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案是1955-1956年轟動中國的一件大案，此案的公布離「胡風反革命集團案」不久，使中國知識界和廣大幹部群體大為震驚。在「丁、陳」一案中，周揚固然有其嚴重的責任，但真正的決策者是他身後的中共最高領袖毛澤東。毛澤東對丁玲的反感有歷史原因，也有現實原因，還有更深的思想原因。本文原題為《從丁玲的命運看革命文藝生態中的文化、權力與政治》，是高華為徐慶全所著《革命吞噬它的兒子——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案紀實》一書作的序言。
2006年春我在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客座，工作之餘，都要去「中國研究服務中心」查找資料，恰逢徐慶全也在那兒訪問，為他的有關丁玲的新書做資料補充和修改的工作，我們經常在一起談論丁玲，談論圍繞丁玲的風風雨雨。不久我就讀到慶全的書稿《革命吞噬它的兒子——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案紀實》，立時發現這是一本非常有創意，有深度，以新的視角考察「丁陳公案」的學術著作。下半年，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正式決定出版此書，慶全囑我為他的新書作序，我雖應之，卻也惶然，實在是因為丁玲的人生經歷太複雜，圍繞丁玲的一切也太複雜，不由得勾起我對自己「認識」丁玲的歷史的回顧。
中國著名作家丁玲一直為中共最高領袖毛澤東賞識，但這位毛澤東思想的忠實追隨者卻在1950年代中期被打成「反黨集團」，文革結束後，八十高齡的丁玲在洗清自己罪名時仍面對種種波折（圖源：VCG）
丁玲的一生凸顯了20世紀中國左翼知識分子歷史的基本命題
我知道丁玲的名字還是在文革前，一次偶然的機會，從一本舊雜誌上讀到姚文元一篇批判「大右派」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記》的長文，幾十年過去了，那篇文章給我留下的印象只有兩點：丁玲有一個「反動思想」，叫做「一本書主義」；另一點則是，丁玲是從一個「靈魂腐朽的極端個人主義者」，最後「墮落為反黨大右派」，自那以後，丁玲的名字就印在了我的腦海。不久文革爆發，在那混亂和知識貧瘠的年代，我通過各種努力去尋找書本，我讀了包括丁玲的小說和散文在內的許多五四和30年代的文學作品。1970年，我又從一本舊刊《文藝報》上讀到《再批判》和隨刊登載的王實味的《野百合花》和丁玲的《三八節有感》等，心靈受到強烈震撼。而此前看到的造反派編印的《文藝戰線兩條路線鬥爭大事記》一類小冊子上明確寫道：《再批判》為毛澤東主席在1958年親筆所寫。
1978年，我考入大學，雖然在歷史系學習，但對20世紀中國左翼文化運動史一直抱有興趣，我去中文系全程旁聽了「中國現代文學史」等課程，還長期訂閱一份《新文學史料》。丁玲復出後的新作如《「牛棚」小品》、《杜晚香》、《魍魎世界》等，我幾乎都曾找來翻看。我還買了丁玲的文集、自傳、遊記和有關她的幾種傳記及研究論著，包括大陸、海外和國外學者寫的不同版本。
我關注丁玲和革命文藝史，都是出自思考的興趣，這就是丁玲和革命的關係，20世紀的中國革命文學和革命政治的關係等問題。當我讀了丁玲一系列的作品後，我的困惑仍然沒有得到解答：丁玲分明是一個左翼作家，為什麼會被打成「反黨集團」的頭子和「大右派」？丁玲如此追求革命，可是為什麼「革命」會和她一直「過不去」，一定要把她吞噬？丁玲蒙受了幾十年的苦難，為什麼在文革結束後，她不能像巴金等人那樣，對「革命」作出反思等等？若干年後我再看丁玲，竟然發現她的一生是如此具有張力，如此具有戲劇性，她的一生凸顯了20世紀中國左翼知識分子歷史的幾個最重要的命題：革命與知識分子，革命與人性改造，革命與革命隊伍內部的鬥爭，革命政治的懲戒機制和知識分子的關係等等。
徐慶全的新書實際上從歷史的角度都涉及到以上的問題，他的書的標題就是「革命吞噬它的兒子」。他所討論的「丁、陳反黨集團案」在丁玲的一生中是一個轉折點，在這之前，丁玲是共產黨文藝高級官員，也是一位中外聞名的大作家；在這之後，丁玲從「反黨集團頭目」、「大右派」一直滑向北大荒，再淪為監獄的囚犯，下墮到黑暗的深淵。徐慶全的新著運用豐富的歷史資料，詳細考察了「丁、陳反黨集團」的成因、丁玲的性格與「歷史問題」與革命體制的衝突，丁玲被處罰的機制運作等等前人研究較少觸及的方面，其所論述都具開創性，這是一本以專題和實證研究的方式，詳細考察革命文學家與革命政治體制的關係以及革命政治運作等重大問題的力作。我在這裡想就丁玲及相關的一些問題再說一些話，權當是讀了慶全新著後的一些感想。
革命新政治文化轉換的文化意義
「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案是1955-1956年轟動全國的一件大案，此案的公布離「胡風反革命集團案」不久，使全國知識界和廣大幹部群體大為震驚，也在國際上造成影響，因為丁、陳均是著名的共產黨員作家，尤其丁玲，早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就在文壇享有盛譽，一些作品還被翻譯成外文，在國外流傳。丁、陳以後都去了延安，丁玲在建國後更擔任了宣傳、文化方面一系列重要職務。丁、陳被打成「反黨集團」後，「問題」升級，在1957年雙雙被打成「右派」，丁玲被送往「北大荒」勞改，文革中被投入監獄，1975年釋放後又被流放到山西農村，一直到1978年後，才返回北京。陳企霞也被貶謫基層，先在河北省灤縣國營柏各莊農場三分場勞動改造，後調杭州大學，受難多年。
丁、陳為什麼會遭如此之災難？幾十年來眾說紛紜，眾所周知，出面打丁玲的是周揚，自30年代初開始，周揚就在上海「左聯」呼風喚雨，1942年後，成為毛的文藝理論的權威解釋者和黨的文藝方針政策的首席發言人。建國後，周揚統領全國文藝界十六、七年，不同資料都顯示，周揚作為建國後「文藝戰線」的頭號人物，對50年代後的歷次政治運動對中國文藝界所造成的巨大災難負有直接的責任，經他的手落難的文人不計其數，以致於海外長時間普遍把他看成是中國的「文藝沙皇」，國內文人則囁於他的熏天的權勢，不敢怒也不敢言。直到文革，毛飭封中宣部「閻王殿」的惡號，周揚被拋出，被扣上「閻王殿」「二閻王」（「大閻王」是中宣部部長陸定一）的罪名，周揚的「文藝沙皇」的形象也就被固定化了。人們普遍認為是周揚心胸狹隘，妒賢嫉能，利用權勢和極左的政治大氣候，一舉把才華橫溢的丁玲打入地獄。
人們的這種看法甚至還有更有說服力的歷史依據：早在30年代的上海左翼文學圈，周揚就有搞宗派主義，「唯我獨左」，盛氣凌人的特點，並曾受到魯迅的尖銳批判，此更加證實人們的看法，於是人們對周揚反感、厭惡，而對丁玲抱有普遍的同情。
但是事實更為複雜。對於丁、陳的受難，周揚肯定要負相當大的責任，他長期蒙受信任，被委任把守一方，形同一路諸侯，對上奉命唯唯，對下則具有一個「文藝總管」所有的「權威主義」的不良的方面，甚至有論者認為他對丁玲的文學成就也懷有某種程度的嫉妒。但是，周揚如果沒有得到支持或批准，他怎麼能夠把具有國際重要影響的大作家丁玲打成「反黨分子」和「大右派」？70年代末，周揚在與美籍華人作家趙浩生談話時不無自謙地說道：他只是「毛主席的留聲機」，許多人還以為周揚是在推卸責任，現在才知道周揚說的不完全是玩笑的話，如此，人們也能更好的理解周揚說過的這段話了：「整風以後我寫的文章很多都是主席看過的」。近十多年來披露的歷史資料在一定程度上也印證了周揚說過的這些話：把胡風等打成「反革命」，把丁玲、馮雪峰整到那個程度，「都與毛澤東說了話，寫了批語有關。」（于光遠：《周揚和我發表以後》，載《周揚和我》，第84頁，香港時代國際出版公司2005年出版）在「丁、陳」一案中，周揚固然有其嚴重的責任，但真正的決策者是他身後的最高領袖，就像前蘇聯史達林時代的意識形態總管日丹諾夫一樣，不存在所謂「日丹諾夫主義」，有的只是由日丹諾夫同志宣達的史達林主義。
最高領袖對丁玲的反感有歷史原因，也有現實原因，還有更深的思想原因。在歷史上，左翼文化人和革命的關係一直是一對難於解決的矛盾：左翼知識分子傾向革命，這就和共產黨發生思想和組織的關聯；左翼知識分子還要「民主」和「個性解放」，這就和共產黨的「思想一致性」和集體主義發生矛盾；中國革命的主力軍是「最具革命性」的農民，革命自要滿足和代表他們的利益和心理、情感要求，左翼文化人卻深受五四「改造國民性」等「啟蒙」思想的影響，不思改造自己，反而要去改造農民的所謂「落後」和「愚昧」；革命要前進，離不開思想和組織的高度一元化，更離不開革命的化身——革命領袖的思想和組織領導，左翼文化人卻喜歡高談「個性獨立」和「抽象的平等」，對敬仰和服膺革命領袖的必要性缺乏起碼的認識，更不會像樸實的陝北農民那樣去歡呼「大救星」。丁玲去陝北的1936年，中國革命正處於從俄式革命的道路向有中國特色的革命道路轉換的路口，以農民革命為中心的新政治文化正在形成的過程中，丁玲自己有一段敘述頗生動地反映出這個新政治文化的氛圍：
「在延安的時候，我經常到我經常到毛主席住處去。差不多每次去他那裡，他都用毛筆抄寫自己寫的詩詞，或是他喜歡的別人的詩詞。有一次，毛主席突然問我：「丁玲，你看現在咱們的延安，像不像一個偏安的小朝廷？」我知道他是在開玩笑，就回答他：「我看不像，沒有文武百官嘛！」「這還不簡單呀！」毛主席馬上把毛筆和紙推到我面前，說：「來，你先開個名單，再由我來封文武百官就是了。」我沒有開名單，只是報人名。反正是開玩笑嘛。毛主席一邊寫名字，一邊在這些人的名字下面寫官職，這個是御史大夫，那個是吏部尚書、兵部尚書什麼的，還有丞相、太傅，等等。弄完了這個，他突然又對我說：「丁玲，現在文武百官有了，既然是個朝廷，那就無論大小，都得有三宮六院呀！來來，你再報些名字，我來封賜就是了。」一聽這個，我馬上站起來說：「這我可不敢！要是讓賀子珍大姐知道，她肯定會打我的。」
「另外一次也是我去毛主席處，他懷裡正抱著一個男孩，我們正聊著，小孩突然撒了一泡尿，把毛主席的衣服弄濕了一大片。這時候毛主席不但沒有生氣，反而高興地對我說：「丁玲，你說說，這是不是太子尿呢？」說完，仍然抱著孩子，用一隻手把紙鋪開，竟填起太子尿的詞來了。」（楊桂欣：《丁玲就是丁玲》，載《炎黃春秋》1993年第7期）。
丁玲這段回憶是在80年代初談的，事隔幾十年，她還記憶猶新，正說明延安時期和毛的這些談話給她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象，對於丁玲的上述回憶，自可作出不同的解讀，既可當毛的玩笑話視之，也可將其視為理解某些重大問題的註腳，而從中捕捉、感受、體會到當時革命政治文化流向的變化。
歷史事實證明，30年代中期後，中國革命的政治文化開始了意義深遠的轉換和新的建構的過程，也就是從「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紅色水兵舞」向「逼上梁山」，「林沖夜奔」，「三打祝家莊」轉換。而這個變化的主導者就是毛，他的思想、態度、性格、理想、作風強有力地影響和塑造著這個過程。2002年，中央文獻出版社首次公布了毛在1939年11月7日致周揚的信，毛在這封信中明確說：
「現在不宜於一般地說都市是新的而農村是舊的，同樣農民亦不宜說只有某一方面。就經濟因素說，農村比都市舊，就政治因素，就反過來了，就文化說亦然。我同你談過，魯迅表現農民著重其黑暗面，封建主義的一面，忽略其英勇鬥爭、反抗地主，即民主主義的一面，這是因為他未曾經驗過農民鬥爭之故。由此，可知不宜於把整個農村都看作是舊的。所謂民主主義的內容，在中國，基本上即是農民鬥爭，即過去亦如此，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亦如此。現在的反日鬥爭實質上即是農民鬥爭。農民，基本上是民主主義的，即是說，革命的，他們的經濟形式、生活形式、某些觀念形態、風俗習慣之帶著濃厚的封建殘餘，只是農民的一面，所以不必說農村社會都是老中國。在當前，新中國恰恰只剩下了農村。」（《毛澤東文藝論集》第259-260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出版）
中國革命以農民為主力，以武裝鬥爭為中心，以農村為主要戰場，中國革命的實質就是「農民的鬥爭」，過去黨的領導者博古等不清楚中國革命的這幾個關鍵的問題，直到30年代中期後，黨的多數領導者才對此有了新的認識，但是對於這種巨大深刻的變化在文化上的意義，也就是農民在政治上和文化上都代表「新」，或許只有少數共產黨員才多少有些領悟，潘漢年可能就是其中的一位。1936年秋，丁玲在前往陝北的途中到達西安和潘漢年不期而遇，潘漢年勸她去巴黎為紅軍募捐而不要去保全，但是丁玲沒有接受潘漢年的建議。
潘漢年是老共產黨員，也是革命知識分子，他了解遵義會議後黨內政治生態的變化，也感受到那種革命新政治文化的發育、成長的氣息，他在青年時代有過「創造社」和「左聯」的經歷，對革命政治和革命文學這兩「界」的情況都很熟悉，他親眼看過大革命失敗後，一些革命知識分子從狂熱到幻滅的過程，他也了解丁玲的自由奔放的個性，他給丁玲的建議是最好，也是最適合的，是對丁玲的真正愛護和關心。因為在巴黎，丁玲既可以利用自己的社會聲望為黨做有力的宣傳和募捐工作，也不致使丁玲對革命有近距離的接觸，而一旦和革命有近距離接觸，未經革命烈火長期考驗的左翼知識分子隨時有可能從動搖走向幻滅。
丁玲是堅強的革命者，根據地艱苦的生活條件和她曾長期生活的上海不啻相差萬里，她沒有動搖，更沒有幻滅。然而丁玲和正在形成的強勢的革命新政治文化又有著不小的思想距離，在這個新政治文化中，對農民革命性的突出強調已在事實上取消了對帶著「濃厚的封建殘餘」的農民的「某些觀念形態」進行啟蒙的必要性。丁玲從五四而來，又從五四走向共產主義，思想上還留有濃厚的五四啟蒙主義色彩，這就和革命新政治文化不相兼容，她的《在醫院中》、《三八節有感》在1942年就受到了包括毛在內的中央領導的批評。因為毛的保護，也因為丁玲的名氣大，加之她迅速進行自我批判，又積極參與鬥爭王實味，才被寬諒。之後，丁玲努力改造思想，按照毛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精神進行文學創作，寫出歌頌工農兵的作品，受到毛的表揚，因而在建國初風光了一陣，她的小說《太陽照在桑乾河上》甚至得到了「史達林文學獎」，毛也在建國初到頤和園看望過在那兒寫作的丁玲，還與她泛舟昆明湖上。
無法避免的厄運
但是，丁玲在建國後的厄運卻是無法避免的。毛是「君師合一」型的領袖，特別重視全民思想的改造和重建，在建國初建立革命意識形態新秩序的大變革的階段，毛都是事無巨細，親自領導，親自部署。他派胡喬木以中宣部副部長的身份統領中宣部，領導中宣部部長陸定一；以後又指示胡喬木別管文藝界的工作，委任周揚統領全國文藝界。雖然丁玲和最高領袖的意圖並不衝突，她在建國初的幾次批判文藝界「錯誤思想」的運動中都是衝鋒在前，十分積極的，丁玲在執掌《文藝報》期間，該雜誌對許多作家的作品進行了非常粗暴的批評，引起作家的眾怒，那時丁玲的思想之左，比周揚有過之而不及，可為什麼她還是難逃厄運？
這是因為原國統區的文人、教授都比較老實，置身在建國初萬眾振奮，新中國氣象萬千的歷史轉折的關頭，他們看到那些意氣風發的，來自延安和其它革命根據地的「老革命」、「老幹部」，許多人的內心都有很深的歉疚感，革命理論家用「立場」、「出身剝削階級家庭」和「曾經為國民黨反動政府服務」等幾個概念，就很容易把他們引導到「思想改造」之路。在50年代初的「思想改造」運動中，馮友蘭、費孝通、金岳霖、梁思成、周培源等著名學者都紛紛表示要徹底批判自己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一些著名的大作家，像茅盾、曹禹、老舍、葉聖陶、李劼人等，也都根據革命意識形態的標準，對自己過去的成名作作出修改。相比較而言，比較不順手的反而是那些自認為對革命有功的左派，如胡風，丁玲、馮雪峰等。
長期以來，丁玲就陷入了寫作和做官的兩難之間，經過整風運動，在「工農最有知識，知識分子比較沒有知識」的新型對應性思維認識框架下，最明智的選擇莫過於轉換自己的知識分子的身份，幹革命的實務，才是「幹革命」的正途。當然那個年代的共產黨員，一切服從組織需要，「黨叫幹啥就幹啥」，可是事實上還是存在著某種革命工作的高低排序的，以革命的實務而言，做軍隊工作和保衛工作，最受組織的信任；做根據地的黨和政權的工作，甚至是財經工作，也是重要和光榮的；做宣傳文化教育工作，責任重大，受上級耳提面命的機會多，但犯錯誤的機率也高，負責同志還好，他們雖然也要改造思想，但畢竟更肩負改造下屬同志的思想的責任。至於那些干文字活兒的普通記者、作家，畫家，雖然在進城後都是各級文宣、教育單位的負責幹部，但是在那時，卻是「思想改造」的重點人群，在某些有「大軍事主義」思想的同志眼中，他們也就和吹拉彈唱的文工團員同在一個系列了。
丁玲本來是有可能幹革命的實務的，1936年秋冬她到達陝北後，毛徵求她對工作的意見，丁玲說要去紅軍，毛就委任她做中央警衛團政治處副主任。但正如西諺所說，「性格即人」，丁玲從本質上做不了「官」。抗戰後去延安的一些左翼文人，因各種原因離開了文藝工作者的隊伍，轉型為職業黨幹部，以後的命運都相對較好，但是丁玲的個性和寫作愛好使她永遠當不成一位「優秀的黨務工作者」。一方面，丁玲非常尊敬領袖和其他中央領導；另一方面，她總是去不掉身上的知識分子的味兒，以為自己是在最艱苦的年代投奔陝北，和中央領導同志是患難之交，所以她很難像其他人一樣，擺正關係，在領導面前畢恭畢敬，而是有啥說啥，放言無忌。丁玲也一直留戀她的作家的聲名，始終不能忘懷她的寫作。而那些轉業做黨的工作或軍隊工作的同志，無不很快找到了自己在革命隊伍上下級關係中的位置和一套報告、立正、敬禮等禮儀程序。以後當人們得知他們在青年時代還寫過詩和小說，有的還是「左聯」成員，無不大吃一驚。因為這些負責幹部的言談、性格和作派都已徹底轉換，再無一絲文化人的味兒，他們更不願意別人知道自己還曾是文化人。丁玲的「問題」就是她的個性和她的寫作，她希望以筆為槍，成為革命的主角，可是一寫作就當不成革命的主角，她個人是沒辦法解決這個矛盾的，唯一可以幫助她擺脫這個困境的就是革命領袖的欣賞和保護。
革命領袖對丁玲確實是愛護和關心的，但同時也是嚴格要求的，說到底，革命領袖對丁玲的親善和反感都是政治化的，是超越個人關係而從政治的角度出發的。1936年，丁玲到陝北蘇區，毛真誠歡迎，是那時黨需要像丁玲這樣的大作家來增加黨的聲光；建國初，毛要教育、改造原國統區的知識分子，用的就是周揚、丁玲這批延安文化人。但是建國後的丁玲並不令領袖滿意：儘管經過延安整風的洗禮，但是丁玲的「自由主義」仍然很強，太好出風頭，有所謂「名星意識」。丁玲更沒有周揚那麼順手，很難駕馭，不符合「馴服工具」的標準。而文壇只能有一個「聖旨」宣達人，領袖絕無可能舍周揚而用丁玲。更重要的是建立意識形態的新秩序，不可能在風平浪靜中進行，所謂「不破不立」，批判一兩個原國統區的作家，文人，對社會的震動不大，而把大名鼎鼎的左派文人胡風和他的「同夥」定為「反革命集團」，再揪出黨內的大作家丁玲，則可以讓全國的知識分子受到震動，使他們受到深刻的教育，大大有利於意識形態新秩序的建立和鞏固。
1954年《文藝報》「壓制小人物」正好是一個突破口，善於捕捉戰機的最高領袖迅速抓住此事，再把戰線擴大和延伸。在這個過程中，人們看到的只是周揚衝鋒在前，聽到的是他聲色俱厲地批判丁玲、馮雪峰，卻長久不知道在周揚的後面還有最高領袖的身影。一份當年親歷者的材料透露，1956年冬在中宣部複議丁玲申訴的一次會議上，周揚說：1955年對丁玲的批判是黨中央毛主席指示的。他當時「還在毛主席面前講了丁玲的好話」。在周揚講這番話時，中宣部部長陸定一也在場，他沒有對周揚的話表示異議和反對，而了解周揚的人都知道，以周揚個性、作風和他對毛的尊從，他絕無膽量捏造毛的講話（于光遠：《周揚和我》，第19-20頁）。由此可見，「丁、陳反黨集團案」的真正決策者還是最高領袖。毛何等細心，對往年舊事都記得清清楚楚，連馮雪峰十年前寫的寓言都翻出來，當然不會忘記丁玲在1942年寫的《三八節有感》。老人家順手一併收拾：先用「丁、陳反黨集團案」廢掉了丁玲，反右時再廢了馮雪峰。1958年初，老人家親自動筆，寫了那篇尤如震撼彈，置丁玲於絕境的《再批判》，新帳，老帳一起算，把當年他稱讚過的「文小姐」，「武將軍」一下打入了地獄！
革命懲戒機制的內在邏輯
在這裡有一個現象值得思索，在40年代整風運動結束至建國初，中共黨內已基本不再打「反黨集團」，也不再搞大規模的革命內部的「肅反運動」，全黨上下同心同德，高度團結，迎來了1949年中國革命的偉大勝利。反而在建國後新政權已得到鞏固，特別是在史達林已去世，「向蘇聯老大哥學習」的聲浪高入雲霄，蘇聯開始蘊釀糾正史達林的「肅反」錯誤，已不再用打「反黨集團」的方式來處理思想文化界矛盾的1955年-1956年（1957年7月赫魯雪夫打「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岡洛維奇反黨集團」是蘇共歷史上的最後一次，屬高層政治鬥爭），中國反而重新運用起這種傳統的史達林方式來解決黨內問題和社會矛盾：搞過「胡風反革命集團」後，馬上整「潘漢年、楊帆反革命集團」；「肅反運動」剛過去，又搞出一個有別於蘇聯樣式的「反右運動」；其間還穿插打「丁、陳反黨集團」、「丁玲、馮雪峰右派集團」等一系列「反黨集團」或「右派集團」，從此一發不可收拾。
在這個過程中，丁玲的「歷史問題」成了套在丁玲頭上的一道繩索，所謂「歷史問題」是什麼呢？就是1933年丁玲在上海被國民黨秘密綁架，在1933至1936年被軟禁在南京的這一段歷史。丁玲到陝北後，已向黨組織做過多次說明，在1940年的審干中也由中組部對她的那段歷史作了結論。可是幾年後，丁玲的這段歷史在延安整風、審干運動中又被重新審查，結果給她定了一個「自首」的結論。其依據就是她在1934年被軟禁在南京的期間，曾在國民黨的壓力下，寫過一張紙條，大意是：「因誤會被捕，生活蒙受優待，未經什麼審訊，以後出去後，不活動，願家居讀書養母」，小紙條並沒有一點反共的內容，而丁玲在南京被軟禁期間也沒有發表過任何反共言論。丁玲到陝北後沒有向黨組織交代過這張小紙條的事兒，在1943年審干運動中，主動向黨組織談了這件事，並為此做了自我批判。可是這張小紙條真有那麼重要嗎？為什麼一直被揪住不放？丁玲幾十年的革命生涯還不能夠證明她的「紅」嗎？她在共產黨最艱苦的1936年就去了保全，那時共產黨還沒有將來可能在中國執掌政權的跡象，依丁玲的「名氣」，她完全可以在北京、南京、上海等大城市過著舒適的寫作生活。可是丁玲還是在1936年投奔了陝北，這在當時全國的大牌名流中是唯一的，這還不說明她的「革命性」嗎？
中共高度重視幹部歷史審查的問題，這對保衛革命是完全必要的，為此在延安時期就完善和強化了對幹部的嚴格審查制度。在長期的敵強我弱的環境下，為了保衛革命，打擊敵人，黨形成了特有的保持「警惕性」的文化，這是一定歷史條件下的產物。在嚴酷的對敵鬥爭的環境下，黨的組織部門和保衛部門對沒有革命軍隊或根據地的經歷，又是知識分子出身的白區黨的幹部，特別對那些從國民黨監獄出來的黨員，持有一種懷疑的態度，只有經過組織的嚴格審查，那些有白區經歷，特別是曾被國民黨逮捕坐過牢的同志才能重新得到黨的信任。與那些曾坐過國民黨大牢的同志相比，出身農民的紅軍或八路軍、新四軍的幹部、戰士是幸運的，他們的歷史簡單，思想單純，是黨最信任的，但是歷來黨內主持制定審干政策的恰又是以白區幹部為主，其中一些人也坐過國民黨的監獄，他們在厲行嚴厲的審干政策時，甚至更「左」。
慶全在書中說，從此這張「小紙條」的事兒就成為丁玲過不去的「坎」。依我看，「小指條」還不完全是「坎」，而是套在丁玲頭上的可緊可鬆的「緊箍圈」。在50年代中期的「肅反」運動中，為數不少的高級幹部也被定為「自首分子」，「變節分子」，多數人只是調整了工作崗位，例如原來是擔任省委常委的，以後不能再做常委，而是改做文教單位領導，並非就被組織上一腳踢開，棄之不用，換言之，審干既是「優選法」，也是幹部管理中的「控馭法」。如果丁玲「守規矩」，願做「馴服工具」，它可以不發生作用；如果調皮搗蛋，立即就可以拿這張紙條說事。據原中宣部副秘書長、一屆機關黨委書記熊復在1978年9月27日寫的有關證明材料說：「1952年整風時，作協黨支部就提出過丁玲歷史問題」。熊復看過丁玲的檔案，「向周揚同志匯報上述問題，請示他怎麼辦。他說，丁玲的歷史在延安審查過，沒有問題，不要審查了」（黎辛：《關於的辯證》，載《粵海風》2006年第1期）。可見，制度雖然是嚴格的，但並非完全沒有彈性，在更多的時候還是取決於黨的領袖和主管領導在操行這套制度時的態度。馮雪峰是長征幹部，照樣被打成「右派」；張春橋和江青雖有「叛徒嫌疑」，一直有人揭發，仍深受老人家的信用。姚文元的父親姚蓬子是人所周知的中共「叛徒」，也沒對姚文元搞誅連，在最講成份的文革年代，還步步高升，最後官至中央政治局委員。
丁玲過不了「審干」關，並非就是她的「歷史問題」特別嚴重，而是另有原因，說來還是最高領袖要把她「趕出去」。毛在反右之前的1957年1月召開的省市委書記會議上就明確說過：對於蕭軍、丁玲之類的人，殺、關、管都不好，要抓他許多小辮子，在社會上把他搞臭。1957年9月，毛在接見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團時也說：把丁玲趕出去了，文學藝術會更發展。
另人遺憾的是，革命隊伍內部長期以來一場接一場的嚴酷的鬥爭，使得「革命的同志情誼」逐漸稀薄，及至50年代中期後，革命領袖對有戰功的「革命大老粗」有時還有一些「戀舊」；對若干前朝遺老，如章士釗，曾在他年輕時給予過巨大幫助，毛始終給予禮遇；對一些重要的統戰對象和國家急需的科學家，毛也給予一定的照顧；而對於那些在歷史上曾和他有過較多交往的革命文化人，則幾乎沒有「戀舊」的表現。馮雪峰是毛在1934年瑞金時代的舊識，丁玲在1936年就到了保全，從此沒離開過革命隊伍一天，兩人都是在革命最困苦的階段前往蘇區的，但是，就為了一些說不上理由的事兒，再掀出「歷史問題」（1937年夏秋，馮雪峰因與博古爭論，負氣離開中共駐南京辦事處回浙江老家兩年，1939年回到新四軍，1941年「皖南事變」被國民黨囚於上饒集中營，後在黨的營救下前往重慶做革命文藝工作），說打下去就打下去了。
更重要的原因是革命領袖需建立一嶄新的「無產階級新文化」，50年代中後期後，極左思想急劇升溫，「無產階級新文化」的路越走越窄：第一條就是要提拔那些「文化少、知識少」的「青年闖將」。毛在1964年說，「老粗出人物。」「自古以來，能幹的皇帝大多是老粗」。「知識分子其實是最沒有知識的，現在他們認輸了。教授不如學生，學生不如農民。」1970年姚文元給毛寫信匯報讀書心得，也自稱讀書少，知識貧乏。和「新生的無產階級筆桿子」戚本禹、姚文元等相比，周揚這批人各種書畢竟讀得太多，受「封、資、修」的影響太深，早已不中用了；第二條，要把那些「舊文化」的代表人物，「反動學術權威」、反領導不聽話者，歷史可疑分子、各種「烏龜王八」都清除出去。慶全的書中引用了一份重要的回憶資料：1979年理論工作務虛會期間，周揚曾談到1957年反右時的情況。他說：「抓右派之前，主席給我一個名單，名單上的人都要一一戴上帽子，而且要我每天匯報『戰果』。我說，有的人鳴放期間不講話，沒有材料，怎麼辦？主席說，翻延安的老帳！我當時常常說『在劫難逃』，許多人聽不懂。」「在中宣部，陸定一和我都『左』的不得了。即使沒有主席的這個名單，恐怕也好不了多少。」1964年，為落實毛對文藝界的兩個批示，周揚等布署開展「整風」，毛已準備對夏衍、田漢、陽翰笙進行點名批判，老人家還不放心地訊問周揚：「你和這些人有千絲萬縷的聯繫，下不了手吧？」
極左思想是有一套內在邏輯的，它以「不斷革命」，「階級鬥爭」，「為全世界三分之二人民的解放」等宏大詞語和未來光明的遠景直指左翼知識分子的靈魂，將他們拉上「烈火戰車」，一路風馳電掣，又將無數的左派甩下，被拋甩下來的人，並非就是異類，只是隨著革命向更高階段發展，在極左的顯微鏡的放大下，他們的「左」已演幻成了「右」。到了60年代中期，過去的「革命文化」也整體成了「舊文化」，統統都在掃蕩之例。「舊文化」的載體就是那些知識分子，不管他們是來自延安還是來自重慶，把他們打下去，都是「文化革命」的題中應有之意。於是在這張名單上又不斷加上一長串新的名字：巴人（王任叔）、孟超、夏衍、田漢、陽翰笙、邵筌麟、齊燕銘、林默涵、劉伯羽、鄧拓、吳晗、廖沫沙、老舍、李達、翦伯贊、陸定一、姚溱、許立群、蔣南翔、陸平、江隆基等等，他們中的不少人本來就是黨的高級官員，原來是奉旨打別人，是「反胡風」、「反丁、陳」、「反右」運動中的「大左派」或各單位「反右」的主事者，但最終還是給「烈火戰車」拋甩出來。1966年7月1日，《人民日報》公開點名批判周揚，稱其為「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文藝黑線的首領」和「修正主義文藝的祖師爺」，這位整人無數的「大左派」最後還是被歸入到胡風、丁玲一類，被「無產階級的鐵掃帚」一下掃入到了「歷史的垃圾堆」。這一次他們不僅是思想和靈魂遭到鞭打，身體也被「踏上了一隻腳」，許多人甚至還丟失了性命。他們的罪名也和丁玲差不多，不是「叛徒」，就是「特務」，或者是「反革命」，再不就是「反革命兩面派」（這是1968年姚文元給周揚的「定性」，姚文元的那篇《評反革命兩面派周揚》經最高領袖修改過），這也和30年代史達林整肅前蘇聯知識界著名人士的罪名差不多。
極左文化發展到這個階段，就完全演變成文化「廢墟主義」：除了滿世界的「紅寶書」，再加上「八個革命樣板戲」，以及作為象徵的馬恩列斯、魯迅，一切中外文化都在禁止之例，而當全國各地紛紛舉辦有數萬或十多萬群眾參加的對領袖的「敬頌」活動時，所謂革命文學或革命文藝也就到了壽終正寢的地步，只落個「白芒芒一片大地真乾淨」。中國的極左文化比史達林時代的蘇聯還要專橫，史達林還保留了俄羅斯十八、十九世紀的文化傳統和典籍，還給予知識分子一個「人類靈魂工程師」的稱號，希望他們用他的「偉大理想」去改造人民的思想，中國的極左文化則更自大、更狂熱，不僅對知識分子一概不信任，更要在一片「舊文化」的廢墟上建立「無產階級新文化」的宮殿，最後除了「領袖崇拜」的形式主義，在文化上什麼也沒有留下。
丁玲不是阿赫馬托娃
丁玲蒙受多年的苦難，蘇俄詩人安娜·阿赫馬托娃也是如此，但是丁玲不是阿赫馬托娃，她沒有那種從苦難中升華，進入普世大愛的精神氣象，她的氣質、境界、胸懷和眼光離那個層次都還遙遠。丁玲一直是一個高度政治化的女性，也是一個思想豐富，才華卓越的大作家，她的一生都在這兩者間打轉，既使她意氣風發，也使她蒙受羞辱。建國初，她以「勝利者」自居，對一些原國統區的老作家態度高傲、輕慢。同樣是丁玲，1970年後被單獨監禁五年，是靠著背誦幼時母親教給的古詩篇，才沒使自己失去語言功能。丁玲受的苦難超過了阿赫馬托娃，但她沒有勇氣揭露極左文化的罪錯，她可能從自己幾十年的痛苦經歷中悟出：極左力量太強大，惹不起，於是啐面自干。她晚年復出後寫了不少作品，除少數外，已失去了年輕時代的銳氣，更少了思想的光彩。她在漫長的苦難歲月中學會了世故，她為了讓某老幫她說話，就寫頌揚某老的文章，這點倒也無可厚非，阿赫馬托娃為了從死亡陰影下救出她的唯一的兒子，也寫過歌頌史達林的詩篇。可是當80年代復出後，小平同志倡導的思想解放已蔚為潮流，「丁、陳反黨集團案」也被徹底平反，已沒有什麼力量可以讓丁玲封口，她卻沒有寫出像巴金那樣的反思的文字，更沒有向過去傷害過的同志表示歉意或懺悔，這說明什麼呢？是她不認為有反思的必要？或是她認為自己當年打擊那些同志並不錯？丁玲把這些疑問留給了後人，也留給了歷史。
丁玲在幾十年的苦難中，從沒放棄「希望」，這就是祈求領袖為她說話，可是大環境如不發生根本變化，她這個被領袖欽定的「大右派」又如何能夠平反？1962年夏，丁玲勞改所在地的農場黨委，中國作協黨組都同意為丁玲摘去「右派」帽子（不是甄別，更不是平反），也向中央打了報告，可是領袖已決定重提階級鬥爭，對國家機關準備為右派甄別一事大發雷霆，斥之為「猖狂之極」，於是一切又都成為泡影。丁玲對領袖又敬又懼，她當然知道，是那篇《再批判》把她一巴掌打成「人民之敵」，但她絕不敢涉及領袖，1960年，丁玲以「右派代表」的身份到北京參加第三次全國文代會，「在會場上望見毛主席」，她雖然非常想迎上去和老人家說話，卻「沒有勇氣走上前去，悄悄走到一邊去了」。即使領袖已故去，也是虎威尤存。她有一句名言：「他對我怎麼樣，不管，但我對她是一往情深的」。丁玲給自己的受難找到一個「合理化解釋」，這就是周揚等耍弄權術、瞞上欺下，一手遮天，蒙蔽領袖，使她遭受了幾十年的苦難。對領袖的信念和對周揚等的憎惡是互為聯繫的，她將對毛的信念深植心中，也將對手永遠盯住，成了她在漫長的艱苦歲月能活下去的精神力量。
丁玲受委曲時唯一的辦法就是向上級寫申訴信，這是多年形成的一種習慣，「左聯」的一個傳統就是「集團化」，左聯內部紛爭的哪一方都期求黨的領導的支持和仲裁，丁玲對這套行事方式極為熟悉。丁玲從幾十年的革命經歷中，也從自己的痛苦生活中體會到了在實際生活中存在的那條「潛規則」：只要能「找上人」，有了實權人物的關照，就可以枯木逢春，逢凶化吉。例如：在1955年「審干」中，幾個著名的文藝界領導同志也是因歷史問題被定為「變節」，但是他們都很幸運，不在最高領導的關注視野下，同時也一直是周揚的「親信」，所以波瀾不驚，事後還是繼續做官。因此，只要有通天的人物伸出援手，就有希望，就是勝利。
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丁玲已屆八十高齡，為平反自己的冤案，往返奔波，四處求人，吃盡辛苦，令人無限同情。1979年丁玲復出回到北京後，曾主動前往醫院看望周揚，她對在文革中受盡苦難的周揚抱有希望，以為周揚會向她伸出援手。誰知周揚為反右的事，向不少人表示道歉，唯獨不向丁玲道歉，他的理由是，丁玲是「變節」分子！和周揚的態度一致的還有陸定一、張光年等。周揚此舉極大地傷害了丁玲。在我看來，周揚等如此並非是為了維護所謂「黨性原則」，因為在他手下做各路文藝高官，又有所謂「變節」、「自首」歷史問題的人不乏其人，只要是周揚一個「圈子」的，都不成為「問題」。周揚等唯獨不想放過丁玲，說來還是根深蒂固的「宗派」情結在作祟，他們要用那個「緊箍圈」套在丁玲的頭上，一直套到她死！這正說明了周揚人性深處的幽暗。1984年，在胡喬木的幫助下，中央恢復了1940年對丁玲的結論，承認丁玲在南京被國民黨軟禁的那段歷史不屬「自首變節」，「四十多年的沉冤得以大白」。丁玲自然感激胡喬木，她發表了不少談話，對那個時候胡喬木的一些有爭議的觀點予以積極配合。她甚至還寫了一首缺乏詩味的「政治表態」長詩《「歌德」之歌》，她一點也不在意讀者是否愛讀，卻說她的這首詩「會有人理解。」對於丁玲晚年的言行，譽之者，如《中流》雜誌等稱讚丁玲是堅定的「老革命文藝戰士」；批評者則稱丁玲「錯把極左當親娘」；丁玲又一次成為文藝界，知識界關注的中心。
晚年丁玲高調左傾，雖然也有心情不順的時候，但總的說來是意氣風發，且不無表演的色彩——也就是很刻意地向那些會「理解」她的同志展現她那「雖九死而不悔」的忠誠。周揚呢？他在晚年復出後不向丁玲道歉，揪住毫無意義的丁玲的所謂「歷史問題」不放，說明他對丁玲成見太深，氣局太小，對極左文化的反思尚不能躍過某些重要的「坎」。然而這位弛騁中國文藝界數十年的「大左派」，在文革入獄多年後，思想卻發生了重大的變化，1975年他剛出獄，就前去看望了馮雪峰，甚至「不知輕重」地上書最高領袖，請求他恢復馮雪峰的黨籍，自然沒有任何回音。周揚雖然不放過丁玲，卻多次向當年受他打擊，被迫害的文藝界人士表示道歉，也向陳企霞當面道歉，並幫助他調回北京，安排了新的工作。更重要的是，這位文革前的毛意志的堅決的執行者竟轉變為1979年後思想解放運動的探索者，但是周揚卻因此受到批判和冷遇，晚景淒涼，這正是歷史的複雜和弔詭。
徐慶全條分縷析，絲絲撥開，通過對大量歷史資料的梳理，把歷史帷幕後所發生的活劇一幕幕呈現出來，寫出這本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的研究性著作，他能做到這一點與他長期從事對新時期的文藝思潮的研究是分不開的。徐慶全已出版多部有關當代文藝思潮方面的著作，其所著的《文壇撥亂反正實錄》、《周揚和馮雪峰》等得到學界的好評。作者在這本書的資料方面尤其做了很大的努力，不僅搜集、運用了大量的已刊史料，還運用了一些關鍵性的未刊資料和口述史料，使得該書的立論具有了堅實的史料基礎。慶全具有敏銳的觀察力和洞察歷史的眼光，雖然這部著作的某些看法或容進一步討論，但總的來說，這是一部高質量的研究論著，有助於人們重新認識當代文學思潮史。值此慶全兄新著出版，僅以此序為祝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