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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佛成為國家領導人 北京朝陽區有30萬「活佛」 在享樂

—末法時代的「活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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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常年留在漢地貪圖享樂,被大陸的花花世界吸引,置自己的寺廟和僧團不管,拋棄父老鄉親和養育自己的地方。還有活佛在大陸做起生意,成為商人。我甚至聽說過這樣一個場面,在成都的迪斯可舞廳,一位年輕活佛置身於一圈鼓譟喝彩的青春女孩中,十根手指都套著螢光棒,在震耳欲聾的音樂中瘋狂蹦迪。他的絳紅色袈裟隨著舞姿翻動飛舞,那形象可真夠酷啊。可是讓佛教信徒想那場面,分明已是鬼魅魍魎的影像。

「活佛」是漢人對藏傳佛教轉世修行者的俗稱,這種稱呼在佛教教義上說不通,藏傳佛教也沒有對應的詞。藏語稱呼轉世修行者為「仁波切」,意思是珍寶,而不是活著的佛。不過連中國的國家宗教事務管理局發布正式條令都用「活佛」稱呼,這裡便當做約定俗成來使用。

當年在藏區旅行時,我親眼目睹過一個縣的黨政班子集體出城三十里,在路邊搭起帳篷,歡迎本地一位活佛偕漢人老闆從大陸返回。一路警車開道,車隊長達一里地,每輛車上都掛黃色哈達。縣當局給活佛這種舊西藏迎接貴人的禮節,目的不僅僅在於「統戰」。藏區跟全中國一樣,各級黨政部門都在不拘一格搞經濟。一切資源化。哪個地方有知名寺院,就要把它搞成旅遊點;哪裡有地位高的活佛,就當成招商引資的工具。在大陸的漢人老闆眼裡,藏區的縣委書記、縣長只是芝麻官,但是對藏區活佛卻興趣濃厚,尊奉有加。活佛因此變成了有價值的資源。

對活佛來講,想獲得個人與其寺廟良好發展,需要地方權力扶持和高抬貴手。有些活佛正是出於這一點去討政府歡心。我後來知道那位被政府遠迎的活佛在當地農民因為不殺生的戒律拒絕使用殺蟲藥時,應政府要求出面跟農民說他已把所有蟲子都超度了,使得農民同意按照政府的要求使用殺蟲藥。那位活佛官至副縣長,與他同寺的另一位活佛官至副州長,還有成為「國家領導人」——全國政協副主席的活佛。這種權力、金錢和宗教之間的「三角」,吸引了不少活佛投入時間精力。他們無心鑽研佛法和自身修行,既不通過講經傳法指導百姓的信仰生活,也不從事社區公益為百姓造福解難,熱衷的是同有錢的港澳信徒和大陸老闆交往,或是同官場權勢者周旋。他們很多時間是在大陸大城市飛來飛去,住高級賓館,出入飯店酒吧。位於北京使館區附近的「瑪吉阿米」藏餐廳常常同時出現四、五個活佛,每人周圍簇擁著一群有錢的漢人男女。以至於北京人調侃僅朝陽區就有三十萬活佛。

活佛要大款供養,大款要活佛保佑。有的活佛出手能買上百萬元一輛的汽車;我見過要當影視編導的活佛,要當電影明星或歌星的活佛。他們常年留在漢地貪圖享樂,被大陸的花花世界吸引,置自己的寺廟和僧團不管,拋棄父老鄉親和養育自己的地方。還有活佛在大陸做起生意,成為商人。我甚至聽說過這樣一個場面,在成都的迪斯可舞廳,一位年輕活佛置身於一圈鼓譟喝彩的青春女孩中,十根手指都套著螢光棒,在震耳欲聾的音樂中瘋狂蹦迪。他的絳紅色袈裟隨著舞姿翻動飛舞,那形象可真夠酷啊。可是讓佛教信徒想那場面,分明已是鬼魅魍魎的影像。

除了被世俗現代生活誘惑,有的活佛還熱衷鑽營權力。一方面積極鼓吹「愛國愛教」、「反對分裂」獲取政治資本;一方面為了擴大個人聲譽,利用西藏文化的神話和宗教的神秘性任意編造身世,神乎其神;同時針對漢族信徒惘然不知卻又心儀藏傳佛教的心理,到處封許誰是活佛轉世,誰是空行母投胎,以籠絡人心和交換利益,由此給一些有名有錢卻行為不端的人創造盜名欺世的可能,敗壞宗教。

上述活佛往往為自己行為尋找的理由是,宗教事業需要資金支持,要建寺廟、塑佛像,就需要找有錢人化緣。一位活佛具體解釋——寺廟靠有錢人幾萬、十幾萬供養才修得起來,靠藏人一元兩元錢地供養,何年何月才湊得夠,不在漢地化緣怎麼行呢?更振振有辭的說法是——弘揚佛法不能僅限藏地,也要去救渡漢人以及全世界的眾生,因此要在漢地學漢語、英語,才能更好的弘法利生,何況大隱隱於市,出家人即使身在紅塵又有何懼?對這些說法,真正的高僧大德駁斥道,建廟造塔、印經放生一類事應該讓在家人去做,出家人的功德不是把心思放在那上,而要把全部生命放在聞思修上。「大隱隱於市」首先得有「大」,現在的出家人有幾個能擔當起那個「大」?如果不是大成就者,誰能相信你可以冒得起和俗人混居的風險,在紅塵中做到不動心!

正派的佛教人士對此感慨,今日中國沒有提升宗教的自由,而讓宗教墮落的自由卻很多。

責任編輯: 江一  來源:自由亞洲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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