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的人格特徵在於他的什麼都是，什麼都不是。周恩來這種什麼都是什麼都不是的人格特徵所證明的乃是，周恩來其實終其一身都是個演員，能夠將他扮演的所有角色全都演得栩栩如生，至於那些個角色到底做了什麼實事究竟有無成就，那就只有他自己心知肚明了。
在李劼看來，周恩來一生最大的悲劇在於其什麼都是又什麼都不是的人格缺陷，他只是一個演員（圖源：AFP/VCG）
在周恩來研究當中，最令人困惑的問題乃是，周恩來為什麼在毛澤東面前那麼的委屈求全那麼的忍辱負重？對此，《晚年周恩來》一著認為，是因為「周恩來內心深處一直有著強烈的宗教式的原罪感」，《周恩來的秘密情感世界》認為，「周恩來沒有家庭原罪感」，「所謂原罪，不是來自家庭，而是來自於不為社會容忍的，更不為其黨所容忍的同性戀隱私」。這兩種看法都有各自的理由，但我認為，周恩來之所以始終在湖南毛面前那麼低聲下氣，關鍵的心理原因在於對自己能力不足的自卑和對自己名不符實的恐懼。
我曾經在《百年風雨》中說過，周恩來的人格特徵在於他的什麼都是，什麼都不是。說周恩來什麼都是，他當過演員，做過學生領袖，投身政治之後，做過黃埔軍校的政治部主任，領導過兩次城市暴動，組創過中共的情治系統，擔任過中共的軍事首領，主持過中共的統戰，成為中共首席外交家，出任了終身的總理之職。說周恩來什麼都不是，他求學時代沒有讀書能力，整天沉溺於演戲，或者與同學纏纏綿綿，無論到日本還是到法國、英國，都沒有留學的求學能力，最終不得已，才投身政治。成為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的原因，並非是資歷很老能力過人，而是憑著共產國際頭領季米特洛夫的一封介紹信得以一步登天。他在上海和南昌所參與並領導的兩次暴動，全都以失敗告終。在上海的中共情治系統的創建過程當中，差點全軍覆沒，幸虧有個錢壯飛，才得以死裡逃生。至於在所謂蘇區的反圍剿之中，周恩來的軍事指揮能力更是平淡無奇。周恩來最拿手的應該是他的統戰本事，事實上，周恩來對中共的最大貢獻也就在於他以過人的統戰能力為該黨凝聚了廣泛的人脈。周恩來在人際關係上的凝聚力，在中共歷代首領中無出其右。只是那樣的統戰，說穿了無非是哄騙、籠絡、收買、利用他人，通常是利用完了就一腳踢開，過河拆橋。這不要說在旁觀者看來不上檯面，就是周恩來本人也並不以此為榮。至於作為總理的治國能力，周恩來晚年自己都曾坦承不如鄧小平實幹。即便作為紅色外交家，其實也是徒有虛名。張聞天秘書何方的回憶有說，周恩來搞外交的特色是只抓芝麻，大事糊塗；說穿了就是只知沉緬於瑣事，根本不懂外交方略。
周恩來這種什麼都是什麼都不是的人格特徵所證明的乃是，周恩來其實終其一身都是個演員，能夠將他扮演的所有角色全都演得栩栩如生，至於那些個角色到底做了什麼實事究竟有無成就，那就只有他自己心知肚明了。即便是在流氓政治當中耍流氓比橫，周恩來也不是毛澤東的對手。這種戲子特徵，天知地知，周恩來自己知毛澤東知。毛澤東深知周恩來的這種什麼都是什麼都不是的戲子人格，所以能夠駕輕就熟地拿捏周恩來。這是周恩來終其一身都被毛澤東踩在腳底下欺負的根本原因。
也許世人會好奇，這樣的人物假如真的從事表演藝術，能否成為表演藝術家？回答是，只能成為高級票友。假設周恩來從事京劇藝術，絕對成不了梅蘭芳。假如馬英九轉行拍電影，也不會成為李安第二。這類人物的藝術人生，並非天才型的藝術家，而是天生的票友，或者文化票友，或者戲曲票友。雖然他們的人生是演戲，但他們的天賦卻不在表演藝術，而在政治作秀。倘若要問，假設這類人物真的從事文學或者藝術類的事業，會是什麼樣的光景。最現成的回答，便是台灣學者蔣勛。
蔣勛是這類人物當中直接從事文藝研究的學者，其學術特點與這類人物非常相似：鮮明的票友特徵。蔣勛的演說或著述，全都很好看，甚至可以說相當唯美，但經不起推敲，也了無創見可言。蔣勛的學術追求並非是深刻或者高遠，而就是好看。那樣的文雅，那樣的優美，很容易讓人聯想到同志。但真要把蔣勛放到文化學術的平台上，卻絕非天才，而是溫潤如玉的票友。在蔣勛的雅致面前，任何挑剔都會顯得粗魯。
蔣勛的性取向是眾所周知的，毋須諱言。在這類人物的情感光譜上，蔣勛顯然是深色的，而周恩來、馬英九則是屬於淺色的，曖昧的，朦朧的。同樣屬於淺色的、難以歸為同志、又同樣從事文學類職業的人物，已經過世的《上海文學》原主編周介人，是個典型事例。我曾經在《八十年代中國文學歷史備忘》裡專章描繪過周介人的林林總總。這也是個小一號的周恩來式人物。不是政治的，而是文壇版的。在文化傾向上又與周恩來一樣，有著鮮明的江南特色。周恩來喜聽越劇，周介人熱衷的是滬劇；他最喜歡唱的戲曲，是《羅漢錢》裡的「燕燕作媒」，全然花旦青衣類的唱腔，嗲得不能再嗲。但他又絕對不是同志。他在三個文壇強勢女人面前的作為，與周恩來在毛澤東面前的小心翼翼、低聲下氣，如出一轍。而且，為了取悅權勢者，他也做過不少令人不屑的事情，最後淪為作協主席的「家奴」。在文學上當屬高級票友，說他不懂文學，他的審美眼光不俗；說他很懂文學，卻從來沒有寫出過像模像樣的文章。他無疑是文學鑑賞的內行，叵奈天賦有限，所以推崇諸如池莉、方方一類作家，於先鋒文學相當隔閡。與周恩來一樣，周介人也是個工作狂。至於潔癖，在周介人體現為，見不得行文粗野。在文壇的政治風浪里，周介人活得跟周恩來一樣的可憐，也跟周恩來一樣，早就面目全非，言不由衷，假作真時真也假。
大凡這類戲子型的文化人格，通常具有這麼三個特徵。其一，既非天才，亦非創造性開拓型人物；倘若從事文藝類行當，通常是高級票友，僅止於好看好聽；倘若從事政治，一旦陷入江湖草莽肯定做不了老大，只能退居輔佐；倘若有幸民選政治，中選執政之後，必定露餡。其二，不是強人是嗲人，亦即以守雌的優雅見長。越是不擅長的事情，他們越表演得有聲有色，像真的一樣。其三，他們的自戀是一種潔癖，極其愛惜羽毛，害怕被污受辱，寧死也不願背污名。
從這三個特徵上，可以明白周恩來的一生，究竟是怎麼回事。先是多情種子，喜歡演戲；然後是熱血青年，渴望「十年面壁圖破壁」式的輝煌和成功。不是讀書做學問的料子，只能轉向國際性的落草，投身共產革命。由於海外國際背景的革命優勢，才剛起步，便被編入領袖行列。不懂打仗，卻是軍事首領；不懂政治，卻成為風雲人物；不懂經濟，卻成了一國總理；不懂外交方略，卻是中共首屈一指的外交家。他成功地上演了由各種不同角色構成的那出叫做周恩來革命生涯的大戲，把每一個角色全都演得維妙維肖，從而讓人完全忽略了他其實什麼都不懂什麼都不會的真相。
馬英九可沒有周恩來那樣的幸運，當然也沒有周恩來那般的悲苦。反過來說，假設周恩來像馬英九那樣在一個民選政治的舞台上，或許也會像馬英九一樣，被世人發現其無能和平庸的真相。但周恩來始終生活在一個需要製造個人神話來支撐的巨大謊言裡，世人只見孔雀開屏般的美麗，不見其開屏背後的種種庸常。高文謙的《晚年周恩來》是最早揭示了開屏背後的真相，但那個真相本身又成為一個難解的謎語：周恩來到底是個什麼樣的人物？因為有關周恩來的謊言底下，深藏著一個更為巨大的歷史謊言，有關忠臣，有關賢相。能力如何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忠了沒忠，賢了沒賢？周恩來本人是相信那個謊言的，並且努力按照那個謊言所說的標準，扮演忠臣，扮演賢相。周恩來不知道的只是，世人恰好就是以那樣的標準來閱讀他的這場人生大戲的。結果，民眾的愚昧，周恩來的愚忠，兩者一拍即合，並且合上後再也打不開來。周恩來神話，其實就是這麼形成的。
周恩來的心理模型，應該是粘滯型。這種心理模型的特徵在於，纏綿或者說粘糊，保守，專情，有潔癖。好比終身未婚的木心是娶了文學，廝守著一個其貌不揚老婆的周恩來是嫁給了革命。世人很奇怪周恩來為何選擇了那麼個女人做老婆，並且廝守終身。殊不知，周恩來選擇革命並非是一種機會主義式的人生投機，而是堅定不移的將自己交付給了革命。周恩來以前愛過什麼人，暫且存疑；但周恩來投身政治之後，對革命一往情深並且矢志不渝，是可以肯定的。這可能是周恩來與毛澤東之間的根本區別，同樣是落草造反有理，在毛澤東是梟雄式的打江山坐江山，在周恩來是把革命當作摯愛的情人緊緊摟在懷裡。木心有了文學，不需要女人；同樣，周恩來有了革命就了卻了愛美之心，選擇了一個相貌平常卻絕對聽話可靠的女人。周恩來擇偶的標準非常簡單，只要對方不給他惹事生非，即可。江山，美女，自古都是皇帝的專擅。做宰相的在江山、美女上面，越儉樸越像樣也越安全。周恩來懂得這個道理，所以他所選擇的配偶其貌不揚。
周恩來一生最大的悲劇，就是把那個叫做革命的婊子當作了天使，緊緊地摟在懷裡。粘滯型的人物，一旦選擇了自己的所愛，絕對一路愛到底，不會中途生變。周恩來之於革命的激情，便是這樣的熱戀，生死不渝。周恩來可以為此獻身，但不能接受被判決為革命的叛徒，不能接受被突然打成反革命。這既可以說是矢志不移的忠誠，也可以說是愛惜羽毛的潔癖。在流氓政治中，這樣的忠誠，如此的潔癖，又恰好是致命的軟肋。深知個中堂奧的流氓毛，只要點一點周恩來的這個軟肋，周恩來就只能俯首稱臣。在流氓政治的舞台上，通常都是最流氓的才能成為大贏家，而不會耍流氓的周恩來只能成為大流氓的侍妾。周恩來在愛上革命的時候，絕對不曾想到，那場革命是多麼的流氓。不管周恩來投身革命後如何如何，想當初，畢竟是卿本佳人。
就此而言，屈原還算是幸運的，一走了之。周恩來的不幸在於，無法脫身。要麼做奴才，要麼被打入那個叫做叛徒的地獄。周恩來懷裡的那個叫做革命的愛侶，原來是那麼的嬌弱，那麼的不可靠，只消人家輕輕地動一動手指頭，立馬就會跟著大流氓跑掉。可見，摟住革命比摟住女人要難得多。而周恩來的全部忙碌全部努力全部摯愛，都只不過是想摟住那個叫做革命的情人，根本不管髮妻遭受什麼樣的冷落。很有趣的是，周恩來娶的那個女人，又恰好喜歡周恩來那麼使勁地摟住革命，仿佛夫婦前面沒有革命的定語就不成為夫婦似的。事實上，鄧穎超也確實非常享受周恩來的摟緊革命，因為那是革命夫婦與普通夫婦之間的天壤之別。假設革命從周恩來的懷裡跑掉了，那麼他們夫婦也就不再是革命夫婦，而是被打成像劉少奇、王光美那樣的反革命夫婦了。這是周恩來夫婦之間最大的秘密，根本不需要說出來才弄明白。至於那個做老婆的因此受了多少委屈，世人對此也不必過於同情，因為人家是心甘情願的。
明白了周恩來之於革命之間的這種堅貞不渝，便可以解讀周恩來的所有言行。比如，為何那麼殘忍地殺死了顧順章一家十幾口？因為顧順章背叛了革命。為何下令銷毀大饑荒餓死數千萬人的有關文件？因為要維護革命的名譽。周恩來並非不明白劉少奇、鄧小平路線的正確，但他認定革命在毛澤東手裡，所以寧可跟著毛澤東胡作非為，也不敢站在劉、鄧一邊。同樣道理，在林彪與毛澤東的分裂中，周恩來內心深處是認同林彪的，並且在許多事情上悄悄地與林彪相配合；但一旦毛澤東翻臉，他又只得選擇站在毛澤東一邊。周恩來內心佩服比他有本事的人，不僅是劉、鄧，即便是反對他的高崗，周恩來一面激烈地批判高崗，一面暗暗佩服高崗的能力，這是高崗死後、周恩來曾私下照應過高崗未亡人的原因所在，那樣的照應並非虛偽。周恩來自己不懂打仗，但他極其佩服會打仗的林彪。對毛澤東的俯首貼耳是出於被趕出革命隊伍的恐懼，但與林彪的友好以及對林彪之死的同情，卻是心有戚戚焉。得知林彪死訊，周恩來的號啕大哭，不是做戲，而是痛不欲生。既痛林彪，也悲自己。當然，也正是周恩來與林彪之間的這種心照不宣，使毛澤東懷恨在心。因此，毛澤東在清除林彪之後，非要將周恩來置於死地不可。
周恩來與那個叫做革命的情侶的生死戀，大致可分為這麼幾個階段：最初是國際性落草，得了共產國際的尚方寶劍回國，成為風雲人物。那時的周恩來，雖然提著腦袋革命，但內心充實，風華正茂，意氣奮發得不行。有關鬧革命的種種方略都由共產國際制定，他只要摟緊革命即可，不需要費神思考未來。而事實上，周恩來終其一生，都不曾展望過未來，只顧著埋頭拉車而已。真正的情侶，不考慮未來，要的是當下的纏綿。更何況周恩來在政治上，根本就沒有高瞻遠矚的目光和能力。
轉折是所謂蘇區反圍剿失敗後到來的。世人只知遵義會議是毛澤東的轉折點，殊不知，也是周恩來的轉折點。遵義會議之前的周恩來，完全聽命於共產國際，根本不懂中國式的造反傳統，從來都不空降的，而是土生土長的。周恩來與革命之間的關係再浪漫，但骨子裡卻是個經驗主義者。憑著他的切身經歷，周恩來隱隱約約地察覺到，共產國際的特派員們，無論是李德還是王明之類的二十八個半，都不及落草井岡山的那幫哥們有勁道。革命的中樞，未必就是遠在天邊的共產國際，有可能就是近在眼前的山大王們。
但此刻的周恩來，依然與國際派藕斷絲連，所以有了與王明站在一起的準備聽命於蔣介石、其實是聽命於史達林的所謂抗日統一戰線。周恩來絕對不曾想到，中國式的革命，其實是毛澤東那樣的三國志遊戲，亦即在各種政治勢力的角逐當中，選擇最有利於自己的位置、使用足以獲得最大贏面的手段對付複雜的政治局面。利益高於原則，權術勝於主義。周恩來在延安被毛澤東整得可說是心悅誠服，那番檢討，並非敷衍了事。
但周恩來並沒有獲得毛澤東的信任，只是得了個周副主席的位置。四九年改任總理之後，毛澤東悄悄地準備以高崗取代之。當然，那並不只是毛、周之間的交鋒，更是毛氏家天下與黨內官僚集團黨天下之爭的序幕。周與劉、鄧、陳等諸多黨內大佬，聯手逼退毛澤東的發難，迫使毛揮淚斬馬謖，反手將高崗置於死地。五六年的八大，是黨天下的乘勝追擊。諸多大佬借著赫魯雪夫揭開史達林黑幕的國際風向，把毛澤東從個人崇拜的神壇上請下來。毛只好轉向民間，煽動學生和知識分子，興風作浪，向黨提意見，開門整風。不料，民國年代遺留下來的自由派知識分子，會提出輪流執政。毛又是一下變臉，把開門整風變成了反擊右派猖狂進攻。不過，這次的反右先鋒，不是周恩來，而是鄧小平。周恩來對知識分子，文藝人士，懷有一種與生俱來般的惻隱之心。
毛澤東的出招是反反冒進。南寧會議，差點成為周恩來的走麥城。毛澤東這次推出的準備替代人物，是那個不是高崗勝似高崗的柯慶施。周恩來的檢討，有如跪地求饒。可能也是那樣的跪地求饒，讓毛澤東看出了周恩來繡花枕頭般的戲子本相。儘管周恩來七千人大會後，違背毛的心意，向知識分子拋過橄欖枝；但文革一開始，周恩來馬上毫不猶豫地站到毛澤東那一邊。
文革當中，周恩來的聰明是聰明在他已經知道，那個叫做革命的情人，不再是共產國際的傀儡，而是毛澤東手中的玩物。但周恩來的茫然又茫然在，依然不知道毛澤東究竟要幹什麼。周恩來在政治事務中遊刃有餘，但於歷史性的政治洞察卻從來盲目。劉、鄧倒掉後，周恩來與林彪一樣，以為毛澤東已然獲勝了，應該收手了。哪曾想到，毛澤東要的文革大勝，不僅僅是打倒劉、鄧，更是要復辟家天下。周恩來與林彪不謀而合的主張重新回到國計民生，無意間觸犯了毛澤東的家天下城府。毛澤東的所謂繼續革命，是要向毛氏家天下挺進。
於是，林彪做了出頭鳥。周恩來雖然旁觀，但內心深處是完全認同林彪的，並且，言行之間，也難免會有附和配合的流露。毛澤東的恨林彪之中，多少懷有恐懼，但恨周恩來卻是恨在這個奴才竟然還沒有全然臣服。毛澤東對林彪採取的手段是謀殺，對周恩來的報復是醫死。因為毛澤東最終發現，周恩來內心深處愛的是革命，而不是毛氏家天下。這是毛、周之間的最大分歧，也是最致命的裂痕。
在以毛澤東為軸心的那場流氓政治當中，周恩來無疑是個悲劇人物。那樣的悲劇不僅在於周恩來如何的低聲下氣，也在於周恩來一次又一次的助毛為虐。久而久之，周恩來之於革命的愛戀，由最初的純情變得越來越混濁越來越不堪。周恩來臨終之前，又是唱《國際歌》，又是傾聽《黛玉葬花》、《寶玉哭靈》；並非混亂，而是一以貫之的深情。唱《國際歌》是在回憶他與那個叫做革命的情人的初戀，或者說回味當初落草國際共產革命的浪漫；葬花和哭靈，是與那個叫做革命的情人依依惜別。須知，革命再野蠻，周恩來骨子裡的風情萬種，依然優雅，依然纏綿。這仿佛是一場林黛玉、賈寶玉投身革命的悲劇，聽上去很荒誕，事實上很合拍。周恩來當初扮演的女角，庶幾就是周恩來一生的某種寫照。悲慘的是，最後竟淪落成流氓毛的侍妾。
正如皇帝需要弄臣，周恩來有時也需要開心果。這是為什麼周恩來硬把陳毅調到身邊出任外交部長的原因。周恩來並非不知道陳毅根本不懂外交，但那不重要，重要的是，周恩來需要陳毅說笑解悶。人的需要是多樣的，有時需要意志堅定，有時需要扮演弱者，有時需要哈哈大笑，有時需要獨自憂傷。周恩來出訪參觀，看到童工會心生憐憫。周恩來聽到來自農村的衛士對戲曲表演出言不遜，會嚴厲制止。這是周恩來的細柔之處，更是周恩來的女性一面。不管周恩來的性取向如何，周恩來性格中的這種女性特色，是顯而易見的。即便是聽到林彪死訊的失聲痛哭，也並非男兒作為，而是女子之慟。周恩來的苦楚是他成不了賈母那樣的享福人，而那個陳毅也不是王熙鳳式的精明能幹之人。紅色王朝的外交，靠的是運氣，而不是本事。
周恩來成了歷史，但這歷史尚未結束。周恩來也成了人物，這類人物過去有過，現在也有，將來還會出現。周恩來式的文化人格和心理模型，要說神秘很神秘，要說簡明也很簡明。男人有女性特徵並非見不得人的現象，即便是同志，也沒什麼羞慚可言。關鍵在於，周恩來作為一個悲劇人物，究竟留給世人什麼樣的警醒。這才是更為重要的，也是有待於學界繼續探討的。
二0一六年七月二十七日寫於紐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