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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子沈:中國五大社會階層的真面目

有人認為現在的中國發展得越來越好,充滿了希望。但他們很難解釋清楚,為什麼中國的經濟增長在近幾年越來越遲緩,為什麼呼吸到的空氣越來越有害,為什麼吃進嘴裡的食物越來越不安全,為什麼城市的房價越來越買不起,為什麼中國的社會犯罪增長率越來越高,為什麼中國的有錢人越來越往外國跑。不是越來越好嗎?

中國經濟增長確實令中國一部分人先富裕了起來,可是我們要付出的代價也是沉痛的。比方說,我們大家都同意健康是人生第一位重要的,那麼看一下中國的癌症死亡率的數據,在改革開放30年來飆升了至少五倍,另外北京市最近10年的肺癌發病率增長超過40%,這明顯不是越來越好的節奏,而是死得越來越快的節奏。

中國最大的問題,其實不是大家都擔心的環境污染問題,不是貧富差距問題,不是腐敗問題,更不是反美反日反韓反法反菲律賓反新加坡的愛國腦殘民族主義者的問題,雖然這些問題都存在,我在公眾號“北美最前線”(id:nafrontline)里,也寫了不少關於這些問題的文章。

但是,中國最大的問題在於社會經濟流動性的問題,在於階層固化。

根據馬克思·韋伯的“三元論”,社會階層有三個要素:財富、地位、權力。用今天流行的一個詞,就叫“資本”。觀察社會財富的轉移、地位的交換、權力的更替,便可知這個社會的階層流動是否健康。

保持國家和社會資本的健康流動,是一個社會維持穩定發展結構的重要元素。歷史上,無論是獨裁國家還是民主國家,都在盡其所能努力做到這一點,即使他們並沒有像今天這樣的理論化分析。

例如公元前五世紀,古希臘雅典的“公民大會”制度,保證了無論多麼貧窮低賤的公民,都有資格參政議政,號召大家“管閑事”,對政府的工作“指手畫腳”,其實這是賦予所有公民其改變社會的機會和權利。

十七世紀,英國發生光榮革命,瑪麗和威廉簽署了《權利法案》。它的意義在於,社會上每個人的生命、自由和財產權利獲得了至高無上的法律的背書,為個人攀爬社會階梯提供了基礎保障。即使是一個無權無勢的普通老百姓,在某種程度上也會有一定的安全感。他可以大膽的去努力實現個人的理想,而不必擔心後院著火。

中國古代實行的科舉制度,對社會也可以起到穩定作用。全國各地的普通老百姓,一旦通過鄉試、會試、殿試的層層考試,就有機會翻身,“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獲得相應的權力與財富。顧炎武談到明末科舉取士時曾說:“科舉所得,十人之中八九皆白徒”,這就是例證。韋伯甚至認為,中國的科舉是一種消極的民主化(passive democratization)。

改革開放後,大量的外資、科技、思想和人才被引入,當代中國的社會流動能力再次被釋放出來,特別是整個80年代的欣欣向榮和90年代後期的爆發階段,許多聰明人或趁勢下海經商,或依靠權力關係,賺到了人生第一桶金。那個時候人人都有自己的“中國夢”,對個人的未來和國家的未來滿懷希望。我把它叫做改革開放階段。

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2008年舉辦了北京奧運會。這兩個歷史性的時刻使得中國國威達到了頂峰,頂峰之後意味著下降。我認為從2009年開始,中國的發展終於由改革開放階段開始進入到改革停滯階段。在這個階段的初始期,我們通過四萬億的強刺激和長期貨幣寬鬆政策,給中國經濟保住了一點面子。

最近十年來,特別是最近五年來,很多人都能意識到,中國的經濟發展步入快速的下行通道。也就是說,中國正式從改革停滯階段進入了改革倒退階段。

停滯和倒退涉及方方面面,我只談社會階層這個重要的信號。

目前,中國的社會等級觀念已經建立起來,每個階層都已經有了非常清晰的輪廓,階層之間的流動性明顯減弱,階層固化的情勢已經越來越嚴重。

上面的階層通過“體制排斥”和“市場排斥”的雙重大門,把下面的階層排斥在外,把他們靠靠地固定在原地,令他們失去了攀爬社會階梯的大量機會。

不過,有的人驚訝於中國年輕人的上進心,就此認為國家大有希望,比如羅輯思維的羅振宇教主。首先羅教主所接觸的年輕人大多是他的信奉者,自然都是些初出茅廬、頭腦發熱、一頭鑽進創業迷魂陣的黃毛小子。

再者,年輕人盲目的樂觀也是被大環境逼出來的。羅教主經常提到的“資本”,在他們的那裡除了年齡優勢,恐怕一無所有。各式各樣被媒體炒出來的富二代和官二代們,在他們面前開著豪車摟著嫩模一一閃過,他們也只有瘋狂樂觀才能避免極度悲觀。

還有人會拿出創一代奮鬥成功的案例,來證明中國的階層沒有固化,可惜完全沒有說服力。比如作家連岳最近寫文章稱,階層沒有固化,上升通道沒有關閉。他說:“一無所有的人去了北京,在北京有房有車,比比皆是。”這個理由過於混沌不清,經不起推敲,“比比皆是”四個字說明不了任何問題。以他的邏輯,我也可以說:“在底層掙扎沒有希望的人更比比皆是”。

基於財富、地位、權力的三方面分析,我把當下的中國社會粗略地分為以下五個階層。

第一:權貴階層。這個階層由資產過億的富豪群體、政府要員、大型企業高管等等和他們的家族成員組成。特別是那些在改革開放時代賺錢的人,財富與地位慢慢累積,同時隨著整個家族的人口和利益鏈條日益龐大,形成了當下中國的權貴階層。他們再通過與權力結合,完全掌控了這個國家。

權貴階層在財富、地位、權力任何一面都達到極大化,可以徹底碾壓所有人,並且拒絕分享他們擁有的資本,其實就是官媒口中的“難啃的硬骨頭”。他們是這個國家的操盤者,對一切情勢了如指掌。當然你也可以加上那些稍微乾淨一點、有機會“面聖”的科技新貴們。

大家都知道,社會流動是雙向的,有上必有下。在發達國家,比如貴族遍地的英國,權貴子女都已經與普通學生混在一起了,拋棄了父母使用的上流辭彙和用語,拒絕大奢侈品牌逛起Zara和優衣庫。曾幾何時,在托尼黨派裡面你不是伊頓公學畢業的,就會被嘲諷成鄉巴佬(oiks),可後來連卡梅隆首相都將女兒送入公立學校。

看中國,普通人連權貴子女見都見不到,更不要說成為朋友,也只有薄瓜瓜會學他的老子喜歡在電視上出出風頭,使得大爺大媽們也忍不住對自己的孩子嘮叨:學學人家薄瓜瓜!

第二:上流階層,或稱為精英階層。這個階層包括資產數千萬級和近億的企業家、外企高管、銀行家、中級官員、一二線娛樂明星等等。上流階層人數比權貴階層龐大得多,但他們需要依附於權貴階層。如果說權貴是老大,這些上流階層的成員就是幫老大打工、受老大蔭佑的高級馬仔。

由於高級馬仔能通天,能夠從大佬那裡第一時間獲取信息,所以他們先知先覺。他們對自己的財富、地位、權力的變化非常敏感,因為大多數情況下,上流階層只能撈到一點權貴們吃剩的渣渣而已,雖然渣渣就能讓他們大富大貴,可他們同時也要冒更大的風險,隨時有可能成為上級爭鬥中的替罪羊或替死鬼。最近一個典型例子就是穿阿瑪尼白大褂被銬的“私募基金一哥”徐翔。

以上兩個階層屬於既得利益,佔中國人口的極少數,可能不到百分之一。社會資本流動的絕大部分,都只在這兩個階層之間發生,很難惠及普羅大眾。最近很火的電視劇《人民的名義》有個網上段子:

“銀行行長的老公是市委書記;公安廳廳長的老師是政法委書記;反貪局長的爸爸是退休檢察長;反貪局偵查處處長的媽媽是退休處長、姨夫是省政法委書記;反貪局局長的老師也是省政法委書記;只有一個“農民的兒子”侯勇,開局不到兩小時就被K.O.了。所以這部劇不該叫《人民的名義》,應該叫《王者榮耀》!”

第三:中產階層。他們的大致範圍是年入數十萬至百萬、資產數百萬至千萬的高級白領、大企業中級管理者層、成功個體戶、中下層官員等等。他們是中國教育普及和擁抱西方資本主義的時代產物,規模逐漸龐大起來。

中產階層的目的是擠入上流社會,偏愛和羨慕奢侈品、豪車、豪宅等高消費行為,財富、地位和權力的野心比較大,喜歡讓自己的子女出國留學。他們對社會形勢的變化比起上流階層反應會稍慢一些,但他們的不安全感在近幾年也逐漸隱現,終於發現上升的通道基本是封閉的,能保住現有的資本就算不易了,在買房以外的保值選項已然不多。現在,就算每天一瓶勃艮第的霞多麗干白,也澆不滅他們心中的“中產階級焦慮”。

最近,民生銀行發生的30億理財騙局就是無數騙局中的一例,其中民生私人銀行的某貴賓一個人就損失了8000萬。在這個騙子橫行、法制不彰的國度,無論你有多少錢,你都無法獲得真正的安全感,而中產階層有錢無權,反而是無數理財騙局、股市騙局、信貸騙局、合同詐騙的最佳目標。我認識的一個廣東企業家朋友移民加拿大,在剛落地不久的飯局上說道:“來加拿大的第一個感受是,我的錢終於屬於我自己了”。

按照清華大學李強教授的分析,中國的中產階層如果細分,還可以分為“中產過渡層”和“中產邊緣層”。他通過“國際社會經濟職業地位指數”(ISEI)等數據,把中產階層劃分的更具體,正好彌補了我這篇文章容易引起誤會的數據斷層。

因為,中國的中產實際上占人口比重極小,大多數人屬於與中下階層相連接的“邊緣層”,佔中產的70%以上,而這70%跟我下面所說的中下階層有所重疊,並不屬於我歸納的中產。

第四:中下階層。月入數千至萬元左右、朝九晚五的普通白領、高級技工、工作不久的大學畢業生,以九零後和八五後為主,構成了中國一線城市的主要群體。他們自稱屌絲,偶像往往是馬雲這類的神話般人物,可本應潮氣蓬勃的他們成了大城市裡的房奴和車奴。

他們信息不暢,懂“翻牆”的人屬於極少數,對國家民族的歷史和現狀了解的不是很清楚,最關注的是自己和家人的小確幸。

他們當中很多人錯誤評估形勢,自以為屬於中產階層,也跟著做起了擠入上流、錦衣玉食的白日夢。當他們之中少數自控力不強的人噩夢初醒,意識到現實的殘酷,便容易走入歧途、尋求捷徑,比如傍大款、裸條借貸、貪污公款以及各類違法犯罪。

當然,他們有時候會被許多社會和金融研究機構認定為中產,馬雲整天掛在嘴邊的中產階級的強大購買力主要就是指他們。他們人數遠遠高於中產,你只需要瞧瞧上下班高峰期的北京燕郊公交車站,或是去天通苑和回龍觀地鐵站看看那些等候半個多小時也擠不上車的年輕人,你就會知道,他們到頭最多也就是李強教授所分析的“中產過渡層”而已,與真正的中產階層還有很大的差距。

他們雖然還年輕,沒有太多的醫療成本支出,但也隨時面臨失業的壓力、婚姻的壓力、子女教育的壓力,贍養父母的壓力、買房買車的壓力,工資的增長永遠趕不上通貨膨脹。相對更高的社會階層,他們是三輪車追汽車,越追越遠。他們不知道哪天能翻身得解放,獲得所謂的財務自由,不用再擔心未來的日子。

可即使有了財務自由,即使上升到了中產,又能怎樣?他們的個人權利和利益並不會得到任何保障。從轟動一時的孫志剛案,到譚卓被富二代撞死,到徐玉玉被詐騙後死亡,到不了了之的雷洋案,再到女大學生網貸後負債自殺,這些“共產主義接班人”的生命對於這個國家來說根本無關緊要。

但冥冥之中我總希望,這些在掙扎中仍然充滿朝氣和創新精神的中下階層,能夠在未來成為改變這個國家的主要力量。我希望這是上天賦予他們的使命。

目前看來,他們還需要一段時間的成長和磨練,更深入地去了解祖國的過去與現在。他們雖非生於憂患,但至少長於轉型和變革期,慢慢會知道金錢也許不是最重要的,而是權利和尊嚴。他們有希望承上啟下,把中國文化失去的東西找回來,同時不帶有紅色歷史和意識形態的包袱,昂首闊步大膽迎接和嘗試新事物。

以上兩個階層主要聚集在一二線的城市群,人數增長最快,是城鎮化發展的支柱力量。

多說幾句,我認為中下階層是中國經濟發展中的默默耕耘者,其實是最有影響力的階層,就像胡適先生所說的“我們其實也有權力”,只不過他們並不自知,特別是在壓力山大的情況下:

其一:生活成本飆升:贍養父母和教育子女的壓力、房貸車貸的壓力,收入增幅趕不上房價和物價的漲幅。網上流行曬收入和開支,許多年收入超過30萬的家庭都表示已經快入不敷出了,更別說收入少於這個數字的大多數中下階層。

其二:職業或仕途階梯見頂:經濟下行、政治風暴中的工作壓力和就業壓力。關於當下中國經濟狀況分析,我在公眾號里已經說的夠多了。就拿一個最新公布的統計局官方數據來說,上海市今年3月份的第三產業利潤同比去年暴跌15.4%,其中商務服務業利潤暴跌35.8%,可它的就業人數是金融業的四倍,你說對上海灘的白領們影響有多大?再例如,同期文化娛樂產業整體虧損了6.27億,又跌破了一個記錄。朝陽產業都如此不堪,更別提積重難返的製造業了。

其三:身心健康惡化:無處不在的有毒空氣和有毒食品對健康的影響,比如在任何一個霧霾天,北京兒童醫院的耳鼻喉科都會被帶孩子來看病的家長擠爆。去年多家國際媒體報道了中國遭遇“精子危機”,由於環境惡劣和壓力太大,中國男性的精子質量大幅下降,生育率為全球最低。

在以上三座大山的壓力下,中下階層總是寄希望於一夜暴富,成為馬雲。他們沒有看到稀有的成功者最重要的運氣、偶然性,以及他們背後的力量,卻只看到他們表面的光鮮和媒體對個人奮鬥與個人智慧的過分渲染。

第五:貧民階層。他們是佔中國人口一半以上的大量低收入體力勞動者,包括在家務農的農民、背井離鄉進入城市謀生的農民工、小商販等,他們幾乎沒有任何希望能夠在財富、地位和權力三方面向上爬升。

他們受知識和視野所限,在歷史上的任何一次動蕩中都會淪為任人宰割的對象,同時也很容易被煽動和利用,成為改變歷史的主力軍。正所謂光腳的不怕穿鞋的,他們既可能是中國最任勞任怨、最容易滿足、最崇拜權威的群體,也更可能是最不聽話、最有力量加深社會動蕩的不穩定因素。

以上五個階層是我的個人見解。作家梁曉聲和新華社老記者楊繼繩多年前都出版過各自的《中國社會階層分析》等書籍,但是他們分析的角度、引用的數據以及涵蓋的範圍我都不是很喜歡,所以在此冒昧呈上我自認為更靠譜的分析。

為什麼中國會步入改革倒退階段?為什麼會出現社會階層的固化?其實,中國在改革開放在一開始就埋下了一個隱患:掛羊頭賣狗肉。我們當時擁抱了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開始實施“國家壟斷攫取型資本主義”,卻在骨子裡搞“四個堅持”,搞所謂“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一開始成效顯著,但是越來越難以維持,到如今已經被徹底捅破。

我們抱守殘缺,不敢承認掛羊頭賣狗肉的這個現實,更不敢大刀闊斧的改革和創新,只能長期困頓於所謂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任由問題重重疊加,最後積重難返。

當一個人不承認自己的真實病情,隱瞞自己的疾病史,那麼再高明的醫生也束手無策,甚至會開錯葯。有些知識分子認為中國許多問題多年來無法解決,是因為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我認為他們判斷錯了。哪怕醫好了也都只是假象,其實是我們吃錯了葯,因為自己到底得了什麼病都沒搞明白。

現在進行中的所謂中國模式,有其諸多與眾不同的特點,比如林毅夫、張維迎等經濟學家會出現差別很大的矛盾和爭論。但中國模式不是神話,並沒有跳出歷史的框架和科學的範疇。就拿最近十年的經濟發展來說,我們就完全可以比對美國在19世紀初,特別是1820至1830年代的經濟狀況和政策應對。

中國模式積重難返的結果,我在“公子犯堂”過往的文章中多多少少有所透露。普林斯頓大學經濟學教授阿蘭·克魯格認為,一個國家和社會的貧富差距與它的代際收入彈性係數(intergenerational earning elasticity)成正比。或者說,兩者是惡性循環。

毫無疑問,中國的貧富差距非常嚴重,基尼指數長期超過0.4的聯合國警戒線。即使你覺得基尼指數不能說明問題,那麼你也無法否認,國內外大多數的學術統計都顯示出,中國社會的代際收入流動性(intergenerational income mobility)已經是全世界所有大國里表現最差的,沒有之一。

我不是先知,很難斬釘截鐵的對未來下定論。但是我敢肯定,中國的社會階層固化已經成為一個無法忽略的現實,這一現象必將對中國政治經濟的發展和國家形勢的變化產生深刻的影響。

當社會上的年輕人發現上升的通道越來越窄,當他們發現僅有的機會被他人不公平地奪走,當他們經過困苦的掙扎卻仍舊沒有希望,新的階級鬥爭就在無形中打響了。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李廣松 來源:大紀元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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