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個世紀五十年代的「反右運動」使數十萬中國知識分子精英遭到殘酷的迫害。（網絡圖片）
在反右派運動中，毛的手段既有鬥爭右派，也有殺人。毛後來對中共高層說他如何，開捉戒，開殺戒，湖南斗十萬，捉一萬，殺一千，別的省也一樣，問題就解決了。
殺人是為了殺一儆百。湖北省漢陽縣的三名教師、圖書管理員為此倒在刑場上。他們的罪名是煽動漢陽一中的學生鬧事。這個縣城的初中生罷課並上街遊行，抗議教育經費又要縮減，嚴重影響農村，二十個初中畢業生中，只有一個能升入高中。他們要求擴大招生比例，縮小城鄉招生差別。這一事件被定性為「小匈牙利事件」全國報紙都刊登了對他們的死刑判決。可以肯定，死刑是由毛澤東一錘定音的，他在宣布死刑的頭一天(九月五日)到達武漢。他來之前，當地法院對是否判死刑意見不一。
毛政權把少得可憐的教育經費集中在城市裡，特別是重點學校，主要培養一小部分從事科學和其他「有用」科目的人才。廣大農民的孩子能認幾個字就行。給縣城學校，國家好歹還投一點錢，村子裡的小學幾乎分文沒有。農家子弟受高等教育的機會微乎其微。
即使在城市裡，一九五七年的教育經費也受到一次大削減。五百萬高小畢業生中，百分之八十不能升學。而一百萬初中生中的八十萬畢業後不能上高中。「小匈牙利事件」的鎮壓就是為了防備憤怒的星星之火形成燎原烈焰。
大部分右派都經歷了鬥爭大會，儘管沒有拳打腳踢，橫眉瞪眼的辱罵也難以忍受。他們的家庭從此成了賤民。為了保護孩子，也為了保護自己，許多人跟右派離了婚。無數家庭就這麼拆散了；多數右派被遣送到邊遠的地方做苦工。毛需要勞動力去開墾處女地。新華社記者戴煌後來描述他在北大荒的日子：攝氏零下三十八度的天寒地凍，他們一百多人睡在一間自己匆匆搭起的大窩棚里，麥稈兒苫頂，「窩棚內生了地塘火，也是『火烤胸前暖，風吹背後寒』的零下十幾度，許多人只得穿著鞋和衣而臥。」「窩頭、玉米渣子、黑面饅頭雖然管夠，但菜極少，有時只有幾粒黃豆鹹菜，甚至連鹽都缺少。」
「我們每天早晨四點多鐘就起來，直到晚上七、八點鐘才休息，是地地道道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這十五、六個小時內，除了吃三頓飯和洗臉洗腳的時間外，基本上都是在不停頓地勞動，要抽空兒寫封信或洗件衣服，簡直就成了一件十分困難的「任務」。很多人不得不帶著一些硬紙頭，工間一有小歇就把硬紙頭放在膝蓋上寫起來，一封信往往要寫好幾次才草草寫完。髒衣服和泥襪子只好堆在屋外牆腳下，洗澡更成了一大奢望。」
苦工的內容，像在原始森林裡伐木，是右派們從來沒幹過的，鋸樹中被砸死、砍傷的不計其數。一邊干，一邊還要聽「奴隸主對待奴隸般的訓斥」：「你們不要忘記你們是來勞動改造、認罪服法的！你們可不要調皮搗蛋、偷奸耍滑！」
戴煌，這位把北大荒栩栩如生留給後世的記者，是在知道毛澤東搞「引蛇出洞」後挺身而出的。他給毛寫了一封長信，說：中共特權階級正在全國各地形成和發展中。在這個新特權階級舉行著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宴會和酒會時，「數以萬千計的災民在啃著草根樹皮呢！」戴煌反對對毛的神化：「在我們國家裡，做了一件什麼好事，或完成了什麼工程，都要向人民說這是『黨的英明』、『毛主席的領導』，甚至連炊事員做好了飯，也要說這是由於『毛主席的領導』。」這個勇敢的人警告毛：「不要自負為英明的神吧！」
戴煌的妻子跟他離了婚，全家部受到牽連，「我的一個正在小學執教的年方二十歲的侄兒，患了心尖辦狹窄症，公家只要出二百元給他動了手術，就可以挽救這條年輕的生命，但有人說他是我這個大右派的侄兒，他本人又尚未被轉正，就眼睜睜地看著他死去了」。戴煌自己九死一生，從北大荒活著回來了。他還算幸運，無數知識分子永遠地長眠在那遙遠的流放之地。
封殺了知識分子反對的聲音，毛澤東集中精力對付中共領導中他認為拖了他軍事工業化後腿的人。首先是左右手劉少奇和周恩來。毛的策略是「打周儆劉」。
一九五八年初，毛在杭州、南寧、成都，開了三次由他唱主角，地方大員唱配角的會議。會上他訓斥周恩來「到和右派差不多的邊緣，只剩了五十米了」。毛把周一九五六年縮減重工業建設規模的「反冒進」，跟「匈牙利事件」相提並論，說：「這兩件事，都給右派猖狂進攻以相當的影響」。周不得不一次次作檢討。毛在二月分解除了周外交部長的職務，當即傳出周行將垮台的風聲，外交部的高級幹部受到鼓勵公開批周。毛也激烈指責周手下管經濟的人，使這些人緊張得睡不著覺。
五月，毛令周在即將召開的加速軍事工業化的「八大」二次會議上，面對一千三百六十名代表，當眾作檢討，主要談他如何犯了反冒進的錯誤，被右派分子利用來向黨猖狂進攻，反右運動才使他「開始覺醒」。寫這樣一份檢討使周恩來痛苦萬分，他整整花了十天時間，天天關在屋子裡，鬍子不刮，衣衫不整，往日的翩翩風度蕩然無存。寫檢討的方式是周說一句，秘書記錄一句，秘書看到他五六分鐘說不出一句話來，建議自己走開，讓他安靜地構思。周恩來同意了秘書的意見，當時已經深夜十二時了，秘書回到宿舍和衣躺在床上，等候隨叫隨去......在第二天凌晨二時許，鄧穎超把秘書叫去，她說：「恩來獨坐在辦公室發呆，怎麼你卻睡覺去了？」鄧穎超和秘書到了周的辦公室，和周爭論了很久，要他寫。周繼續口授時，「幾乎流出了眼淚」。周的檢討終於叫毛滿意了。這次大會氣勢洶洶，用《人民日報》的話說，是「反對混入黨內的右派分子、地方主義分子、民族主義分子的會議」。後兩項罪名針對的是各省領導中為本地老百姓說話的人。其中有河南省委第一書記潘復生。他說過這樣一些話：河南地少人多，水旱災害不斷出現，但上繳的糧食太多，以至於「農民家無隔夜之糧」，「牲口死亡很多，人拉犁拉耙」。他希望少調些糧出省。會上他受到批判，取代他的是善於拍毛馬屁的吳芝圃。
劉少奇在會上作的工作報告是自己打自己的耳光，不點名地批判他本人在一九五六年說的「寧可慢一點好」這一類話。小組會上，地方大員對劉進行圍攻，說他批評得不夠，語氣太輕。像周恩來一樣，劉選擇了跟毛走。其他管經濟的人也紛紛作檢討。
劉仍然做毛的副手。周恩來感到威信掃地，他問毛「繼續擔任國務院總理是否適當」。毛叫他繼續干，連外交也還讓他管，儘管周已不再是外交部長。毛很清楚，論到在外國人面前給他的政權臉上貼金，沒人趕得上周恩來。接替周當外交部長的陳毅後來不無自嘲地說，中國外交都是毛決策，周直接管，他這個外交部長無非是個「大招待員」。
在八大二次會議上，毛作了一項十分重要的人事任命：把他的老搭檔林彪提拔為黨的副主席。這使得毛在核心領導中有了一個可靠的同盟。
毛開始強化對他本人的個人崇拜。毛的個人崇拜在赫魯雪夫批判史達林後稍有收斂，現在毛為它全面翻案。一九五八年三月，他在成都會議上說：「問題不在於個人崇拜，而在於是否是真理。是真理就要崇拜，必須崇拜，永遠崇拜，不崇拜不得了」。他毫無邏輯地說不贊成個人崇拜的人「有個人目的，就是為了想讓別人崇拜自己」。他手下的大員陶鑄說：「對主席就是要迷信。」柯慶施說：「我們相信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從主席要服從到盲目的程度。」
搞對毛的個人崇拜，主要靠報紙，不僅識字的人看得到，不識字的也知道，因為那時中共強迫人們集中起來聽讀報，不想聽也得聽。毛搞了一連串基層視察，使報紙有機會大登特登。毛在成都附近一個合作社聊了聊天，報紙馬上告訴全國人民：「社員們都說：能夠看到毛主席，是一輩子最大的幸福：毛主席看了自己社裡的莊稼，是全社最大的幸福。」毛在十三陵水庫鏟了幾鏟土，這幾鏟土大概是毛執政以來的唯一一次勞動，《人民日報》頭版跟著就吹捧說：「當毛主席鏟土的時候，在周圍聚集上萬的人以幸福的眼光仔細看著毛主席怎樣把一鍬一鍬的土送進柳條筐里。毛主席剛一放下鐵鍬，一個叫余秉森的解放軍戰士，馬上用自己的衣服把這張鐵鍬包起來。」他激動地說：「看到這張杴，我們就想起了毛主席，這樣，我們的幹勁就會更大。」所有這一切都在報上詳細報導，使全國人民明白這是他們對毛應有的態度。
八月十三日，毛破天荒進了家餐館：天津「正陽春」。他不僅在餐館門口下車，還在樓上餐廳里打開紗窗，探出頭去接受事先安排的人群的歡呼。毛事後對中共高層不無得意地說：「我在天津參觀時，幾萬人圍著我，我把手一擺，人們都散開了。」毛儼然已經是皇帝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