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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學文:讀余英時先生「共產主義在中國興起儒家思想扮演重要角色」有疑

無論如何,確如余英時先生歎惋,落入共產主義確是中國之大不幸。不幸在於反共的國家政黨政治人物和知識份子,終未能遏制那個選擇接受和實行共產主義的政黨及其革命。國民黨縱有千般不是,退守到台灣而成功地使那片土地免於共產主義,功不可沒。

2018年底《余英時回憶錄》出版,一時洛陽紙貴。以學人重鎮之尊,余先生書中的任何提法都會引起注意,對社會和人群發揮巨大影響。其中「共產主義在中國興起,儒家思想扮演了重要角色」這個提法,尤其引人注目。

余先生這個命題不覺讓人聯想到把共產主義制度種種弊端歸咎於中國傳統君主(不是封建)專制那種流行說法,當然很想瞭解余先生是怎麼說的。可惜手頭沒有餘先生的回憶錄,幸有中央社刊出書摘以饗讀者(「余英時回憶錄搶先讀:拿共產主義救亡中國付出可怕代價」)。余先生惟點到而已,遺憾,讀者如我便存了許多問題。

儒家傳統思想接引了共產主義?

儒家思想之為中國傳統是歷史事實,如此說來,共產主義落戶中國是註定的么?

共產主義之在中國興起中儒家思想扮演的重要角色,余先生謂之「接引」。他認為儒家思想傳統中「為公」的價值和尚「均」的觀念奠定了一種心理基礎,使清末民初的中國知識人擁抱共產主義。儒家傳統思想接引中國接受共產主義的說法,新異,出自余先生之口,尤其。

關於「為公」,余先生談到「《禮記·禮運》中『大同』的觀念一直是受到特別重視的」,談到康有為的《大同書》,談到孫中山宣揚「天下為公」。他強調,儒家價值觀下「公」「私」尖銳對比,且士大夫向又善「公」惡「私」。

大同願景中西古今皆然,但非擁抱共產主義的充分條件,西方近代社會發展可以為證。事實上,作為理論、社會運動和政治制度,共產主義在近代西方是之一非唯一;中國呢,君主制兩千餘年儒家思想為核心價值一直與私有經濟並行,未曾引出共產主義。而涉及人群與社會,「公」這個觀念也不限於中國文化;可能卻不必然導向共產主義,且不說它們跟共產主義之「公」——公有——不是一回事。而余先生文中提到的那些人儘管懷有儒家為公和尚均的思想,卻大都不接受共產主義。如宣揚「天下為公」的孫中山先生,就懂得且明確拒絕共產主義:他聯俄的「孫越宣言」第一條就是「孫逸仙博士以為,共產組織甚至蘇維埃制度,事實上均不能引用於中國,因中國並無可使此項共產主義或者蘇維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形存在之故」。

這個命題,看來尚待論證。

是誰,接受並實行了共產主義?

關於「接引」,余英時先生是這樣說的,「我認為以儒家為主體的中國傳統思想發生了一種接引作用,使清末知識人接受共產主義意識」,此外,余先生還用了諸如「一拍即合」、「擁抱」、「接受」這樣的字眼,描述兩者的關係。同時余英時先生又認為,早期中國知識人對共產主義思想基本是「誤讀」,質疑他們「究竟懂得了多少馬、恩思想和社會主義」,進而質問他們「怎麼能夠判斷中國是否可以實行共產主義」。

對於兩個判斷之間的關聯,人們不禁發生疑問。—是說中國人馬克思主義的經沒念正嗎?問題是,要是念正了,怎樣?既然是這些書生誤讀又不懂馬克思和共產主義,那麼質問他們「怎麼能夠判斷中國是否可以實行共產主義」有何意義,豈不所責非人?尤其因為,共產主義不僅是一種思想而且是一種有明確政治綱領與嚴密組織的社會運動和革命。事實上不是那些書生、不是余先生提到的如章太炎、吳稚暉、李石曾那些人——他們所投身的辛亥革命及後來所主張的都不是共產主義,而是中國共產黨人判斷共產主義適合中國而接受並在中國實行的。余先生想要告訴讀者什麼呢?是傳統儒家思想本與共產主義相通?還是兩者本不通?共產主義落戶中國,是儒家思想的接引,還是儒生的誤解?

無論如何,確如余英時先生歎惋,落入共產主義確是中國之大不幸。不幸在於反共的國家政黨政治人物和知識份子,終未能遏制那個選擇接受和實行共產主義的政黨及其革命。國民黨縱有千般不是,退守到台灣而成功地使那片土地免於共產主義,功不可沒。

「為公」和尚「均」就一定親共嗎?

答桉,我想是否定的。

回顧歷史不難看到,清末民初並民國以降,那些傳統的中國文化人不認同共產主義;而那些擁護、接受和奉行共產主義的共產黨人,恰是反對和不要儒家傳統的。

那麼,儒家傳統中如尚「公」的價值與重「均」的觀念,是不是如余先生所言親和共產主義思想呢?儒家之「公」更是在「公共」的意義上,如高居廟堂之上者的社會責任之公以對個人之私,「公」意涵廣泛,從道德倫理到個人修養,而儒家的「公」倫理最終不會能與消滅私有制的共產主義暴力革命相容。為儒家「公」倫理建立親共的連繫,不容易。

其次是余先生提出,「儒家特別注重『均』的觀念,……從觀念發展到制度化,後世便有『均田』、『均稅』、『均役』等措施」,可以說「平均主義思想為中國知識人接受共產主義奠定了一種心理上的基礎,因而才有一拍即合的效果」。「均田」是什麼,其「均」是平均主義嗎,會接通向共產主義么?這些都是問題。

據文獻,「均田」是為「計口授田」,國家將國有土地均勻授予無田或少田的人家;確有均田以抑制豪強兼併、戰亂之後恢復經濟和繁榮社會之功。而「均」准因人群差別而異,士農工商奴婢耕畜得授各個不同,並非無差別的平均主義。並且,均田一方面以不變更私地所有權為前提,並不沒收私有土地而均分;另一方面,授田中的永業田部分得為私有,「均田」不抵制土地私有制。這些都跟共產主義之「公」之「共」不相近。

對於中國歷史上的均田,可能還是錢穆先生《國史大綱》中評述貼切,「此田制用意並不在求田畝之絕對均給,只求富者稍有一限度,貧者亦有一最低之水準。」

懷有這樣儒家「均」的理想,跟以消滅私有財產的共產主義,還是難以合拍。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江一 來源:來稿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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