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說：「相當有點無政府主義。世界上無政府主義是跟有政府相對的。世界上只要有政府，無政府就不會消滅，這就是過去說的奴隸主義、馴服工具的走向反面，這是對右傾機會主義的懲罰，這是對我們中央右傾機會主義的懲罰。」
江青說：「我對你們那個對立面並沒有好感。據說兵團是反對我們的，我們不是替他們說話，你們把他們放了吧！無產階級要講無產階級人道主義，就是幾十個反革命，也是年青人。」
江青說：「老佛爺也是這樣，你也是絕對的，什麼油炸我啦，絞死我啦，我不怕別人油炸。」
姚文元說：「油炸只是說一說。」
毛主席說：「那是希望，什麼絞死蒯大富啦。」
謝富治：「牛輝林不好。」
江青說：「牛輝林可能有點問題，也可以教育嘛。聶元梓，我還有沒有點發言權？我躲著為你們難過，你們現在都是群眾鬥群眾，壞人藏起來了，我說過四一四，你們不是必勝嗎？四一四是專門反對中央文革，也反對總理，康老，可他是個群眾組織啊，蒯司令就要搞掉他。」
毛主席說：「你搞又搞不掉，幾千人。」
江青情緒激動起來，說：「我住的地方，你們都知道，要油炸就油炸，要絞死就絞死。我們都是一塊共過患難的，就不能容人家，將來還要治國同天下呢！我看你們不學習主席著作，不學習主席的作風，主席向來是團結反對他的人。」
毛主席說：「可以不提了，『宰牛、殺猴、斷羊腰』，牛可以耕田嘛，宰了它幹嗎？你們列舉的罪狀無非是攻擊江青，林彪，我。統統可以一筆勾銷，人家在小屋子裡講的嘛，又沒到外面貼大字報。」
江青說：「貼大字報，我也不怕。」
毛主席問：「前年，那是什麼人啊，反對林彪同志？」
毛主席說：「此外，北外『六一六』的領袖劉令凱反對總理，總理一直保護著他。有人講，總理寬大無邊，我就同意總理這樣做。聯動這些人開始就不應該抓。抓多了，是我點了頭。」
謝富治說：「這與主席無關，是我抓的。」
毛主席說：「你不要給我開脫錯誤，給我掩蓋。抓，我也是同意抓的，放也是我同意放的。」
謝富治說：「沒叫我抓那麼多。」
毛主席說：「放了，就上八寶山、天安門，騎著自行車，搞了一二個月，他們也沒意思了。有些人耍流氓，無非弄幾個錢，路上弄一個女人……彭小蒙不是那麼反動吧？我看彭小蒙這個人還是不錯的。」
姚文元說：「他的父母很壞，跟伍修權搞在一起。」
毛主席問：「彭小蒙父母是幹什麼的？」
姚文元答：「紅十字會秘書長。」
聶元梓說：「牛輝林很壞，他父母與彭小蒙父母有關係。」
江青說：「在政治上，我們對你們都是有政治責任的，幫助你們不夠，你們自己去搞，各抓各的，抓出黑手，搞聯合。」
聶元梓說：「井岡山，下山一千多人，正在辦學習班。」
毛主席說：「你那下山的人靠不住，你那裡井岡山大多數人身在曹營心在漢，身在你老佛爺，心在井岡山。不要去搞牛輝林，讓他們回山去，有自由，不勉強，不要侮辱人家，尤其不要打，不要搞逼、供、信。我們過去是犯過錯誤的，你們初犯錯誤，也怪不得你們。」
江青說：「樊立勤怎麼樣？」
聶元梓說：「沒有搞他，他和彭雲反革命集團搞成一塊。」
毛主席說：「牛輝林，把他看起來了嗎？」
聶元梓說：「他內部看的，一部分同意，一部分不同意。」
毛主席說：「侯漢清是學生，還是教員？」
聶元梓說：「是研究生，他父親在63年搞投機倒把。」
江青說：「最壞的，不是他們，是幾個組織聯起來的，裡邊有壞人，有外國特務，他們還搞什麼單線聯繫。」
聶元梓說：「他們是井岡山、紅旗飄、零等聯合起來的。」
毛主席說：「這個作風不好，飄、零、井、紅，應該變成團、零、飄、紅，他小，可是他厲害。你們今天兩個地方。兩個天派，兩個地派。兩個支持清華四一四，兩個支持北大井岡山，兩個天派同意蒯司令。老佛爺，這個天派、地派我也搞不清，學校那麼多。總而言之，你們五大將我們是有經驗的，就是一個叫聶元梓，一個叫譚厚蘭，女將，一個叫蒯大富，一個叫韓愛晶，一個叫王大賓。其他各個學校都有領袖，著名的就這五個，你們做了很多工作。不管你們工作有多少錯誤，我們是護你們的。你們工作也確實有很多困難。文化革命我沒有經歷過，你們也沒有經歷過。多數學校沒有打，少數學校打，一打就不可開交，現在五十九個學校，打得厲害的也就幾個，清華、北大、人大、石油、輕工、電力。為什麼那麼多逍遙派？他們影響工人、軍隊，也影響內部統一。所以為什麼這麼多逍遙派，炮灰那麼少呢！你們想過這個問題沒有？」
我一邊聽，一邊記錄，鋼筆水寫空了。我低聲問進來換茶水的女服務員：「請問有沒有墨水？」
女服務員說：「沒有。」隨後遞來幾隻鉛筆，我開始用鉛筆記錄。後來，每過一會兒，女服務員就遞來一把削好的鉛筆，換走我寫禿的鉛筆，直到談話結束。
談話過程中，毛主席幾次看手錶，時間已經很長了。文革中毛主席見外國元首一般也才四十分鐘左右。
謝富治說：「主席愛護你們，是紅衛兵小將，林副主席，總理，中央文革，特別是江青同志很關心你們，這個事情說起來主要責任在我，幫助你們不夠，我可以向你們檢討。」
毛主席說：「首都大專院校學習班，又不向中央報告，引起聶元梓他們不滿，你又開學習班，又不讓串聯，人家就開大串聯會，不准串聯，不對。不過，你打倒謝富治也不對。」
謝富治說：「對我幫助很大。」
毛主席說：「北京有個習慣，今天打倒這個，明天打倒那個。」
林彪說：「一場大雨就把打倒吹了。」
毛主席說：「現在外面的大標語字越寫越大。小孩子揭大字報當廢紙賣，幾分錢一斤。」
謝富治說：「七分錢一斤，小孩子發大財。」
毛主席說：「我才不相信那一套呢！中國人有個好處，就是有意見就講出來。講不讓串聯是對的，但一點不讓串聯也不好，人家還在串聯。砸三舊派在串聯，反砸三舊派也在串聯，串聯一下為什麼不行？天派、地派串聯一下為什麼不行？我講串聯一下可以，實際在串聯，你不讓好人串聯，壞人在串聯，你不讓多數人串聯，多數人是好人，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好人，壞人是極少數。」
江青說：「通過串聯把觀點統一起來，把壞人揪出來。」
黃作珍報告說蒯大富來了。
蒯大富走進來，號啕大哭。毛主席站起身，在座的也都站了起來。毛主席向門口走兩步，大家都站在主席周圍。江青看著蒯大富狼狽樣子，又好氣又好笑。
蒯大富握住毛主席雙手，腦袋靠在毛主席胸前。他一邊哭，一邊告狀：「主席救我，主席救我！楊余傅黑後台調幾萬工人突然把清華包圍。我們跟工人講理，他們也不講。我們學生一出去，他們就把學生抓到卡車上拉走。我們打不過工人，我們的人現在都在大街上……」
毛主席轉過身，把手伸出來說：「你要抓黑手，黑手就是我。工人是我派去的。」
我緊挨毛主席右邊站著。我一邊流淚，一邊對蒯大富講：「不要胡說！工人、解放軍是毛主席派去的。」
蒯大富說：「不可能！主席每次派解放軍制止武鬥，都是不帶槍、不打人、不罵人，把人隔開。這次怎麼抓我們的人！」
毛主席對著謝富治、溫玉成問道：「是不是抓人了？誰讓你們抓人！統統放了！」
蒯大富說：「我們二把手鮑長康也被抓了。」
毛主席又對謝富治說：「把所有的人都放了！把鮑長康放到人民大會堂門口。」
蒯大富如在夢中，無知的悲痛感染著氣氛，蒯大富嗯嗯地哭。他還完全認為自己是無辜遭劫。見到毛主席，如同在外面挨打的小孩回到家裡一樣，只顧告狀。整個氣氛被蒯大富的情緒所影響。毛主席是極重感情的人，毛主席流著眼淚，江青也哭了。
江青重複著說：「蒯大富，安靜點，不要激動。蒯大富，你不要激動。你坐下來。」
蒯大富暈頭轉向，不知怎麼回事。大家又坐下。
毛主席問黃作珍：「你叫黃作珍，哪裡人？」
黃作珍回答：「江西寧都人。」
毛主席說：「老表麼！久聞大名。黃作珍同志講話不算數，謝富治講話不算數，市革委會開會也不算數，不曉得我們中央開會算不算數。我變成了黑手。蒯大富，你要抓黑手，黑手就是我，你來抓呀！把我抓到衛戍區去吧！」
謝富治說：「伸出紅手！宣傳毛主席思想，我們都緊跟！」
聶元梓說：「領導也找不到，工人包圍清華之後，我們到處找中央，我就給中央打電報。」
毛主席說：「聶元梓打給中央的電報我們也收到了。不是說派三萬人嗎？怎麼說十萬人。」
毛主席問：「四個辦法，是哪四種？」
因為蒯大富遲到，話題又轉回武鬥問題。
姚文元說：「軍管；一分為二；鬥批走；要打大打。」
毛主席說：「一是軍管，二是一分為二，三是鬥批走，你們一不鬥，二不批，三不改，一直打了幾個月了？」
周恩來說：「從去年開始。」
毛主席說：「第四再大打，打它一萬人。工人撤出來，把槍還給你們，像四川一樣大打一場。」
江青：「敗家子。」
毛主席：「我才不怕打呢，一聽打仗我就高興。北京算什麼打？無非冷兵器，開了幾槍。四川才算打，雙方都是幾萬人，有槍有炮，聽說還有無線電。」
江青：……
毛主席說：「以後布告出來要廣泛宣傳，再不聽的，個別的抓起來，個別的包圍消滅，反革命嘛！」
江青說：「廣西圍了快兩個月了。」
周恩來說：「你們不想想，廣西布告為什麼是主席的戰略部署，說關心國家大事，你們五個人也不發表聯合聲明，表個態度什麼，做做工作。」
毛主席：「他們忙啊！」
周恩來說：「這就是國家大事嘛。」
毛主席說：「不要分派了。」
江青說：「希望你們團結起來，不要分天派，地派。什麼張家派，李家派，都是毛澤東思想派。」
毛主席說：「不要搞成兩派，搞成一派算了，搞什麼兩派？困難是有的。」
陳伯達說：「教育革命，教改搞不上去。」
毛主席說：「教育革命搞不上去，我們也搞不上去，何況你們。這是舊制度害了他們，為什麼搞不上去呢？我們的陳伯達同志在中央會議上著急，我說不要著急，過幾年，人家走了就算了麼？我看無非這麼幾條，搞什麼教育革命，搞不成了，還不就散了，這是學生講的，我還不是從逍遙派那裡得點消息。恩格斯還不是中學沒畢業，馬克思搞經濟，變成搞哲學研究，什麼……研究……他的一本什麼書？他的資本論，第一卷為什麼不能出版？你說創建黨就這麼容易？第一國際至少分三派，一個馬克思主義，一個蒲魯東主義，一個布朗基主義、拉薩爾主義，布朗基的所謂報告，只不過是根本無政府，為什麼搞不下去呢？第一國際還不是四分五裂？現在我們來管些事情，我看不公道。打一點內戰無關緊要嘛，所以四條中有一條要打就大打。打上十年八年，地球照樣轉動。」
姚文元說：「我傾向有些學校鬥、批、走，鬥、批、散。」
毛主席說：「地球一轉一年、十轉十年，兩派這樣下去，我看不走也得走，要打就讓他們大打，空出地盤來，讓人家寫小說的去自修。學文學的你要寫詩，寫劇本；學哲學的，你給我搞家史。寫歷史革命的過程；學政治經濟學的，不能學北大的教授，北大有沒有什麼出名的教授？這些東西不要先生教，先生教，這是個害人的辦法。」
姚文元插話：「少慢差費。」
毛主席說：「組織個小組，自己讀書，自修大學等等。來來去去，半年、一年，二年三年均可。不要考試，考試不是辦法。一本書考十題，一本書一百個觀點，不只是十分之一嗎？就考對了麼，對其它百分之九十怎麼辦呢？誰考馬克思？誰考恩格斯？誰考列寧？誰考史達林？誰考林彪同志？誰考黃作珍同志？群眾需要，蔣介石當教員。我們都是這樣。中學要教師，小學要教師，但要刪繁就簡。」
姚文元說：「辦好幾個圖書館。」
毛主席說：「讓工農兵都有時間去，到圖書館讀書是個好辦法。我在湖南圖書館讀了半年，自己選擇圖書，誰教啊！我只上了一門新聞學。新聞班我算一個。那個哲學研究會，辦哲學研究會的，沒有誠意，胡適簽的名，還有譚平山、有陳公博。大學辦得那麼死，這個大學應該比較自由一些。」
江青說：「現在是搞武鬥。」
毛主席說：「武鬥有兩個好處，第一是打了仗有作戰經驗，第二戰爭要暴露了壞人。這個事要分析，這種社會現象，是不依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不以中央為轉移，不以我為轉移，不以你聶元梓為轉移，也不以牛輝林的意志為轉移。現在工人去干涉，如果不行，把工人撤出來，再鬥十年，地球照樣轉動，天也不會掉下來。」
江青說：「我們真痛心你們，瞎說什麼我們不要你們了，我們是要你們的，你們有時還聽我們一些，你們後頭的東西我也搞不清。」
毛主席說：「背後不聽，我們這裡有個辦法，工人伸出黑手，用工人來干涉，無產階級專政去干涉。」
聶元梓說：「我要求派解放軍到北大來。」
毛主席說：「你要合你胃口的63軍，別的你又不要。如果對井岡山，38軍真支持，我就給你派63軍，你應該去做38軍的工作。」
江青說：「聶元梓在對待解放軍這個問題上很好。如果做38軍工作，你們歡迎38軍行不行？」
毛主席說：「去一半38軍，去一半63軍，38軍不像你們講的那麼壞。有錯誤，主要根子在楊成武。北京軍區開了兩個會，第一個會不太好，第二個就比較好了，鄭維山作了檢討。譚厚蘭，其實你的炮位一直在聶元梓身上。你譚厚蘭，這位女將，轟了一炮，鄭維山夠緊張的，鄭維山正好不在北京，到保定、山西去解決問題去了。我們不是沒有見他嗎？各軍都不知道這個軍長是好的還是壞的，把將軍們都嚇壞了。他找你的麻煩沒有？」
譚厚蘭說：「沒有，同學們對他有意見。」
毛主席說：「過去是有歷史原因的，有點歷史，這些事情不是偶然的，不是突如其來的。」
陳伯達說：「緊跟主席教導，堅決照辦。」
毛主席說：「不要講什麼教導。」
姚文元說：「主席今天語重心長。」
陳伯達說：「六六年上半年是比較好的，北京大專院校在全國煽風點火，點革命風暴。後來腦子膨脹了，以為不得了了。蒯大富、韓愛晶到處伸手。就要一統一天下了。又沒有什麼知識和學問。」
毛主席說：「二十幾歲，周瑜嘛！周瑜出身騎兵，才16歲。不能輕視他們年輕人，你擺老資格。」
江青說：「我們十幾歲參加革命。」
毛主席說：「不要膨脹起來，全身膨脹，害浮腫病。」
陳伯達說：「韓愛晶對毛主席的思想，對中央意見沒有很好地思索、考慮。傳小道消息，開秘密會議。個人第一，要走到危險道路上去。」
毛主席說：「第一條是我們官僚主義，一次沒見過你們，人家不要抓我黑手，我還不見你們呢，讓蒯大富猛醒過來！」
陳伯達說：「蒯大富，你應該猛醒過來，懸崖勒馬，道路是危險的。」
林彪說：「懸崖勒馬。承認錯誤。」
毛主席說：「不要叫錯誤了。」
陳伯達說：「蒯大富不尊重工人群眾，再不聽就是不尊重中央，不尊重毛主席，這是危險的道路。」
毛主席說：「是相當危險，現在是輪到小將犯錯誤的時候了。」
周恩來說：「毛主席早就講了，現在是輪到小將犯錯誤的時候了。」
林彪說：「蒯大富，我們的態度是通過衛戍區和市革委會，你說不了解中央的態度，今天是毛主席親自關心你們，作了最重要的、最正確、最明確的、最及時的教導，這次還置若罔聞，要犯很大錯誤。你們紅衛兵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在全國起了很大作用，現在全國很多學校實現了革命大聯合，超過北大、清華。」
毛主席說：「湖南、天津、青島、瀋陽、包括廣西……大學我們都不管，都是市委管。」
林彪說：「要響應毛主席號召，大聯合問題，你們有些學校走到後面去了。要趕上去，你們要看到運動的需要、要看到各個階段我們應該幹什麼？」
毛主席說：「譚厚蘭那裡對立面只有兩百人，一年也不能解決問題，兩百人都不能征服，快一年了。其它學校對立面更大的，你怎麼能征服呢？曹操征服孫權，赤壁打了敗仗，劉備用武力征服孫權，也打了敗仗。孔明想征服司馬懿，也不行，頭一仗打得很長，張飛只剩下一匹馬。」
葉群說：「那是失街亭。」
林彪：「打走資派是好事情。文藝界的牛鬼蛇神也必須鬥。現在不是，而是學生打學生、群眾打群眾，都是工農子弟，被壞人利用。有的是反革命，有的是開始革命，慢慢革命性少了，走向反面。有的主觀上要革命，但客觀上行動是相反的。也有一小撮人，主觀、客觀上都是反革命。這樣發展下去，就會走向反面，你們脫離群眾。」
毛主席說：「工農兵占全國人口百分之九十幾，你們學校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比較好的，打內戰的比較少，北京只有六所。」
謝富治說：「清華兩萬人，參加武鬥的不到五千人。」
林彪說：「那些不參戰的人就是不同意。」
毛主席說：「他們也是上了老虎背，想下也沒有個好辦法下。蒯大富可以下來嘛！下來照樣做官，也要當老百姓。蒯大富應該歡迎工人。」
謝富治說：「工人手無寸鐵，只帶三件武器：一是毛主席語錄，二是毛主席最新指示，三是『七·三』布告。」
康生說：「聽人家說，蒯大富是司令，韓愛晶是政委。北航支持清華兩汽車槍。」
我真想不到會有人向中央報告這樣的假情況，趕緊申辯說：「沒那回事，根本沒有那回事，衛戍區到我們那檢查了好幾次，槍一條也不少。」
謝富治說：「就都是你正確，又全是你對。我批評了你幾次，你也都不接受，你毫無自我批評。」
陳伯達說：「是不是把他們槍給收回來？」
我向毛主席表示：「主席，我有個要求，給我派個解放軍監督我，很多事情不是那麼一回事，我是很愛護蒯大富的。我也知道，跟他好，許多事情要受牽連，但我覺得，要努力保護他，不讓他倒台，他的命運和全國紅衛兵的命運是有聯繫的。給我派個解放軍，這樣什麼事情就清楚了。」
陳伯達說：「沒有自我批評精神。」
江青說：「我有錯誤，寵了你。謝富治，我比你還寵，寵壞了，現在下點毛毛雨，還是主席這個辦法好。」
毛主席說：「不要老是批評，我是覺得……國防科委搞多中心論，這個楊成武搞多中心，全國可以搞幾千個、幾萬個中心。都是中心就是無中心了。各人皆以為自己天下第一，還有什麼中心？一個單位只能有一個中心，一個工廠，一個學校只能有一個中心。」
江青說：「韓愛晶，我批評了你好幾次，你就一直沒很好地給我表個態。」
毛主席說：「不要總說他！你們專門責備人家，不責備自己，不在自己，總在人家。」
江青說：「我是說他太沒有自我批評精神了。」
毛主席說：「年輕人聽不得批評，他的性格有點像我年輕的時候。孩子們就是主觀主義強，厲害得很，只能批評別人。」
江青看看蒯大富說：「蒯大富有點笑容了，輕鬆一下，別那麼緊張了。陳育延出來沒有？告訴宣傳隊，陳育延是個女孩子，要保護。」
蒯大富說：「陳育延在北航睡覺呢。」
毛主席說：「你們要抓黑手，黑手就是我。對於你們毫無辦法，你們打下去沒有出路，要消滅四一四也不行。我還是傾向你們這派，因為四一四必勝那個思想，我不能接受。但是，對四一四要爭取群眾，領袖也要爭取些。周泉纓的文章，我已經看了，主要口號，打江山的不能坐江山，說蒯大富只能奪權交給四一四。我們叫人去做宣傳，你們拒絕。布告明明宣傳好多天了，你們仍然要打，你們打到哪一年去？黃作珍、謝富治講了話，毫無辦法。工人是徒手，你們反對工人，還打槍，打死打傷工人。正如北大一樣，我們比較偏向聶元梓派，並不偏向井岡山。今天我們放了錄音，今天我們開了好幾個鐘點的會了。譚厚蘭學校主要偏向譚厚蘭，就是偏向你們五個領袖。」
江青說：「就是……」
毛主席說：「你們想想，幾萬人去，什麼事情，沒有中央的命令，他們敢？你們完全被動，四一四反而歡迎，井岡山反而不歡迎，你們搞得不對頭。今天來的就沒有四一四，井岡山。他們一聽，就要罵我了，罵我就是有道理，你那個四一四思想必勝是不對的嘛！你那個團、零、飄、紅，四個組織就是壞人比較多，聶元梓一派好人比較多一些。」
聶元梓說：「王、關、戚插了一手。」
毛主席說：「你們反王、關、戚好嘛，你們要串聯，學習班也是對的嘛！韓愛晶、蒯大富你們不是好朋友嗎？你們兩個以後還要做好朋友。韓愛晶以後要幫助他，政策上作得好一些，現在四一四高興了，井岡山垮台了，我就不信，我看井岡山還是井岡山。前年我就上了井岡山，我不是說的你老佛爺的井岡山。」
姚文元、謝富治：「革命的井岡山！」
江青說：「不要搞得我們愛莫能助……」
毛主席說：「有很多打工人的，不是你們，聽說是外地來的。」
周恩來說：「你們那裡還有沒有人呢？」
蒯大富說：「有。」
毛主席：「今天晚上睡覺。你們都還沒睡覺呢，蒯大富你沒有地方睡覺，到韓愛晶那裡去睡，韓愛晶好好招待。韓愛晶，你要好好招待他。你們幾個人找到一起，都到韓愛晶那裡去，休息一下，然後開個會。」
江青說：……
周恩來說：「韓愛晶，你得幫他想點辦法。」
毛主席說：「蒯大富，你真蠢哪，我們搭梯子讓你下來，你不下來。你們這樣和中央的政策對抗，黃作珍講話不聽，謝富治講話不聽，市委開會不算數，中央才出來，伸出『黑手』，調動革命，制止武鬥，宣傳多少天，敲鑼打鼓，你們又不理，你們脫離群眾，脫離工農兵，脫離絕大部分學生，甚至脫離自己領導下的部分群眾，你領導下的學生，說你的壞話的不少。沒有打招呼，是我的錯誤，間接是打了招呼的。」
黃作珍說：……
吳德說：「昨天我找蒯大富談過，他不聽。」
毛主席說：「四一四歡迎工人，你們井岡山很蠢，我才不高興那個四一四。那個四一四是反對我的。」
江青說：「四一四是罵我的。」
謝富治說：「四一四也是反對我的。」
毛主席說：「他們搞抬屍遊行，他搞砸電纜，在這個時候，四一四也沒有通知，為什麼他們歡迎？這一次你們很蠢，讓四一四歡迎工人。」
江青說：「就是四一四的群眾，他們也說蒯大富偏左，沈如槐偏右的。清華搞大聯合，沒有蒯大富還是不行的。」
毛主席說：「蒯大富，你能不能當校長？井岡山出兩人，四一四出一人，沈如槐當副校長。」
蒯大富說：「我不能當了，當不了。」
毛主席說：「還是要聯合，還是要蒯大富。沒有蒯大富是不行的，蒯大富是偏左的，井岡山兩個。四一四右的。」
江青說：「現在你們五個人先做起來，反正先不要打了。」
毛主席說：「第一條，軍管；第二條，一分為二，四一四分一個，你蒯大富分一個；第三條，鬥、批、走，這都是學生提出來的，他們不願幹了，你們一不鬥，二不批，三不改，集中精力打內戰。當然，打內戰是幾個月了。第四，把工人撤出來，把槍都還給你們，無非是大打，要打就大打。文科要不要辦呢？文科還是要辦的，至於如何辦法，研究出另外一個辦法，過去的辦法是培養修正主義的。」
譚厚蘭說：「師範大學要不要辦？」
毛主席說：「不辦，誰教高中，誰教中專？外語學院不辦怎麼行！一風吹不行，吹那麼幾年，也可以，天塌不下來，歐洲大戰，一打幾年，不僅大學沒辦，其實中學小學也都沒辦，但我們辦了西南聯大。辦了一下，但也辦得可憐，打得雞飛狗走，我們可能犯錯誤。」
王大賓說：「現在搞教改困難很大，要下去和工農結合，到實際中去，但沒錢，卡得要死。」
江青說：「改是個艱苦的工作，你們屁股坐不下來。」
毛主席說：「學問不是在學校里學出來的，林彪剛才不是講了嗎？他的學問哪裡學來的？難道是黃埔大學學來的？黃永勝學了一年半，溫玉成你是長岡的？也就認識幾個字，社會是個最大的大學嘛，坐在那個樓里怎麼能行。整個社會是個最大的大學，列寧大學讀了一年半，恩格斯中學沒讀完。我們兩個比高爾基高明得多，高爾基只上過兩年小學。華羅庚，數學家就是個中學生，自學的。蘇聯衛星上天，祖宗是中學教員。發明蒸汽機的人是工人，不是什麼大學教師，是工人。我看我們的一些孩子，讀書十幾年，把人毀了，睡不著覺，一個孩子讀歷史，不懂階級鬥爭，歷史就是階級鬥爭的歷史，可是讀了好幾年，就是不懂階級鬥爭。」
江青說：「讀那些什麼厚本本，幾十種，而馬、恩、列、斯和你的書都成了參考資料、輔助材料，他們老師的書才是正式教材。」
毛主席說：「小學六年太長，中學六年太長，荒廢無度，又要考試，考試幹什麼呢？一樣不考那才好呢！對於考試一概廢除，搞個絕對化。誰考馬、恩、列、斯，誰考林彪同志，誰考我，以後，特別是反杜林論，杜林活了88歲，到了三十年代還活著。謝富治同志，把他們統統招回來，統統回學校，可能有些生了氣，不勉強，把四一四留在學校里，井岡山反而統統在外邊，這樣不好，井岡山統統到大會堂來，對四一四的頭頭，要有所區別，分別對待。」
毛主席看看手錶，說：「現在八點多了，五個多鐘頭了。」談話的過程中，埋在我心裡的一個大問題又出現在腦海里。【此處刪掉了作者向毛澤東請教部分。詳細內容見本刊2013年第2期《1968年我向毛主席請教》。】
談話結束後，我們圍在一起，大家發言，由我執筆，一齊組織了一份一千多字的稿子。整理好之後，念了兩遍，又做了些補充改正，五個人都簽了名，就交給謝富治了。這就是第二天印著大紅標題在北京市散發的統一稿。謝富治說：「我看先照這份稿子傳達，其他內容今後再說。我們馬上出發，先到北航去，到那裡看看跑到那裡去的清華學生，然後再到清華大學去。」
出了人民大會堂，果然像毛主席命令的那樣，清華學生鮑長康站在大會堂門外等著，衣服上還沾著血跡。
我和蒯大富坐在謝富治的車裡，後面有吳德、黃作珍的車，還有聶元梓、譚厚蘭、王大賓的車。一行車子，向北航駛去。
車隊開進北京航空學院。從清華大學跑出來的部分學生匯聚在北航，可能有一百多人。基本都是蒯大富領導下的鐵桿子弟兵。當時，北航最大的會堂就是北航俱樂部，這裡成了清華學生臨時棲身的營地。
謝富治說：「我們先去看看跑出來的學生，然後再到清華大學去。」
我說：「等下你們去清華，我跟你們一起去；俱樂部禮堂我就不去了。我要先見我們北航的主要負責人，簡要地傳達一下，他們還不知道毛主席接見的事呢。」
我就和謝富治他們臨時分開。我趕到主樓，這時，北航革委會、北航紅旗的部分核心成員和一些平常負責整理記錄稿的工作人員，一直在等著。
大家問怎麼才回來？到底怎麼回事？都焦急地想知道清華出了這麼大的事之後，中央首長接見有什麼重要指示。我讓廣播通知，全體革委會委員立即到會議室開會。在等待開會人員時，我先給在場的人簡單地談談情況和感受。
我說：「清華工人、解放軍宣傳隊是毛主席派去的。清華老團開槍打死宣傳隊，出大事了。毛主席接見我們，從夜裡三點多到早晨八點半，五個半小時，陪同接見有林副主席、周總理、江青、葉群，還有陳伯達、康生、姚文元、汪東興、黃永勝、吳法憲、溫玉成、吳德、黃作珍。被接見的就是聶元梓、蒯大富、我、譚厚蘭、王大賓。因為開始找不到蒯大富，實際是一邊談一邊等，蒯大富遲到了三個多小時，他來了又接著談。直到早晨毛主席去休息，主席每天夜裡工作。」
聽我一說，在場的非常驚訝，著急想知道毛主席接見的情況。毛主席說什麼？五個半小時跟毛主席在一起，毛主席到底是什麼樣？同學們差不多都只是在天安門廣場或人民大會堂前的廣場上見過毛主席。我在此之前見過幾次毛主席，握過手，說過話，時間都很短。每次回來傳達也是內容少，幸福多，神秘感極深。
這次突然見到毛主席五個半小時，簡直是去天宮神殿，又從九天之上返回人間。我說：「跟毛主席在一起談話五個半小時，最深的感受有兩條：第一個最大的感受，毛主席是人。毛主席不是神，毛主席是人。跟毛主席坐在一起說話，就跟回到家裡見到家裡最親近最慈祥的老人一樣。一點也不拘束、一點也不緊張。心裡想什麼就講什麼，可以把心裡最真心的話說出來。毛主席談話很平易，並不像廣播最高指示那樣一句一句的很嚴肅。毛主席最袒護年輕人、毛主席對我們學生最親、對我們的心最明白。毛主席對社會上的事很清楚，大街上的大字報、發生的事他知道很具體。第二個最深的感受是，毛主席身邊有些人在講假話，哄主席。有時候，毛主席又不能聽到真實情況。我感到很擔憂。林副主席很少講話，有時表態，指示幾句。周總理對主席身邊每個人都看得明明白白，周總理對他們各人說話的真實想法可以說洞若觀火。周總理記憶驚人，無論毛主席和誰談到什麼歷史細節，毛主席問起當時某一件事、某一個人的名字、當時情況，周總理從旁可以講得很清楚。江青、康生、姚文元和謝富治對自己的主張想怎麼講就怎麼講。其他中央領導很謹慎，主席不問，一般就不說話。軍隊幹部對毛主席畢恭畢敬。」
北航全體革命委員會委員到齊後，我又把總體情況向各位做了介紹，又按照在人民大會堂整理的簡稿，做了傳達。
謝治富、吳德、黃作珍、丁國鈺、聶元梓、譚厚蘭和王大賓等一行已從俱樂部會堂看望清華學生返來。我又坐上謝富治的車一路向清華大學開去。
車隊到清華，先去明齋看望，我們陸續下車，看見軍宣隊、工宣隊一些負責人和工作人員站在路邊。他們面部表情是冷冷冰冰、目光充滿仇恨。謝富治、吳德等領導走過去與他們握手說話。有的工人很憤怒、很激動地向謝富治等控訴。一看就知道是在控訴蒯大富團派開槍打死打傷了工人師傅和解放軍同志的事。有的工人婦女邊訴邊哭，邊哭邊訴。場面很慘痛。自以為是而又缺少基本政治常識的蒯大富就能把清華弄到這種地步！
我遠遠站在旁邊，又難過、又痛苦、又尷尬、又無奈，實在是千夫所指之窘境。在工人、解放軍仇視的目光下，謝富治又領著我們進到化學館，我們從樓梯一個台階、一個台階往上走，只見破牆破洞，斷壁殘垣，就像電影裡戰爭結束後的畫面。清華大學的科學實驗場地竟成了這種情況，是清華團派和四一四百日武鬥所致。
走上樓頂的大平台，任傳仲等武鬥負責人和最後一批堅守陣地的戰士像一群遭受劫難的農婦遇到親人一樣，擁過來拉著謝富治、吳德的手，扯著衣袖，一邊嚎哭一邊告狀。
武鬥指揮、學生任傳仲蓬頭垢面，衣衫髒爛不堪，他捶胸頓足、呼天搶地地哭：「啊！——啊！——保衛毛主席革命線路有罪啊！——保衛毛主席革命線路有罪啊！——楊、余、傅黑後台挑動工人鎮壓紅衛兵啊！」
任傳仲是真情真淚，悲痛欲絕！我眼前的場景，悲慘而又不可思議，魔鬼也很難重新造就如此複雜荒誕的境界。這個任傳仲是直接指揮製造命案的罪人。但他們還在夢中，他們根本不知道是毛主席派的工宣隊、軍宣隊，他們也根本不認為自己做錯了什麼事，他們認為自己受到了反革命的圍剿，遭受了天大的災難！
大家只好安慰他們，等他們情緒慢慢平靜下來。安撫之後，謝富治、吳德、黃作珍、丁國鈺等又去安撫慰問工宣隊、軍宣隊的同志們。聶元梓、譚厚蘭、王大賓各自回校。蒯大富留下召集他的人開會。
我又回到北航，在紅旗小院看到聚集在那裡的蒯大富的部下，十幾個骨幹分子，他們還在爭論，到底是怎麼回事？到底工人進清華對不對？有沒有人欺騙毛主席？老團是保衛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工宣隊是錯誤的，工人的鬥爭矛頭錯了。
我委婉地說明，工宣隊是毛主席派的，現在要承認開槍是錯的。我的話顯得極不中聽，他們希望從我口中說出，是毛主席受了欺騙，工宣隊是錯誤的。我發現團派學生處在情感慣性中，夢還沒醒。我是不受歡迎的，我就走開了。
當天下午，丁國鈺分別給我們五個打電話，他說：「你們整理的稿子原來寫的是毛主席、林副主席接見……改成召見，好不好？」
我當然說：「好。」
我明白，我們是受毛主席批評的，並不是光榮地被接見。我感覺丁國鈺是正在通過電話方式同我們五個頭頭商量，把接見改成召見。當天，毛主席跟我們談話五個半小時的消息已經傳遍北京高校、機關、工礦。同時也已經傳到外地大中城市。從此，這次談話多稱為「毛主席七二八召見」。
從1966年7月28日北京市委決定撤銷各大專院校工作組，到1968年7月27日毛澤東派遣宣傳隊開進清華，整整兩年，雖然蒯大富領導的井岡山團派占有諸多優勢，但根本就沒能一統天下，清華沒有建立起合法的、有權威的權力機構。在中共執政60多年裡，唯有這兩年清華處於黨政領導缺失狀態。在清華大學建校已過100年的歷史裡，也僅此兩年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權力真空」。
在這兩年裡，清華校園處於無政府狀態，這裡的一萬多精英享有極端民主的權利。學生、教師以及工人和幹部們基本不上課、不生產也不上班，隨心所欲地在校內或北京街頭召開會議、演說、遊行，他們張貼大字報、搞廣播宣傳、印刷傳單報紙，隨處散發，甚至可以跑到外省市去搞同樣的活動，串聯成立組織，向當地黨政機關和領導人發起批判鬥爭。
在清華這個最高學府里，師生們想法各異、志向不同。一萬多精英在這個小王國里，為了實現自己的政治主張，為了取得清華大學的領導權，各據山頭、打派仗，不擇手段，最終激化為百日武鬥。這兩年裡，高等學府清華付出了慘痛代價，蒯大富更是身敗名裂！回首這兩年，不能僅僅痛心痛惜。
清華園付出慘痛代價的這兩年，其政治生態實屬罕見，可謂絕版！這裡成了中華民族民主政治最典型、最生動的試驗場。
任何歷史階段，在一個社會區域裡，人們的利益和主張千差萬別，都想各抒己見、各行其是。那麼怎樣才能讓千萬不同個體的智慧和力量在紛爭的情況下形成健康的建設性的合力呢？怎樣才能避免無謂骯髒的政治對抗給社會造成的不必要破壞呢？我們應該從清華民主政治試驗場找到答案。
民主與權威，民主與法制必須同時起作用，社會才能文明進步，才能建設富強。
（2013年5月26日，韓愛晶先生根據多種版本，對「七二八」召見談話內容重新進行過校對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