列學院中國史研究室主任，1941年8月後任中研院副院長）。馬列研究院改名為中央研究院後，王實味轉入由歐陽山任主任的中國文藝研究室作特別研究員，享受中灶待遇。
從1942年2月始，年屆三十六歲的王實味受毛澤東整頓三風號召之鼓舞，陸續在《穀雨》雜誌、《解放日報》及中研院《矢與的》壁報上連續發表文章，計有《政治家、藝術家》，《野百合花》，《我對羅邁同志在整風檢查動員大會上發言的批評》，《零感兩則》等。王實味的上述文章，從內容上看，與丁玲、蕭軍、艾青等人的文章完全一致，只是更具尖銳性和批判性。
王實味大膽地揭露了延安「新生活」的陰影，相當準確地反映了延安青年知識分子理想漸趨破滅後產生的沮喪和失望的情緒，並對在革命口號下逐漸強化的等級制度及其官僚化趨向表示了嚴重的憂慮。
1937-1938年，成千上萬受埃德加·斯諾《西行漫記》、范長江《中國的西北角》和《塞上行》強烈吸引的知識青年，懷著對中共的崇仰和對未來新生活的憧憬，從天南海北奔向延安。他們的到來正好和急欲「招兵買馬」、壯大自身力量的中共的現實目標相契合，因此受到中共領導的熱烈歡迎，而與外界隔絕多年的老紅軍也熱忱歡迎給他們帶來各種信息的知識青年。延安一時到處充滿著青年的歡聲笑語，似乎成了一座青年烏托邦城邦。
知識青年在延安感受到一種完全迥異於國民黨統治區的氛圍，最令人振奮的是，在人與人關係上充滿著一種同志式的平等精神。尤其從國統區中小城鎮前來延安的女同志，更是覺得「卸掉了束縛在身上的枷鎖，分外感到自由」。一首流傳在延安的歌曲真實反映了當年她們的感受：冰河，在春天裡解凍；萬物，在春天裡復生；全世界被壓迫的婦女，在「三八」發出自由的吼聲……從此，我們……我們定要……打碎這鎖人的牢籠！
在這個時期，由於毛澤東的領袖權威還未最後形成，中共政治生活中的禮儀化色彩較為淡薄，毛澤東、王明、張聞天、朱德等黨的領袖穿著樸素，言談隨和，經常前往各學校作報告，前呼後擁的現象還不突出。除了「毛主席」這個稱呼已被叫習慣而繼續沿用以外，其它中共領袖都可以被青年人直呼為「同志」，無論是「王明同志」、「洛甫同志」，還是「恩來同志」、「博古同志」，都未聞有誰將「書記」、「部長」一類頭銜與他們的名字相聯。集中在延安各學校學習的青年學生經常就馬列基礎知識和黨的領導人的報告，展開熱烈的討論，「他們無限崇仰「兩萬五」穿草鞋和會打草鞋的人」，「一到了自己的隊伍里，就天真爛漫得很，虔誠到了家，對自己的領袖人物更是從心裡往外熱愛他們，一想到烈士，就肅然起敬」。為了表示與舊社會一刀兩斷，許多人甚至改了自己的姓名。艱苦的物質生活非但未減弱知識青年的熱情，相反，在這種充滿平等精神的新環境裡，他們體驗到心靈淨化的崇高，對中共的政治目標產生出更為強烈的認同感。在這個時期，延安男女青年的交往還比較自由，十月革命後蘇俄柯倫泰夫人的「杯水主義」一度流行，一些重要幹部率先「與傳統作徹底決裂」，上行下效，「打游擊」和「革命的戀愛」成為新生活的一項標記，使得理想主義的氛圍更加濃厚。
然而1938-1939年後，隨看國共關係的惡化，延安與外界的聯繫基本中斷，在封閉的環境下，延安的社會氣氛和精神生活領域開始出現重大的變化：
一、毛澤東有意利用王明、康生從莫斯科帶回的史達林「反托派」精神為己服務，放縱康生在延安營造「肅托」精神恐怖，青年知識分子無端失蹤的事件時有所聞。伴隨「肅托」陰影的擴大，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也逐漸升溫，延安各學校原有的自由討論的學習活動漸漸轉變為對毛報告的歌頌，廣大知識青年的主動性逐漸消失，自贖意識與沮喪感日益蔓延。
二、上下尊卑的等級差序制度逐步完善，新老幹部的衝突逐步表面化。在任弼時的督導下，1940年延安的大、中、小三灶制度正式在全黨推行，舞會成為延安高級幹部生活中的一項重要內容，對領導幹部的安全保衛工作已制度化。各單位的領導多由參加過長征的老同志擔任，知識分於的思想和生活習慣開始受到嚴厲的指責，批評知識青年的詞彙，諸如「小資產階級的動搖性」，「小資產階級的情調」，愈來愈經常出現在報刊和領導幹部的口中，成為籠罩在青年知識分子頭上的精神低氣壓。
三、戀愛自由逐漸受到限制。「杯水主義」現象顯然與差序等級制度相違背，作為一種「時尚」它在1939年就告結束，而代之以幹部級別為基礎的、由領導介紹批准的婚姻制度。
到了1941年，延安的青年知識分子忽然發現，他們已從青年烏托邦理想國的主人，一下子跌落至「等級差序」制度下的最底層！
從王實味給我們提供的延安兩個女青年的對話中，不難看出延安青年知識分子的失望和激憤：「……動不動，就說人家小資產階級平均主義，其實，他自己倒真有點特殊主義。事事都只顧自己特殊化。對下面同志，身體好也罷，壞也罷，病也罷，死也罷，差不多漠不關心！」
「哼，到處烏鴉一般黑，我們底××同志還不也是這樣！」
「說得好聽！階級友愛呀，什麼呀——屁！好象連人對人的同情心都沒有！平常見人裝得笑嘻嘻，其實是皮笑肉不笑，肉笑心不笑，稍不如意，就瞪起眼睛，擺出首長架子來訓人。」
「大頭子是這樣，小頭子也是這樣。我們的科長，對上是畢恭畢敬的，對我們，卻是神氣活現，好幾次同志病了，他連看都不伸頭看一下。可是一次老鷹抓了他一隻小雞，你看他多麼關心這件大事呀！以後每次看見老鷹飛來，他都嚎嚎的叫，扔土塊去打它——自私自利的傢伙！」
「我兩年來換了三四個工作機關，那些首長以及科長、主任之類，真正關心幹部愛護幹部的，實在太少了。」
和這一切相對應，王實味又為後世提供了一幅伴隨革命「蛻化」，「新階級」破土而出的逼真畫面：抗日前線的將士在浴血奮戰，「每一分鐘都有我們親愛的同志在血泊中倒下」；延安中央大禮堂的舞會在通宵達旦地舉行，「歌囀玉堂春，舞回金蓮步」；「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曲湯，青年學生一天只得到兩餐稀粥」；「頗為健康的「大人物」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食分五等，衣看三色」……
作為一個狂熱的理想主義者，面對這一切，王實味感到不平，有如骨刺在鯁。他似乎十分懷戀1937-1938年那段充滿理想主義色彩的歲月，但他畢竟又信奉馬克思主義，知道「共產主義不是平均主義」。於是王實味申明自己也屬於「幹部服小廚房階層，葡萄並不酸」，放言直諫絕非為爭個人利益。他甚至對延安的等級差序制度表現出最善意的理解，認為「對那些健康上需特殊優待的重要負責者予以特殊的優待是合理的而且是必要的。一般負輕重要責任者，也可略予優待」。只是處在當前「艱難困苦的革命過程中」，「許多人都失去最可寶貴的健康的時期」，為了「產生真正鐵一般的團結」，「負責任更大的人，倒更應該表現與下層同甘共苦（這倒是真正應該發揚的民族美德的精神）」。
王實味確實太書呆子氣了。他畢竟未親身經歷過1927-1937年的「現代農民革命戰爭」，他不知道他所提出的這些要求對於某些出身於農民的高幹實在是強人所難。斗轉星移，中共雖然還未打下天下，但已有幾塊相對穩定的地盤，一些人已做不來與群眾「同甘共苦」、「吃一鍋番瓜湯」那類事了！雖然從總體上講，在四十年代初的延安，幹部物質待遇的差別還不是十分明顯：大、中、小三灶伙食供應制度和斜紋布（黑色）、平布（青灰色）、土布三級服裝供應制度，如果和1949年後的高幹特供制度相比，簡直不能同日而語，但為何王實味竟感到「大人物」有如「異類」呢？
真正使王實味以及延安青年知識分子產生疏離和異己感的是以「食分五等，衣著三色」為特徵的、與高幹地位相聯繫的幹部特殊待遇制度以及由此產生的「高幹至上」的濃厚的社會氣氛。
延安的重要高幹的家裡一般都有組織分配專門照顧首長孩子的保姆，保護首長安全的警衛，以及照顧首長生活起居的勤務員或公務員（負責為首長打洗臉水和洗腳水，在牙刷上放牙粉等），有的首長的勤務員也由警衛兼任，另有「伙夫」、「馬夫」各一人。在範圍不大的延安城，人們經常可以看到警衛緊緊跟著首長和他們的家屬沿著延河漫步，每逢星期六，人們也不難看到首長派來接愛人回家度周末的警衛已早早守候在各學校、機關的門口。甚至連孩子們都知道：街上奔跑的那輛由海外華僑捐贈給八路軍前方將士的救護車，是「毛主席的汽車」。至於毛澤東居住的楊家嶺、棗園戒備森嚴，明哨、暗哨密布，非邀不得靠近，這更是公開的秘密。1942年春，毛澤東派李卓然登門邀請塞克到其住處談話，被塞克拒絕，理由是「有拿槍站崗的地方我不去」，直到毛澤東吩咐撤去崗哨，塞克才在鄧發的陪同下去見了毛澤東。這一切在王實味和延安青年知識分子的眼中，全都成了背離革命道義原則的有力證據，使他們產生了強烈的義憤和不平等感。
最令人心悸的是作為一個書生的王實味竟敢從抨擊「食分五等，衣看三色」的現象進而試圖剖析產生等級差序制度的思想和歷史根源，間接或直接地向手握兵符和鎮壓機關大權的中共領袖毛澤東發起了挑戰。
王實味看到的「革命聖地」絕非是纖塵不染的共產主義殿堂，在延安的陽光下，不僅存在著濃重的陰影，還有人「間接助長黑暗」，「甚至直接製造黑暗」。證據之一，即是有人以「發揚民族美德」為等級差序制度辯護——而這類「民族化」言辭的始作俑者不是別人，正是毛澤東。王實味是一個十分敏銳的知識分子，他親自體驗了1938年六屆六中全會後在延安逐步深化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過程，感受到在社會氣氛方面所發生的深刻變化。他不會忘記也40年延安理論界所發生的關於「民族形式」問題的討論，正是隨看這類討論的展開，在「民族形式」的掩護下，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某些價值被堂而皇之地引入到中共的理論及其實踐中。終於，王實味得出自己的結論：中國專制主義的舊傳統已嚴重侵蝕了中共的肌體，即使在延安，「舊中國的骯髒污穢也沾染了我們自己，散布細菌，傳染疾病」，而舊傳統一旦與以「必然性」面目出現的俄式馬克思主義相結合，就構成了有中國特色的等級差序制度的理論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