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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繼繩:鄧胡趙體制自相矛盾註定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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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胡趙體制,是這樣的一種體制:胡耀邦和趙紫陽身處第 一線,一個出任黨中央領導,一個出任國務院領導。在他們後面,由老人們掌握著重大事情的最終決定權。但是,這種領導體制,有名義權力的人沒有 實際權力,有實際權力的人沒有名義權力,而且第一線和第二線難免發生矛盾。所以,「鄧胡趙體制」是一種不能長期穩定的體制。

「鄧胡趙體制」三巨頭:趙紫陽鄧小平胡耀邦

中央委員會成員的巨大變化,各級領導班子的大改組,為鄧小平造就了紮實的組織人事基礎。這時鄧小平就有條件構建中央的人事體制。

這時,華國鋒還是黨、政第一把手。現在是該請華國鋒讓出最高位置的時候了。對這件事的處理也是逐步進行的。

華國鋒一身集中了中共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國務院總理三個最高職務。他的這些職務是逐步解除的,開始時是以「加強集體領導」這個名正言順的理由,請他讓出權力。

1980年2月23日到29日召開的中共中央十一屆五中全會上,中央領導機構作了一個重要改變:恢復「八大」設立的中央書記處,作為政治局的日常工作機構。胡耀邦被選為書記處總書記。這是文革前鄧小平曾經擔任過的職務。同時,胡耀邦被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進入常委的還有另一顆政治明星—趙紫陽。這一舉措,一方面讓胡耀邦從華國鋒那裡分到了黨中央的控制權,也為趙紫陽取代華國鋒的總理職務作了準備。

在這裡需要向讀者介紹一下趙紫陽的情況。中國共產黨成立的時候,趙紫陽還是河南省滑縣一個農家的兩歲嬰兒。但是,他有機會很早就接觸了革命,13歲時就在家鄉參加了共產主義青年團。後又到開封、武昌求學。1938年,即抗日戰爭全面爆發的第二年,19歲的趙紫陽擔任中共滑縣縣委書記。

1939年,趙紫陽在山東省大名縣(後劃歸河北省至今)出席直南、豫北地委幹部工作會議。這個會是八路軍一二九師政委鄧小平召開的。這是他第一次見到決定他終生命運的人物—鄧小平。1945年晚春,趙紫陽在土地幹部工作會議上作了一個報告,全面闡述土地工作中遇到的問題。鄧小平肯定了這個報告,並決定將這一經驗在大區範圍內推廣。當時鄧小平是晉冀魯豫中央局書記。這是鄧小平和趙紫陽的第一次交往。1947年趙曾在以鄧小平為書記的中共中央中原局下面的桐柏區黨委任副書記。

中共建政初期,趙紫陽任南陽地委書記。從縣委書記到地委書記這小小的一步經過了十年的歷程。1951年4月,趙紫陽奉調到廣東工作,開始了新的仕途生涯。

1965年,經過15年的奮鬥,趙紫陽從中共華南局俱樂部秘書長(不久改稱為辦公廳秘書長),一步一步地升任到廣東省委第一書記。在這期間,他開始是葉劍英的部下,後來是陶鑄的部下。陶鑄原來是中共中央中南局書記兼廣東省委第一書記。1965年專任中南局書記。

文革初期,廣東省委像其它各地一樣,也受到衝擊。但由於陶鑄是中央文革的顧問,廣東省委還堅持工作。1967年1月,陶鑄被「打倒」,成為中國的第三號「走資派」,趙紫陽就受到更多的批判。1967年5月5日,根據周恩來的指示,由廣州市警備區司令部對趙紫陽等人實行「監護」,以免受到紅衛兵的揪鬥。但趙紫陽還是「死不悔收的走資派」,後改為「犯走資派錯誤」的幹部。

1971年4月,趙紫陽被解除監護,調到內蒙擔任黨委書記。當時內蒙第一書記是尤太忠,趙紫陽是第五把手,分管農牧生產。第二年3月又奉調回廣東,任省委書記、省革委會副主任。在這期間,趙陽很謹慎,講話時注意照顧到方方面面。

1973年鄧小平復出以後給趙紫陽帶來了機會。這一年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十次黨代會,趙紫陽被選中央委員。這是他第一次進入中央委員會。1974年4月,中央任命趙紫陽為廣東省委第一書記,廣東省革命委員會主任、廣州軍區政委。這時廣州軍區司令員是許世友將軍。趙紫陽、許世友在揭發批判林彪集團方面態度很堅決。揭發批判的重點是黃永勝。黃是林彪死黨,長期擔任廣州軍區司令員,在廣東很有勢力。

在經濟方面,特別是農業方面,趙紫陽也緊抓不放。1974年,廣東的糧食產量取得了很好的成績,夏糧徵購入庫量此1973年增長了28%。

1975年10月,鄧小平在徵得毛澤東和周恩來的同意後,調趙紫陽去四川工作,任中共四川省委第一書記、四川省革命委員會主任兼成都軍區政委。接到新的任命之後,趙紫陽迅速移交工作,不帶家眷,隻身赴任。他剛到成都,鄧小平就第二次失勢,反擊右傾翻案風開始了。如果晚半個月,他也許不能成為中國人口最多的省份的黨政一把手了。

在1975年去四川赴任前,鄧小平在北京和趙紫陽進行了一次重要談話。鄧小平對趙紫陽說:「去四川後,要放開手大膽干。不要怕人說你是『還鄉團』。」同期,鄧小平還同調任雲南省委第一書記的賈啟允進行了同樣內容的談話。在反擊右傾翻案風中,賈啟允把這句話揭發出來了,「還鄉團」就成了鄧小平的一條罪狀。「還鄉團」這個詞出自土地革命時期。農民起來造反,地主逃離了家園,農民分了他們的土地和財產,地主組織「還鄉團」對農民進行「反攻倒算」。「還鄉團」在文革時的含義是:「走資派」復職以後否定文化大革命,向造反派施加報復。「四人幫」找趙紫陽了解這次談話的內容,趙紫陽掩蓋過去了。患難見真情,相比之下,鄧小平覺得趙紫陽這個人值得信賴。1996年,本書作者同趙紫陽談起這段往事時,趙淡淡地說:「小平跟我是口頭講話,怎麼能拿到政治鬥爭中去呢?」

趙紫陽在四川工作了五年。他在治蜀五年中,針對多年左的政策對農業的破壞,對農業採取休養生息的方針,大力恢復和發展農業,取得了顯著成績。糧食產量提高了,農民收入也有所增加。據報載,1977年和1978年兩年糧食共增產100億斤,副業收入也有較大幅度的增加。1978年農民人均收入達到71.9元,比l976年增加了18.3元,人均口糧達493斤,比1976年多124斤。但是,在政治上他還是很小心的。天安門事件,鄧小平第三次被打倒,他都跟著潮流過來了。例如,1976年天安門事件鄧小平下台時,四川省委和其它省一樣,向中央發電報,表示擁護中央的決定。

粉碎「四人幫」以後,他的政治態度開始鮮明起來。1977年7月21日的中共十屆三中全會上恢復了鄧小平的職務,第三天,成都就召開了30萬人的大會,慶祝十屆三中全會的召開。這在全國各省中是唯一的。趙紫陽在這個會上作報告說:「鄧小平同志是我黨久經考驗的老同志。有豐富的鬥爭經驗。毛主席對鄧小平同志早就有過明確的、全面的評價。『四人幫』瘋狂打擊和誣陷鄧小平同志,是他們篡黨奪權罪惡陰謀的重要組成部分。恢復鄧小平同志的職務,是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英明決策,體現了全黨全軍全國人民的心願,體現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和政策,標誌著我們黨更加團結和鞏固,更加興旺發達。我們堅決擁護十屆三中全會關於恢復鄧小平同志職務的決議!」(1977年7月24日《四川日報》)

1977年8月,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一次代表大會上,趙紫陽被選為中共中央政局候補委員。在1980年2月的十一屆五中全會上,趙紫陽成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就在這次五中全會上,鄧小平從組織上向「凡是派」發動了全面進攻,在人事上有幾項重大決定:批准汪東興、紀登奎、吳德、陳錫聯四人的辭職請求。免除或提請免除他們所擔任的黨和國家的領導職務。設立中央書記處作為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機構。並選出胡耀邦為總書記,萬里、王任重、方毅、谷牧、宋任窮、姚依林等11人為書記。

此時,華國鋒在政治上完全喪失了主動地位。1980年8月18日到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北京召開,內容是討論黨和國家領導體制改革和進一步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問題。實際上是指華國鋒兼任的職務太多了,要加強集體領導。會議向全國人大建議,華國鋒不兼任總理,由趙紫陽接替這一職務。當然,表面上還是華國鋒主動提出辭職。8月30日,五屆人大三次會議接受了華國鋒的辭職,趙紫陽正式就任總理。

1980年11月l0日到l2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連續召開了九次會議。這些會議是對華國鋒的全面清算。短暫的華國鋒過渡時代從此結束。會議指出,華國鋒在粉碎「四人幫」的鬥爭中是有功勞的,應該肯定;但對此功績要作分析,不應把功勞只歸個人。會議認為,華國鋒的錯誤包括:提出「兩個凡是」這個完全違背馬克思主義的錯誤觀點;在十一大前後提出的一系列政治口號,基本上還是文化大革命中那一套;對解放黨內大批老幹部、平反歷史上大批冤假錯案的態度,明顯地違反黨內大多數人的願望;熱心於製造和接受新的個人迷信;對1977、1978兩年的經濟工作的冒進所造成的嚴重損失負有重要責任。華國鋒同志在過去四年中做過一些有益的工作,但是顯然缺乏作為中央主席和軍委主席所必備的政治能力和組織能力。

鑑於上述情況,中央政治局認為,華國鋒同志繼續擔任現職務是不適宜的。會議經過討論,一致決議:向十一屆六中全會建議,同意華國鋒同志辭去中央主席、軍委主席職務;選舉胡耀邦同志為中央委員會主席,鄧小平同志為中央軍委主席;在六中全會以前,暫由胡耀邦主持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常委的工作,由鄧小平主持中央軍委的工作。鄧小平雖然在黨和行政上沒有擔任黨和國家最高職務,但他擔任中共中央軍委主席。如本書前面聽說的,在中國,這個職務是權力之柄。再加上鄧小平的資歷和威望,他在中共中央一言九鼎。無可爭議地成為中國實際上的最高領導人。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正式確認了這次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的建議。華國鋒降為黨中央副主席,這時,他已經失去了一切權力。華國鋒下台無疑是改革派的重大勝利,但在老百姓中也有不同的反映。公布這一消息的時候,我正在公共汽車站,一位等汽車的婦女說:「他是一個老實人。」

國外稱之為「鄧胡趙體制」終於形成。鄧胡趙體制的形成標誌著中國的改革者真正掌握了國家的權力。對中國改革來說,這是至關重要的事。人們說,改革者沒有好下場。在中國歷史上的確可以找到很多慘痛的例證。不過,這些慘痛的事件是在改革者沒有真正掌握國家權力的情況下發生的;一旦改革者真正掌握了權力,情況就不一樣了。

鄧胡趙體制,是這樣的一種體制:胡耀邦和趙紫陽身處第一線,一個出任黨中央領導,一個出任國務院領導。在他們後面,由老人們掌握著重大事情的最終決定權。第一線的胡、趙只不過是負具體執行之責而巳。這些以老人們鄧小平為核心,以陳雲李先念楊尚昆、彭真、鄧穎超薄一波、宋任窮、王震等人為主體。人們用漢代的「八老安劉」來戲稱這種情況。然而,這「八老」對改革的目標並不一致,陳雲和鄧小平在一些重大問題上就「談不攏」。鄧小平出任中共中央軍委主席,牢牢地掌握著三軍指揮權。他實際控制了國家的權力,卻沒有擔任黨和國家的最高職務。這成為鄧小平時代的一個奇特的權力結構。當時他已經77歲,怕出現毛澤東、史達林那樣晚年的接班人危機。把胡趙推到第一線,有利於他身後的權力交接。但是,這種領導體制,有名義權力的人沒有實際權力,有實際權力的人沒有名義權力,而且第一線和第二線難免發生矛盾。一旦第一線和第二線發生矛盾,勢必是有實權的第二線壓倒沒有實權的第一線。再加上第二線的鄧小平和陳雲「談不攏」,在第一線工作的領導人就更難了。所以,「鄧胡趙體制」是一種不能長期穩定的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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