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政治協商會議尚未結束，中共為了建立和鞏固它的東北軍事根據地，已於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六日單方面提出了四條要求。其中關鍵的兩條，一是要求政府承認並整編剛剛偽裝搶占東北的十數萬中共軍隊、即改名換姓的「東北民主聯軍」。二是要求政府承認剛剛由他們搶占東北才建立的中共根據地「自治政府」為合法的地方政府，以公然反對和要挾政治協商會議。因要求未能得逞，中共便立即大打出手，於三月中旬陷四平、下長春，並奪取了哈爾濱和齊齊哈爾。因此，半個多世紀以來，唯一的一場真正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遂只能以中共在東北所發動的大規模內戰，來作為它痛苦的歸結。
三、中共破壞「制憲國民大會」
雖然中共在雙十會談和政治協商會議之後，均按照它的「既定方針」，照打不誤，但是，中華民國政府、中國國民黨和蔣介石先生本人還是對中共採取了一條「和平未到最後絕望時期，仍不放棄和平」的「抗日式」決策，所以，按照政協會議的決議，仍然堅持邀請中共參加一九四六年五月五日召開的「制憲國民代表大會」。但因此時，中共在東北的內戰正打得「順手」，所以，它便要求於國民大會召開前就按照它的意願先改組政府，後召開「國大」，國民政府只好將制憲國民大會延期半年。之後，當蔣介石於一九四六年八月十四日抗戰勝利周年紀念日發表文告，提出六項主張，表示願意先改組政府、再召開國大時，中共又提出必須在四十名政府委員中，由中共占十席，民盟占四席，然後再將一名無黨無派者的席位撥給中共推薦，以求穩獲三分之一票以奪取否決權，藉以阻礙制憲國民大會的召開。同時，中共還在張家口集結重兵，明確表示對蔣介石所提出的「政治問題採取政治解決辦法」不屑一顧，企圖將東北的內戰烽火燒向華北，以威脅召開在即的制憲國民大會。
由於國民政府沒有接受中共的無理要求，政府軍又在張家口挫敗了中共的軍事攻勢，中共才在戰況不利的情形下，提出了參加制憲國民大會的名單，以行緩兵之計。但是，當政府為召開國民大會而單方面宣布張家口停戰十日，中共於張家口的不利戰況已得以解除時，中共又為奪取否決權而重提「非在政府委員中占十四名不可」，並要求政府軍於關內恢復一月十四日（第一次停戰令生效之日）以前的位置，同時要求馬歇爾轉告美國政府，不要支持中華民國政府並從中國撤兵。因為美國調停雖然大大地幫助過中共發動內戰，但此刻已經成為它進一步發動內戰的絆腳石。
最後，當為中共延期半年的制憲國民代表大會已達開會期限，中華民國政府為促使中共四百名代表參加會議，不僅於十一月八日再次頒布全國性的停戰命令，而且再次將會議延後三天，專門以待中共。然而，直至三天後會議已經開幕，中共非但仍然不參加會議，並且於十一月十一日以延安總部名義正式發表聲明，要求「立即解散正在召開的制憲國民大會」，甚至宣布要籌開「解放區人民代表大會」。十二月十六日，中共在南京的發言人已經宣稱：「我軍已於各地先發制人，並準備奮鬥到底！」
我顯然應該補充說明的是，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在制憲國民大會上三讀通過的「中華民國憲法」，乃是集三十四年（一九一二至一九四六）的艱難奮鬥才獲得的巨大民主成果，並成為現代中國民主憲政建設的歷史性豐碑。這一部在五十多年前就已經明確地寫入了「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各黨派平等合法和各級監察、考試委員必須超越黨派」等條文的真正民主憲法，雖然中共曾派人參加修改和制定，但它卻在最後一次與中華民國政府進行虛假的停戰談判、即中共渡江前的談判時，毛澤東提出的第一個談判條件，就是「必須廢除《中華民國憲法》」。如果套用中共開山人物李大釗的話來說，就是「專制與民主不並存」吧。
第五、中共打贏內戰、打敗國民黨的五個關鍵手段
第一個手段就是「假談真打」和「利用美國又反對美國」
所謂「假談真打」，我就不多說了。而所謂利用美國又反對美國，我想補充的是，由於美國對中共非但不了解，甚至曾浪漫地認為，國民黨才是專制的，共產黨才是民主的，所以，在中共已經迫不及待地發動了內戰時，它竟一再地包庇中共，為難中華民國政府。所以，這一時期的中共，是要利用美帝國主義的，並因此而占了不少的便宜。後來，當美國已經明了中共才是真打和狠打，甚至要求中共停戰，並要追查中共劫殺軍調小組兩名成員一案時，中共便立即策劃利用所謂民族情緒，不擇手段地發動了一場反美運動。
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四日，中共第五十四軍五十三團曹志福部在河北香河縣安平鎮召開「反美運動大會」，高呼反對與打倒美帝國主義的口號，要求馬歇爾滾回美國去。七月二十九日，中共曹志福部又襲擊路過安平的美國海軍陸戰隊三十餘人，當場打死美軍三人，傷十二人。事後共軍再次襲擊塘沽附近美軍軍火庫，美軍死五人，傷十六人。這就是中共一手策劃的「安平事件」。
一九四六年十月二十四日晚，中共竟派其地下黨員、職業學生沈崇勾引一美軍士兵於北平跑馬場野合，並由事先埋伏的中共地下人員「當場捉姦」，在全中國製造了一場人盡皆知的「美國士兵強姦中國女學生案」，「激發」了民眾強烈的反美情緒，更為中共發動一場反對美國「支持反動政府打內戰」的反美運動，製造了有利的輿論條件。與此同時，中共卻絕不會為無數遭受了蘇軍姦淫的東北女同胞發起一場「反蘇運動」，因為蘇軍支持並幫助中共打內戰，顛覆中華民國。雖然中共職業學生沈崇在用自己的貞操為中共欺騙天下之後，所得到的獎賞竟然只是中共無情的「遺棄」。今日已經在美國定居的沈崇女士，對自己的年輕時候的「上當受騙」，已然是「痛徹心脾」。
第二個手段就是在「毛管區」發動軍民打內戰，卻在蔣管區發動人民和策動學潮「反內戰」，以開闢中共打內戰的「第二條戰線」。請大家看下面的事實：
一九四五年年底，就在中共需要時間以建立和鞏固它的東北根據地時，中共發動了昆明學生運動，它的口號就是「反內戰與要和平」。而一九四六年的「一二一」學生反內戰運動，就是這場運動的高潮。用中共黨史專家們的話來說，則是：「一二一運動，就是為開闢這條戰線而吹響的第一聲號角和點燃的第一堆烈火。」
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三日，當中共在內戰中戰況不利時，中共又策動和組織了上海「各界人民團體」聯合赴南京請願，「要求和平、反對內戰和要求民主、反對獨裁」。這個運動的總指揮，就是中共上海局的負責人和後來的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張執一。
一九四六年底到一九四七年初，中共蓄意策劃沈崇事件就是為了發動一場以「抗議美軍暴行運動」為藉口的「反美運動」。用中共黨史學家們的話來說，這場運動在「性質、規模、影響和作用方面與歷次學生運動相比，不僅有了提高」，而且它的作用，「在反美、反蔣鬥爭中，僅次於人民解放軍」。
一九四七年春天，當內戰處於膠著狀態時，中共又一手策劃和領導了名為「紅五月」的學生運動，喊出了「反飢餓、反內戰、反迫害」的口號。用中共黨史學家的話來說，就是：一九四七年的「五二零」學生運動，又把「經濟鬥爭、生活鬥爭上升到了政治鬥爭，規模也從小型的分散的鬥爭集中為全國性的反美、反蔣的鬥爭」，從而被中共稱為「反對國民黨反動統治的第二條戰線的新起點」。
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三日，周恩來為中共中央起草的「中央關於蔣管區的鬥爭方針的指示電」已經指示說：「使一切群眾鬥爭都為著開闢蔣管區的第二戰場，把人民的愛國和平民主運動大大地向前推進。」
一九四七年五月三十日，毛澤東更在題為「蔣介石政府已處在全民的包圍中」的文章中稱：「中國境內已有了兩條戰線。蔣介石進犯軍和人民解放軍的戰爭，這是第一條戰線。現在又出現了第二條戰線，這就是偉大的正義的學生運動和蔣介石反動政府之間的鬥爭……學生運動是整個人民運動的一部分。學生運動的高漲不可避免地促進整個人民運動的高漲。」對此，《毛澤東選集》合訂本第一千一百二十頁的注釋，則這樣地評述道：「從一九四六年十二月起，隨著人民解放戰爭的發展，國民黨統治區廣大學生反飢餓、反內戰、反迫害的民主愛國運動，有了新的高漲，逐步形成為反對蔣介石反動統治的第二條戰線。」
於是，中共黨史專家便對中共發動內戰的「第二條戰線」的作用，興奮地評價說：「一是從政治上打敗了蔣介石。二是從軍事上間接配合了第一條戰線作戰。三是從組織上為革命和建設準備了大批骨幹。四是配合解放軍接管城市、迎接了解放。五是直接配合了三大戰役的軍事鬥爭。」
事實證明，由毛澤東和中共編劇導演，和由單純的青年學生們上演的「第二條戰線」，就是這樣地為中共發動內戰和打內戰，打江山和坐江山，立下了如此的汗馬功勞。一九八九年當中共用坦克車和機關槍在北京屠城之後，一位北京大學畢業的老教授曾痛苦地對他的後人說：「當年，我們這些北大的學生天天三菜一湯吃得飽飽的，可是吃飽了便跟著地下黨上街去『反飢餓、反內戰和反迫害』，國民黨也不曾開槍打我們。今天想起來，實在是令我無地自容。」
中共打贏內戰、打敗國民黨的第三個手段，就是毛澤東使用了絕不用來打日本的「運動仗」，即「人海戰術」。
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日，毛澤東向他的軍隊指示說：「戰勝蔣介石的方法，一般的是運動戰。」與他在八年抗戰中堅決不准許他的軍隊打運動戰，只許他的軍隊打游擊戰，實際是「游而不擊」，可謂「大異其趣」。
一九四六年九月十六日，毛澤東又對他的軍隊進一步指示說：「我軍必須集中絕對優勢的兵力，即集中六倍、或五倍、或四倍於敵的兵力，至少也要由三倍於敵的兵力，於適當時機，首先包圍殲滅敵軍的一個旅（或一個團）。」然而，在八年抗戰中，毛澤東從來就沒有命令他的軍隊主動地集中優勢兵力殲滅過日寇的一個排，更不用說是一個團、一個旅。查遍《毛澤東選集》第三卷，就是「抗戰卷」，非但查不到這樣的一句話，而且查不到他任何一個命令八路軍和新四軍打日本的命令。但在《毛選》第四卷，卻幾乎全是命令他的軍隊狠打內戰，和必須全部殲滅國民黨軍隊的命令。
一九四六年十月一日，毛更進一步地指示說：「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是過去三個月殲敵二十五個旅所採用的唯一正確的作戰方法。我們集中的兵力，必須六倍、五倍、四倍、至少三倍於敵，方能有效地殲敵。不論在戰略上，戰術上，都是如此。不論是高級指揮員，或中下級指揮員，都須學會此種作戰方法。」然而，在八年抗戰中，毛澤東雖曾親自指示他的軍隊要練習打運動仗，卻絕對不準許他的八路軍和新四軍用運動仗來抗日殺敵。因為，那是專為打國民黨搶天下準備的。
我想說明的是，毛澤東所謂的「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的運動仗戰略戰術，說穿了便是人海戰術。也就是殘酷的「人肉戰略和人肉戰術。比如淮海戰役以政府軍死一人、中共軍死五人為中共所贏得的勝利，就是中共「人肉戰略和人肉戰術」的勝利。
中國人民解放軍軍內作家所攥寫的《雪白血紅》一書，就是對中共運用這種慘無人道的「人肉戰術」的揭露。
中共為了徹底殲滅長春守城敵軍，與為了逼迫敵軍投降而不惜餓死十數萬長春人民，並且連逃出城來的老百姓也要將之堵回去「餓死」的「戰略和戰術」，和中共在內戰期間用槍口逼迫地主、富農及其子女打衝鋒，甚至逼迫地主、富農家的婦女裸體打頭陣的「戰略和戰術」，雖然為他自己的後輩軍人所不齒，但是，中共卻正是依靠這樣的「戰略和戰術」，才打贏了那一場內戰。在中國大陸，隨著歷史反思的日漸深入，不論中共採取怎樣的禁錮，上述驚心動魄的史料都正在利用各種方法和渠道重見天日。
然而，中共使用人肉戰略和人肉戰術，則人命何來？我要告訴大家的是：從農村而來。由於中共一手高舉著西方的共產主義思想，一手又採取了「實行分田分地」的欺騙策略，因而才獲得了窮苦農民、特別是農村中流氓無產者的支持。這樣，毛澤東旨在打天下的農民戰爭，便獲得了他所需要的廣大兵源。
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毛澤東就在他的「五四指示」裡面指示說：「三個月的經驗證明……凡深入和徹底地解決了土地問題的地方，農民即和我黨我軍站在一道反對蔣軍進攻，凡執行得不堅決……，農民即站在觀望地位。各地必須在今後幾個月內，不論戰爭如何忙，都要堅決地領導農民解決土地問題。」
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日，毛澤東又明確指示說：「在一切土地問題已經解決的地方，除少數反動分子外，應對整個地主階級取緩和態度。……藉以減少敵對分子。」毛澤東就是這樣地既解決了打內戰的兵源問題，又解決了地主富農對中共發動內戰「必然要進行破壞」的問題。中共意在打江山的這一場農民戰爭，也就勝券在握了。然而，參加了和支持了中共發動內戰的中國農民，他們究竟得到了什麼呢？那些因中共要打內戰才「欣遇」過中共「緩和態度」的地主富農們，命運又將如何呢？前者以他們成為共產農奴和被餓死數千萬人命的歷史命運，作了最為痛切的回答；後者則以轉瞬之間便被鎮壓了二百餘萬的歷史慘劇，為毛澤東和中共在中國大陸全面復辟和建立專制極權統治，而成為最早的一批慘死者和犧牲品。
這就是歷史的慘痛回答。
中共打贏內戰的第四個手段就是不惜出賣祖國權益以爭取「俄援」。
我要告訴大家的是，中共打內戰的本錢，一是靠八年不抗戰所積累，二就是靠出賣祖國的權益向我國的世仇大敵蘇俄所換取。
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日，中共代表林彪、高崗、彭真、謝覺哉、李富春和蘇聯代表米高揚、康斯諾夫、高爾金、哈爾更、巴布諾夫曾就軍事援助中共一事，於哈爾濱簽訂了《哈爾濱協定》。
「協定」一是中共承諾蘇聯對我國東北陸路和空中交通享有特殊權益。二是中共應對蘇聯提供有關中華民國政府和美軍在中國行動之情報。三是中共應以東北物產包括棉花、大豆及其它戰略物資，除去本地所需用者外，全部供應蘇聯。中共允諾中國遼寧、安東等省特別規定區域，劃歸北韓軍隊駐紮，並在將來適當時期併入朝鮮。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中共又在莫斯科與蘇聯簽訂了《莫斯科協定》。該「協定」的主要條款，一是蘇聯有優先開採中國境內礦產的權力。二是蘇聯有權在中國東北和新疆駐紮軍隊。三是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時，中國軍隊應依靠蘇聯軍隊作戰。四是蘇聯可將遠東情報局設於中國。五是如果歐洲爆發包括蘇聯在內的戰爭，中共應派遣遠征軍十萬人及勞工二百萬人支援蘇聯參戰。
中共因此而獲得了二次大戰中美國援助蘇聯的、價值三十四億美元的武器，獲得了飛機、大炮、坦克，裝備了十一個現代化的師，訓練了三十萬原漢奸軍隊，甚至使得部分蘇聯紅軍成為中共人民解放戰爭的「指揮官」，直至成為中共解放軍的空軍和坦克兵。
所以，中共絕不是以「小米加步槍」便打敗了國民黨，而是以現代化的軍事力量，並在共產主義革命的旗號下和蘇聯的支持下打贏了那一場內戰。
第五個手段，中共靠的是二十餘年實行「挖心戰術」所獲得的重大成就，才打敗了國民黨。
中共建黨後曾四度打入中國國民黨和中華民國政府。兩度公開兩度隱蔽。第一度是在蘇俄命令和指使下直接加入中國國民黨，公開參加廣州國民政府，竊據了國民黨和廣東革命政府許多高級職位，把持了國民黨和國民政府大部分各級地方組織。
第二度是在國民黨清黨和蘇俄在中國直接領導的共產革命失敗後，中共曾利用一度打入國民黨所留下的關係和影響，打進甚至掌握了國民黨和國民政府的一些要害部門，尤其是特工部門，不僅為共產黨屢建奇勳，諸如策劃西安事變等等，更為後來深深地埋藏下了一批「有用之才」。
第三度是在抗戰時期，中共重新開始合法地進入各級國民政府和國民黨軍隊，布下了重重關係，用毛澤東對重慶地下工作的指示來說，就是「隱蔽精幹和長期埋伏」。中共本期對國民黨的挖心極為重要，猶如第一期一樣，是在合法的幌子下，更在中共因不抗戰而能夠長期全力以赴的情形下進行的，所以才為後來中共發動內戰和打贏這一場內戰，在國民黨和國民政府中布下了「天羅地網」，暗結了一條「看不見的戰線」。大家都知道，中共有一部電影的名字就叫做「看不見的戰線」。
第四度是在中共所謂的「解放戰爭」時期。由於中共於前三度已經在敵人內部建立了一條極其深入的「看不見的戰線」，這一條戰線，既能直達蔣介石身邊，如擔任國防部作戰次長、掌握了國民政府調動軍隊大權的中共地下黨劉斐中將。所以，當國軍連自己還不知道要被調動時，延安就已經得到了情報，並據此而擬好了「必勝」的作戰計劃。
所以，「解放」後，毛澤東才會表揚劉斐是解放戰爭的真正功臣。又如胡宗南的機要秘書和親信隨從熊向輝，因能將胡宗南大軍決策進攻延安的計劃，準確地通報周恩來和中共中央，所以，胡宗南打進延安時，所得到的才是一座空城。為此，周恩來曾經欣然地說道：「蔣介石的作戰命令還沒有下達到軍長，毛主席就已經看到了」。
長期擔任中共中央保密局長的楊尚昆，在一九八九年九月十四日《人民日報》上發表題為「紀念李克農誕生九十周年」的文章時，曾坦白地承認：「為配合解放戰爭在全國的順利，我情工人員深入到國民黨的機密決策指揮層內，及時準確地供給了黨中央和軍委及各地區戰略性及動向性的重要軍事情報，為黨中央和毛主席研究戰局，制定解放戰爭的戰略方針提供了重要的依據。使我軍在解放戰爭中對敵人的主要情況了如指掌，始終掌握了戰爭的主動權。」
這一條「看不見的戰線」，如我剛才所說，因它早在抗戰時期，甚至更早，就已經被不抗戰而有充分時間從事「挖心」的中共將它布置妥貼，所以，當中華民國政府在內戰中一旦陷於窘境時，國民革命軍中形形色色的原地方軍事勢力，也就是哪些曾朝附夕叛的地方封建軍閥們，就叛變的叛變，反戈的反戈，「起義」的「起義」，逃跑的逃跑。看上去都是臨極而生變，實際上早已暗通款曲，只等時機罷了。中國大陸出版的《國民黨起義將領》一書，就把中共如何長期勾結這些殘餘封建勢力的行經描寫得栩栩如生。
當然，中共打贏內戰和打贏國民黨，還有一些其它的因素，有的，屬於國民黨和國民政府自身的一些原因，我已經在前面講過了；有的，則為毛澤東和中共打內戰的智慧和才幹所決定，對此，中共及其御用的歷史學家們，甚至是御用的文人們，也都是肯定的肯定，歌頌的歌頌，早已是不亦樂乎，自然也就用不著我來湊熱鬧；有的，自然是來自人民和中國知識份子自身的原因，我在《誰是新中國》一書中，也已經作了詳細的論述。
這裡，也就不再多說了。但我只想再多說一句的就是：各位華僑和留學生朋友們，雖然中共就是這樣地打贏了內戰，打贏了國民黨；但打贏了國民黨和內戰的中共，又給我們的民族、國家和人民帶來了一個怎樣的命運呢？這，雖然也無需我再講下去，但，卻又最應該是由我們所有中國人都來加以沉痛反思和深刻認識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