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1月28日，鄧小平赴滬進行了多次視察，針對上述批評發表了一系列談話。但隨之而來的是新一輪批鄧潮流。88歲的鄧小平雖然來日無多，但他不能不迎戰，他又一次秘密南巡。這次南巡是有風險的，鄧小平深知這一點。
上世紀90年代的深圳(圖源：Getty/VCG)
南巡背景：改革面臨挑戰
1989年北京政治風波以後，大批外國投資者離開了中國，1989年七八月間，我與同事葉奇元到天津開發區採訪，若大的開發區賓館只有我們兩個人住，整個開發區沒有見到一個外國人。在對外開放面臨困境的同時，批評改革的聲音也很強烈。
當時有的報刊批判改革的政策和方向：說改革的「市場取向」就是「資本主義取向」；說「市場化」是「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主要內容」；說股份制是資本主義的企業組織形式；說「國家調控市場，市場引導企業」，違背了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原則。這這些批判文章還把這些年出現的一些問題都歸結到改革頭上。在實際工作中，改革也出現了停頓和倒退。
面對改革形勢的逆轉，1991年1月28日，鄧小平乘專列抵達上海。他在上海進行了多次視察，針對上述批評發表了一系列談話。他說：「有些同志總是把計劃經濟等同於社會主義，把市場經濟等同於資本主義，……計劃和市場只是資源配置的兩種手段和方式，而不是劃分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標誌。資本主義有計劃，社會主義有市場。」他說：「我們在開放問題上要有一個新的思想解放，九十年代上海開放要邁大步子，必須要有一系列嶄新的思路，敢於冒點風險，做前人沒有做過的事，……例如開發浦東，設立保稅區，實行進入自由，免徵出口稅等帶有自由港性質的特殊政策，對於這些造就『社會主義香港』的嘗試，如果我們仍囿於『姓資還是姓社』的詰難，那就只能坐失良機。」
3月2日、12日，4月12日，上海的《解放日報》在一版頭條位置，以「皇甫平」的署名，連續發表了三篇評論，轉述了鄧小平過年在上海談話的內容。北京的報紙應當知道「皇甫平」幾篇評論的思想來源，但不加理采。有的報刊還組織了批判。針對鄧小平談話中不要「囿於『姓資還是姓社』的詰難」的說法，有人提出了「兩種改革觀」的問題，認為有「堅持社會主義方向的改革」，也有「自由化即資本主義化的改革」。號召人們要對後一種改革作堅決鬥爭。有一篇題為《問一問「姓資還是姓社」》的文章第一段就說：「實行改革開放要不要問一問『姓資還是姓社』？這是一個被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弄亂了的重要是非問題，至今仍有些論者把『姓資還是姓社』的詰問指責為『保守』、『封閉』的觀點，主張予以拋棄。看來，『姓資還是姓社』究竟該不該問，還是一個值得討論的現實問題。」這篇文章的結尾直指鄧小平：「對於那種不許問姓資姓社的觀點，人們也不妨問一問：它所代表的思想傾向，究竟是『姓社還是姓資』？」
在高聲呼喚「姓資姓社」，在強調「兩種改革觀」的同時，防止和平演變一度成為主流思想。有人認為應當將「反和平演變」提到和經濟建設同等重要的地位。這樣，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的「以經濟建為中心」應當變成兩個中心，「反和平演變」也應當成為一個中心。中央黨校辦起了反和平演變學習班，學員是省委書記和中央部長。還準備在農村重新搞「社會主義教育」。反和平演變將要壓倒改革開放。「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面臨挑戰。
這些，實際是新一輪批鄧潮流。面對這一潮流，他最擔心的是改革開放事業夭折。
南國捲起「鄧旋風」
鄧小平不能不迎戰這一潮流。他88歲了，來日無多。他要最後一搏，決定又一次南巡。
他這次南巡是有風險的。他沒有任何職務，只是一個普通的中共黨員；他沒有同中央打招呼，是「秘密南巡」；他談話中有些內容的批評台上的人；他這次南巡主要是批「左」，也就是批評黨內的傳統力量。鄧小平知道風險。他對身邊的人說：「擔心不是沒有道理，但我要冒一冒險。不冒一下，什麼事也別干，什麼事也幹不成。」
1992年1月18日到2月21日，鄧小平帶著全家老小，視察了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沿途發表了很多針砭時弊、富有衝擊性的談話。
鄧小平在南巡講話中，首先針對想把「一個中心」（經濟建設）變為「兩個中心」（經濟建設和反自由化）的那種思潮。他說：「要堅持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關鍵是堅持『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基本路線要管一百年，動搖不得。只有堅持這條路線，人民才會相信你、擁護你。誰要改變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老百姓不答應，誰就會被打倒。……說過去說過來就是一句話，堅持這條路線方針政策不變。」
南巡時鄧小平對企圖否定三中全會路線的人發出警告之後，批評了在改革開放中縮手縮腳的行為。他回擊了「兩種改革觀」的指摘，解除了長期禁錮人們思想的緊箍咒——姓「資」還是姓「社」。他說：「改革開放膽子要大一些，敢於試驗，不能像小腳女人一樣。看準了的，就大膽地試，大膽地闖。」「改革開放邁不開步子，不敢闖，說來說去就是怕資本主義的東西多了，走了資本主義道路。要害的是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判斷的標準，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要敢闖，往哪裡闖？鄧小平點破了中國改革中最敏感的禁區－－市場經濟。針對有的報刊還批判改革的「市場取向」，鄧小平再一次強調一年前在上海的話：「計劃經濟不等於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
鄧小平批評了左派理論家，他說：「現在有右的東西影響我們，也有左的東西影響我們，但根深蒂固的還是左的東西。右可以葬送社會主義，『左』也可以葬送社會主義。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左』。」
鄧小平南巡雖然有風險，但不是沒有底。他雖然沒有當軍委主席，但還有支持他的楊尚昆兄弟執掌軍隊。鄧小平南巡的時候，主持軍隊工作的楊尚昆緊隨鄧的身邊。鄧在深圳期間，多次和楊尚昆在媒體上同時亮相。2月1日，鄧小平到上海，楊尚昆也到了上海。除夕，鄧楊二人「同上海黨政軍負責人和各界人士歡聚一堂，共迎過年。」明眼人一看便知，鄧、楊的這些舉動和媒體的著意宣傳，是顯示軍事力量為鄧的南巡「保駕護航」。
南方颳起了「鄧旋風」。香港報紙當作一件大事作了充分報導。可 大陸報紙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沒有聲息。在北京，從南方傳來了大量的鄧小平南巡的小道消息。過年期間探親訪友，鄧小平南巡是主要話題。人們傳閱2月4日上海《解放日報》的一篇評論：《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要講一百年－－壬申元日感懷》。這篇評論透露了南巡講話的一些精神。2月24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社論：《改革的膽子再大一點》。這是中央報紙第一次正式肯定了鄧小平南巡講話。
在1990年、1991年反和平演變中受到壓抑的改革派開始了全面反攻。北京的理論研討會又多了起來。堅持計劃經濟的人沉默了，「反和平演變」的風潮平息。改革派接二連三地「收復」了北京政治風波以後的「失地」，精神振奮。他們認為，這是繼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的第二次思想解放。市場派的經濟學家們忙得不可開交，他們到處作報告，大量發表文章。思想界、文藝界、新聞界的名人們都站出來寫文章、作演講，對左派進行討伐。
鄧小平南巡的衝擊波改變了北京政治力量的對比。2月28日，中共中央整理了這個講話的要點，以中共中央1992年2號文件下發到縣團級黨委，要求傳達到全體黨員。中共中央認為，這個講話，不僅對當前的改革建設，對開好黨的十四大，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導作用，而且對整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實際上，這一年10月召開的中共十四大，就是以鄧小平的南巡講話為指導思想。
鄧小平南巡的兩面影響
鄧小平南巡阻止了經濟改革的逆轉，加快了向市場化推進的速度。另一方面，鄧小平南巡在政治上完全放棄了他在1980年和1986年關於政治改革的承諾。放棄了他在1980年的「從制度上保證黨和國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的提法。他在南巡講話中強調：「在整個改革開放過程中，必須始終注意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十二屆六中全會我提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還要搞二十年，現在看起來，還不只二十年。」針對有人對「六四」事件的批評，他說：「依靠無產階級專政保衛社會主義制度，這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基本觀點。運用人民民主專政的力量，鞏固人民的政權，是正義的事，沒有什麼輸理的地方。」黨內傳統力量借鄧小平這些談話，使改革倒退：「政治改革」成了敏感的詞語；差額選舉變成了等額選舉；各省人大主任由省委書記兼任，人民代表大會的監督職能實際被取消；經濟工作中行政干預進一步加強，市場化程度削弱。
鄧小平南巡講話有兩個相互矛盾的結果，一方面使經濟體制向市場化大步推進，經濟高速發展，社會財富越來越多；另一方面，原有的權力結構不斷強化，群眾參與政治的機會減少，對公共權力的制衡的力量越來越弱。這兩方面造成的結局是：「不完善的市場經濟加上缺乏制衡的政治權力」，也可以稱為「權力市場經濟」。權力操縱、控制市場運行，權力進入市場交易。權力市場經濟最大的問題是社會不公正，社會分裂為強勢群體和弱勢群體。強勢群體是權力和資本結盟的群體。少數權勢家庭占有社會財富相當大的部分。弱勢群體受到盤剝。從1990年代中期開始，社會矛盾日益尖銳，至今成為困擾中國的難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