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區政府公開譴責考評局出錯試題，傷害了中國人的民族感情，並要求取消題目，說話邏輯混亂，全無實據，簡直是無知可笑，但指鹿為馬的行徑可怕之處，更在於其非理性盲動而無所忌憚，胡言亂語事小，但輕蔑教育及考評專業，以長官意志扼殺批判思維，則大大不妙了。
考評局歷史科的試題不外問考生「是否同意一九○○至一九四五年間日本對於中國是利多於弊」，只有閱讀能力低下，加上對歷史毫無觀念，或者故意曲解，才會有教育局局長楊潤雄的武斷，指試題沒有討論空間，更傷害民族感情。
擬題的格式是討論題，同意不同意也可以，但竟可以曲解為傷害民族感情，實在莫名其妙。從問題涉及的內容看，更表現了楊潤雄的放肆和無知。稍稍翻閱一些學術著作，如哈佛大學中國及日本研究權威傅高義教授（Ezra Vogel）去年出版的巨著《中國和日本：一千五百年的交流史》（特別是其中四章），你會首先發現，不論吠日還是吠聲的犬只，都在合演一出鬧劇。
書中直接有關的四章是：第五章「中國學習日本（1895-1937）」、第六章「殖民台灣與滿州（1895-1945）」、第七章「政治失序與走向戰爭（1911-1937）」、第八章「中日戰爭（1937-1945）」。楊潤雄仍有常智的話，單看這些題目，起碼可以看到兩點。首先是一九○○至一九四五年之間，發生的歷史大事不限於日本侵華戰爭，還有之前的種種，當然各種事情輕重有別，確要衡量得失利弊，但這正是讀歷史的目的。否則一場戰爭蓋過一切，其他不值一提，除了是抵賴歷史事實，也無助理解現實，例如中國何以至今不用日本賠償戰爭損失（是否利多於弊可以討論），也是基於整體考慮，同樣不能因為日本侵華而沒有討論餘地。
其次，同一歷史時段，不同事情同步進行，有文化交流活動，也有政治殖民、經濟掠奪和軍事入侵，正如傅高義新作所述，中日關係既涉及多方面的活動，涉事者背景亦各有不同，有政經組織也有民間團體以至個人，歷史不能因為軍國主義政權的侵略行為而抹殺其他方面、其他人等對中國的多方面影響。
更具體地說，根據傅高義新作的第五章，由十九世紀末至一九三七年間，日本對中國發展影響深遠。例如數以百計的中國官員到日本交流及學習，也有數以百計日本老師在華從事教育工作，同時估計到日本留學的中國學生接近五萬人。按照傅高義的說法，日本是中國人認識現代文明的仲介，而這段文化交流史，更代表歷史的逆轉。
由十二世紀以來，只有中國向日本輸出文化，但由十九世紀末開始，日本反成為向中國輸入西方文明的導管，甚至馬克思主義引入中國也跟日本有關。可見從歷史看，二十世紀初，中國向日本取經是史無前例的，其影響亦值得探討，又怎可因日本侵華而一筆抹殺呢？
可見一九○○至一九四五年間的中日關係，既有政府、民間的雙線發展，而不同時期的重點亦有時代溝異，就此綜合分析利弊，既是歷史議題，也有助反省時局複雜多變的根源。楊潤雄如今嘗試一錘定音，是以其不學無術和胡思亂想，去顛覆歷史探討和考評專業。
指鹿為馬若可得逞，不但展示荒誕歪理的可笑又可怕，更宣示權力可以壓到一切的淫威。教育當局有權等於有理，因此即使擺明不懂歷史，道理也講得亂七八糟，但根本不管你同意與否，說你錯就錯，要你改就改。日後更可樹立榜樣，政治就是壓到一切，令考評局、出卷人、考生人人自我審查，只可在官方限定的範圍內思想、討論。
有哲學家說，歷史事件會出現兩次，第一次是悲劇，第二次是鬧劇。上世紀文革式批鬥以文化批判為名，展開奪權鬥爭，全國八億人最後只剩下一把聲音，是民族的災難。眼下香港卻是一場鬧劇，當局扮作絕對真理的化身，用歪理欺壓考評局及出卷老師，冒犯專業，有辱斯文，楊潤雄也許暗喜教育專業快被奪權，但幸勿高興得太早。因為現實是，他的非理性亢奮只會招來鄙視、羞辱、怒罵、詛咒、恥笑以至冷嘲熱諷，他走出政府總部，就形同過街老鼠，人見人憎，也勢必引起教育界維護尊嚴而曠日持久的反抗。
（以上評論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