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共內戰時期國民黨部隊的大量「投誠」「起義」，多被描述成國軍「深明大義」「棄暗投明」，以1949北平和平解放為例，歷來總講傅作義如何洞曉民族大義……然而，「投誠者」自覺或不自覺地游離於兩個政權之間，實際的情況恐怕並不那麼簡單。
國民革命軍35軍第一任軍長傅作義（圖源：維基百科公有領域）
軍事和政治鬥爭的複雜環境，雙方數年的血戰，都讓身處時局者在抉擇時不可避免地充滿了矛盾和算計。本專題以傅作義與中共的和談為例，嘗試展現「投誠者」橫跨兩邊時的複雜心態和艱難謀劃。
北平和談：毛澤東拒絕傅作義「平起平坐」的想法
從傅作義打算與中共和談之日起，為了保證和談中及「投誠」後能與中共平起平坐，他一共打了三張牌：聯合政府、保留軍隊和利用輿論贏得民意。而中共則一方面利用傅作義的矛盾心理趁機打擊其軍事力量，另一方面則對傅許以承諾，促其無條件和談。最終，在兩者的較量中傅作義失算了。
（一）1948年11月毛澤東和談方針：「穩定傅不走，以便解決傅、蔣兩系奪取平津」
1948年11月初，傅作義去南京參加了一次軍事會議，會議中蔣介石要求其將華北的軍隊南撤，但傅認為他的部隊到南方後「不會有什麼結果」，而此時遼瀋戰役結束，平津已無法保全，因此，傅作義開始考慮與中共和談。這一心理轉變是1949年1月22日傅作義對其嫡系部將董其武親口說的：
「去年十一月初，遼瀋戰役一結束，我去南京參加政府召開的軍事會議。那時淮海戰役也即將開始。蔣先生想抓緊我部力量以挽救殘局。他先讓何應欽，後是親自告我，要求將華北部隊南撤，並要我任東南軍政長官，所有的軍隊完全歸我指揮。我就當時的處境經過深思熟慮，認為，華北的部隊決不能南撤，審時度勢，咱們這部分到南方去不會有什麼好結果。但對蔣的話也不能採取斷然拒絕的態度。……我回到北平後，雖然在公開場合一再說：要遵照蔣的命令，力挽華北局勢。但是內心卻認定南京政府已經喪盡軍心，喪盡民心，決不能靠這個政府來統一國家，復興民族。」[董其武《綏遠九一九起義》，《平津戰役親歷記（原國民黨將領的回憶）》P423]
正是在此背景下，11月17日傅極機密地向毛澤東發出要求和談電報，但電報發出後傅並未得到中共的回覆，而毛澤東卻將此電報告知了正準備入關作戰的林彪、羅榮桓等人，並在11月18日的電報中指示他們利用傅作義想和談的心態穩定住國民黨軍隊，為消滅或逼降中央軍爭取時間：「傅作義經過彭澤湘及符定一和我們接洽起義，據稱傅起義大致已定……我們擬利用此機會穩定傅作義不走，以便迅速解決中央軍。望你們……取捷徑以最快速度行進，突然包圍唐山、塘沽、天津三處敵人，不使逃跑，並爭取使中央軍不戰投降（此種可能很大）。」
11月26日，毛澤東在作出軍事部署的同時，又就與傅作義的和談方針指示林彪等人說：「據符定一面談，在大勢上看，傅無出路，有與中共談和保存實力可能。……我們已用聶榮臻名義致信彭澤湘表示歡迎傅派代表來石家莊談判，同時由聶找一傅部俘虜軍官，數日內派往北平見傅談此問題。這些做法都是為了穩定傅不走，以便解決傅、蔣兩系奪取平津，不是真想與傅談和。因為不解決傅部，即使占領平津也是不穩固的。但在尚未解決蔣系以前，假如傅真願談判，我們應當和他談判，以便分化傅、蔣，首先解決蔣系，但不給傅以任何政治上的藉口。」（參見《毛澤東年譜》下卷，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401-402頁。）
由此可見，雖然傅作義已經開始轉變態度想與中共和談，但毛澤東認為如果不消滅傅作義的軍隊，傅作義恐怕沒有真正的誠意。但傅作義想和談說明其暫時不想離開平津南下，而這正中毛澤東下懷，毛隨即命令東北野戰軍出關南下包圍平津，解決蔣介石的中央軍和傅作義的嫡系部隊。
12月14日，西路解放軍各部分別占領南口、宛平、豐臺、通州、黃村、采育鎮，切斷平津聯繫，完成對北平的包圍，17日又攻占石景山和南苑機場。至20日，東路解放軍先後占領唐山、軍糧城，鹹水沽、楊柳青、楊村等地及張貴莊機場，堵絕了傅作義系統的海上退路。同時，12月初傅作義發現東北解放軍南下後，急令他的主力部隊第三十五軍回撤北平，但被解放軍包圍於河北新保全。12月22日解放軍攻克新保全，三十五軍兩個師被全殲，軍長郭景雲開槍自殺。自己的嫡系主力部隊被全殲，傅作義基本失去了和談的資本。23日，傅作義向毛澤東發出了求和的電報：
「毛先生：（一）令後治華建國之道，應交由責方任之，以達成共同政治目的。（二）為求人民迅即得救，擬即通電全國，停止戰鬥，促成全面和平統一。（三）余絕不保持軍隊，亦無任何政治企圖。（四）在過渡階段，為避免破壞事件及糜爛地方，通電發出後，國軍即停止任何攻擊行動，哲維現狀。貴方軍隊亦誘稍向後撤，恢復交通，安定秩序。細節問題請指派人員在平商談解決。在此轉圜時期，盼勿以繳械方式責余為難。過此階段之後，軍隊如何處理，均由先生決定。望能顧及事實，妥善處理。余相信先生之政治主張及政治風度，諒能大有助於全國之底定。」[傅作義致毛澤東電（12月23日），《北平和平解放前後》，第51頁。]
儘管是求和電報，傅作義仍然在政治上和軍事上作出了一些要求，想為自己爭取一定的政治和軍事地位，這必然不能為毛澤東接受。
（二）傅作義想與中共組建聯合政府，保留自己的軍隊，均被拒絕
傅作義的嫡系主力被全殲，他開始真正考慮和談了。坐擁數十萬軍隊，傅作義為其個人計，在政治上和軍事上都提出了想與中共平起平坐的條件，但被中共一一拒絕。
1、傅作義建議「成立聯合政府，軍隊歸聯合政府指揮」；毛澤東：「不要使陰謀得逞」
1948年12月17日，傅作義首次與中共接洽和談時，所提條件之一即「確定傅作義通電全國、宣布和平解決的時機，建議成立聯合政府，傅參加聯合政府，其部隊交聯合政府指揮。」。（《平津戰役》，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1年，第177頁。）1949年1月13日，鄧寶珊在與林彪等人的談判中，又一次轉達了傅作義關於聯合政府的主張。（《羅榮桓年譜》，第677頁）聯合政府本是中共用於打破國民黨一黨訓政制度的口號，現在傅想用此口號反制中共以求與中共分權。
其實，聯合政府的想法是有背景的。早些時候，曾有美國記者就美國國務院對中共的政策放風稱：「美國國務院現政策之中心，在於如何在新的聯合政府中造成一有效的反對派，以抵抗中共力量，美國則在某種方式下承認新的聯合政府，恢復與中國貿易，對新中國投資，以此方式分化中共統一戰線，竭力支持聯合政府中之非共產分子。美國承認聯合政府的條件是政府的構成須為美國可接受者，聯合政府得承認美海軍、陸軍在上海、青島等地的基地權。」這個消息引起毛澤東的警惕，1948年12月初，毛批示說：「此種陰謀必須立即開始注意，不要使美帝陰謀在新政協及聯合政府中得逞。」（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10、411頁。）這就是說，還在傅提出這個問題之前，毛就已經對聯合政府的問題產生警覺了。
而據王之相回憶，傅作義提出這一政治條件是有人教的：「有人向傅將軍建議，作為和平解決北平的條件，要提出成立『華北政務委員會』，即由中國共產黨和各界人士，以及志願參加的國民黨人士組成一個聯合委員會，保留傅作義的現有部隊和中國人民解放軍共同維持治安。據說這是為了『緩和國內戰爭，防止國際戰爭』的暫時辦法，將來如何，要看局勢而定，如能達到國共合作，就成立統一的聯合政府。」（王之相：《傅鄧馬會談與北平和平解放》，《平津戰役親歷記》第340~341頁。）
對於傅作義的這一條件，中共基本上是完全拒絕了。12月19日，劉亞樓與傅方代表交談時明確表示：「發通電成立華北聯合政府，目的在於傅先生及其軍隊參加聯合政府，我們絕不接受。」毛澤東在1月15日為林彪、羅榮桓草定了一封措辭十分嚴厲的對傅作義的書面通碟，並致電林彪說：「北平城內成立聯合機構一點，似乎仍有和我分享政權之意。因此仍須將致傅通碟交與傅方代表。」（《毛澤東年譜》下卷，第437頁）
最終，雙方決定「過渡期間，雙方派員成立聯合辦事機構，處理有關軍政事宜」。而1月29日，北平聯合辦事處召開籌備會議，中共代表葉劍英對傅方代表郭宗汾明確表示：「此機構是在前線司令部指揮下的工作機關，不是政權機關。」葉建議改名為「北平聯合接交辦事處」。（《彭真年譜》上卷，第530頁）加上接交二字，這就從形式上和性質上都否定了任何分權的可能。
2、軍隊改編：傅想其「二十萬人不能動」；中共堅持「部隊分散與我合編」
軍隊可以說是傅作義談判的資本，因此，在關於軍隊改編方面的談判，傅作義還是很謹慎的。
1948年12月17日雙方初次談判時，傅作義想保存實力，特別是想中共放回他被圍在新保全的三十五軍，對此，19日劉亞樓明確說出了和談中中共在軍事方面的條件：「1.通過談判解決戰事，我們贊成，但是傅先生必須丟掉幻想，解除華北「剿總」所轄部隊的全部武裝，這是和談的前提，以任何形式保存武裝的做法，我們絕不接受；……3.可以給傅先生留兩個軍，把中央軍的軍、師長統統逮捕，然後宣布起義。和平解決後，我們保障傅先生及其部屬的生命安全和私人財產不受侵犯。」如此嚴苛的條件傅作義顯然無法接受，因此他選擇了擱置和談。
隨著12月22日第三十五軍被殲，傅作義態度有所軟化，他在23日給毛澤東發電報提出：「余絕不保持軍隊，亦無任何政治企圖。在過渡階段，為避免破壞事件，通電發出後，國軍即停止任何攻擊行動，暫維現狀。貴方軍隊亦請稍向後撤，恢復交通、安全秩序。……過此階段之後，軍隊如何處理，均由先生決定。」
1949年1月6日，據周恩來給林彪的電報稱：傅方代表「崔載之一再表示傅可放棄軍權，但要求我們在政治上給以地位與名義，傅對投降或起義兩者都不願意，而願取得一個國民党進步分子的地位，以作將來在政治舞台上的資本」。（松植《平津戰役秘密戰》第十三章，當代中國出版社）
對此毛澤東7日指示林彪：「我們基本方針是只要傅能讓我們和平接收平津，允許傅部編為一個軍，他本人可赦免戰犯罪，保存私人財產，住在北平或外邊由他自定，他的部屬的生命家財不予侵犯。除此以外不能再允許給他什麼東西，亦不能稱為起義。」（《毛澤東年譜》下卷，第430~431頁）
8日，周北峰向林彪等轉述傅作義的意見：「軍隊不用投降或在城內繳槍的方式，採取有步驟的辦法，即是調出城外，分駐各地用整編等方式解決。」（《毛澤東年譜》下卷，第431頁注）
1月9日，毛澤東起草的中共中央軍委復林彪、聶榮臻電，就傅作義所提條件作出明確的指示：「為避免平、津遭受破壞起見，人民解放軍方面可照傅方代表提議，傅方軍隊調出平、津兩城，遵照人民解放軍命令開赴指定地點，用整編方式，根據人民解放軍的制度改編為人民解放軍，並由雙方代表於三日內規定具體辦法，於1月12日下午1點開始實施。平、津兩處辦理完畢後，即可照此辦法解決塘、綏問題。」
但傅作義似乎對此條件不甚滿意，因此以「不能指揮中央軍」為由拖延，就在雙方僵持階段，14日，解放軍攻占天津，全殲天津守軍13萬人。
天津失守，北平成為孤城，傅作義不得不接受中共條件，北平和平解決的談判開始迅速達成。15日雙方「對北平國民黨軍開出城外的指定地點，進行改編的方案，華北剿總和部隊團以上軍官的安排原則，北平國民黨軍政機構的接收辦法等」達成了基本協議。
19日，在華北「剿總」機關及軍以上人員會議上，傅作義宣布接受解放軍的和平改編，並發出了《關於全部守城部隊開出城外聽候改編的通告》。22日，北平城內的國民黨守軍開始移到城外指定地點聽候改編，到31日全部移動完畢。
和平協議規定對傅部實行整編，然而對於整編的核心問題並未作出具體規定，即以什麼單位整編。傅作義的方案是「剿總取消，兵團、軍師依然存在，像曾澤生部一樣原封不動」（《陶鑄關於改編傅作義部隊問題的報告》，1949年3月3日，《北平和平解放前後》，第171頁），即他對徐永昌所說的「他的二十萬人不能動」。
但傅的方案未被中共接受。1月27日，林、羅、聶就傅部改編問題向軍委建議：「我們須堅持軍官集中受訓，部隊分散與我合編的原則。但在開始二十天切勿泄露此意見。」「對軍官個人則專門拉攏與優待，對部隊則須堅持革命性質的改編原則……並準備屆時如有反抗即行武力解決。」當日，軍委復電：「完全同意你們對待出城部隊的根本方針及在開始二十天內所採取的宣傳解釋拉攏分化等政策。」（黃瑤主編：《羅榮桓年譜》，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690、691頁。）所謂「開始二十天切勿泄露」，就是說中共最初沒有向傅泄露打散合編的方針。
總之，傅原本指望「他的二十萬人不能動」，結果其部在很短時間內被迅速分解。傅失算了。
綜上所述，傅在聯合政府和軍隊改編問題上的兩點打算，均未能如願實現。
（三）傅作義首先宣布和談協議贏取輿論；毛澤東兩篇文章嚴詞警告
傅作義不僅在談判中謀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而且在談判後也不失時機為自己贏取民意以便獲取政治資本。
1月22日，傅部開始撤離北平。而在和平協議按約生效當天，傅即通過國民黨中央社發布文告，公布了北平和平協議中與民眾生產、生活以及文物、外僑等有關的13條條款，表示和平之舉的動因在於：「為迅速縮短戰爭，獲致人民公議的和平，保全工商業基礎與文物古蹟，使國家元氣不再受損傷，以期促成全國徹底和平之早日實現。」（《傅作義發表文告公布協議十三項》，《世界日報》1949年1月23日，第1版。）
鄧野認為：「傅搶在中共之前，單方面有選擇地公布協議，就是要搶先造成北平和平以他為主的輿論。傅以和平協議的原文發布文告，其巧妙之處在於既將自己接受和平的動因，完全歸結於出自公眾利益的考慮，同時又使中共無話可說。這篇文告的意圖就是自抬身價，造成在即將與中共的合作中有資格談條件。此舉迴避了一個核心問題——戰敗。」（鄧野《傅作義政治轉型過程中的雙重性》）
對傅作義的這一舉動，中共方面的反應如何呢？1月31日，林彪等致電中央，稱傅作義「利用報紙大宣傳他之和平保全北平的功績，並譽之為萬眾生佛。總之，他極力在收買人心，製造政治資本，想在聯合政府中仍能插一腳（其親信已有此表示）」。（《北平和平解放前後》第142、143頁）
而毛澤東本人則對此更為震怒，他採取了兩項措施：
其一，2月1日《人民日報》頭版了公布由毛澤東親筆撰寫，以林、羅名義致傅的公函。公函歷數傅作義的罪責並提出警告和通牒：「貴將軍……屠殺人民，姦淫婦女，焚毀村莊，掠奪財物，無所不用其極。在貴軍管轄地區則壓迫工、農、兵、學、商廣大人民群眾，出糧、出稅、出力，敲骨吸髓，以供貴將軍及貴屬所謂『戡亂剿匪』之用。在貴將軍及貴屬統治之下，取消人民的一切自由權利，壓迫一切民主黨派及人民團體，使其喪失合法地位，壓迫青年學生們的愛國運動。……北平被圍，業已痛苦日益增重，本軍一再推遲攻擊時間，希望和平解決，至今未獲結果。貴將軍身為戰爭罪犯，如果尚欲獲得人民諒解，減輕由戰犯身份所應得之罪責，即應在此最後時機，遵照本軍指示，以求自贖。……如果貴將軍及貴屬竟敢悍然不顧本軍的提議，欲以此文化古城及二百萬市民生命財產為犧牲，堅決抵抗到底，則本軍為挽救此古城免受貴將軍及貴屬毀滅起見，將實行攻城。攻城時，本軍將用精確戰術，使最重的打擊落在敢於頑抗者身上；而對於不願抵抗之貴屬，則不給任何打擊，並予以寬待。……城破之日，貴將軍及貴屬諸反動首領，必將從嚴懲辦，決不姑寬，勿謂言之不預。」（《林彪、羅榮桓為敦促和平解決北平問題致傅作義函》，《北平和平解放前前後後》P62）
其二，2月1日，新華社播發了毛澤東撰寫的《和平結束北平戰事經過》的新聞稿，對傅作義1月22日文告中的政治性表白進行了批駁，毛澤東毫不客氣地說：「戰敗了，一切希望都沒有了，比較好的一條出路，是軍隊離城改編，讓人民解放軍和人民政府和平地接收城防和市政，這是北平問題和平解決的基本原因。為什麼天津不肯這樣做呢？難道天津的」工業商業基礎與文物古蹟「不應當保全嗎？難道天津的」國家元氣「應當受損傷嗎？……天津打敗了……北平孤立了，毫無希望了，決心走第二條路，和平解決北平問題的可能性從此產生。……不管傅作義過去如何反動透頂，華北人民如何恨之入骨，這件事總算是做得對的。只要他以後向有利於人民事業的方面走，願意向人民低頭……人民解放軍就有理由向人民說明，赦免他的戰犯罪。」（新華社：《北平問題和平解決的基本原因》，中央統戰部等編：《中共中央解放戰爭時期統一戰線文件選編》，北京：檔案出版社，1988年，第326-328頁；參見《毛澤東年譜》下卷第449頁。）
2月3日，毛澤東再次致電林彪說：「傅不應當搞什麼中間路線，應和我們靠攏，不要發表不三不四的通電，應發表站在人民方面即我們方面說話的通電。」（《毛澤東年譜》下卷，第449、450頁）
（四）「為了爭取便宜的合算的解決其他地區的敵人」，毛澤東開始安撫傅作義
毛澤東撰寫的公函和新聞稿發表後，引起傅作義強烈反應。2月4日，林、羅、聶致電中央，提到傅「對我方的通牒內容表示不滿，頗有氣憤之慨」。林等建議：「為了爭取便宜的合算的解決太原、綏遠及其他地區的敵人，我們意見，在過去業已很正確地而且很適時地在政治上（宣布戰犯名單、發出通牒）軍事上（殲滅了天津、張家口、新保全等處之敵）打擊了傅作義之後，目前則應採取以拉為主，以鬥為次的方針。」林等認為：「以敵我現有之情況，我軍有絕對把握做到所向披靡、無堅不摧，憑戰爭解決問題……但如能爭取某些地方像北平式的解決問題，則較之使用戰爭便宜合算得多。」（鄧野《傅作義政治轉型過程中的雙重性》）
2月5日毛澤東復電認同他們的說法：「依整個形勢看，武漢、京、滬、長沙、南昌、廣州均有按照北平方式解決的可能。雖然仍有再打幾仗的可能，但是各地逐一和平解決的可能是很大的，太原亦有此種可能性。因此爭取傅作義站在我們方面有十分必要。」（《羅榮桓年譜》，第694-696頁）
因此，在輿論上對傅作義進行打擊之後，出於減少壓力的考慮，毛澤東開始安撫傅作義。
2月22日，毛澤東在西柏坡接見了傅作義，據說會見甚為愉快，談話中毛澤東對傅作義說：「北平和平解放要謝謝你，你的功勞很大嘛！你做了一件大好事，人民永遠不會忘掉的。北平和平解放得最好，可以歸納三點好處：……北平和平解放沒有打仗，北平城裡的文物古蹟都完整地保存下來了；……人民的生命財產完全保住了……雙方的軍隊都保存下來，雙方數萬發炮彈也都保存下來了。這就是北平和平解放，傅將軍立的三大功勞。」（王蘭英、趙景才《毛澤東寫給傅作義的三封親筆信》）
此次見面基本上平息了傅作義的怨氣，其對和談的態度變得積極起來，但一直到4月份，傅作義一直沒有發表毛澤東所期待的「站在人民方面即我們方面說話的通電」。
（五）傅作義在和談過程中曾有三次打算出逃
雖然傅作義在與中共和談過程中數次拒絕了國民政府的撤退要求，但這並不表示傅作義就完全斷絕了與國民政府的來往。他在和談過程中曾有三次打算出逃，都被勸阻或者因時機不對而未成行。
1、1949年1月傅作義曾打算「自行解除兵權，去南京向蔣請罪」
1949年1月6日傅作義曾對其參謀長李世傑說：「我們研究了幾天，想出一個辦法，今天就準備發一個和平通電，為人民請命，以促進和平。我就自行解除兵權，交由李文代理，去南京向蔣請罪，聽候處理。這樣做法，北平可以免去兵災，又可以倡導全面和平。我想這是於國於民都有利的，你覺得怎樣？」
李世傑對傅作義有此想法很意外，他不客氣地說：「這樣做法是不負責的辦法，任何方面都對不起。對軍隊，對人民，都對不起。你把幾十萬如狼似虎的軍隊集中到北平城郊，既不戰又不和，說了幾句空話就跑了，這些隊伍叫李文怎樣辦？領導著和罷，勢不可能，一定會出大亂子；領導著戰罷，兵災結果必然毀滅了北平。如此，你首先對不起北平居民，也對不起這幾十萬軍隊。再就蔣介石說罷，你既不願走革命的路子，你就得走效忠蔣介石的路子，陪伴他殉葬。但你又不願走打的路子，發一和平通電就走，蔣介石一定認為你是臨陣脫逃，也不會原諒你的。再就共產黨方面說，你的和平通電是會得到同情的，你不起來執行和平，而放了一炮就走了，我想也會認為這個做法是有始無終的，既怕打仗，又怕和平的一種行為。再就對自己說，也對不起自己，到南京去向蔣請罪，蔣一定不客氣地交軍法處理，到那時又怎樣說理呢？這個做法我找不出贊成的理由。」後來傅作義就放棄了這一想法。（李世傑《北平和平解放前夕我的經歷和見聞》《文史資料選輯》第68輯，1980年版，P83）
2、2月4日前後傅作義想出國，被南京政府拒絕
由於2月1日新華社發表了毛澤東的公函和新聞稿，惹惱了傅作義，因此傅向南京政府申領護照出國。但國民政府外交部並未批准。對此徐永昌日記2月4日記載說：「楊慎五處長來，述前幾天宜生（編者註：傅作義的字）電其向外交部要一護照準備出國未果，詢中央對其是否不好。」徐永昌不明其中原因，只是對傅表示「無所謂好不好，先要問何以不向上級報告所以即要出國有是理否」。
徐永昌明白傅作義想出走，雖然出國之事暫時擱淺，但徐永昌建議傅「莫善於先回綏遠」。2月15日，楊慎五見徐：「楊出宜生致彼電，要求留綏飛機勿返京，俾彼有機會離平。」（《徐永昌日記》，1949年2月4、15日）也就是說，傅要求由他掌握一架飛機，伺機逃離北平。
2月22-24日傅作義與毛澤東會見之後。28日邵力子返回南京對徐永昌說：「傅宜生甚苦悶，一則以外間對之多有不諒解；一則以為他若一走固然落得清靜，但就有若干人受苦。」（《徐永昌日記》，1949年2月28日）也就是說，傅對走與不走非常矛盾，因為他覺得他若離開北平，其部屬將失去庇護。傅作義對出走之事猶豫不決。
3、3月24日，傅作義想離開北平秘密去綏遠
3月24日，不知出於何種打算，傅作義密電楊慎五：「楊慎五可親送徐部長。請派王蔚梧乘機無論如何於明敬日先到綏，以便研究後日如何赴綏，萬勿遲誤，並須絕對秘密。」也就是說，傅作義想在26日逃離北平。
而就在25日，毛澤東率中共中央機關由西柏坡遷至北平，並在北平西苑機場閱兵。毛的忽然到來，並恰恰選擇在機場閱兵，無意中打斷了傅的逃離計劃。因此3月26日傅作義致電南京方面稱：「承派機來接，至深感佩。因毛來平，著陸場附近共軍較多，故此間機場已不能降落。以後另找好著陸場，再行請派。」（《傅作義電》，1949年3月24、26日，《徐永昌先生函電言論集》第153頁）
逃離行動失敗，傅作義不得不再次安心謀劃他的出路。最終，他選擇完全轉向中共方面，4月1日，也就是逃離計劃失敗後的第五天，傅向全國發表通電錶示：「我感覺我最大的錯誤，就是執行了反動的裁亂政策。我們在實行所謂戳亂的時候，整天說的雖是為人民，而事實上一切問題，卻是處處摧殘和壓迫人民。我們的部隊在鄉村是給大地主看家，在城市是替特權、豪門、貪官、污吏保鏢。……所謂戡亂政策，既然完全錯誤，共產黨的新民主主義既然完全正確，我們就必須公開反對所謂戡亂政策，真誠的實現和平，不應該再猶豫徘徊，違背人民的願望。北平的和平就是遵從人民的意志與願望，勇於自覺，勇於負責的認識和行動，符合干正確的政策，符合於毛澤東先生所提出的八項和平條件，這種和平是真正的和平。」（《傅作義通電》，《北平和平解放前後》，第176、178頁）在毛期待近兩個月後，傅終於發表了這個完全向中共靠攏的通電。
綏遠問題：傅作義想寓兵於農，等中共困難時東山再起
北平和平解放之後，傅作義經營多年的綏遠該如何處理，成為重要問題。而傅作義雖然在北平和談與中共的較量中敗下陣來，但在綏遠，他同樣不放棄任何可利用的時機。
（一）中共在綏遠兵力不足，毛澤東提出「綏遠模式」
北平和平解放後，隨著傅作義轉向中共，如何處理綏遠問題便提上日程。鑑於傅作義已爭取過來，毛澤東認為在綏遠問題上就不用著急，可以慢慢解決。1949年2月22日，傅作義同毛澤東、周恩來進行會談，他問毛綏遠問題怎麼辦時，毛說：「綏遠問題，用『綏遠方式』解決。」傅又問：什麼叫「綏遠方式」？毛又說：「有了北平的和平解放，綏遠就不用兵了。先劃個停戰協定線，讓董其武主席慢慢做好他的內部工作。另一方面派個聯絡組，把鐵軌接通了，貿易起來，在他認為適宜的時候舉行起義。」（董其武《綏遠九一九起義》）
關於「綏遠方式」，毛1949年3月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報告裡做過詳細闡述。他說：「綏遠方式，是有意地保存一部分國民黨軍隊，讓它原封不動，或者大體上不動，就是說向這一部分軍隊作暫時的讓步，以利於爭取這部分軍隊在政治上站在我們方面，或者保持中立，以便我們集中力量首先解決國民黨殘餘力量中的主要部分，在一個相當的時間之後（例如在幾個月，半年，或者一年之後），再去按照人民解放軍制度將這部分軍隊改編為人民解放軍。」（董其武《綏遠九一九起義》）
其實，之所以採取「綏遠方式」，很大程度上跟中共要爭取傅作義有關，但更根本的原因是當時中共在綏遠方面的軍事力量不足。據1949年1月23日毛澤東給林彪的電報稱：「綏遠方面我只有姚喆八縱不到一萬人，戰力很弱，而傅、鄧兩部則有三萬人以上。目前只好暫維現狀，談不上軍隊改編。」（《毛澤東年譜》下卷，第444頁。另據董其武記載，當時綏遠各類國民政府駐軍將近10萬。）
（二）傅作義想保存綏遠兵力，贊成「暫維現狀」
恰在毛澤東提出維持現狀之際，1949年1月25日，鄧寶珊轉告林彪等：「傅作義的意見，綏遠部隊不採取北平式的接收，可以採取執行中共的政策（換旗）。」（《羅榮桓年譜》，第690頁）雙方對此問題出於不同的目的採取了相同的措施。
2月下旬傅作義、鄧寶珊前往西柏坡會見毛，中共提出「歸綏希望他們交出。他們則希望保留歸綏。」（《中共中央關於同傅作義、鄧寶珊談話情況致林彪、羅榮桓、聶榮臻、李井泉等電》，1949年2月25日，《平津戰役》，第273頁）後來兩市均暫時劃入傅作義部管轄。
3月23日，雙方成立「綏遠問題協商委員會」。4月1日，傅方提出《綏遠問題協議草案》，其第一條為：「綏遠問題以暫維現狀為原則，所有董其武所屬軍、政各部門也思想改造過程，逐漸成為聯合政府組成之一部分。」（董其武：《戎馬春秋》，第256、257頁）
把綏遠問題與聯合政府聯繫起來，這是傅作義將北京和談中的故伎重演，不過雙方於6月正式簽署的《綏遠和平協議》中並無此條，因此可見傅作義拿聯合政府做文章的想法再次被中共拒絕。
（三）1949年8月，傅作義在綏遠仍與國民政府官員會談
8月1日，國民政府行政院政務委員徐永昌飛抵綏西河套地區，想策動董其武部西撤。但董其武是傅作義心腹，對傅言聽計從。因此，董其武示意徐永昌，綏軍是否西撤，須由傅作義決定。
8月28日，傅作義、鄧寶珊返回綏遠，兩人此行目的是完成綏遠易幟起義。9月17日，徐永昌一行飛抵包頭與傅作義會談。徐記載：「午飯飯後與宜生暢談……談話間宜生突發議論，以為凡做首領的皆非好人，好人就做不了首領。並及共產黨首領尤其沒有好人，他們最專治，不令任何人有自由。過去若干傾心於共黨者漸有覺悟。」晚飯後二人再談，傅作義開始詢問實質性問題：「頗詢國軍能否守住廣州，美援為何」，傅想從徐永昌那裡探知廣州的氣數是否將盡。緊接著傅作義建言：「若能努力轟炸解放區各大城市的電力廠，則一切大小工業停頓，必能使全體工人發生反共作用。強似無目的濫炸，徒生人民反感多矣。」（《徐永昌日記》，1949年9月17日）
9月18日的談話中，傅再度向徐提出美援問題，徐答：「很有希望。」僅此一句敷衍而空泛的答覆，實際上說明了美援並無多大希望。於是傅將話題扯開，說道：「美國人幫我們一分，必宣揚成十分，蘇聯幫中共總在暗處努力。如現在中共好的炮射手，都是俄國人，彼等不但穿中國衣服，並且也不進城，不似美國人，每須為之開闢跳舞場。」徐答：「有無陰謀亦即在此。」此後，傅再也不提廣州能否守住一類話題，因為他對美援的情況已經心中有數。
徐永昌緊接著勸傅作義西撤：「蔣先生許以川北為綏軍根據地，並指揮西北各軍。能開川、陝、甘邊界固好，即先開河西，亦令西北各軍悉受節制。」傅作義對此冷漠地回答說：「綏軍開不動，也不能指揮他人。」
就在徐傅交談之間，綏遠起義通電的簽字儀式於18日上午舉行。徐當即得知：「此間旅長以上十之九均已簽名擁護傅宜生二月（按：應為一月）間和平主張，詆毀政府，贊成共黨之宣言，一俟全體簽名，即行發表……此其內心趨向可知矣。」（《徐永昌日記》，1949年9月18日。）
（四）傅作義曾打算寓兵於農，等中共遇到困難時東山再起
然而，傅作義即便完成了北平和綏遠的通電起義，也並非意味著他就完全轉向了中共一方，他還有自己的謀劃，打算根據時局隨時東山再起。
9月19日，即徐永昌在綏遠的最後一天，傅作義同徐永昌進行了最後一次會談，傅作義解釋綏遠必須起義的原因是「今日綏軍『守』力量不夠，『攻』勢更不濟，『走』官有二萬眷屬，毫無安置。尤其大部分士兵為綏遠人，一時難於開動。自己一人南去無用，亦復無聊。即使蔣先生叫我指揮別人軍隊，人家對我亦無信心。所以現在必須與共黨聯合，以求生存」。
接下來傅作義向徐永昌透露了一個他精心謀劃的策略：「經過一個時期的整理軍隊，以配合人民的支持，假定某一時期中共以兵壓迫時，彼時利用官兵心理卻可打出去。今日對蔣先生須求有效果的途徑，如系維持現狀，絕無生存之理。以聯共求得時間，而以革命求進展，利用合作農場，半年數月間可增至二十萬人。明年三、四月間將為中共最痛苦之時期，其最重要因素仍在經濟，中共絕不能成功。簡言之，領導人物大多數皆是壞人。等等。最後結論，中共可能失敗」，「（渠）要擴展實力，即是將可用幹部放入農村」。
最後，傅作義說：「蔣先生權當認錯了人，權當傅某力量投了敵，但最後必要發生一個大報答。蔣先生此時盡可宣傳傅某之罪惡，只要蔣先生知道傅作義的心。此事做下去可能為中共殺害，但並未希望蔣先生為之昭雪。盼望好友之來如此之切，亦並非要好友為之保證，乃是要一二人知道中華民國勝利因素中仍有傅作義一員。傅作義必有轟轟烈烈之功績以報國家，以報蔣先生，不然有死而已。」（《徐永昌日記》，1949年9月19日）
談話之後，傅向徐遞交了一份上蔣呈文。這是傅作義就政治、軍事、經濟、外交、黨建等等問題向蔣提交的一份全面的獻策。呈文分為「（中）共可能失敗的條件」、「相持階段之形成」、「我們的做法」三個部分。關於中共可能失敗的條件，傅著重指出中共的幾個弱點：「外交孤立」：「經濟貧困、食糧發生不足」：「軍隊前進太快，後方空虛」。關於相持階段的形成，傅重點建議：「封鎖，疲睏經濟」：「轟炸電廠，以擾其人心」：「沿海交互登陸，以分散敵兵力」；同時建議側重宣傳中共「出賣國家民族」。關於「我們的做法」，這是一個重建國民黨的意見，核心是「我們應認識我們已經失敗，應重新革命、重新復興」。（呈蔣書全文見《徐永昌日記》，1949年9月19日）
9月19日徐永昌飛離後，綏遠起義通電於4時發表，當晚，傅、鄧等登車啟程返回北平。
傅作義對徐永昌所言「利用合作農場」是否僅僅是應景之言呢？他是否採取過某種方式以求實施呢？當年主管綏遠工作的薄一波記載：「傅作義回到北平以後，有一次和我談話，談到綏遠今後的工作，表示今後必須做到兩件事，一是綏遠徹底解放區化，軍隊徹底解放軍化；二是1.8萬名幹部，必須給以安置，最好的辦法是修渠開墾。關於他個人的去處，我告他說，綏遠軍政委員會仍需成立，由他做主任，但這只是一個過渡，暗示將來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時，可以在政府中工作。他表示怕學識不夠，願意多學習，並且說後套有16萬頃地，可耕地為10萬頃，而現耕種面積只4萬頃，如果政策允許的話，他願意在此修水利搞合作農場。我把他的意願報告黨中央，不久，毛主席就在傅的意願的基礎上提名他為中央人民政府水利部部長。」（薄一波；《七十年奮鬥與思考》，第518頁）
也就是說，傅作義的確有如果中共在1950年遇到經濟困難時東山再起的打算，這說明，他對中共能否穩定政權也沒有信心，因此要為自己做一個萬全的謀劃。
（五）蔣介石日記中披露1963年曾收到傅作義來信
對於徐永昌所述傅作義「寓兵於農」的計劃，傅本人在1950年的一件事也能作為佐證，據時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政治秘書室主任的師哲晚年披露：
「中央人民政府成立，讓傅作義擔任了水利部部長。約一年後的一天，他找到毛澤東，給毛澤東說，他還有多少電台，多少枝槍，存在什麼什麼地方。毛澤東說：『你留著用吧。』他當然不敢『留著用』。」（師哲：《我的一生——師哲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68頁）傅作義私藏一批武器和電台，證實他的確對中共留了一手。
這還沒有結束，據台灣學者郭岱君新近披露出來的蔣介石日記顯示，傅作義在1963年還與蔣介石暗中聯繫過，蔣介石在1963年8月9日的日記中寫道：「傅逆作義特以專人帶來其親筆書『悉貢所能』四字。密告於余，但其並未具名，其字確是真筆，可知匪共內部已至崩潰在即，有不可想像之勢，否則此種投機分子，絕不敢出此也。」此後8月份、9月份、10月、11月蔣在日記中都有提及傅作義，例如說下周討論傅逆之事等等，但後來就無疾而終了。
資料來源：本文的觀點和材料主要出自鄧野的《傅作義政治轉型過程中的雙重性》和朱宗震《傅作義接受北平和平解決的政治性質初探》兩文。
結語
1、無論在北平還是在綏遠，中共和傅作義都在根據自己的實力和處境盡力謀求以最小的代價換取最大的成果。作為「投誠者」，傅作義步步為營，在每一步中都充滿著矛盾和複雜的謀劃。
2、解放戰爭中的其他「投誠者」作為「改朝換代」過程中的特殊群體，其處境恐怕不會比傅作義好多少，他們在面臨一系列抉擇的時候也都充滿了猶豫、算計和反覆，用一句「棄暗投明」去總結這些人的抉擇過程恐怕過於簡單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