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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龍慘死真相:因為聽到什麼而得罪毛澤東

在文革中,任何跟蘇聯的關係都被當作「蘇修特務」來嚴加審訊,尤其在中共高層。那位不幸被馬利諾夫斯基擋住說話的賀龍元帥,更是毛澤東疑心的焦點。賀和大批部下被抓起來審問,賀本人於一九六九年悲慘地死在囚禁之中。

在克里姆林宮舉行的“十月革命”節招待會上,蘇聯國防部長馬利諾夫斯基向因林彪生病主持軍委日常工作的賀龍,說:“我們現在已經把赫魯曉夫搞掉了,你們也應該效仿我們的榜樣,把毛澤東也搞下台去。這樣我們就能和好。”馬利諾夫斯基還使用了粗野的語言:“我穿的元帥服是斯大林的狗屎,你穿的元帥服是毛澤東的狗屎。”賀龍跟他爭執起來,隨即中國代表團離開了宴會大廳。在文革中,任何跟蘇聯的關係都被當作“蘇修特務”來嚴加審訊,尤其在中共高層。那位不幸被馬利諾夫斯基擋住說話的賀龍元帥,更是毛澤東疑心的焦點。賀和大批部下被抓起來審問,賀本人於一九六九年悲慘地死在囚禁之中。

賀龍元帥服照(圖源:VCG)

一朝經濟好轉,毛就一步步走向大復仇、大清洗。他首先停止了“包產到戶”、為受害者平反等開明措施,斥之為“單幹風”、“平反風”。毛加強了個人崇拜,對他的歌頌逐漸充斥了學校教科書、出版物、媒體。人們睜眼就看到三呼萬歲的口號,耳邊響起的音樂都是“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全中國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徹底地化入對他的頂禮膜拜。

文化方面毛拿小說開刀。一九六二年九月,他說:“現在不是小說、刊物盛行嗎?利用小說來進行反黨活動,這是一大發明。”針對讀書,他說:“書讀的越多越蠢。”“書可以讀一點,但是讀多了害人,的確害人。”毛本人似乎不怕被“害”,他的特大木板床的一邊總是堆滿了書。為了以防書落下來打著他,睡人的一邊床腳墊高了一點。毛最喜愛的消遣是待在床上看書。但是他不要中國人民看書,要讓他們保持愚昧狀態。毛對中共高層講:我們需要“愚民政策”。

一九六三年春,毛的刀伸向傳統戲。毛本人其實是個戲迷,收藏了兩千多盤磁帶唱片,還能同演員討論演唱風格。看戲是他唯一在公開場合戴眼鏡的時候,他也看得非常投入。有一次看《白蛇傳》,他哭出了聲,毫無顧忌地擤鼻涕,高潮時還一躍而起,褲子都掉了下來——原來衛士為了他看得舒服,在他坐下後幫他鬆了褲帶。

毛澤東愛看戲並不妨礙他一上台就對大批戲劇宣判死刑。現在他要把傳統戲全部趕下舞台。首先做了刀下鬼的是“鬼戲”,戲中屈死的冤魂向害死他們的人報仇索命。看見這些舞台上的復仇者,毛難免不會想起他的政策害死的幾千萬人。

一九六三年底,毛把炮火對準整個藝術領域:“各種藝術形式——戲劇,曲藝,音樂,美術,舞蹈,電影,詩和文學等等,問題不少,人數很多,社會主義改造在許多部門中,至今收效甚微。許多部門至今還是‘死人’統治著。”他說這些藝術都是“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有“大問題”。就連歌頌共產黨的作品,也以這樣那樣的理由被打成“毒草”。藝術家下放勞動,接受“改造”,一九六四年二月毛以他特有的風格說:“要把唱戲的、寫詩的、戲劇家、文學家趕出城,統統轟下鄉……不下去就不開飯”。

中國傳統建築也成了犧牲品。中共掌權後不久,牌坊和城牆就被不分青紅皂白地推倒。一九五八年,對北京八千處古迹,毛只讓保留七十八處。連北京市長彭真都竭力反對,最後這一計劃當時沒有完全實施。但由於毛的堅持,幾百年歷史的城牆、城門樓還是大多被拆掉,拆城牆的土填平了市內一座美麗的湖。毛在一月二十八日講:“南京、濟南……〔省略號系原文〕的城牆拆了我很高興。”他嘲弄心疼古迹的知識分子:“有的人為了拆城牆傷心,哭出眼淚,我不贊成。”“北京拆牌樓,城牆打洞,張奚若也哭鼻子,這是政治。”破壞古迹的“勞動”,知識分子還必須參加。中華民族燦爛文明的標誌,就這樣一片片從地球上被抹去。

毛在不少場合都表示過他對中國建築的討厭。在為大躍進鋪路的南寧會議上他說:“北京、開封的房子,我看了就不舒服,青島、長春的房子就好。”另一回插話時說:“青島、長春最好。”北京、開封是古都,而青島從前是德國殖民地,長春是日本建來作滿洲國首都的。

毛不許建造中國傳統式的房子。執政初期,建築設計師們沿襲過去的民族風格蓋房子,被斥為“復古主義”受到批判。一九五九年中共建國十周年時要修一些紀念性建築,基本上是模仿蘇聯。這些建築還算稍有美感,但是鳳毛麟角,其餘的不是工廠,就是醜陋省錢的火柴盒式的水泥住宅。

天安門廣場原來有十一公頃。但毛要的是“能容納一百萬人集會的世界上最大的廣場”。於是廣場擴大了四倍,變成一片其大無比的水泥地。充滿古城風味的建築被一掃而光。

毛的“打倒”清單上還有寺廟和古墓。一九六四年底,他以前的秘書胡喬木寫信給他,說杭州“蘇小小墓等”正在被“清理”當中,“您多年以前就提出的主張,在現在的社會主義革命新高潮中總算有希望實現了。”毛在這段話旁批道:“這只是一點開始而已。”“今日僅僅挖了幾堆朽骨,便以為問題解決,太輕敵了,且與事實不合……至於廟,連一個也未動。”

甚至連花草,毛也不容。一九六四年七月,他對“宮廷大總管”汪東興說:“擺設盆花是舊社會留下來的東西,這是封建士大夫階級、資產階級公子哥兒提籠架鳥的人玩的。”“現在要改變。”“你們花窖要取消,大部分花工要減掉。”

毛要把中國變成一個文化大沙漠,這裡沒有文明,沒有人性,沒有溫情,只有一群充滿獸性的人頭畜生,為他幹活,作他血腥清洗的工具。在這一點上,毛比希特勒、斯大林更極端。希特勒尚且允許一些非政治性的藝術存在,斯大林保存了俄國的古典文化。毛還為此批評斯大林,一九六六年二月說:“他對俄國和歐洲的所謂經典著作卻無批判地繼承,後果很壞。”

毛澤東的扼殺文化不得人心。就像人不喜歡挨餓一樣,沒人願意過沒有娛樂、沒有色彩的生活。毛的幹部們從上到下給他來了個陽奉陰違,一些非政治性的、“無害”的娛樂活動和文藝形式繼續存在,花草依然茂盛。一九六二到一九六五這幾年中,毛暫時無可奈何。

但在這個期間,毛對全國人民的洗腦運動卓有成效。其中一個是“學習雷鋒”。毛用死去的士兵雷鋒做榜樣,要大家都變成雷鋒似的人。有一份雷鋒日記,說雷鋒如何一想到毛就去“做好事”,如何為了毛“上刀山、下火海”也心甘情願。“聽毛主席的話”,做“螺絲釘”,毛安到哪裡就在哪裡老老實實地干,被表彰為最崇高的理想。抹煞個人與個人崇拜相輔相成,完全無私與極端自私正好配套,前者是對中國人民的要求,後者屬於毛澤東。前者為後者服務。

雷鋒還代表毛刻意想培植的一個觀念:人人必須仇恨。雷鋒日記里最有名的一首詩寫道:“對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溫暖……對待敵人要像嚴冬一樣殘酷無情。”仇恨的邏輯是:“對敵人的仁慈就是對人民的殘忍。”

該仇恨誰呢?毛樹立了一個靶子:赫魯曉夫。原因?他搞修正主義。中國報紙上連篇累牘的是譴責赫魯曉夫和修正主義的文章,在每周的“政治學習”中灌輸給全國人民。這些遙遠的敵人就這樣在人們腦子裡紮下了根。到毛整劉少奇的時候,他把“中國的赫魯曉夫”這頂帽子戴到劉頭上,而得罪了毛的中共幹部都被說成是“搞修正主義”。

毛第一次用“中國的赫魯曉夫”這個字眼,是在一九六四年六月八日的中共高層會議上。劉少奇馬上明白毛是針對他的,毛復仇的一天就要到了。除了束手待斃,劉唯一的出路是設法加強自己的地位,使毛不容易對他下手。這時搞的“四清”運動,就是劉少奇用撤換魚肉村民的基層幹部的辦法,爭取人心。不久,莫斯科出了一件事,給了劉少奇另一個機會。

這年十月十四日,赫魯曉夫在“宮廷政變”中下台。當時中國導彈在研製方面遇上了難以逾越的難關,毛急需蘇聯的技術,他想跟勃列日涅夫(Leonid Brezhnev)等蘇聯新領導人改善關係。幾天之內,周恩來就對蘇聯駐華大使契爾沃年科說,毛“極希望”增加接觸,有意派代表團去莫斯科祝賀“十月革命”節,請蘇聯發邀請。

蘇聯新領導人也對重修舊好很感興趣,把赫魯曉夫下台的事在公開宣布前先通知了毛。但很快地,他們便意識到,只要毛在台上,改善關係的前景黯淡。契爾沃年科告訴我們,他是怎樣得到這種印象的。“我到毛的住處大約是晚上十一點。毛聽到消息後,沉吟片刻說:‘你們做得好,但是還不夠。’會見完畢毛送我出門。汽車發不動,我的司機拿了個桶跟毛的警衛到廚房去取水。毛站在熄火的汽車旁,月光閃閃地照在湖上。他說:‘還有些事你們要改,你們的主席團還沒都做到。’”毛要蘇聯改變黨綱,否定對斯大林的批判。這對蘇聯新領導人來說是完全不可能的。結果,在周恩來率團訪蘇時他們試探了一下,看中共能否搞掉毛。

十一月七日,克里姆林宮舉行的“十月革命”節招待會,周恩來和中國代表團走來走去向老相識們敬酒。蘇聯國防部長馬利諾夫斯基(Rodion Malinovsky)帶著蘇聯的主要中文翻譯走到周恩來跟前,冷不防對周說:“俄國人民要幸福,中國人民也要幸福,我們不要任何毛澤東,不要任何赫魯曉夫來妨礙我們的關係。”周恩來勃然變色,對馬利諾夫斯基說:“你的話我不懂。”立刻轉身走開。馬利諾夫斯基又轉向因林彪生病主持軍委日常工作的賀龍元帥,說:“我們現在已經把赫魯曉夫搞掉了,你們也應該效仿我們的榜樣,把毛澤東也搞下台去。這樣我們就能和好。”馬利諾夫斯基還使用了粗野的語言:“我穿的元帥服是斯大林的狗屎,你穿的元帥服是毛澤東的狗屎。”賀龍跟他爭執起來,隨即中國代表團離開了宴會大廳。

這天晚上,周恩來大半夜未眠,起草給毛的電文,報告事情經過。第二天,勃列日涅夫率領四位同事來到中共代表團駐地,周恩來正式提出抗議,要求他們澄清。勃列日涅夫道了歉,說馬利諾夫斯基喝醉了,不代表蘇共中央。可是,馬利諾夫斯基酒量很大,就算是喝醉了說胡話,作為蘇聯國防部長,鼓動中共總理和軍隊負責人搞政變,蘇聯領導事後卻沒有處罰他。所有跡象表明,馬利諾夫斯基的話是裝醉故意說的,以試探周、賀。蘇聯當時對華主要情報官員在我們訪問時回答:“我們了解到我們不可能把周恩來和毛澤東割開。”

馬利諾夫斯基事件使毛澤東疑心大起,懷疑中共高層有人跟蘇聯合夥要密謀推翻他。對毛來說,只要沒有蘇聯插手,中共黨內什麼樣的反對者他都能對付。彭德懷在一九五九年,劉少奇在一九六二年,兩次都未能動搖他的地位。可如果克里姆林宮下決心搞掉他,和他的黨內反對者裡應外合,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從外蒙古到北京只有五百公里遠,一路坦蕩平原,中國沒有有效的反坦克武器,無法阻擋蘇聯坦克的推進。就在馬利諾夫斯基事件發生的第二個月,根據毛的指示,中國軍隊開始在通向外蒙古的平原上堆築形同龐大碉堡的“人造山”,以抵禦蘇聯坦克。

這些人造山按設計每座高二十至四十公尺,正面寬二百五十至四百公尺,縱深一百二十至二百二十公尺。天文數字的錢投了進去,石頭和土方從遠方運來,在山裡建立了鋼筋水泥的工事。凡是見過這些山的人,包括美國前國防部長施萊辛格(JamesR Schlesinger),都認為靠這幾座孤零零的人造山來擋住蘇聯坦克大縱深、寬正面的進攻,根本不可能。後來這項工程不了了之。

毛相信明智的周恩來不會幹政變這種沒有把握的事。周從此更是戰戰兢兢地避嫌。離開莫斯科的時候,他感慨萬端地說,他以後將很難再來蘇聯了。的確,中共執政後他訪問蘇聯十次,這是最後一次。這也是毛在世時最後一個中共高級領導對蘇聯的訪問。就連跟蘇聯領導人在第三國會面也得迴避。一九六九年九月,胡志明去世,周恩來不得不去參加葬禮,這就產生了會碰上蘇聯領導人的問題。為了跟蘇聯領導人錯開,周恩來不顧越南人的反對,在葬禮前硬跑到河內去,向胡志明的遺體告別,然後匆匆飛走。胡志明葬禮舉行時,中國只派了一個級別較低的代表團參加。

在文革中,任何跟蘇聯的關係都被當作“蘇修特務”來嚴加審訊,尤其在中共高層。那位不幸被馬利諾夫斯基擋住說話的賀龍元帥,更是毛澤東疑心的焦點。賀和大批部下被抓起來審問,賀本人於一九六九年悲慘地死在囚禁之中。

賀龍一案受株連的最高將領是國防部副部長、裝甲兵司令許光達大將。在被關押的十八個月里,他受審四百一十六次,多次遭到嚴刑拷打,最後死在馬桶上。許光達是在馬利諾夫斯基事件後唯一去過蘇聯的高級將領。那是一九六五年五月,中、蘇之間在原子技術合作方面藕斷絲連,總得有人去。許去了以後,毛又懷疑他在克里姆林宮與自己的政敵之間穿針引線,馬上撤回在蘇聯杜布納原子研究所(Dubnanuclearcentre)的全部中方人員,與蘇聯核技術的關係從此一刀兩斷。

當馬利諾夫斯基事件發生時,毛並沒有叫周恩來馬上回來。周按原計劃繼續跟蘇聯領導人和一隊隊外國代表團會見。十一月十四日,周回到北京,毛率領全體領導人到機場歡迎。這是給莫斯科遞信號:中共的團結牢不可破。可是蘇聯人看出了破綻。在機場的蘇聯外交官觀察說毛看上去氣色糟透了,“好像要虛脫一般”。

這是毛最不安的時刻。劉少奇乘機鞏固自己的地位。他的辦法是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再度當上國家主席,同時藉助當選來造聲勢,樹形象,搞一點對自己的個人崇拜。

上一屆全國人大是一九五九年開的。本屆按憲法應該在一九六三年開,但毛不發話。他想在整劉少奇的時機成熟時再開,一開就把劉搞掉。馬利諾夫斯基事件發生後,在劉少奇的主持下,當月二十九日就做出了召開全國人大的決定,而且開幕時間定在十二月二十一日,還不到一個月的準備時間。劉算準了毛此時心中無底,不敢否決開會,也不敢否決當主席。毛看出了劉的用心,怒氣沖沖地說:“現在就交班,你就做主席,做秦始皇。”

毛只拒絕在開人大之前照慣例召開中共中央全會,這在毛當權時絕無僅有,毛以此表示對劉的不認可。人大開幕的前一天,毛在政治局會議上以談“四清”為名,借題發揮罵劉:“有那麼多步驟,我就不贊成。”“你專搞老實人,不會辦事。”“中國的秦始皇是誰?就是劉少奇。”

會場外,毛對他熟悉的陶鑄夫婦發作道:“有人就是往我的頭上拉屎尿!”陶鑄夫婦猜到他指的是劉少奇。幾天後是毛的七十一歲生日,毛破例地請劉少奇赴宴。毛幾乎從不請他的共產黨同事吃飯,與他們的社交僅限於在跳舞會上。那天吃飯前,毛的女兒李訥聽說爸爸要在人民大會堂請客,也要跟著去,毛對李訥說:“你今天不能去,爸爸我要罵娘。”席問毫無喜慶氣氛,在滿座鴉雀無聲的緊張空氣里,毛嬉笑怒罵,大講“有人搞獨立王國”,搞“修正主義”。稍知情的都明白他的鋒芒所指。

可是,沒有人順著毛說話,沒有人參加對劉的攻擊,只有毛從前的秘書陳伯達除外。陳伯達看到毛對劉不滿,在第二天的“全國工作會議”上發言,把毛的話從“理論”上加以發揮。毛對他的擂鼓助威感激有加,當夜把在安眠藥力下昏昏沉沉的陳伯達找去面授機宜,說他要搞掉劉少奇。陳伯達成了最早知道毛意圖的人。文革開始時,陳被毛提拔為中央文革小組組長、中共第四號人物,根源就在這裡。

一九六五年一月三日,劉少奇再度當選國家主席。全國上下組織了歡慶活動,和他一九五九年首次當選時大不相同。街頭敲鑼打鼓的遊行隊伍拿著彩旗,舞著獅子,放著鞭炮,並排舉著毛和劉的像。報紙上連篇累牘地報導:“毛主席劉主席都是我們最愛戴的領導人”。很明顯,在中共高層,有相當多的人在暗暗為劉使勁。劉在制止饑荒上的功勞使他有了眾多支持者,就連毛的親信也覺得劉“行”,“有辦法”,跟他“感到對路”,而同毛疏遠。甚至還有人建議,劉當選時在天安門城樓掛劉的像,而不掛毛的!(當時毛的像只在節慶時才掛在天安門城樓上。)劉趕快否決了這個提議。

正在選舉劉的當兒,劉夫人王光美被召到人民大會堂的“一一八”。劉當選後走進來,看見妻子在場,一愣。毛劈頭蓋腦辱罵了劉一頓,仇恨之意溢於言表。劉跟妻子僵坐在那裡,默然對視。毛知道劉少奇夫婦相愛至深,他要王光美在場,看丈夫受辱,也是教劉明白他的妻子難逃厄運。

毛對劉的切齒痛恨都這麼明顯了,高層也沒有誰站出來跟毛一起罵劉。相反地,人們為“兩個主席之間的爭執”表示焦急,無所適從,出來“勸架”,叫劉少奇要顧全大局,要謹慎,要尊重毛澤東。劉去找毛作“自我批評”,又在政治局會議上檢討“對主席不夠尊重”。毛話中有話地說:“這不是尊重不尊重的問題,而是馬克思主義同修正主義的問題。”

斯大林曾針對鐵托說過:“我動一根小指頭,世界上就沒有鐵託了。”學斯大林學到家的毛澤東也對劉少奇說:“你有什麼了不起,我動一個小指頭就可以把你打倒!”但事實上,眼下毛要打倒劉少奇並不那麼輕而易舉。他還真有點扳不動劉呢。

毛髮出宣戰的信號:上井岡山。六年前,當彭德懷起來反對他的政策時,毛曾威脅說:要是人們不跟他走,他就“上山打游擊”。他這次真上山了,警告聲分外響亮:我不是說說了事,說到做到!

毛從來出行都是說走就走,這次不一樣,上井岡山“醞釀”了好久,同事們都通知到了。蹲式馬桶準備好了,派人沿途走了一遍,途中的“階級敵人”關的關,送走的送走。

上路後,毛的座車預備了兩套,以轉移視線。隨行的中央警衛團官兵身著便衣,像好萊塢電影里的幫會打手一樣,把槍支藏在樂器盒子里。

毛一九六五年二月底離開北京。他走走停停,觀察劉少奇等的反應。四月九日在武漢時,消息傳來,跟他最親近的上海第一把手柯慶施,患胰腺炎被誤診,在四川成都死去。六十三歲的柯,偏偏在這個時刻死於醫療事故,不由毛不頓生疑竇。他在武漢住了下來,四月二十二日,把老搭檔林彪召來單獨長談,交了打倒劉少奇的底。毛要林把軍隊牢牢掌握住,不要讓在中央主事的劉插進手去。

五月十九日,劉少奇接見在北京召開的軍委作戰會議成員。林彪本來說身體不好不去參加接見,但臨時忽然出現。會見結束,劉宣布散會時,林站起來說他還有話要講。他批駁國家主席已經認可的與會者的發言,表明他才是他們的領導,劉少奇的話不算數。

有林彪在北京盯住劉,毛放心地於五月二十一日開始上井岡山。毛在山上住了七天,哪裡也沒去,就在賓館的附近散散步。本來他打算去從前住過的八角樓看看,正邁腳出車時,猛然聽見有響聲。這是遙遠的山坡上採石工人在砸鐵釺,但山裡聲音傳得遠。毛馬上把已踏在地上的一隻腳縮回車裡,要司機即刻開走。

直到臨離開井岡山前幾分鐘,毛才接見了一些當地人。他們被組織起來在賓館外向毛歡呼,看著毛登車離去,到這時他們才知道毛在山上。從毛到來,到他走後相當一段時間裡,井岡山與外界的聯繫和交通全部中斷。

毛住的賓館是大躍進中為他修的,可毛不滿意。他走後又動工照他通常的標準重建了一座別墅。只是毛再沒回來過。

毛在井岡山上時,劉少奇在北京努力加強自己的形象塑造。五月二十七日,《人民日報》頭版出現了一篇文章,用的完全是“個人崇拜”的語言和口氣:

山格外的青,水分外的綠……十三陵水庫的景色,呈現出從來沒有過的壯麗。

下午三點多鐘,兩輛汽車在水庫的西南岸停了下來。從車上步下兩位身材魁梧、和藹可親的人,邁著穩健的步伐,向水邊走去。

正在水庫里游泳的首都高等院校學生和解放軍戰士,遠遠就認出這是我們最敬愛的領袖毛主席和劉主席,人群中立刻響起一片歡呼聲:

“毛主席來游泳啦!”

“劉主席來游泳啦!”

青年們看到毛主席和劉主席紅光滿面,精神煥發,只覺得一股幸福的暖流傳遍全身。

毛主席和劉主席撥開萬頃碧波,肩並肩地向前游進。

游泳的事發生在一年前的六月十六日,不是什麼新聞。這時突如其來把它作為特寫發表在頭版,顯然是有意安排為劉作宣傳,選擇的時機是毛遠在井岡山上,《人民日報》負責人可以推說無法請毛過目。後來這些負責人在文革中都被整得死去活來。

回北京之後,毛沒有立即對劉少奇採取行動。他很可能是想等第二次亞非會議開完後再動作。會議定於六月在阿爾及利亞召開,劉少奇作為國家主席同很多亞非國家元首打過交道,在會議前夕清洗劉會給毛造成不良影響。毛對這次會議寄予了無限希望,打算通過它進一步確立自己在發展中國家的領袖地位。他派周恩來去完成這個任務。

第一次亞非會議十年前在印尼的萬隆舉行。那次周恩來在新獨立的發展中國家的領導人中留下了良好印象。自那以來,中國有了原子彈,毛澤東又不斷慷慨撒錢收買人心。萬隆會議的明星尼赫魯已不在人世,毛唯一的擔心是蘇聯參加,有蘇聯出場毛就唱不成主角了。中方花了大量精力遊說發起國不邀請蘇聯。

印尼的蘇加諾總統由於是萬隆會議的東道主,有最後裁決誰被邀請的特權,毛不惜重金來籠絡他,還提出派軍隊支援他打馬來西亞。最使蘇加諾傾心的是中國許諾為他訓練製造原子彈的科學家。同樣的許諾中國也對埃及等主要發展中國家做出。結果蘇聯未被邀請。

正是為了給毛“拉選票”,中國撒出了一筆巨款:修長達兩千公里的坦贊鐵路。坦尚尼亞總統尼雷爾為修建這條從內陸的坦尚尼亞經尚比亞(Zambia)通印度洋的鐵路尋求資助,被西方拒絕。中方得知後說:“毛主席說了,帝國主義不幹的事,我們干,我們幫助你們修。”這條鐵路到底有多大用處,毛是不關心的。其實連尼雷爾本人對該不該修也猶豫不決,哪怕鐵路由中國白送,錢、材料、人力都是中國出。周恩來還得說服尼雷爾,居然謊稱中國修鐵路的材料、人員都有餘裕,如果不修坦贊鐵路也就浪費了。這項工程耗費了中國十億美金。毛輕飄飄地說:“沒有什麼了不起嘛。”

第二次亞非會議開幕前十天,東道國阿爾及利亞發生軍事政變,本·貝拉(AhmedBen Bella)總統下台。毛曾竭力拉攏本·貝拉,嫌外交部寫給本·貝拉的信“打官腔”,親自動筆,稱本·貝拉是“親愛的兄弟”,“我希望看到你。全中國人民準備熱烈歡迎你。”本·貝拉一倒台,毛立馬翻臉不認人,要周恩來宣布支持新領導人布邁丁(HouariBoumedienne),按原計劃開會。

絕大部分亞非國家都不想此時去阿爾及利亞開會。中國外交官們四下活動,拚命想說服他們去,到處碰壁。尼雷爾總統坦率地對中國外交官說:周恩來總理是我最敬佩的政治家,但我很不理解周總理為何堅持如期在阿開會。本·貝拉是非洲公認的反帝、反殖鬥爭的英雄。他的被捕,無論從理智上或感情上,我都不能接受。尼雷爾說:中國政府的堅決態度和中國所進行的積極活動,超過了布邁丁政權,這已引起一些人的驚奇、懷疑,甚至不滿,有損於中國和周總理本人的崇高聲譽。

會議延期了。在對中國懷疑日盛的情緒下,埃及等國提出邀請蘇聯參加。毛當不了老大了,中國轉而宣布不參加。第二次亞非會議沒開成。

毛又氣又急。他迫切希望能來點成功,以平衡挫折。正好這時印巴戰爭爆發。三年前,毛曾痛快淋漓地打敗了印度,這次他想跟巴基斯坦左右夾攻印度,再來一場勝仗。巴基斯坦跟中國相當接近,是得到中國援助最多的非共產黨國家之一。

毛把部隊調到邊界,發了兩份最後通牒式的照會,限令印度政府在九月二十二日午夜前,拆除所有“侵略工事”。印度的答覆是和解的,說“雖然印度政府深信它的軍隊沒有在西藏境內修築工事”,它願意“進行一次聯合調查”,如果發現有,“不會反對拆毀它們。”中方的答覆是:“沒有必要進行調查”,“印度方面確實有侵略工事設在中國境內”。毛把中國拉到戰爭邊緣。

就在中方限期到期的前一天,巴基斯坦接受了聯合國要印巴雙方停火的決議,告訴毛,不停火無論外交上還是經濟上代價都太大。毛極力勸他們打下去,可巴基斯坦不願打。無奈之餘,毛只好放棄了列印度的念頭。沒有巴基斯坦配合,毛難有把握單獨取勝。上一次打敗印度得益於出其不意,如今印度有了準備。為了體面地下台階,中方宣布“印軍偷偷摸摸平毀侵略工事狼狽逃竄”——其實印度什麼也沒做。

在急於成功的心態下,毛到處發動“武裝鬥爭”。在泰國,他培植起來的、以華僑為主的共產黨,在八月七日首次與政府軍交火。這一天從此被稱為“開火日”,以失敗告終。

最大的慘敗發生在印尼。當時印尼共產黨有三百五十萬人,在非共產黨國家中人數最多。斯大林把它劃歸毛管。日本共產黨總書記宮本顯治對我們說,中共一直在鼓勵印尼共和日共:“只要有奪權的機會,就奮起以武裝鬥爭奪權。”宮本與艾地曾在一九六四年討論過這個問題。日共的態度是謹慎,而艾地卻信心十足,覺得只要毛看準了就有把握成功。

亞非會議坍台後,八月,毛告訴印尼共奪權的時機到了。中方對艾地說,給親華親共的蘇加諾總統看病的中國醫生,診斷出總統的腎臟有嚴重問題,將不久於人世,機不可失,時不可待。印尼共的奪權是奪軍權。蘇加諾總統不掌握軍隊,軍隊高層強烈反共。中國曾不斷敦促蘇加諾把軍隊拿過來,在蘇加諾協助下,印尼共加緊滲透軍隊,以致過於樂觀地相信它能秘密掌握陸軍的一半、空軍的三分之二、海軍的三分之一。印尼共的奪權計劃是:把反共的軍隊首領抓起來殺掉,然後蘇加諾出面接管軍隊,軍隊里的共產黨人則保證部隊服從命令。

九月三十日,蘇加諾總統警衛部隊營長翁東(Untung)中校率人逮捕處死了印尼陸軍司令和其他五個主要將領。毛在跟宮本顯治的談話中把這一事件稱為“印尼共產黨的武裝起義”。可是,一個未曾預料到的變故使全盤計劃土崩瓦解。密謀者中有一人偷偷把“九·三○”行動計劃通知了陸軍將領蘇哈托(Suharto)。蘇哈托本人不在處決的名單上,他做好準備,等逮捕處死完畢後,立即出面控制軍隊,在全國掀起血腥大屠殺,直殺了數十萬共產黨人、同情者和無辜平民。印尼共產黨領導人幾乎被一網打盡,上了斷頭台,只有一名政治局委員逃脫,尤索夫·阿吉托若夫(Jusuf Adjiorop),他當時在中國。三十年後他仍然在那裡,我們見到他時,他已是一位灰心失望的老人。

蘇加諾總統被迫讓位。蘇哈托將軍建立起一個反華、反共、迫害華僑的軍事獨裁政權。毛澤東把一敗塗地的責任推在印尼共頭上。日本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向我們提供了毛同日共領導人的談話記錄,毛說:“印尼共產黨犯了兩個錯誤。第一,他們盲目相信蘇加諾,過高估計了黨在軍隊里的力量。第二,他們動搖了,沒有打到底。”其實,印尼共根本沒有還手之力。蘇哈托的大屠殺其殘暴,其兇猛,其迅雷不及掩耳,是中共在國共內戰時從來沒有經歷過的。

一九六五年快要過去了,毛澤東在全球是失敗連連。滿腹挫折感的他,掉轉頭向國內的政敵猛撲過來。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白梅 來源: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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