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是怎樣成為毛澤東的接班人的？
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改選了中央領導人，林彪成為唯一的黨中央副主席，名副其實地成為毛澤東的接班人。官史對林彪是怎樣成為接班人的往往語焉不詳。而邱會作的回憶彌補了這一缺憾。
邱會作的信息來自於陶鑄。陶鑄在會後成為全黨的第四號人物，邱等人前去祝賀，陶鑄向他們講述了這段秘辛。邱回憶說：「那是中央全會中期以後的一天，周恩來、陳伯達、康生、陶鑄去毛主席家談工作，毛主席正要吃飯，便戲謔地說，你們是來辦事的，還是想混一頓飯吃？陶鑄說是談工作、如果有飯也混一頓吃吃，詼諧地消除了拘謹。在談到毛主席《炮打司令部》大字報發表後在全會上激起的義憤，他們幾個人說，再由劉少奇主持中央工作不現實了，要有新的接班人。周恩來一看要談人事、託故拔腳就朝外走，是毛主席叫人把周追回來的。毛主席一看此狀便說，為避顧忌，大家把名字寫在手心裡『民意測驗』如何？陶鑄、康生寫的『周』，毛主席、周恩來、陳伯達寫的『林』，大家伸出手來，毛主席一見，笑了。」（頁４０）顯而易見，中央全會雖然名義上進行了改組選舉，事實上在毛澤東處早已「選舉」過了，全會的選舉不過就是走個過場而已。
那麼林彪對此是什麼態度呢？林彪實際上是誠惶誠恐。在全會的閉幕式上，林彪發表了一番講話「我最近心情很沉重。我的工作和我的能力是不相稱的，是不稱職的。我意料是要出錯誤的。中央給我的工作，我自知水平，能力不夠，懇辭再三，現在主席和中央已決定了，我只好順從主席和黨的決定，試一試，努力做好。我還隨時準備交班給更合適的同志。」全會後，軍隊的幹部們去林彪處看望，實際上是祝賀他成為毛的接班人。邱回憶說：「我們去人大會堂林彪住的那兒，名義是他從北戴河回來後我們禮節式的看望，實際上這是對他的祝賀。這應當是很高興的事，但林彪沒有一點的喜氣，反而沉悶地對我們說：我是不想乾的。既然全黨委託，主席又一定讓我來，硬是推，不會有好的效果。實在沒有辦法，只好試試了。林彪是個沉默寡言的人，事情到了他不說不成的時候他才會說。我們和林彪交往了多年了，他說的是真心話。」（頁４１－４２）由此可見，林彪當初也是勉為其難地被毛澤東硬拉上了文革的戰車，由此欲罷不能、愈陷愈深。
軍隊捲入文革鬥爭和林彪的對策
八屆十一中全會開畢，中央正式通過了《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由此吹響了文革的號角。那麼軍隊高層與林彪對此是什麼態度呢？目前大陸的黨史教材異口同聲「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則是唯恐天下不亂。他們利用了毛澤東的錯誤判斷和主張，蓄意把『文化大革命』的錯誤推向極端」。（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簡史》第９７頁）長期以來，國內出版的黨史教材大都將林彪定性為文革中搞亂軍隊的罪魁禍首，前引席宣、金春明書即是典型一例。那麼林彪在文革初期到底是有意搞亂軍隊，從而實現其篡黨奪權的野心，還是處心積慮穩定軍隊，並成為穩定軍隊的核心？這是我們應該認真予以探討的。
八屆十一中全會後，中央軍委隨即舉行了常委擴大會，由葉劍英傳達了會議的精神。會議期間肖華、劉志堅以全軍文革的名義請中央文革的康生、江青、張春橋到會講話。軍隊高層幹部們對如何開展文革運動憂心忡忡，忐忑不安，生怕軍隊也如地方一樣大亂特亂，也搞全面奪權運動。邱會作回憶說，「與周恩來相反，林彪政治上顧忌小多了。他堅決不許軍隊院校搞什麼『大串連』，不同意軍隊開展『四大』（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軍委多次以命令的方式傳達到全軍各單位。」（頁４７）細查那時中央軍委下發的文件就有：一、１９６６年５月２５日，中央軍委向全軍發出《關於執行中央「５月１６日通知」的通知》，明確指出軍隊的運動要在各級黨委的領導下進行。二、６月１４日，中央軍委發出《關於部隊開展文化大革命運動幾項措施的請示報告》，規定師以下戰鬥部隊中著重進行正面教育，軍隊一律不准上街遊行，一般不參加地方的批判大會，把軍內的文化大革命限制在宣傳、文化等部門。三、６月２１日，中央軍委下發《六條指示》，要求對軍隊院校的情況進行具體分析，區別對待，並決定「整風徹底」的院校不開展「四大」。四、８月中下旬，軍委常委會繼續強調軍隊與地方不同，軍隊文化大革命運動一定要在各級黨委領導下進行，不能隨便揪鬥幹部，處分幹部。五、９月３日，中央軍委以總政治部的名義下發「不准軍隊院校師生來京串連的三條指示」，即軍隊不准組織紅衛兵，不准地方到軍隊串連，不准軍隊到地方串連。
邱會作說：「直到１９６６年的９月下旬，林彪還是堅持以上意見。他不遺餘力地設法穩定軍隊，使其不受社會上的影響，把軍隊的運動嚴格地限制在中央軍委領導、管理的範圍之內，部隊要作好戰備工作。文化大革命一開始，林彪就提出這樣的方針，算是有識之士了。有了林彪的支持，我們在一線的軍隊領導幹部的態度很硬，當時有些軍事院校的學生違反規定到了北京，軍委各大機關都是派人勸回去。總後所屬院校的來京學生，好言相勸不肯回去的，我就下令『各學校來人把自己的學生帶回去』。」（頁４８）
事實上，文革初期，全軍文革小組積極緊跟中央文革小組，而全軍文革小組的頭面人物又是總政的副主任劉志堅，其他人還有參與起草《部隊文藝坐談會記要》的謝鏜忠等人。他們很早就參與了江青、張春橋搞文革的準備工作，這些人思想很左，認為軍隊內部也受到「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影響，軍隊的各級領導也是接受教育或被批判的對象。所以，軍隊在文革開始時就已產生了不可調和的矛盾，到底是緊跟中央文革小組，依靠軍隊院校師生搞「四大」和軍內奪權，還是堅持正面教育，軍隊不搞造反。林彪顯然是持後一種態度。在林彪的主持下，軍委常委擴大會決定，繼續執行五月中央軍委決定的精神，全軍要在黨委領導下進行文革，不搞「四大」。
然而，毛澤東在１９６７年１月嚴厲地否定了林彪、葉劍英所制定的軍隊不介入地方的政策。為了應對突如其來的全國全面奪權鬥爭，１９６７年２月中央軍委召開全軍軍以上幹部會議，林彪親自主持了會議。而會議最重要的宗旨就是「鞏固部隊」，部隊只搞正面教育，同時要加強管理，嚴格紀律，加強戰備，準備打仗。這一政策得到全軍領導幹部的熱烈擁護和支持。林彪在講話中講了很多戰備的內容，用邱會作的話來說「當時只有用戰備為名來壓造反派搗亂。」軍隊中的老帥也都到會，分別講話。林彪還特別交代，對於毛在２月份嚴厲批判老帥們的講話（即所謂「二月逆流」中毛的談話）嚴守機密，不許外泄，特別注意對他們的保護。（頁１１８）
事實證明，從文革開始到「９１３事件」，林彪對保持軍隊的穩定的想法貫徹始終，中間雖然有所反覆，但是軍隊一直處於穩定的狀態。即使地方的奪權活動搞得熱火朝天，有些軍隊院校造反派到軍委總部和各軍區搞「四大」，揪鬥軍隊高幹，但是軍隊內部並未發生自下而上的奪權事件，日後由於軍隊參與「三支兩軍」活動，軍隊勢力進入地方政權，對穩定局勢產生了正面和積極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