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 > 投書 > 正文

【首發】仲維光:「從此開始 我絕對不說一句共產黨好話」

—兩種人生、兩種文化的對抗——我和張承志文革衝突五十年答客問

作者:
我那時告訴自己,從此開始,我絕對不說一句共產黨好話,無論公開還是私下。此後,我信守了自己的諾言,包括在工作期間、繼續上學時填寫的各種表格,以及不得不寫的工作總結,我再也沒有說過熱愛黨,說過一句共產黨的好話,堅持拒絕寫所謂入團入黨的申請書。這個堅持,以及那兩個我的終生任務也就決定了,七零年後我絕對不會進入那個社會,沿著階梯而上。因為那對我是個絕對的恥辱。

5.

現在來直接回答篇首引述的那位八九年出生的年輕人的問題,對於被毆的直接感受及其後的影響:

1.在被群毆的時候,我對張承志這些人是蔑視的,因為他們在老紅衛兵中是作為打手出現的。而我自己的為人,無論觀點是何,絕對不會作為權力,乃至誰的打手而出現的。

2.那的確是我在文革中的唯一的一次被毆。由於此後五十年,至今我居然沒有再和那些人見過面,自然也就談不上道歉問題了。

事實上這件事情涉及的不是個人是否道歉的問題,因為它對於我和張承志來說,不過是文化大革命以及那個決定了我們一生道路的社會整體的很小的一部分。而這也就是我之所以在回憶和張承志的衝突的時候,進一步描述我們在那場對立衝突之後各自的道路的原因。我希望讓後來的人看到我們那一代人的不同追求和不同道路,當然最根本的是兩種精神及文化傾向。

在經歷了文化大革命的那一代人中,後來有著多種傾向的發展,張承志和我可謂在那兩個群體中具有相當代表性的兩個人。

細心的人可以看到,他是權勢集團、正統的徹底的意識形態化的傾向中,極為典型及標準的一份子。他甚至也可稱為那個集團中走入精神文化領域的代表。而我則是當年的平民子弟,後來的造反派、四三派,在求知中、在追求獨立人格及自由生活道路上,無論在知識上還是精神上都可謂是走得最遠的代表。

在重新描述我們這一代人的歷史上,我認為,用不著做價值判斷,就能夠一眼看出我們之間在文化及精神追求上,人生道路的不同,它大致如下:

A.人生道路:

張承志始終是沿著那個社會的道路生存,無論他是有職業還是自由業,都是如此。而我由於思想的反叛,走向了流浪甚至流亡之路。

在共產黨造就的文化精神氣氛,人群結構中,他始終是那個社會的一份子,而我是一個游離於外者,即由於精神和知識框架,我甚至已經游離出了我所屬紅衛兵一代人,無論在國內還是海外。

到現在為止,我們兩個人各自的五十年的經歷已經成為一個鮮明的對比。我從紅衛兵群體中的一員,真理部癌變的一代,終於成為了一個現代社會的孤獨的中國文人。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已經沒有了可比性。就對於人生道路的理解來說,這其實是最好的一個說明。

B.文字思想:

張承志的文字、文風,以及思想和我完全屬於兩個世界。我認為,要明白張承志的文字及表達是什麼,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認真閱讀奧威爾發表於一九四九年的《一九八四》。如果你理解了真理部的作用,其創作小說的方法和思想,它所規定的新話、新思維、止罪思想,以及這套新話、新思維的作用,那麼你就能夠知道張承志的所謂文學從何而來。

在現實的坐標繫上,準確地定位他的文字、文風的另外一個參照系就是如果你能夠清楚,何為被人們厭惡的文革的假大空的文風、文藝作品,你就能夠找到他的作品坐胎於何處。

所謂假大空就是一種政治領先、觀念領先,並且貫穿於作品的徹底意識形態化的結果。它和一般文學的區別是,它是一種布道,一種為了服務於一個觀念或政治權力乃至利益的宣傳,而一般文學是描述或者是抒發。它們之間最根本的區別就是「排他性」和「封閉性」問題。一般文學沒有這種強烈的、帶有「毀滅性」的「排他性」。

在這個意義上,他繼承延續的當然不是中國文學,也不是以奧威爾為代表的一般的西方文學。他繼承的是誕生於二百年前,把個人的思想及作用,把族群的要求及主張推演到最高的主宰地位的歐洲的濫漫主義(Romantic)潮流——那種替代政教合一中退出的基督教的世俗化宗教潮流。它在十九世紀的代表人物是馬克思,二十世紀是列寧史達林墨索里尼希特勒,在中國是毛澤東。而這就導致了我和他不僅在文字、文學,而且在文化傳統上的根本區別。

和張承志不同,從文化大革命中覺悟並且反叛的我,在其後經過七十年代十幾年的努力,我的文字及思想試圖繼承普普的啟蒙主義、自由主義思想,奧威爾等西方自由主義作家,而這個努力讓我最後回歸到陳寅恪等中國的文學、文化傳統。它顯示在,在文字上我遠則努力承繼啟蒙主義傳統的簡單清楚,言之有物,近則試圖回到對仗起伏、錯落有致的四六文韻,徹底脫離紅衛兵式的語言及行文方式。從翻譯體的二筆文字,我已經有意識地轉向溶有史感古韻,刀鋒般銳利、明確的文字。或許我的這種努力還沒有成熟,但是我相信,我們在各自領域中留下的文字,後人自會見仁見智,因為它們之間的區別是不言自明的。

C.文化傳統:在文化傳統上,人們可以看到,在某種意義上,張承志是沒有傳統的,既不屬於中國文學、文化傳統,更不屬於奧威爾為代表的一般西方文化思想傳統。因為他所在的那個文化傾向的最根本的特點就是達倫道夫指出的,由於他聲稱自己及他所屬的族群擁有真理,因此反對一切人類曾有過的傳統。而我如前所述,直接繼承於普普的啟蒙主義、自由主義思想,得益於奧威爾等西方自由主義作家,回歸到陳寅恪等中國的文學、文化傳統。

那麼張承志所陷入的這一文化精神思想究竟在人類文化思想的長河中從何而來,有何屬性?對於研究這一百年的問題,研究極權主義問題的我來說,對於自認為是普普、阿隆、奧威爾,以及布拉赫的學生的我來說,他是一個典型的極權主義社會的文化現象,真理部產物。這也就是說,他屬於由十九世紀初期後產生的意識形態,經過二百年發生、發展產生的意識形態化的社會文化現象。這個社會就是我說的後基督教社會,它是一種觀念領先,族群利益領先代替基督教統帥一切的世俗基督教社會。所以抽象說,它是後基督教社會、世俗基督教社會替代宗教文化、文學;具體說,我想他自己也不會否認,他是屬於由馬克思主義形成的「新的傳統」。

細心的人可以看到,張承志身上沒有任何中國文化特質。因為這個馬克思主義的文化傳統,是十八世紀末期、十九世紀初期西方在政教分離後產生的一個獨特精神及文化現象。它是一種試圖取代退出的基督教的世俗精英的努力,一種替代基督教而出現的世俗基督教潮流。這也就是說它是一種世俗宗教文化及政治現象。而在這個意義上更廣泛地說,它是源於亞伯拉罕的三大宗教(猶太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的世俗化、政治化的結果。

共產黨意識形態替代的是基督教神學,共產黨社會的徹底的意識形態化替代的是基督教社會的徹底的政教合一、等級僧侶化的社會。而正是在這個基礎上,張承志才能夠從共產黨的意識形態——狂熱的紅衛兵意識形態毫不費力地變形為所謂伊斯蘭宗教狂。

6.

在當代世界對於意識形態及意識形態化問題的研究發展中,可以讓我們看到:張承志,其人、其文字、其文化,可以說是人們所關注的發生於最近一百年的極權主義潮流中的一個典型精神文化現象——極權主義文化的產物。這也就是我常說的,《一九八四》中的真理部強力推行的精神文化產物。對於時下世界的形勢及問題,我認為,我們並沒有因為發生過八九年的柏林圍牆崩潰的歷史性轉變,而遠離災難,當代人依然處於歷史漩渦中,因此認識到張承志的這個特點是重要的。

我之所以說他是典型的極權主義文化的產物,因為人們都知道,導致最近二百年世界性的災難的兩個中心問題:

第一是族群問題,從馬克思的階級和階級鬥爭思想,到希特勒的種族思想,到南斯拉夫以及非洲的極端的地域、族群衝突,一黨專制思想,乃至伊斯蘭所謂原教旨主義分子、恐怖分子,基督教原教旨主義者等,所有這些問題的共性就是「族群排他性」的問題。

第二是意識形態問題。伴隨政教分離後,世俗的知識精英以真理的名義,以學說、觀念的名義,製造糾紛、攫取權力而產生了意識形態問題。他們用意識形態化挾裹社會大眾,散布仇恨、排斥、迫害不同思想及信仰的人。

如前所述,在這兩個基礎上產生的作品,不是藝術,而是世俗神學、世俗宗教征伐的布道及宣傳,這就是人們已經看到的文化大革命以來的那些假大空的作品的本質。而這個特點其實也構成了希特勒的文藝、共產黨的文藝,乃至今天世界上任何一類以政治為領先,以觀念或者思想為主導的作品的類似性。而這個特點就是「張承志們」從文化大革命開始時的「無產階級革命造反精神萬歲」到文革中的「接班人之歌」,再到《旗手為什麼歌唱母親》、《黑駿馬》、《北方的河》、《心靈史》,從沒有感到需要反叛和否定自己,感到需要改變自己的語言方式、敘述方式的原因。

所以我認為,張承志一生都浸淫在紅衛兵文學中,如果誰看不到這點,那一定是他的審美口味出了問題。

對此,人們可以進一步看到,就問題來說,構成張承志和我最根本的區別的是:「族群思想問題」和「意識形態化的語言方式」問題。這也是最近二百年西方文化在地球上蔓延所帶來的根本問題。為此,就價值來說,我推崇的是普適的人權自由的價值,是四海之內皆兄弟,有教無類的中國傳統思想,是多元文化的平權思想;就方法來說是對於個人感受的描述,具體問題的討論——拒斥意識形態!

正是在這個基礎上,我無法容忍一黨專制,無法在黨文化的空氣中、土壤中生活。然而,張承志卻是反之。所以現在可以說,過去五十年,我們兩人,同樣的紅衛兵一代的人,已經為後人留下了兩條清晰的不同追求的軌跡。

2018.8.24德國•埃森

責任編輯: 江一  來源:來稿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本文網址:https://tw.aboluowang.com/2018/0910/117171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