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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法憲:戚本禹倒台是因為對李納有非份之想

毛批示,要將王力、關鋒、戚本禹三人「拿掉」,但想保一下戚,可戚也跟著倒台,何故?吳法憲透露,原來是「江青懷疑戚本禹對李納有非份之想」。戚以為江青寵他,便忘乎所以,想做駙馬。周恩來承上旨,立即在碰頭會議宣布「要立即把他抓起來。」命謝富治等當即執行。戚剛到會場,衛士一擁而上將他銬起來,戚竟說:「開什麼玩笑,要逮捕我?」押上車時,還對姚文元說:「請你代我向江青同志問好!」這般醜態,令人啞笑。

為林彪翻案——是好多年的一個話題,對此,我一直興趣不大。一九七一年“九一三”案發的巨大震撼,至今歷歷在目。林彪的叛逃和那份“五七一工程紀要”、對文革的否定、神話的破產,客觀上是無法想像的貢獻。但是,林彪作為我們曾經天天祝他“永遠健康”的毛的頭號幫凶,把整個國家、民族推向一個那樣黑暗殘暴的深淵,令人在理性上不能認同對他的任何推崇和肯定。

一部有誠意的回憶錄

最近,有朋友向我推薦《吳法憲回憶錄》,說是一本“真正的回憶錄”,值得一讀。於是花了幾天時間,尤其在下卷部份,仔細地閱讀了一遍。確實有意外的收穫,值得加以介紹。該書有八十萬字,近千頁,分上下兩冊,由香港“北星出版社”刊印,吳法憲作序,其女金秋任“特約編輯”。上卷從家世寫到六五年空軍司令劉亞樓逝世;下卷從五九年廬山會議批鬥彭德懷起,歷經文革、“九一三”事件、被捕、公審到保外就醫,幽居濟南。

一九一五年出生於江西的吳法憲在中共排行中,屬於井岡山時期的紅軍老幹部,一直沒有離開軍界,隸屬林彪的四野系統,一九四九年後是中共空軍的主要負責人。一九六五年劉亞樓去世後由政委接任空軍司令員。文革中因林彪的得勢,吳法憲升為“軍委辦事組”副組長和副總參謀長,有處理軍中要務之權,隨後,又成為周恩來主持的“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參與文革中的高層決策。由於空軍早被立為全軍標兵及其機動地位和林系背景,不少中央高幹子弟都鑽入空軍。飛機常被指定執行一些機密任務,吳與周恩來的工作關係甚為密切。因此,吳法憲是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一年,這文革前五年充滿激烈鬥爭和權謀的一名高層現場的重要的親歷者與見證人。

當時這個毛身邊執掌文革大權的首要人物今天都已死去,除毛周、林彪、康生、陳伯達外,所謂“四人幫”王張江姚、林彪“死黨”黃吳葉李邱,現存活者只有邱會作(一九一四——)一人。這些人物留下回憶錄而迄今可見者,惟有吳法憲(邱會作二〇〇一年曾透露寫成百萬字回憶錄,要等他死後才讓出版)。吳法憲回憶錄在香港出版,可以想見,現任美國的大學副教授、一直在研究林彪問題的金秋女士,必有一定的協助與影響。吳法憲雖不是秀才一類,但數十年軍旅生涯,主責政工,自非一般等閑之輩。他在序中稱,早在一九四五年(三十歲)就與妻子相約,將來有機會“寫點東西”。他說寫回憶錄,我早有此意。雖然,隱居濟南,仍有限制,無法查閱必要的官方檔案,但有親友來往,閱讀國內外出版物的方便,這給他寫書不無助益。

以吳法憲這樣與中共興衰共榮辱數十年的豐富經歷,記憶中儲存數十萬字的故事,應是不在話下。雖然史實可以留待印證,但讀來感覺是平實可信的,有誠意的。至少作者遵循了回憶錄一條重要規則:只寫自己親身經歷的事與人,最大限度提供第一手的見證。

簡介說,回憶錄花了十年時間,而自序寫於一九九五年,作者二〇〇〇年腦中風而癱瘓,估計著作時間大約在一九八五至一九九五年間。其後又經過十年,至二〇〇六年才付印出版,作者已於二〇〇四年在山東病逝。

可以從下列幾方面,作一些評介:

自我澄清,判罪屬冤案

吳法憲在一九八一年大審中被定罪名是“組織領導反革命集團的主犯”。他在敘述文革高層活動後,對此罪名斷然否認:“真是天大的冤枉”,指他以推翻人民民主專政為目的,完全沒有出示任何證據。指他“陰謀奪取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他也列舉事實,他的所有高級職務都是中央軍委任命,毛澤東簽署批准的。還有“誣陷賀龍、羅瑞卿”問題,他承認參與批鬥賀羅,但都是在中央給他們定性之後。他不接受毛周整賀羅是“失誤、違心”,他們就是“反革命犯罪”的指控。

吳法憲一個要害問題是把空軍指揮權交給林立果,使其得以組織“小艦隊”圖謀殺害毛。

他承認私下當林立果面說過“可以指揮一切調動一切”的話,但實際上,一分鐘也沒有實行過。他說,就連他這個空軍司令,甚至林彪要調動指揮空軍,都要經毛批准。林立果搞“五七一工程”他完全沒有聽聞。林彪“九一三”乘三叉戟飛機出逃,吳法憲一直聽候周恩來的指示,是緊急處理的核心人物之一,他描述的現場周恩來,應該是相當權威的紀錄。“九一三”事件十天後,他便成了階下囚。他回憶他和黃永勝、邱會作、李作鵬“四大金剛”被捕時的情景,別有戲劇性。周恩來主持逮捕,宣布“停職反省”的決定後說“你們年紀都大了,生活上有人照顧,老婆孩子只管放心,請你們相信我周恩來”。然後周和葉劍英等同四人“緊緊握手”,好像老友話別一般。

一九七六年毛死四人幫被抓,吳法憲以為五年的拘禁審查可以結束了,不料反而被關進秦城監獄。尤其令他不解的是,他在中央和汪東興“無話不談”,現在汪成了副主席,他卻下了大牢(據說在八十年代初有人提出要釋放黃吳李邱,為復出的鄧小平斷然拒絕)。以吳法憲自述而言,他的判罪主要因為是林彪的愛將所致,他在文革並無重大的獨立犯罪事實,而是狂潮中的一個執行上級意旨者。他對個別行為的錯誤也有坦白的反省,例如武漢事件後批鬥陳再道,他當眾打陳一耳光,受到周恩來的責備。

揭示真相,為林彪辯護

這是回憶錄中份量最重的部份。在一系列重大事件上,吳法憲提出一些新的論據:

一九六二年一月的七千人大會是公認毛劉分歧的起點,林彪在會上作了一個吹捧毛的肉麻講話,為大躍進失敗粉飾,強化了毛的極左路線。吳指出,林本來是不想講話的,但有一些維護毛的幹部一直慫恿林出來講話,如陶鑄、羅瑞卿、劉亞樓等,林彪被鼓動起來“你們要我講,我就講”。講後林彪又說:他那麼講是“出於無奈”。

吳法憲又揭露說,周恩來在一九六七年秋的一天和吳乘車時,告訴吳說,毛在六六年八屆十一中全會時,曾問周,“把劉少奇拿下來後怎麼辦?”周說,“只有林彪代替劉最合適。”毛同意。遂命吳派飛機接林彪到北京。當時,毛開列的中央副主席是林與周恩來二人。周圈閱時把自己劃掉,林便成了唯一的副主席。

毛與林彪為什麼從接班人變成死敵?吳法憲對他觀察的林彪,作了系統的回顧。他不否認是林的老部下,個人關係比較密切,但“林彪生性孤僻,從不拉個人關係。”他們見面,從來只談工作,不談別的。毛林分歧凸顯是六九年中共九大前準備大會政治報告時,陳伯達的初稿是根據林彪的意見起草的,但被毛江推翻,改由康生、張春橋再起草而後通過。吳法憲說,這兩稿的分歧,反映林彪對毛的文革路線認識還有差異。毛就是一味主張階級鬥爭,林和陳伯達還是主張要發展生產力。陳由此而倒台,毛信任的是江張姚一夥文革派。

在九大二中廬山會議(七〇年八月)上關於設不設國家主席之爭。,吳明確表示,他和林彪的接觸中感到林所說“十億人大國沒有一個元首,名不正、言不順”是“出自內心,也合乎情理”,林沒有“急於搶當國家主席”的想法。他認為國家主席是虛職,又要拋頭露面,林彪根本不要去爭。以此指林搶班奪權,沒有根據。

實際上,連周恩來、汪東興都主張設國家主席。吳還澄清,過去都指責葉群的說法:“不設國家主席,林彪往哪裡擺?”是葉對吳說的,其實是程世清向吳轉述的汪東興的話。二中期間,幾乎一邊倒地同意林彪的講話,要修憲設國家主席,使張春橋、姚文元很孤立(竟跑去毛處,跪下抱住毛大腿,哭濕了毛的褲子,求毛支持)最後毛一言定局,設國家主席免談,要批判陳伯達,指吳法憲等人是“軍事俱樂部”。林則要吳不要檢討。吳說,這是林彪建國以來的一次大敗仗。

二中之後,林彪就很少講話,很低調,悶悶不樂,吳沒有聽到林說過對毛不滿的話。直到“九一三”逃跑。對“九一三”事件的原因,吳沒有作直接的解釋,只是寫了他知道的事。最重要的是毛八月中開始的南巡。吳寫道,毛的行蹤,中央紀律規定,只有周恩來一人知道,但毛外出常要派飛機送文件,送人,這是他管的事,因而,也會知道一些毛的行蹤。這次南巡,吳只感到毛在搞串連,不知道是針對林和他們幾個軍頭的。直到他八一年保外就醫時,才知道毛南巡的具體內容。

吳法憲指出,中央審查他的結論,也認為他和“九一三”事件沒有任何牽連。從書中所述文革初期至“九一三”事件,毛林分歧的演變事實看來,毛林已分為兩派,毛倚重江青康生四人幫,極力推行毛的鬥爭路線,林和陳伯達及幾名將軍則在主張相對緩和的路線。毛和文革派眼看九大後林陳派有坐大趨勢,又有軍方背景,便意欲擊敗之。林彪洞悉危機之後,知道不可對抗,只有外逃,無路可走。

透露攻台計劃與高層秘聞

吳法憲回憶錄提供了一些他知悉的機密材料,當然,我們不能判斷達到何種機密程度。例如,幾次提到中共高層的攻台計劃:一九四九年七月劉少奇拜訪斯大林,當面提出中共中央準備以一年左右時間,組建空軍以配合渡海解放台灣,要求蘇聯軍援。一九五〇年,毛要求空軍儘快準備二百五十架戰機和組建一個空降旅,訓練傘兵,參加解放台灣戰鬥,後因韓戰爆發,已準備到位的空軍便轉而投作抗美援朝。在韓戰中中共空軍有十二個航空師參戰,損失飛機數百架,蘇軍有五百多架投入。全國捐獻運動的款項,可買三千七百多架殲擊機。

空軍建軍十多年中,吳透露,每年都要摔掉二三十架飛機。而蘇援巨大,“給了不少飛機,派了不少專家”。

另外,有些高層秘聞亦屬首發。王力、關鋒、戚本禹這三名靠中共文革小組發跡的極左秀才,野心膨脹,不可一世,要揪軍內一小撮,甚至要倒周恩來,康生。於是毛批示,要將三人“拿掉”,但想保一下戚,可戚也跟著倒台,何故?吳法憲透露,原來是“江青懷疑戚本禹對李納有非份之想”。戚以為江青寵他,便忘乎所以,想做駙馬。周恩來承上旨,立即在碰頭會議宣布“要立即把他抓起來。”命謝富治等當即執行。戚剛到會場,衛士一擁而上將他銬起來,戚竟說:“開什麼玩笑,要逮捕我?”押上車時,還對姚文元說:“請你代我向江青同志問好!”這般醜態,令人啞笑。江青不僅要拿掉戚,連戚的老婆也不放過,還要吳將戚的兩個幼子送去偏遠的青海機場。吳法憲說,“反軍”的責任,根本搞不清,王關戚只是替罪羊,沒有江青支持,他們敢為?

這類插曲還不少,不必一一列舉。

逐漸看清毛的陰險可怕不擇手段

中共高層的殘酷內鬥,幾十年來,都不曾動搖他們的正統,不少高幹被整得九死一生,一旦復出,又高呼萬歲,皇恩浩蕩,再騎在老百姓頭上作威作福。鄧小平深知權力獨斷之害,可他成了太上皇時,又無恥炫耀:“毛在毛說了算,我在我說了算”,能作深層反省者,少之又少,吳法憲可以算一個。他的回憶錄以事實為據,毫不隱諱地斥責毛和周,這是他很了不起的地方。

吳在書中澄清“誣陷賀龍與羅瑞卿”問題時指出,賀羅專案組都是周恩來負責,許多案子都是經毛周親批、圈閱、定案的。他認為,劉鄧等大批中央領導人受迫害,“毛澤東周恩來應負主要和直接的責任。毛澤東是決策者,而周恩來是主要執行者。”此話並非推論,而是知情之言,因為中央那些可致人於死地的專案組的負責人與成員,全由軍委辦事組從部隊選派,而吳是軍委辦事組主要領導人,瞭若指掌。如八屆十二中全會給劉少奇定叛徒、內奸、工賊之罪,是在會議前夕,專案組從“武漢一個外國領館搞來的”一份材料,倉促定案的;而彭德懷的定案,也是“應該由毛澤東負全部或主要責任”,現在卻成了黃永勝的“反革命罪行”。

吳法憲對毛整陳伯達也非常反感。毛在廬山會議上說,與陳“共事三十多年,從來沒有配合過。”吳說,他與陳伯達相識多年,知道他為人膽小,處事謹慎,“書生氣十足,是個標準文人”。在毛身邊三十多年,幫毛擬了不少重要文件、講話,怎麼有了不同意見,就竟然說從來沒有配合過?他指毛“一有了意見,就算總賬,算老帳,一得罪就得罪到底,把人打入十八層地獄。對彭德懷、劉少奇都是如此。”

毛甚至這樣指示:“陳伯達在全黨全國的威信太高了,這次廬山會議要把他拿下來。”吳法憲說,其實,陳在中央像個小媳婦,康生、江青可以隨便罵他,林彪這邊的幾個軍頭比較尊重他,他便同他們靠近,毛對此很不高興。這是毛打陳,“分而治之”的原因。

回憶錄揭示,文革高層自“九大”後逐漸形成兩派:江青為首的文革派(王張江姚四人幫為主),林彪為首的軍隊派(黃吳葉李邱為主)的背景:初期天下大亂,毛依靠軍隊收拾局面,軍方自然坐大(九大代表、政治局中軍人都超過半數),林彪威望隨之升高,毛不能容納,打陳實即打林。毛是堅決支持江青一邊的。軍頭們從毛整陳伯達開始,看透了毛整人不擇手段的本質;從毛支持江青,也令他們對毛的正義、崇高開始動搖。吳法憲說,文革後,都說毛生前對四人幫有嚴厲的批評與鬥爭,江青在大審中予以否認。吳指出,毛確實沒有一個批示批評江青的。毛對尼克松不點名批評林彪反對中美談判,也是沒有根據,“是極不負責任的”。毛動輒要人光明正大,不搞陰謀詭計,其實,他言行不一,說一套,做一套……他以所見和親歷的結論是,“毛主席在我心中的形象,真的是瓦解了。”

至於周恩來的評述,著墨不多,但看毛的臉色行事,只講黨性,不講原則;順從江青,討好康生,以其高度的組織能力和經驗自恃……周的這一切,是十分明顯的。可以想見,如果周在毛之後主政,可以相當務實,但政治上與毛分道揚鑣也是不可能的。

最後的感想是:指控林彪九一三出逃,是叛黨叛國,那只有一個前提可以成立,就是這個國這個黨是尊重人權的。如果這個黨國將令你死無葬身之地,任何人的逃亡都值得同情,不論是林彪,還是劉少奇、王明、馬思聰。至於林彪逃亡後的株連,儘管有權力鬥爭成份,但毫無疑義,都是毛王朝的餘毒所致。

《開放》2007年4月號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東方白 來源:開放網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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