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4月8日，武漢一名民眾走過公園裡的一個地球模型
一、武漢肺炎蔓延武漢—湖北—中國—全球的軌跡
這場武漢新冠肺炎(又稱中共肺炎、武漢肺炎，COVID-19)的瘟疫已經全球擴散，幾乎沒有一個國家倖免。禍害之大，史無前例。新冠肺炎毫無疑問來自中國，中共政府也毫無疑問隱瞞了疫情才導致了大面積擴散，因此中共政府就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武漢肺炎全球傳播圖（圖片來源：自由亞洲電台）
二、世界各國向中國政府問責和索賠的浪潮興起
1）各國機構與國民考慮對中國政府採取法律行動
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已有破百萬人確診，超過六萬人喪命，二十國集團日前在召開網絡會議後提出，各國將至少注資五萬億美元，挽救全球經濟。
美國國會眾議員支持索賠、佛羅里達州美國公民起訴中國政府，川普法律顧問婕拉安瑞，印度起訴20萬億、英國索賠3萬億多、緬甸要求豁免債務。
印度的國際法學家委員會（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Jurists,ICJ）和印度律師協會近日已向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提出申訴，要求中國就新冠肺炎病毒在全球蔓延造成的巨大損失作出賠償。
3月17日，美國保守派組織「司法觀察」和「自由觀察」的聯合創辦人拉里.克萊曼律師，向德克薩斯州北部法庭提交訴狀，狀告中共研發生物武器，致「中共病毒(又稱新冠狀病毒，COVID-19)」全球大流行，索賠至少25萬億美元。
美國情報機構在向白宮提交的一份秘密報告中證實，中共當局通過壓低新冠病毒(又稱中共病毒，COVID-19)感染者統計和死亡人數等虛假數據，隱瞞了中國疫情擴散的真實狀況。之後，美國國會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首席共和黨籍議員麥可・麥考爾（Michael McCaul）發表聲明，譴責中國共產黨當局隱瞞重大疫情信息，導致全球健康危機。
在中國4月4日舉行全國性哀悼活動前一天，共和黨籍的聯邦參議員柯頓（Tom Cotton）和霍利（Josh Hawley）兩人表示：最快將在國會下周一恢復議程後，提出以李文亮命名的法案，全稱為《2020李文亮公共衛生問責法》草案（The Li Wenliang Public Health Accountability Act of2020）。法案將授權美國總統制裁那些扭曲隱匿新冠病毒疫情信息的外國官員，方法包括簽證限制、凍結或限制相關人士在美資產的交易。
美國議員還要求調查世衛組織在幫助中國掩蓋疫情中的作用，作出這一呼籲的美國共和黨參議員斯科特(Rick Scott)周二發布聲明說：「世衛組織需要為其散播錯誤信息、幫助中共掩蓋一場全球大流行病負責。我們知道中共在國內有多少病例和死亡人數、在什麼時候得知了哪些信息的問題上一直在撒謊，但世衛組織從未試圖對此作出進一步調查。」
英國智庫亨利・傑克遜協會（Henry Jackson Society）4月5日發布的視頻詳細列舉中國在新冠肺炎疫情上涉及的疏失、隱匿及說謊，國際社會應該追究責任。
報告估算，例如美國就可以向中國要求賠償至少1.2萬億美元。
報告指出，香港英文報刊《南華早報》報導，最早去年11月17日就在湖北武漢出現不明肺炎病例，12月8日世界衛生組織（WHO）公布收到中國通知，到12月31日中國仍告知世衛沒有明確證據顯示會人傳人。
2）法律問責與索賠的可行性探討
中共官方的隱匿及提供錯誤資訊，違反《國際衛生條例》第六與第七條，世衛組織就有爭端解決機制，各國可以告發，要求中國負責；另一方面，還可以透過國際法院的機制。當然。透過國際訴訟機制挑戰中國困難不少。
另一方式是藉由各國的國內法律手段解決，甚至是透過香港的司法體系。另外，還可藉由各國與中國簽署的雙邊投資協定或世界貿易組織（WHO）下的爭端解決機制追究責任。
在現有國際法架構下，要向中國求賠償追責確實曠日費時，也有困難，但《國際衛生條例》是在非典SARS疫情後，為避免再有疫病資訊遭隱匿，而導致全球大流行增修的，中國很顯然沒有從中學到教訓，而中國聲稱自己是負責任的大國，要展現「大國擔當」，國際社會遭受如此大難，會否有創造性的法律行動？
關於國際現實主義與國際正義的平衡。
關於主權豁免論？相對豁免與絕對豁免？
（東京審判與紐倫堡審判、科索沃戰爭罪犯審判、對紅色高棉政權罪行的審判、海牙國際法庭對南海水域主權的判決）
三、追責與索賠的政治、經濟及外交後果
1）追責與索賠的法律行動更主要的效果表現在政治、經濟及外交領域
政治上：
通過法律過程——調查、取證、核實、抗辯雙方的法庭辯論、……一系列司法過程，使中共在新冠病毒肺炎大流行中所犯下的隱瞞信息、迫害吹哨人、謊報疫情數據，誤導各國抗疫……呈現於光天化日之下，使中共在政治上處於極端被動境地，信譽破產。
有助於打破中國的網絡防火牆，有可能透過台灣媒體、新加坡媒體，甚至是美國與歐洲的媒體，讓中國民眾能有更好的管道獲取資訊，不是只依賴中共官方媒介；台灣就是中國最好的對照組，不同於中國獨裁政體的治理，台灣展現了抗疫的健康與有效的民主模式。有助於讓中國民眾覺醒，台灣將能能扮演更加有力的角色，可增強其對中國民眾的影響力。
強化了國際體系對中國轉型的正面壓力，有利於非共化浪潮在疫後興起。從共產中國散播開的兩次大瘟疫（薩斯和新冠），1960年代毛中國的特大饑荒，前蘇聯的車諾比核事故……，共產政權隱瞞真相，是最大的風險。沒有任何一個非極權國家，可能造成這種駭人聽聞的巨型大災難。這是共產極權的特產！因此，過去的所謂「不同制度的國家完全可以和平共處」這一教條，是全球性大危機的源泉！這次瘟疫過後，必須做出反省和改變。有些現代人類最基本的規則和價值，如透明化，言論自由等，如果被絕對禁絕，就是反人類，就是高風險，就是特大世界性災難的源泉，正如印度裔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森所指出的，那種禁言制度，必須改變。
經濟上：
在國際上，削弱華為（等軍工共企）滲透西方市場的勢頭，加快與中式國家資本主義的脫鉤進程。在中國國內，強化中國民營經濟的分量，在上層，放大民進國退的音量。
投資中共國是西方致命的投資決策錯誤。因為中共極權體制具有極高度的不確定性，投資雖一時可能有高回報，但同時有高風險。中共的這些風險，西方各國的政治和商業精英們通過這次大疫情比誰都更清楚了。
外交上：
中共通過這次外交部發言人下作的甩鍋事件，讓各國看在眼裡，知道中共政權的撒謊和無恥是沒有底線，這使北京多年來裝笑臉、大撒幣的慘澹經營前功盡棄，這種流氓行為將使中共進一步走向孤立的外交處境（觀察在疫情中俄國與委內瑞拉的動向亦可看出端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