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來，很多人都在反思一個問題：為什麼台灣能在這個被教科書謾罵了幾十載的「國民黨反動派」治下，短期內實現經濟、科技、文化等領域的騰飛，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並且持續地繁榮和發展？帶著這個疑問，逐步揭開歷史的面紗：
人們常以國民黨逃台時從大陸帶走的一批財富，作為戰後台灣「經濟奇蹟」的解釋。但實際上，這些有限的黃金美鈔和機器設備，只在初期的經濟恢復中發揮了一定作用，最重要的是國民黨從大陸帶走的這一批「神秘人物」，才是對台灣經濟數十年發展起了關鍵作用的「功臣」。而這批「神秘人物」中有胡適、傅斯年、林語堂、錢穆、方東美、徐復觀、牟宗三、陳鼓應、南懷瑾等，還有一批經濟、財政等領域的翹楚和管理人才，這些人主導了台灣的發展，扭轉了台灣的困局，帶動了台灣的騰飛。
1948年1月底，平津形勢趨緊。南京方面朱家驊、傅斯年、蔣經國等在蔣介石授意下磋商謀劃搶救平津學術教育界知名人士的細節辦法。蔣介石派出專機飛北平，實施緊急搶救計劃。對象首先便是胡適、梅貽琦（清華大學校長），其次是平津的知名教授如陳寅恪、陳垣、毛子水、錢思亮等。就在胡適與陳寅恪等人飛離北平後的第六天，1948年12月21日，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率領第二批學人飛離北平，抵達南京，同機者有李書華、袁同禮、楊武之、江文錦等人。
隨國民黨遷往台灣的這批知識界人士肩負著在台灣這一隅弘揚中華文化、普及國學啟蒙的重任。正如錢穆先生所說的：「你是中國人，不要忘記了中國，不要一筆抹殺自己的文化，做人要從歷史裡探求本源，在大時代的變化里肩負起維護中國歷史文化的責任！」精英們謹記中華民族的歷史使命，鞠躬盡瘁，為台灣做出巨大的貢獻。精英們立足台灣安定之後，國民政府為他們提供了良好的生活環境，保證他們的學術研究和個人所長得以發揮。
比如胡適晚年在台灣留下了約300萬字、主要是研究佛教和禪宗史、《紅樓夢》的文稿；錢穆完成了皇皇巨著《朱子新學案》；傳承學術的代表，則非傅斯年莫屬。傅斯年於1949年1月20日正式就任台灣大學校長，並繼續兼任歷史研究所所長職務。台大在他的領導、管理下，從一所經費短缺、管理混亂、師資良莠不齊、學潮不斷的舊大學，革故鼎新，日新月異，成為台灣的最高學府與學術中心，聚集了豐富的研究資源，樹立了自由的校風。他們不僅身先士卒，還孜孜不倦地培養了新一代的學子。如余英時，是錢穆的弟子，享譽內外；杜維明，則是徐復觀、牟宗三的高足，盛名於世界的新儒家第三代。20世紀五六十年代曾在三大美援機構任職的29名重要財經技術官僚，也是大陸籍精英居多。一脈相承和延伸發展的文化希望，一代接一代並且有所創新和突破。
反觀大陸，經過歷次政治運動的折磨和摧殘，許多原本具有深厚國學功底的學人的學術生命提前結束了，國學的傳承出現了斷裂，傳統文化一股腦兒視為封建糟粕而批得體無完膚，混亂的十年更是清洗傳統文化的頂峰期。「破四舊」和批孔鬥爭，國學成了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的代名詞，被當做「歷史尾巴」予以割棄，孔孟被從歷史的記憶中發掘出來「鞭屍」，以斬草除根的方式對國學進行堅決的揚棄。「反右」、「鎮反」、「文化大革命」等等運動，被殘害的知識界分子、商界人才、政治精英數之不盡，如老舍、熊十力、鄧子恢、傅雷、趙樹理、張聞天等，被毀壞的文物、珍典更是不勝枚舉。1949年初做出的幾項錯誤路線，導致了中國文化、經濟等領域的全面倒退。
南懷瑾說：「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亡國都不怕，最可怕的是一個國家和民族自己的根本文化亡掉了，這就會淪為萬劫不復，永遠不會翻身。」今天也可以這樣表述，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對文化斷章取義、歪曲亂解，對精英暴力壓制、視如螻蟻，那麼這樣的國家這樣的民族，也將不會有崛起的希望。
(本文略有刪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