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0月，古城南京。
與眾多開國元勛後人生活在北京不同，張聞天的獨子、72歲的張虹生在這裡安靜地居住著。
循著張虹生提供的大鐘新村住址找過去，沒想到，家裡沒人。直到老人的外孫放學回家，才知道這是他女兒的家，他本人不住這裡。我直奔張老現住處。
「你可能不相信，這是我租的房子。」看我對這個簡潔的新居一臉好奇，張虹生告訴我。
採訪一直持續到晚上。但是，關於張聞天的一切我們只談到了皮毛。對於這樣一個經歷曲折、思想深邃的歷史人物，我們需要時間。
次日，我們繼續。張虹生記憶中的父親一點點重新清晰起來。
「父親去世後，骨灰盒上連名字都沒有，而且沒入殯儀館正廳。」張虹生說，「父親的日記交了上去，我自己也無法看了。思念起父親，有時候想起的是傷心的往事。有時候想翻翻父親的日記和讀書筆記，但是，都已經不可觸及了。」
調離外交部、調離中國社科院經濟所、遣送至廣東肇慶、遷居無錫……在兒子眼中，變故一次次地打擊著張聞天，「官越做越小」。
張虹生很少談父親：「我一直沒有寫關於父親的文章，因為母親不讓我寫，她說兒女寫父母永遠沒有說服力。的確是這樣，不用說兒女寫，本人寫的自傳很多都沒有說服力。第一，根據現在寫過去，得用現在的要求去寫；第二，有的地方可能自我吹噓。」
圖書館裡的一個普通工作人員
我10歲才和父親第一次見面。
1939年，我出生在新疆迪化（今天的烏魯木齊）。我出生時，父親還在擔任著日理萬機的中共中央總書記職務。我出生後不久就被寄養在迪化八路軍辦事處，由一位幹部的母親照管我的生活。母親隻身回到了延安。
1949年，東北局勢日趨穩定後，我才被警衛人員送去見父母。那年，我已經10歲了。因為我從小聽過許多英雄故事，所以沿途老打聽我父親是不是司令員。當聽說是什麼書記時，連連說不好，還是司令員好，佩手槍、騎大馬……
第一次見到父親時，發現他沒有盒子手槍，也沒有騎高頭大馬，真有些失望。但後來發現他和媽媽每天是坐小汽車去上班的，感到這汽車比我坐過的馬背搖籃要好，特想去試一試。但父親不許。
那時候，家裡有勤務員、警衛、保姆等，完全可以照顧我的生活，可父母不讓。從小學5年級開始，生活上的一切事情都得我自己干。當時，我認為他們對我嚴到不近人情是不喜歡我。
1979年，父親平反後，組織上為了落實政策，有意讓我回北京，順帶照顧母親。當時我是很想回北京的，但母親不同意，調函都到我手裡，母親卻又退回去了。
這種情況在文革之後可以說是獨一無二的。
我也沒什麼說的，因為我已經習慣了。他們都跟老百姓比，老百姓能做到的，你就該做到，做不到就是你有特殊化思想。他們在這方面特別注重。
母親到中紀委工作後，把我看得很緊，決不允許有任何特殊化，甚至連我評職稱都干預。她固執地以為，只要工作表現好，不用申請，「自然就會被選上」。
我在南京大學工作的20多年裡，再沒申請過職稱，也沒幸運地被自然而然地選上。一直到退休，我都只是學校圖書館裡一個普通的工作人員。
後來，我才慢慢理解父母。
在我頂著「右傾壞學生」的帽子在新疆勞動以後，我才知道在大躍進問題上、廬山會議上，我父親沒錯，他是對的。勞動之餘我借了不少書看，慢慢地久了，我和父親的思想就接近了。
父親1967年後沒有工作。我從新疆回來，他對我特別好，這時候才真正顯露出來他的父愛。他很關心我的生活，知道我工資低，撫養小孩困難，在肇慶監管時，他還從每月120元的生活費中扣下15元補貼我家用。平日裡，他除了看書寫作外，喜歡跟我在一起討論問題，經常把我叫到身邊。這個父愛是說不出來的，對我很慈祥，但是生活上還是很嚴，一直到他去世都是這樣。
我沒有任何父親的遺物，都捐了。我父親後來的筆記、日記等原稿，我想留著，我媽不讓。捐出去後，我現在也看不到這些日記了，我不是黨員，不能隨便看。
現在回想起來，如果文稿在我手裡，想要的可以來複印，這樣對父親的研究會更透徹。但是現在不解密、不讓看。比如，我父親在外交部這一段歷史，外交部不讓看，因為牽扯到我父親的外交觀和當時執行的外交觀不完全一樣。比如說，和平與戰爭的問題，我父親的觀點是世界的趨勢是和平的，他說，我們起碼能爭取10到20年的和平，而10到20年的和平爭取到了之後，世界大戰就更難爆發。毛澤東則一直強調戰爭和備戰。
其實，父親的日記我也沒看過。他的日記很多，最寶貴的是16本日記，記錄了從廬山會議以後到經濟研究所的經歷，後來抄家時被封存了，據說遺失了不少。
在我的印象中，父親始終過著「標準鍾」一般的乏味生活，除去必要的應酬，只要在家，幾乎全泡在書房裡，足不出戶。每次周末去學校之前，等到我跑去向父親告別時，我甚至只能隔著房門，說上一句：「我走了。」好一會，房門內才傳出一句：「知道了。」
被遮蔽的總書記
回顧父親的一生，一個繞不開的人物就是毛澤東。
1934年1月，父親在中共六屆五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2月，在中華蘇維埃二大上當選為中央政府人民委員會主席。
當時，毛澤東沒有實權。我父親的人民委員會主席，相當於現在的總理，下轄12個部。
原來毛澤東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執行委員會主席，同時是人民委員會主席，擔任兩個職務。我父親替代他當了人民委員會主席之後，共產國際是相當不滿意的。共產國際對我父親一直不大欣賞，說是我父親在蘇聯的時候就不那麼聽話。
毛澤東後來掌了權，在於他有幾個特長。第一是他指揮打仗確實行，比我父親強；第二是共產國際一直支持他。
在中共黨史上，有一段洛（洛甫，即張聞天）毛合作的歷史。1935年1月，遵義會議召開了。毛澤東曾經說過當時只要能爭取到張聞天，問題就解決了一大半。在遵義會議上，博古作正報告，周恩來作副報告，張聞天作反報告，然後是毛澤東發言。父親在反報告中把博古的報告批了一通，這個反報告是毛張合作的結果。因此，毛澤東在中共七大上講：「沒有洛甫、王稼祥兩個同志從第三次左傾路線分化出來，就不可能開好遵義會議。」
但是，現在一直說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的領導地位。實際上遵義會議既沒有確立他在黨內的領導，也沒有確立他在軍事上的領導。遵義會議上大家選的總書記是我父親，我父親當時不肯當，一再推辭，所以遵義會議上最後沒有做決定。毛澤東只是在遵義會議上由於我父親的提名和大家的支持進了政治局常委，四個常委他是排名最後的一個。我父親到延安以後給共產國際匯報黨的組織機構時也是這樣寫的。
從1935年春遵義會議，到1938年秋六屆六中全會，將近4年，父親一直是中共中央的總書記，六屆六中全會以後才逐步把這個職務交給毛澤東。
1937年3月22日，遵義會議的出席者、當時任紅三軍團政委的楊尚昆同我母親談話，對這個重要史實作了明確的說明。楊尚昆說：「遵義會議以後，不知你們注意沒有，有一段時間沒有總書記。這是什麼原因呢？這是因為聞天同志謙虛，再三推辭。毛澤東同志也說自己參加軍事指揮較好。於是這個問題就擱置起來。拖了20來天，不能再拖了，中央常委作出決定，聞天同志這才挑起這副擔子。張聞天當時當總書記，是得到大家擁護的。」
中央黨史出版社2005年8月出版的《張聞天圖冊》，以「在總書記崗位上」為標題，明確記述，張聞天遵義會議「當選為黨中央總書記」。《張聞天傳》修訂本中單辟「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一節。書中還加了一條較長的注釋，列舉張聞天、周恩來、鄧小平、彭德懷、楊尚昆、伍修權等六位遵義會議參加者關於張聞天任總書記的說法作為根據。
1938年8月，王稼祥從蘇聯回國，傳達了共產國際的意見，中國共產黨應以毛澤東為首解決團結問題。而當時毛澤東只是軍委主席，還不是總書記。父親就跟毛澤東說，我把總書記職位讓給你。但是毛澤東要父親將總書記繼續當下去。
從那時起，父親雖然形式上還主持中央會議，但實際權力都交給毛澤東。
我父親跟毛澤東的過渡是非常平穩的。後來好多幹部講，那時候我父親讓權給主席是對的，那時候主要是戰爭時期，軍事是主要的。
有人提出說：不爭權的張聞天為何在1938年與毛澤東關係惡化？其實父親跟毛澤東並沒有分裂，只是父親反對他跟江青結婚而已。
1938年秋，毛澤東要與江青結婚，中央的幾位領導向父親反映，希望他出面做做工作。父親覺得很為難：結婚是個人私事，別人不便干預。父親經過反覆考慮，以個人名義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信寫得比較婉轉，大意是：你同賀子珍合不來，離婚，大家沒有意見，再結婚也是應該的，但是否同江青結合，望你考慮。因江青在上海是演員，影響較大。這樣做，對黨對你，都不大好。聽說毛澤東讀完後當場把信撕了，說：「我明天就結婚，誰管得著！」第二天就在供銷社擺酒席兩桌，父親自然不在邀請之列。
據《楊尚昆回憶張毛交惡》，尚昆叔叔說，在延安毛主席最不滿洛甫的一件事就是反對他和江青結婚。後來，他們兩個關係就越來越僵了。
為這事，我母親還說過父親，說你為什麼以個人的名義寫信呢，以中央的名義多好呢。
父親的最後歲月
「文革」開始後，在北京的父親，遭到了一次又一次批鬥，並被「監護」了523天。1969年10月，解除「監護」，遣送廣東肇慶，開始了嶺南的流放生活。
父母被遣送廣東肇慶實施軟禁時，上面通知：張聞天的名字停止使用，另取化名，對外保密。父親說，既然我是普通人了。就叫「張普」吧。「張普」這個化名一直伴隨到他含冤去世。
1973年，我去看父親。當時，父親的冠心病已經很嚴重了，除了隔日與保健醫生下盤象棋，幾乎沒有其他活動。見到我，他又開始談論國家經濟政策。
現在回想起來，印象最深的場景就是我從肇慶回新疆，他很捨不得，一直送我，送到半路他走不動了，坐在路邊大口地喘氣，雙手捂著胸口，面色發紫。我自己去的碼頭，他一直在那兒看，看著我走遠。我回頭幾次看，他一直在那兒看，那是一種深沉的注視、使人心碎的注視。30多年過去了，至今我仍記憶猶新。而以前，父親從來不送我。
從1972年起，父親曾多次給中央和毛澤東寫信，要求回北京治病，石沉大海；要求回家鄉上海養老，但同樣得不到批准；1975年4月，他再次寫信要求遷往離上海近一點的蘇州或無錫居住，終於獲准。
但當他到達無錫時，他的生命只剩下不到一年的時間。
1975年，我幫父親搬家到無錫。一個月後，我要帶著小女兒回新疆了，臨行前父親拉著小孫女的手一再說：「真捨不得你走啊。」但是，父親想留下孫女也沒辦法。
一年後的7月1日，父親突發心臟病去世。不許召開追悼會，母親準備的花圈上也只能寫「獻給老張同志」。骨灰盒上的名字不能寫張聞天，還是寫著「張普」。
父親去世的時候我還在新疆。我接到江蘇省委發來的電報說父親病重，我深感不妙，急忙請假往回趕。
由於路途遙遠交通不便，我趕到無錫時，父親已經去世十幾天了。我這個他唯一的兒子竟連他的最後一面也沒見到，真是欲哭無淚。
等我見到母親時，父親已是殯儀館雜物間裡的一盒骨灰。
我回去的第二天，母親帶我去看父親的骨灰，放在一個很小的儲藏室里，不准進正廳。就他一個人單獨地被放在儲藏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