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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前彭羅陸楊倒台真相:手握推翻毛澤東兩大法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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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心目中的「文化革命」,具有較多的政治清洗色彩或較多的高層權力鬥爭色彩。思想文化問題只是它的切入口,而政治領導權問題才是它的核心所在。而林彪的講話應該說摸到了毛髮動文化大革命的真正用意,即要解決中共高層內的領導權問題,要搞掉中央「一線」上的劉少奇等人。

搞政變要抓兩個東西:一是「抓筆桿子」,造輿論;二是「抓槍桿子」,搞軍隊。「彭羅陸楊反黨集團」正是抓了這兩個東西:「羅瑞卿是掌軍權的。彭真在中央書記處抓去了很多權。羅長子的手長,彭真的手更長。文化戰線、思想戰線的一個指揮官是陸定一。搞機要、情報、聯絡的是楊尚昆。」

1967年1月4日,因跳樓摔斷腿的羅瑞卿被紅衛兵裝進籮筐抬到批斗大會現場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北京舉行。

毛澤東此時仍滯留南方,但事先對會議作出許多安排,並最終從會上獲得他最初想獲得的許多東西。

會議最重要成果,是通過《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1966.5.16)》,即人們習慣上說的《5·16通知》。此件在會前就已由陳伯達起草並經毛澤東反覆修改而成定稿了,在會上主要是供人們學習領會,並履行組織通過手續。

《通知》有三方面內容:

其一,宣布兩條決定:一是撤銷1966年2月12日彭真以中央名義批轉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二是「撤銷原來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及其辦事機構,重新設立文化革命小組,隸屬於政治局常委之下」。後一決定為毛澤東親筆所加。

其二,對《二月提綱》作了十個方面批判,指責「這個提綱反對把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反對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黨中央的文化革命路線,打擊無產階級左派,包庇資產階級右派,為資產階級復闢作輿論準備,這個提綱是資產階級思想在黨內的反映,是徹頭徹底的修正主義」。其中有五個方面批判、六段話(最長者四百八十餘字)為毛親筆改寫。

其三,向全黨全國發出要搞「文化大革命」的號召。這一號召用語全部出自毛本人手筆:

全黨必須遵照毛澤東同志的指示,「高舉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大旗,徹底揭露那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所謂『學術權威』的資產階級反動立場,徹底批判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奪取在這些文化領域中的領導權。而要做到這一點,必須同時批判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裡和文化領域的各界裡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清洗這些人,有些則要調動他們的職務。尤其不能信用這些人去做領導文化革命的工作,而過去和現在確有很多人是在做這種工作,這是異常危險的。」

「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裡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份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們識破了,有些則還沒有被識破,有些正在受到我們信用,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例如赫魯雪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在正睡在我們的身旁,各級黨委必須充份注意這一點。」

第一段話講了兩層意思:一是要搞文化批判,批判各個意識形態領域裡的資產階級思想;二是要搞政治「清洗」,清洗那些「混進」黨、政、軍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兩相比較,後者更根本些,是前者得以進行下去的必要條件。

第二段話又對第一段話中的第二層意思作進一步闡述,定性更高,用詞更趨激烈。那些「混進」者們被直接說成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份子」,是要來奪取我們的政權的;尤為嚴重的是,他們中一些人正在受到我們的信任,正在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成了睡在我們身旁的「赫魯雪夫」。這末了一句話後被解釋為特指國家主席劉少奇

可見,毛澤東心目中的「文化革命」,具有較多的政治清洗色彩或較多的高層權力鬥爭色彩。思想文化問題只是它的切入口,而政治領導權問題才是它的核心所在。

執政者毛澤東真正看重的,不是舞台上演了什麼戲劇或報刊上登了什麼文章,而是黨政軍大權究竟掌握在誰手裡。他發動意識形態領域革命,鼓勵批判《海瑞罷官》,說到底是要向中央「一線」權力集團挑戰,是要借文化藝術舞台來上演政治奪權劇目。

當此劇第一幕結束時,老人家已一舉奪下中共北京市委大權、中央軍委總參謀部大權、中共中央宣傳部大權和中共中央辦公廳大權,整出一個所謂「彭羅陸楊反黨集團」。

五月政治局擴大會議做出決定,撤銷彭真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及市長職務,撤銷羅瑞卿總參謀長職務,撤銷陸定一中宣部長職務、撤銷楊尚昆中央辦公廳主任職務。加予彭、陸的主要罪名,是堅持修正主義思想政治路線以抵制毛主席發動的文化革命;加予羅的主要罪名,是「篡軍反黨」;加予楊的主要罪名,是「背著中央,私設竊聽器,私錄毛主席和常委同志的講話,盜竊黨的機密」。(1)

關於毛澤東通過發動文化革命來解決高層權力鬥爭問題的真實用意,他的「親密戰友」林彪看得最清楚,也表露得最清楚。就在《5·16通知》獲得通過後的第三天即5月18日,林彪就此通知精神作了一個解釋性講話。他講話沒有稿子,故講得結構鬆散、邏輯有些零亂,但要講的問題都講到了,並都講得很有個性,很能抓住人。(2)

他首先大講政權的重要性:

「革命的根本問題是政權問題。有了政權,無產階級,勞動人民,就有了一切。沒有政權,就喪失一切。」

「上層建築的各個領域,意識形態、宗教、藝術、法律、政權,最中心的是政權。」

「政權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工具。反革命是這樣,革命也是這樣。我想用自己的習慣語言,政權就是鎮壓之權。」

因此,無論碰到什麼千頭萬緒的事情,都不要忘記了政權,「要念念不忘政權。忘記了政權,就是忘記了政治,忘記了馬克思主義的根本觀點」,「那就是糊塗人,腦袋掉了,還不知道怎麼掉的。」

他接著從橫與縱兩個維度——世界現狀與中國歷史——來大講政權鬥爭的嚴峻性。

「世界政變成風」:「一九六零年以來,據不完全的統計,僅在亞非拉地區的一些資本主義國家中,先後發生六十一次政變,搞成了的五十六次。把首腦人物殺掉的八次,留當傀儡的七次,廢黜的十一次。」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內部也有類似情況:「蘇聯被赫魯雪夫顛覆了。南斯拉夫早就變了。匈牙利出了個納吉,搞了十多天大災難,也是顛覆。」

「從我國歷史上來看,歷代開國後,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很短時間就發生政變,丟掉政權的例子很多」。為此,林引用了許多材料,包括引用了諸如趙光義「燭影斧聲」、康熙「傳位十四子」等傳說性東西。由於渲染過份,以致危言聳聽,二千年中國史在他口中幾乎成了一部政變史,一部透著血腥氣與詭詐氣的宮闈秘史。

林彪談世界政變成風,談中國歷史黑幕,目的還是為了談中國現實,談中共高層權力鬥爭現況。

林彪接著說:「毛主席近幾年來,特別是去年,提出防止出修正主義的問題,黨內黨外、各個戰線、各個地區、上層下層都可能出。我所了解,主要是指領導機關。毛主席最近幾個月,特別注意防止反革命政變,採取了很多措施。羅瑞卿問題發生後,談過這個問題。這次彭真問題發生後,毛主席又找人談這個問題,調兵遣將,防止反革命政變,防止他們占領我們的要害部位、電台、廣播電台。軍隊和公安系統都做了布置。毛主席這幾個月就是做這個文章。這是沒有寫出來的文章,沒有印成文章的毛主席著作。我們就要學這個沒有印出來的毛主席著作。毛主席為了這件事,多少天沒有睡好覺。這是很深刻很嚴重的問題。」

搞政變要抓兩個東西:一是「抓筆桿子」,造輿論;二是「抓槍桿子」,搞軍隊。「彭羅陸楊反黨集團」正是抓了這兩個東西:「羅瑞卿是掌軍權的。彭真在中央書記處抓去了很多權。羅長子的手長,彭真的手更長。文化戰線、思想戰線的一個指揮官是陸定一。搞機要、情報、聯絡的是楊尚昆。」

「最近有很多鬼事,鬼現象,要引起注意。可能發生反革命政變,要殺人,要篡奪政權,要搞資產階級復辟,要把社會主義這一套搞掉。有很多現象,很多材料,我在這裡不去詳細說了」。

林這些話很是驚心動魄,尤其後一段話,繪聲繪色且又故弄玄虛,有意識地營造了一種神秘、緊張乃至恐怖的氣氛,從而烘托出執政黨高層權力鬥爭的嚴峻性。

數年後,林彪這些講法隨著他本人受批判而被否定了,即因人而廢言了。用來指責這些講法之所以有問題的主要依據,是毛澤東寫給江青的一封信。這封信據說寫成於1966年7月8日,即林作上述講話五十餘天后;公布於1972年5月下旬,是「批林整風匯報會議」(1972.5.21─6.23)所要學習的「最重要」的文件。(3)

毛在信中評論了林的「5·18講話」,談出了他的兩點不滿:一是大講政變問題,二是大吹他毛澤東著作。

關於前者,毛是這樣說的:「我的朋友的講話,中央催著要發,我準備同意發下去,他是專講政變問題的。這個問題,像他這樣講法過去還沒有過。他的一些提法,我總感覺不安。……」(4)

從這些話里,可以看出毛不大讚成林關於政變的說法,但難以看出毛堅決反對林這些講法,更難以看出毛之所以反對林這些講法的充足理由是什麼。如果一定要說毛提出了什麼反對理由的話,那也只是認為林這些講法與眾不同,太特別了。

就內容來看,林的講話應該說摸到了毛髮動文化大革命的真正用意,即要解決中共高層內的領導權問題,要搞掉中央「一線」上的劉少奇等人。林的講話應該說抓住了《5·16通知》─特別是它的第三部份─的精神實質。

就形式來看,林的講話又太有他個人的特點,總愛用他「自己的習慣語言」來談領導權問題,談得過於直露、過於渲染,以致將執政黨高層權力鬥爭談得赤裸裸且驚心動魄,談得連毛澤東這位事主都感到詫異、都感到不自在。

林彪之所以採取如此講法,似與他的軍人出身有關。無庸諱言,林曾是一位優秀將領,擁有許多軍事天賦,如善於在瞬息萬變的戰場上迅速且準確地選定主攻方向,並堅決地予以突擊。

例如,在林創製的諸多戰略戰術中,最為林本人看重的,要數「一點兩面」(5)。該戰術大意為:在一攻勢作戰中,應集中己方最強勁的力量向著敵方最薄弱的「一點」實施突然攻擊,同時部署己方的所有助攻力量在敵方的「兩面」或多面朝該點作求心攻擊,以最終殲滅該敵。

在「一點兩面」戰術內,又最為林本人看重的,要數「一點」。其間包含兩個要素:一是要正確地選出這「一點」,二是要斷然地突擊這「一點」,對之「猛打、猛衝、猛追」(即「三猛戰術」),敢於「刺刀見紅」。

當這種軍事行為方式被運用於政治鬥爭時,若僅從策略上看有長處有短處:長處在於十分講求打擊目標的明晰性,儘可能迅速且準確地弄清自己所要打擊的主要對象是誰,所要突破的關鍵點在哪裡;短處則在於不大顧忌打擊方式的掩飾性,以致在意圖的表達上和在手段的選擇上都近乎是赤裸裸的。

這些長短處在林彪「5·18講話」中都表現得很充分份。其話語十分明快,能夠準確地抓住問題的實質,抓住毛心底里的意圖;但也過於直露,竟將一向被大幕覆蓋著的執政黨高層內的「很多鬼事、鬼現象」都給抖摟出來。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在官方傳媒上被宣傳說具有反修防修永葆革命本色的崇高目的;在林彪講話里則被還原為這樣一件事─不過是中南海宮廷鬥爭向外並向下的一種延伸而已。

政治與戰爭雖有聯繫,但確有不同。如克勞塞維茨所言,戰爭雖是政治的繼續,但只是政治的一種特殊樣態的繼續。(6)戰爭直接訴諸力量,要求以最斷然的方式解決問題。政治尤其是那種很注意向老百姓作宣傳的政治,除了要憑一定實力外,還要務許多「虛」事,或鋪陳造勢,或遮遮掩掩。

林彪在其5月18日講話中,還嘲笑了一種人:「我看到很多人讀書圈圈點點,把書都圈滿了,證明他沒有讀懂,不知甚麼是中心,甚麼是主次。」這一嘲笑可以看作是某些軍事家對某些政治家的嘲笑,嘲笑他們過多地注意了次要方面乃至於忽略了主要方面。

軍事家開起戰來可以不顧及那些罈罈罐罐的東西,一個勁地向對方要害處狂砸猛打。政治家做起事來則常要顧忌許多枝枝節節的事情,有時還要人為地製造一些枝枝節節的事情。這如同讀書,由於處處在意,就不免圈圈點點,甚至在已經抓住文章中心大意後還要再劃一些條條槓槓。

林彪說到底是將軍而非政客。他要麼不做事,要做就做到極致上;要麼不說話,要說就說到要害上,說到執政黨最高權力究竟由誰來執掌這一核心問題上。

註解

(1)《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1966.5.23)》、《關於陸定一同志和楊尚昆同志錯誤問題的說明(1966.5.24)》、《中央批轉中央工作小組關於羅瑞卿同志錯誤問題的報告(1966.5.16)》,載國防大學編《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25冊,第24、24─25、13頁。

(2)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1966.5.18)》,載國防大學編《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25冊,第16─23頁。

(3)參見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第443頁。

(4)《毛澤東給江青的信(1966.7.8)》,載國防大學編《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25冊,第55─56頁。

(5)林彪《在軍事幹部會議上的結論(1947.2)》、《論戰術思想與戰鬥作風(1947.4.19)》、《戰役指揮問題(1947.9.30)》,載《林彪文選》上冊,131─140、141─163、167─177頁。

(6)克勞塞維茨《戰爭論》第一卷中譯本,第43─44頁。

責任編輯: 白梅  來源:毛澤東執政春秋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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