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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愛晶:毛澤東抱蒯大富在懷中動情落淚

——毛主席召見五個半小時談話記

據韓愛晶回憶,當時蒯大富走進來,號啕大哭。毛澤東站起身,在座的也都站了起來。毛澤東向門口走兩步,大家都站在主席周圍。江青看著蒯大富狼狽樣子,又好氣又好笑。蒯大富握住毛澤東雙手,腦袋靠在毛澤東胸前。他一邊哭,一邊告狀:“主席救我,主席救我……”。得到毛澤東支持的蒯大富如在夢中,無知的悲痛感染著氣氛,蒯大富嗯嗯地哭。他還完全認為自己是無辜遭劫。見到毛澤東,如同在外面挨打的小孩回到家裡一樣,只顧告狀。整個氣氛被蒯大富的情緒所影響。毛澤東是極重感情的人,毛澤東流著眼淚,江青也哭了。

毛澤東接見紅衛兵(圖源:AFP/VCG)

1968年7月27日上午,我來到北京大學俄文樓,這是首都紅衛兵代表大會總部辦公地點。午飯後,我順便在工作人員宿舍睡午覺。當時我擔任北京航空學院會革命委員會主任和北京市革命委員會常委。我也是首都紅代會核心組的副組長。我大部分時間忙於北航的運動。紅代會的日常工作,由我校陳良同學常駐紅代會代表我處理。

熟睡之中,我被陳良叫醒,他很激動地說:“快、快起來,清華出事啦!多少萬人把清華包圍了,工人要強行拆除武鬥工事!”

我一骨碌從床上坐起來,拍手叫道,“那太好了,那太好了!”

陳良問:“怎麼好?”

我說:“這樣不就把武鬥問題解決了嗎?”

陳良說:“還搞不清怎麼回事!”

我下了床說:“走,我們去看看。”

我們從北大往清華走去。只見清華大學圍牆外面的路上人聲鼎沸,停靠著許多卡車、吉普、大轎車……我們走近看,車上貼著“北京針織總廠”、“新華印刷廠”等字樣。路邊、樹下、河坡到處是待命的工人。他們處在熱烈而有組織的狀況。看著這種平常少見的場景,我想起謝富治在北京市革委會跟我們講過的話:“我可沒你們那麼大的膽子,一聲令下,隨便就在北京開十萬、二十萬人的大會。我開一萬人的大會都要請示毛主席。”

我對陳良講:“這麼大的行動,調動幾萬人可不是兒戲!這麼大的事情發生在北京,誰有這麼大的膽量?黨中央,毛主席能不知道嗎?”

清華園裡高音喇叭像炸了鍋,廣播員聲嘶力竭:“工人同志們,工人同志們,你們受騙了,楊余傅及其黑後台,操縱你們鎮壓紅衛兵……”

聽到這個廣播,我的腦袋嗡地懵了,我又急又氣地跟陳良說:“這是誰定的調子?這個定調子的人要撤職,這麼大的事情還沒搞清楚,怎麼就可以輕率地說是楊余傅黑後台操縱的呢?定這樣的調子太被動了。”

在迎面走過來的人潮里,正巧碰到北京市中學紅代會李冬民和另一個女頭頭,好像是陳文香。李冬民是北京市革命委員會常委,陳文香是委員。他們從清華校園裡看熱鬧往外走。我趕緊問:“冬民,到底怎麼回事?”李冬民說搞不清。

我回到北航,想和蒯大富取得聯繫,讓他改變廣播台的政治態度,避免學生和工人之間發生衝突。我打電話給清華大學總機,找蒯大富,電話總機回答:“接不通,找不到人。”

我又急忙打電話到市革委會總機,找吳德。很奇怪,找不到吳德。我又請總機找分管文教的丁國鈺,也找不到丁國鈺。平常,只要一報我是北航韓愛晶,總機馬上會接通要找的市領導,這很正常,我是常委,吳德是副主任,丁國鈺也是常委。

在電話里我問市革委會工作人員清華大學的情況,回答是搞不清楚。總之,當時我處在被蒙蔽的狀態。我只好在電話里請他們趕緊把清華大學的情況向領導彙報,我非常嚴肅地強調,搞不好要出大事的。我毫無辦法,找不到上級領導,我無可奈何地坐在院子里的台階上,望著天,恰見濃雲密布,我仰天擊掌,對天大喊:“老天爺、老天爺,你快下雨,快下大暴雨,下刀子!把工人和學生分開,只要過了今夜就好了。”

晚飯前後,一場大雨把天地沖刷得清新宜人。有人告訴我,說清華那邊已經開槍了,具體情況搞不清。

電話鈴驚醒我的時候,大概是深夜兩點鐘,是北京衛戍區軍代表劉豐打來的。劉豐說:“韓愛晶嗎?今天夜裡中央首長在人民大會堂接見,要我通知你來開會。”

我趕到人民大會堂,這次見中央首長有一種受冷落的感覺,不是直接進大會堂會議廳,而是在西側南門過道口坐下來等。

我到大會堂參加中央首長接見和開會早就習以為常。平時周總理,中央文革領導接見,我們一般從南門進,汪東興同志經常站在門外,握握手就進到會議廳,比如安徽廳,等待中央首長。如果學生、工人、農民代表來得多,有時我們北京的一些學生負責人或者再加上工人負責人,會被安排在小客廳里等著。周總理、江青、陳伯達等中央文革領導總是先跟我們北京主要的頭頭小範圍談談,聽聽我們反映的情況,見面10分鐘、20分鐘左右,然後周總理和中央文革領導再到會議廳。那時在安徽廳接見次數最多。周總理,中央領導在台上,我們就坐在下面。還有幾十或幾百個學生、工人或者外地來京的群眾組織負責人。往往每次接見要持續一兩個小時。這是文化大革命時,周總理和中央文革領導與群眾對話的最常用形式,所以這種會議的記錄稿,在文化大革命中流傳最快,流傳最多,影響很大。

可是7月28日凌晨,我們來到人民大會堂西側南門,只允許進到過道口等著。聶元梓、我、譚厚蘭及王大賓先後來了,我們很自然地議論起清華髮生的事情。王大賓嚴肅地說:“清華學生開槍,打死工人!很不應該!”

聶元梓說:“這麼多工人包圍清華,是怎麼回事?我已打電報給中央反映了這一情況。”

等了大約20分鐘,謝富治副總理出來問:“都來了嗎?”我們說蒯大富還沒來,謝富治對我們說:“不等了,進去吧。”

我們跟在謝副總理後面向里走,因為我年齡最小,腳步快,挨在謝富治身邊。走到樓道中間要向右拐時,謝富治突然停住腳步,看著我,問道:“身上有小刀沒有?”

我們都站住了,我說:“沒有”。他們也都說:“沒有。”

謝富治彎下身子,用手把我的褲腿抹下來。因為天熱,我把褲腿卷到膝蓋上。謝富治站起身說:“快進去,毛主席在裡面等你們好一會了。”

他這句意想不到的話所表達的內容,跟他剛才在外面平淡的表情反差太大。我覺得自己好像一下子飛騰到雲霧之中,頓時有迷離為夢的感覺,簡直不敢相信,也來不及想什麼。我們快步,跟著謝富治往裡邊一個門走。後來才知道這是人民大會堂的湖南廳。我還是走在前面。快到門口,就看到毛主席和身後陪同的中央領導已經站在門口。我們三步並作兩步走上前去,毛主席也往前走動一下,我非常激動地跟毛主席握手,嘴裡說:“毛主席,您好!”大家和毛澤東主席及中央領導人一一握手。

毛主席說:“都是一些年輕人!”

毛主席同黃作珍握手說:“你叫黃作珍?我還不認識,沒有打死?”

陪同毛主席的中央領導人有: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姚文元、葉群、汪東興、謝富治、黃永勝、吳法憲,北京衛戍區司令溫玉成,北京衛戍區政委黃作珍,北京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吳德。

進屋之後,毛主席要大家坐下。一個一個大號的藤涼椅,圍成大半個圓形。我看著毛主席面色很健康,大概因為經常游泳的緣故,臉上皮膚映著紅褐色的光澤,微黑,如同古柏,顯出超人的神聖。看得出來,毛主席和中央領導們剛才在這裡,已經議論一會了。

江青說:“好久不見了,你們又不貼大字標語。”

毛主席說:“還不是在天安門上見過,又沒談話,不行嘛!你們是無事不登三寶殿啦,其實你們的小報我都看過,你們的情況我都了解。”

我趕緊拿出鋼筆和紙一邊聽一邊作記錄。

毛主席問:“蒯大富沒有來?是出來不了,還是不願來?”

謝富治回答:“恐怕是不肯來。”

我覺得謝富治說的太不合情理,就急忙替蒯大富解釋說:“不會的,這個時候,他要是知道中央文革接見不會不來,他要是見不著主席,他會哭的,肯定是出不來。”

毛主席說:“蒯大富要抓黑手,這麼多工人去‘鎮壓’‘壓迫’紅衛兵,黑手是什麼?現在抓不出來,黑手就是我嘛!他又不來抓,抓我就好,來抓我嘛!本來新華印刷廠、針織總廠、中央警衛團是我派去的,你們就給吹。我說你們去做做工作看看。結果去了三萬人,其實他們恨北大,不恨清華。”

毛主席一邊說著,一邊抽大雪茄,聲如鐘磬,清脆順暢。

毛主席轉向聶元梓問道:“工人和學生這樣搞,幾萬人遊行。聽說你們那裡招待還好,是你們,還是井岡山?”

溫玉成說:“不是他們。”

黃作珍說:“北大和哪個單位衝突了?”

聶元梓說:“是與農科院,我們還在門口擺了茶水,他們罵我們二流派,老保,還罵我破鞋。”

我說:“不要在主席面前說這個。”

毛主席說:“你們沒跟他們打?”

聶元梓回答:“互相打了。”

毛主席說:“那不知道,抓黑手,這個黑手不是我,是謝富治,我也沒有這麼大的野心。我說你們去那麼一點人,跟他們商量商量,蒯大富說有十萬。”

謝富治說:“不到三萬人。”

毛主席說:“你們看大學武鬥怎麼辦?一個是統統撤出去,學生也不要管,誰想打就打,過去北京市委、衛戍區對武鬥的態度是不怕亂、不管、不急、不壓。這看來還是對的。另一個是幫助一下,這個問題深得工人的贊成,深得農民的贊成,深受學生大多數歡迎。大專院校五十九個,打得凶的,大概五六個,試試你們的能力,至於如何解決呢?你們提出意見。我看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你們北京大學要那麼大幹啥?如果解決不了,不一定住在一個城市,一個住在南方、一個住在北方,都叫新北大,在一個城市打一個括弧,括弧‘井’,在一個城市打一個括弧,括弧‘公社’。就像蘇聯共產黨打一個括弧‘布’,另一個蘇聯共產黨打個括弧‘孟’。”

毛主席說得大家都笑了。主席又接著說:“如果你們不能解決,第三個辦法,要麼軍管。請林彪同志挂帥,還有黃永勝,問題總能解決。你們搞了兩年文化大革命了,一是斗,二是批,三是改。斗是斗,你們是搞武鬥,也不鬥,也不批,也不改,現在是少數學校搞武鬥,人民不高興,工人不高興,農民不高興,居民不高興,部隊不高興,多數學校學生也不高興,就連擁護你的那一派也有人不高興,就這樣一統天下!你新北大老佛爺,你是多數,是哲學家,新北大公社、校文革里就沒有反對你的人了?我才不信呢!當面不說,背後還是會說怪話。”

毛主席把臉轉向王大賓問:“王大賓,你的事情好辦一些吧?”

周恩來說:“他們學校還好。”

王大賓說:“那幾個反對謝副總理的、反我們的人都跑了。”

謝富治說:“他的二把手聶樹人要奪權,說他右了。”

毛主席說:“他就那麼左?馬克思!”

王大賓說:“那是他們挑撥關係。他是一個好同志,出身又好,苦大仇深,這個人很正直,革命幹勁也大,革命性強,就是急一些,不大會團結人,工作方法生硬一些。”

毛主席說:“你能團結他嗎?一個左、一個右,很好團結嘛!你坐那麼遠,你坐過來些。”

林彪說:“來嘛。”

謝富治說:“去、去。”

王大賓原來坐在離毛澤東較遠的位置,好像是女服務員拿來一把椅子,放在後面離毛澤東較近的地方。王大賓起身坐了過去。

毛主席說:“坐下,坐下。”

毛主席說:“事情都要留點餘地,都是學生,你們也沒搞黑幫,最近有些學校鬥了些黑幫,畫了像,新北大搞了十幾個,就那麼點黑幫?我看不止那一點,就是因為關鍵兩派忙於武鬥。心都到武鬥上去了。這麼斗、批、改不行,或者斗、批、走,學生不講了嗎?斗、批、走,斗、批、散。現在的逍遙派那麼多,現在社會上說聶元梓、蒯大富的壞話的多起來了。聶元梓的炮灰不多,蒯大富的炮灰也不多,真的打起來,有時候三百,有時候一百五;哪裡有林彪,黃永勝的那麼多,這回我一出就出三萬多。”

林彪說:“哪有黃永勝那麼多。”

毛主席說:“天下大勢嘛,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把武鬥工事統統拆掉,什麼熱武器、冷武器,要刀槍入庫。聶元梓,他們叫你老佛爺,叫你佛爺老巢。還有你這個譚厚蘭同志,你還是個小辮子嘛,你就要下放?在學校讀了十幾年書,大家贊成你下去,我怕你走不開,你走了誰來代替你呢。”

譚厚蘭說:“都安排好了。”

毛主席說:“你們這五大將,我們都是護你們的,包括抓黑手的蒯大富,我也是偏向你們這一邊,你們回去一講,我們有偏向,井岡山(註:北大井岡山兵團)、四一四兵團,就會對我有意見。我不怕別人打倒,清華四一四說四一四思潮必勝,我就不高興。說打江山的人不能坐江山,無產階級打天下不能坐天下,坐天下的就是四一四!四一四有個理論家叫周泉纓,理論家何必抓呢?人家是一派的理論家嘛?人家寫文章,你抓人家幹什麼!應該放出來,人家有意見,讓他再寫嘛!不然,不是沒有言論自由了嗎?”

溫玉成立即起身打電話,叫衛戍區放人。

毛主席接著說:“我說你老佛爺,也大方點。你北大井岡山有幾千人,那一河水放出來,你受得了受不了?你這個老佛爺,不然就實行軍管,第三個方法,按照辯證法,而且不要住在一個城市裡,就一分為二,一個南、一個北,或者你搬到南方,或者井岡山搬到南方,根本不見面,打不起來,各人自己清理自己的內部,一統天下,不然你也害怕,把你那老佛爺老巢一捅,捅得你睡不著覺,你怕,他也怕,稍微留一手是必要的,你們大概還是留一手的,所謂……根子。留一手也是必要的,何必那麼緊張呢,怕人家打,你不留點後手,人家一衝怎麼得了啊。聽說不是有一個凶手要戳你嗎?知道了也不一定抓。算了,明明知道是誰也不要說啦。不過你以後要注意點,不要一個人亂跑。”

江青說:“她有人保鏢。”

聶元梓說:“沒有。”

毛主席說:“人家說你哥哥也不好,姐姐也不好,你這個聶家就是不好。哥哥不好是哥哥,姐姐不好是姐姐,為什麼一定要牽連妹妹呢?”

這時有人進來報告說:“還是找不到蒯大富。”

謝富治說:“廣播了,點名說中央文革要找清華蒯大富來開會,他就是不肯來。”

江青問:“是他自己不願來,還是出不來?”

謝富治回答:“我估計有人控制他,有控制也不緊。”

姚文元說:“有可能。”

毛主席說:“蒯大富這個人,我看是好人,出面多,操縱他的人是壞人。蒯大富以及出面的,我看是好人,這個經驗很多。”

毛主席又問:“王大賓你那裡沒有打架?”

王大賓說:“沒有,六六年九月二十三日與保守派奪電台幹了一下,是伯達同志派人救了我們,以後我們取得了勝利。”

毛主席說:“那就好,以後一個你、一個韓愛晶內部就沒打過架。”

毛主席風趣地說:“韓愛晶,你是韓信的後代,很會打主意,是個謀士啊?”

我說:“我們學校工農子弟多,比較樸實,雖然有不同意見,但沒有分裂為兩派。”

姚文元說:“我才不信呢!你們那裡就沒有不同意見,純之又純。”

韓愛晶說:“蒯大富周圍有一批人,裡面比較複雜,運動初期靠寫大字報起家的人權少了,搞武鬥的一派權多了。要求改組總部。蒯大富控制不了。當面勸他,可是他回去就又變了。”

康生說:“韓愛晶,不是你說的那樣吧?”

毛主席說:“你們不要把韓愛晶說得那麼壞,人家很難受。”

毛主席說:“譚厚蘭,文化革命兩年了,你那一個兩百人的兵團也沒解決得了。弄得你睡不著覺,你暫時還不能走,你是女皇啊!今天到會四個,兩個女的,真了不起,我看你暫時還不能走,你要給他們糧吃,出入無阻,那些人也夠慘的,‘省無聯’式的大雜燴,還要搞反奪權。別的學校也參加了。”

韓愛晶說:“我參加了。”

江青說:“那是韓愛晶去顛覆人家。”

毛澤東說:“你也有份,我們的蒯司令也有份。青年人就是要做些好事,也會做些壞事。你們說中央沒打招呼,林彪、周恩來在3月24號、27號講了話,又開了十萬人大會。這次黃永勝同志、溫玉成同志講了話,可是下面還打,好像專門和我們作對。我們這麼一個道理,第一條要文斗,不要武鬥,如果你們要打,就打,也可以,越大越好,兩方面都有土炮,你們算什麼打嘛!你們的打法算不了打,把卡賓槍、大炮都使出來,像四川一樣,把高射炮對天上打。”

江青說:“敗家子!”

毛主席一邊抽雪茄,一邊說話,有時還用火柴重新點燃雪茄。毛主席說:“你這個老佛爺,那麼大的神通,調起兵來也只有那麼兩三百,你的兵跑哪去了嘛?還得靠工人、複員軍人為主力,沒有那個你還不行。護兵,林彪同志兵多哪。給你幾千、幾萬,可以把井岡山統統滅掉嘛!這個問題也不要在這裡答覆。商量商量,也可以開會討論討論,但是首先還是要聯合。”

林彪說:“首先還是要聯合。主席講了四個方案:第一是軍管;第二,一分為二;第三,斗批走;第四,要打就大打。”

毛主席說:“一分為二,就是因為結了仇,雙方緊張得很,雙方都睡不著覺。搬家可是個問題,找地點,在北京就會爭起來。我看這個大會堂很空的,中南海地方很大,接待四五萬紅衛兵,辦個學校還不行?或者你聶元梓來,或者侯漢清來,你們不是叫‘殺牛、宰猴、斷羊腰(註:有的版本是燉羊肉)’?牛是牛輝林、侯是侯漢清、羊是楊克明,這三個人,我只知道楊克明。楊克明也是個青年人嘛!還到過十一中全會,那張大字報楊克明還幫了忙,你們這張大字報分成了兩家,這種社會現象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誰會料到會這麼打起來呢?原來打算停課半年,登了報,後來不行,延長一年。不行再延長一年,又不行,我說三年就三年嘛!我說如果還不行,要多少時候就給多少時候,反正人是在長的,你一年級,現在就是三年級了,再搞兩年、四年、八年的,你還不是在哪裡過一天都要長大一天。斗、批、走也是一個辦法,譚厚蘭不就是想走了嗎?走光,掃地出門,大學要不要辦呢?要不要招新生呢?不招新生也不行。我那個講話是留有餘地的,這個大學還要辦,講了理工科,並沒有說文科都不辦。搞不出名堂就拉倒。我看高中、高小、初中基礎課跟大學差不多,上六年、十年頂多了。高中重複初中,大學重複高中,基礎課都是重複。這專業課先生都不大懂專業,哲學家講不出哲學,還學什麼?你聶元梓不是哲學家嗎?”

聶元梓說:“我不是哲學家。”

江青打趣說:“她是老佛爺。”

毛主席說:“這個哲學有什麼學頭呢?這個哲學是能夠在大學裡學出來的嗎?又沒有做過工人、農民,就去學哲學,那個哲學叫什麼哲學?”

林彪說:“越學越窄,是窄學。”

毛主席說:“如果學文學呢?就不要搞文學史,但要寫小說,每周給我寫一篇稿,寫不出來就到工廠當學徒,當學徒就寫當學徒的過程,現在學文學的寫不出小說、詩歌。上海的胡萬春原來還是寫了很多東西,以後就沒有看見什麼了!”

周恩來說:“還有高玉寶,都進了大學,後來頭腦就僵化了。”

毛主席說:“我跟你們講講馬、恩、列、斯。除了馬克思讀完了大學,其他人都沒有讀完,列寧讀法律讀了一年,恩格斯只上了一年半,中學還沒有讀完,父親叫他到工廠當會計,後來工廠搬到英國,在工廠里接觸了工人,恩格斯的自然科學是怎麼學的呢?他是在倫敦圖書館裡學的,在那裡呆了八年,根本沒有進過大學。斯大林沒有進過大學,他是教會中學畢業的。高爾基只讀了兩年小學,比江青還差,江青是高小畢業,讀了六年,高爾基只讀了兩年。”

葉群馬上接著說:“江青同志自學很刻苦。”

毛主席衝著葉群說:“你不要又吹她。學問才不是靠學校里學來的,以前我在學校里是很不規矩的,我只是以不開除為原則,考試嘛,60分以上,80分以下,70分左右,好幾門學科我是不搞的,要搞有時沒辦法,有的考試,我交白卷,考幾何,我就畫了個雞蛋,這不是幾何嘛!因為就一筆,交卷最快。”

林彪說:“我讀中學讀了四年,沒畢業就走了,自動退學,又沒有中學文憑,去當小學教員,喜歡自學。”

毛主席說:“現在辦的軍事學校害死人,黃埔軍校你們知道多長?三個月,六個月。”

林彪說:“一、二、三期只有三個月,到了四期加長了。”

毛主席說:“就是訓練一下,改變一下觀點,至於有什麼學問呢?不太多,實際學一些軍事教練。”

林彪說:“有一點,學了就忘了,學幾個禮拜的東西,到軍隊里幾天就一目了然,讀書結合不起來,百聞不如一見。”

毛主席說:“我就是沒有上過什麼軍事學校,我就沒有讀過什麼兵法,人家說我打仗靠《三國演義》《孫子兵法》。我說《孫子兵法》我沒有看過,《三國演義》我是看過的。”

林彪:“那時候你叫我給你找,我沒給你找到。”

毛主席:“遵義會議的時候,我跟誰辯論?”

毛主席記不起那個人的名字,看看周總理。

周恩來說:“是何克全。”

毛主席接著說:“他問我,《孫子兵法》你看過沒有?我問他:同志,《孫子兵法》一共有多少篇?他也不知道。我問他第一篇叫什麼?他還是不知道。後來我寫什麼戰略問題才把《孫子兵法》粗粗望過一遍。”

江青說:“那個何克全……主席要他……他不肯……”

毛主席說:“什麼叫兵法?誰學英語,阿特密爾就是兵法,阿特密爾孫子就是《孫子兵法》,還是學英文好,我半路出家,外文吃了虧,學外文要趕快,年輕時學好,譚厚蘭你學什麼?”

譚厚蘭說:“我學俄文。”

毛主席又轉向我和王大賓。

我說:“學了八年俄文,學過一點點英文。”

王大賓:“學俄文。”

毛主席:“學地質沒有外文不行,還是學英文好!學外文要從小學學起。”

這時,談話離開文革的事,顯得輕鬆,我向主席提出個人前途問題:“主席,文化革命搞完以後讓我當兵去吧。”

毛主席回答道:“當半年兵就夠了。當那麼長時間兵幹什麼?當兵半年,一切就範,再當一年農民,兩年工人,那是真正的大學校啊!真正的大學是工廠,農村,你說林彪同志還算個知識分子,上過中學。黃永勝、溫玉成算什麼知識分子啊?還不是丘八!”

毛主席問黃永勝:“黃永勝同志,你念過幾年書?”

黃永勝馬上站起來,把軍帽子放在茶几上,畢恭畢敬答道:“一年半。”

毛主席又問:“你家什麼成份呢?”

黃永勝回答:“算下中農。”

毛主席又轉向溫玉成:“溫玉成,你念過幾年書呢?”

溫玉成又畢恭畢敬地站起來回答說:“三年。”

毛主席問:“你家什麼成份呢?”

溫玉成說:“算貧農。”

毛主席說:“都是土包子,就這麼點學問,黃永勝那麼點學問,他當總參謀長,你信不信?黃永勝這個人,我原來也不認識,到北京來談了兩次就認識了。”

林彪說:“黃埔軍校×××,蔣介石獎給他一隻金錶,後來在南京,就是不能打仗。”

葉群說:“他是反對主席的。”

毛主席:“世界上的人,沒人反對還行?反對就讓他反對,我說他譯的孫子兵法有缺點,讓他改也不行。周約翰、王明、還有王德侯,還到蘇聯學過呢。”

葉群:“在延安他給朱德當秘書。”

林彪說:“×××在南京軍事學院,××學科、××學科、很多學科都能考五分,就是不能打仗。”

毛主席說:“所以,斗、批、散,還是個辦法。走譚厚蘭的道路,譚厚蘭現在不是想走嗎?我並沒有說文科都不要辦,但要改變辦法。學文學的要寫小說、詩歌,學哲學的要寫論文,論述中國現在的革命鬥爭過程。至於法律,恐怕是不學為好。我說砸爛公檢法,聽說天派反謝富治,不了了之,天派又不反了。砸爛公檢法,砸爛謝富治。實際上砸爛公檢法,是謝富治第一個提出來的,北京公安局三萬人,弄出九百幾十個地富反壞右。因此提出砸爛公檢法,三萬人只留下百把十人,其餘進學習班。你們也提口號,謝富治是中央的人,一定要打倒。匆匆忙忙地抓,人大三紅總部不講話,讓個小戰鬥隊出大字報打倒謝富治,一去追查責任呢,就說‘我們總部沒有打倒謝富治,只是一個戰鬥隊’。他們提出打倒反革命趙桂林。趙桂林我不認識,但怎麼是反革命呢?你們那些材料我都看了。聶元梓,侯漢清你們還沒有提他是反革命嘛?”

聶元梓說:“侯漢清在社會上搞了個反動集團,惡毒攻擊主席、林副主席。”

毛主席說:“我們這些人誣衊些也不要緊。牛輝林的綱上得不好,又不是什麼大的政治問題。法律也不一定要否定。政法學院,一個政法公社、一個政法兵團,他們聽了要不高興的。要把時間減少,挑工農子弟。鞍鋼一個審訊偵緝的案子,有群眾參加辦,他消息靈通,多少年沒有查出來的案子搞出來了。公安局預審,沒有別的辦法,打人。現在由群眾來審,又不打人。用偵緝得來的材料不確切,軍管會還不是丘八。溫玉成這些人又不認識幾個人,就根據幾個偵緝能行嗎?我們說,學習群眾,他們……我說一不要殺,二不判重刑,判他兩年、三年算了。軍隊里過去關禁閉,現在還有沒有了?‘逃兵’,你們還抓嗎?”

溫玉成說:“禁閉早取消了,逃兵不抓了。”

毛主席說:“人家還想逃,你抓回來幹啥呢?斗、批、走,要走就算了。為什麼人家要走呢?還不是鬥了他,批了他,打了他,不舒服。或者家裡有家事,或者軍隊太苦了,他受不了,逃兵不捉,不關禁閉,逃兵比過去反而少了。我們是人民解放軍。現在學校捉了人要做俘虜,要供,不供就打,打死了,打傷了,知識分子最不文明了。你說什麼知識分子最文明,我看最不文明。我看老粗最文明,黃永勝、溫玉成也不抓逃兵了,也不關禁閉了。現在發明了一種噴氣式,這個罪魁禍首是我,我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里講戴高帽子游鄉,我可沒講坐飛機。我是罪魁禍首,罪責難逃啊!今天怎麼樣?以為要抓你們來坐禁閉嗎?井岡山他們這個做法不好,我說的是蒯司令的井岡山,打死四個人,打傷針織總廠五十個,就是這個社會影響,我也不是看一個人,損失最小,最小。”

林彪說:“值得,損失最小。”

周恩來說:“林副主席說得好,損失最小最小,成績最大最大。”

毛主席說:“如果以後有工人到你們那裡去,應採取歡迎的態度,你們不要採取蒯大富這個辦法。”

周恩來說:“六六年下半年,去工廠串聯,人家歡迎你們,就沒有打你們。”

毛主席說:“讓他們去宣傳嘛!不要開槍,是工人嘛,是中央派出的嘛!不是說工人是領導階級嗎?工人階級專政嘛!專你們學校里極少數壞人的政。不能專工人的政,你們都是主要人物,知名人士,包括蒯司令。現在還在搞串聯會,又在清華開會,又在北航開會,還在什麼和平里開會,很多是外省來的,又是廣西的‘四二二’,河南分出來的‘二七公社’,四川的‘反到底’,遼寧‘八三一’的一部分,錦州的糟派,黑龍江的炮轟派,廣東的旗派……不要搞這套。”

我說:“我也不知道有這些組織參加!”

姚文元:“你們侯玉山不是做了報告嗎?”

林彪笑著說:“我們沒有開九大,他們就開了。”

周恩來說:“也沒有開十二中全會。”

毛主席說:“又說是中央開十二中全會,鬧得一塌糊塗,鬥爭很激烈,什麼‘社會鬥爭是中央鬥爭的反映’。不是社會鬥爭反映中央,應當是中央鬥爭是社會鬥爭的反映。”

周恩來說:“北航要開什麼國防科委系統的會議,開了沒有?”

我說:“我聽到有這樣的建議,一嚇,沒敢開。”

周恩來說:“不要開了,你是知道的嘛,國防機密嘛。”

毛主席說:“我為啥不找你們的反對派呢?找你們幾個人來講講這件事,使你們有個準備啊!我是歷來不搞錄音的,今天錄了。不然你們回去各取所需,如果你們各取所需,我就放我這個東西。你們先去討論討論。這麼一放,搞得許多人都被動。搞了這麼多天不算數,開了這麼多天會。開始,黃作珍講話不算數,謝富治講話也不算數,一定要中央直接表態。我對你們的事,除了開始,管了一下。後來事多,也就管不上了。北京有謝富治來管嘛。過去召集你們開會,我也不到的,林彪同志也不到的。當了官僚了,這次怕你們把我開除黨籍。官僚主義就開除,我早就不大想當了,我又是黑手,鎮壓紅衛兵。”

林彪說:“昨天我開車子,我說去看看大字報吧。我問,‘怎麼沒有北大、清華的大字報?’人家說:‘他們武鬥。’我說,你們脫離群眾,群眾要求制止武鬥的呼聲很高。”

毛主席說:“群眾就不愛打內戰。”

林彪說:“你們脫離了工農兵。”

毛主席說:“有人講,廣西布告只適用於廣西,陝西布告只適用於陝西,在我這裡不適用。那現在再發一個全國性的布告,如果誰繼續違反,打解放軍,破壞交通,殺人放火,就是犯罪。如果有少數人不聽勸阻,堅持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國民黨,就要包圍起來,還繼續頑抗,就要實行殲滅。”

林彪說:“現在有的是真正的造反派,有的是土匪、國民黨分子,他們打著我們的造反的旗號,廣西燒了一千多間房子。”

毛主席說:“在布告上寫清楚,給學生講清楚,如果堅持不改,就抓起來,這是輕的。重的要實行圍剿。”

林彪說:“廣西燒了一千多間房子,還不讓救火。”

毛主席說:“國民黨還不是這樣,這是階級敵人的一種垂死掙扎,燒房子要犯大錯誤。”

林彪說:“我們長征過廣西時,和白崇禧打仗,他也用此計,先放火,冒充共產黨,現在是舊計重用。”

毛主席說:“韓愛晶,你是蒯大富的朋友,你要幫助他,做政治上的朋友。”

我說:“蒯大富是騎虎難下,下不來。”

康生說:“不是你說的那種情況!”

毛主席說:“騎虎下不來,我把老虎打死。”

周恩來說:“廣西老多也在你北航。國防科委系統,你怎麼召集會議?”

毛主席說:“你們把廣西四二二藏起來了,廣西學生住在北航。”

康生:“他們想控制全國運動。”

我說:“那個會不是我們召集的。中央可以調查,當時,我生病在北京體育學院休息,學校里打來電話,說從廣東來兩個省革委會常委。一個是工人邱學科,一個是中山大學的武傳斌,他們是找黃永勝總參謀長,他們說黃永勝支持他們。他們說與黃永勝、溫玉成很熟,來見黃永勝、溫玉成。”

江青笑著對黃永勝、溫玉成說:“呵,原來還是你們兩個的關係呢。”

我接著說:“那個會不是我們召集的。可以調查,是廣東武傳斌召集的。我有病,住院前在體院。學校里同學打來電話,要我接待廣東省這兩個革委會常委。我說自己沒有體力接待。北航的學生說,現在外面說你‘上有天堂、下有北航’。五四國防科委學代會,外省來了很多造反派頭頭,外地群眾組織負責人,可是你根本沒有熱情接待,見都不見。人家說你老大作風,驕傲自滿,是富農,不革命了。於是我在體育學院接待了邱學科、武傳斌。送行之時,他們提出要開一個全國形勢串聯會。我說北京不比外地,北京不能隨便開會,北京開會就是黑會。北京還有天派、地派,很複雜。武傳斌說他和北京還有天派、地派關係都很好。最後我只同意,在天派、地派都參加的情況下,找幾個可靠的外省造反派頭頭,革委會負責人,聊聊天,只擺情況,不談辦法,蒯大富,王大賓都參加才行。後來我住了醫院,開會的那天,學校的同學打電話說,大家感到不對頭,地質學院只參加籌備會就不參加了。蒯大富來聽一會兒就嚇跑了,井岡山也嚇跑了。同學們紛紛打電話給我反映情況。我說,那你們趕緊寫報告,把這件事報告中央,誰知道報告還沒有寫好,中央批評已經下來了,說是黑會。”

毛主席說:“有些……”

康生說:“你韓愛晶……”

姚文元說:“韓愛晶……”

毛主席說:“你們把韓愛晶講得太多了,他才二十二歲嘛!”

江青說:“在運動初期,北航也好,北大也好,外地上訪,你們接待他們,作了很多工作。你們把他們藏起來,我們也有委託。現在變了,要認識到,現在再搞這個就不行了,他們反對的是各省革命委員會和人民解放軍。譚厚蘭,‘九·七’是誰給你穩定局面的?”

譚厚蘭說:“是毛主席,中央、中央文革。”

謝富治說:“是江青同志。”

江青說:“對兵團我也不一定有多大好感。這麼大熱天,斷水、斷電、斷糧。三伏天,三個月不見陽光,虧你做得出來,我聽了都流淚。他幾百個人,幾十個人,也是群眾嘛。還有蒯大富,最聽韓愛晶的話,我們的話不聽,你們想推翻譚厚蘭。開頭是韓愛晶不對,去顛覆人家。”

韓愛晶:“我錯了。”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東方白 來源:炎黃春秋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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