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杭州市餘杭區的一份招聘公示名單引發了巨大的討論。在公開顯示的48個崗位中，擬聘用人員清一色全是清華大學和北京大學的碩士和博士畢業生，其中北大畢業生38名，清華畢業生10名。
原本按照行政等級，杭州市一個區就相當於一個縣。只不過杭州作為副省級市，它的區比普通的縣高半級。更令人不解的是，這次面對「清北」招聘的崗位中，有8個崗位屬於最基層的街道辦事處。
例如，一位北大地球物理學博士去了南苑街道辦事處，一位北大生物學博士去了五常街道辦事處。
大眾一片譁然之際，當地有關部門（餘杭區委組織部相關負責人）出來回應：第一，這是2018年的招聘公示；第二，這不是大材小用。
但在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聶輝華看來，這些回應不僅沒有解決問題，反而帶出了更多疑問。
1、到底是不是人才浪費？
第一個問題：清華北大的博士去街道辦事處上班，是不是人才浪費？
請注意，「浪費」的意思，不是說清華北大博士能否干好招聘崗位的本職工作，而是指：其他學校其他學歷的人能不能同樣干好這份工作？
街道辦事處的主要工作內容是跟老百姓生活息息相關的各種「家常事務」。如果一個待人接物比較得體、做事比較踏實的中專生都可以干，那麼讓一個研究生來干就是浪費；如果一個本科生能勝任，那麼讓清華北大博士生來干也是浪費。
如果餘杭區要證明這些街道辦職務以及其他職務不是大材小用，那就必須詳細地說明一下：究竟這些崗位需要什麼特殊的高級技能，以至於非清華北大研究生不可？
遺憾的是，餘杭區的官方回應至今沒有切中這一要點，也就無法自圓其說。
在任何一個社會，人才都是最寶貴的資源。最寶貴的資源當然要實現最優配置，否則就是浪費人才、資源錯配。
世界著名經濟學家、哈佛大學教授施萊佛（Andrei Shleifer）及其合作者曾專門對人才配置問題進行了研究。施萊佛等研究者將所有的崗位大致分為兩類：
第一類是創新型崗位，負責把「社會蛋糕」做大，例如企業家和科學家；
第二類是尋租型崗位，這類崗位不直接創造價值，只是負責社會蛋糕的分配，例如公務員和律師。
他們指出，合理的人才配置，應該是頂尖人才都去從事創新型工作，去把蛋糕做大：「當有才能的人成為企業家時，他們會改進所在部門的技術，帶來生產效率和收入的提高。
相反，當這個社會上最有才能的人反而成為尋租者時，他們的個人報酬大部分來源於對他人財富的再分配，而不是來源於財富的創造。
這對於整個社會的造成的結果就是：有才能的人沒有參與改進技術，和普通才能的人一起都成為尋租者、分銷蛋糕者，那麼，經濟也陷入停滯。」（Murphy等，1991，The Allocation of Talent：Implication for Growth，第505頁）
簡而言之，這次事件核心的爭議點其實在於，這些清北人才們競相爭取的，不是創造價值，而是更為「精緻利己」地去參與他人財富蛋糕的再分配。
當下中國能否擺脫「中等收入陷阱」，在高科技領域占據制高點，從而在嚴峻的國際形勢下提高綜合國力，很大程度上就取決於頂尖人才能否實現最優配置。
清華北大博士最應該去哪裡發揮作用，答案一目了然，但肯定不是去街道辦。聯想到前段時間中科院某研究機構90多個研究人員集體「出走」，如何提高科研技術人員的工作環境與待遇，在吸引高端人才從事創新型工作方面，有關部門真的應該反思一下。
2、人才選拔機制有哪些問題？
有人認為，清北博士去基層工作，能夠自下而上推動基層治理，這當然是人盡其才。
那為什麼這些清北博士不去中西部的縣鄉工作？國家設置的「選調生」已經有這方面的制度安排，何必一窩蜂跑到富庶的杭州去拿幾十萬元的高薪呢？是高薪的誘惑？還是為基層服務的熱情？
當然，從個體角度講，每個人都有權利追求實現個人利益最大化的職業路徑，這無可非議。
一位北大法學碩士作為當事人就說了實話：「我覺得基層很鍛鍊人，而且也有晉升空間，好多當年一起來的小夥伴現在都走上了重要的工作崗位。」
這句話的隱藏含義如下：像杭州這樣的副省級市，一個街道辦事處的級別是正處級，也就是和縣政府平級。清北研究生來街道辦，很可能兩三年後就可以升為正科級，三五年之後就可以升為副處級。這是一條非常明顯的仕途捷徑。
相反，如果一個畢業生去了中西部的縣政府，要想升到副縣長級別（副處級），沒有一二十年根本不可能。關鍵是，在一個縣裡，99%的公務員終其一生，其仕途都將止步於副處級。
不得不說，「街道辦新來的年輕人們」，仕途遠大。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想走仕途並不是什麼壞事。就算清北博士去街道辦工作是一種人才浪費，但從個體選擇的角度來說，並不是他們的錯。
那麼錯在誰？還是錯在製造了人才浪費後果的有關部門及背後的整套機制。
按照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彭思（Michael Spence）的看法，其實學歷只是一種證明自己能力的信號。因為個人能力是一種不對稱信息，用人單位通常不知道一個應聘者能力的高低。於是，讀大學、拿文憑就成為證明自己能力的一種辦法。
這就是為什麼企業、事業單位和政府機構都喜歡招聘名校畢業生和高學歷人才的重要原因。從這個角度講，杭州市餘杭區熱衷於招聘清華北大博士，似乎沒什麼問題。
問題在於，中國各級政府每年都進行大量的各類公務員和事業單位招聘，從「國考」、「省考」到「市考」和「縣考」。這麼多年過去了，對於如何甄別適合本單位的畢業生，就算不是了如指掌，也不應該是完全的信息不對稱。
什麼學歷能勝任什麼樣的工作，恐怕負責招聘的主管單位早已心裡有數。難道過去的經驗證明，普通學校的畢業生干不好街道辦的工作嗎？非要通過「名校學歷」這樣高成本的信號來選拔人才嗎？
坦白說，杭州餘杭區的做法，表面上看是通過高標準、嚴要求來選拔人才，實際上可能是另一種形式的「懶政」和低效率。當然，這也可能是高收入地區的一種炫耀性人才高消費，更讓人擔心的是，這種攀比之風很可能愈演愈烈。
3、「定向招聘」是否涉嫌就業歧視？
在餘杭區招聘事件中，回應的北大法學碩士認為，「工作本來就是你情我願的事」。很遺憾，這位北大法學碩士犯了一個法律常識錯誤。
公務員的招聘，還真不是「你情我願」就合法合規了，事實上，餘杭區的這次「定向招聘」明顯涉嫌就業歧視。
《勞動法》第三條規定：勞動者享有平等就業和選擇職業的權利，這裡的「平等就業」應該包括應聘者不能因為學校而遭遇就業歧視。
從餘杭區的回應來看，2018年和2019年組織了兩批專門針對清華北大兩所學校的定向招聘。網上流出的照片顯示了一條橫幅，上書一行大字：「歡迎清華北大學子參加餘杭區黨政儲備人才招聘面試」。
那麼問題來了，餘杭區作為一級政府，用納稅人的錢招聘公務員，憑什麼專門針對清華北大兩所學校呢？難道其它學校的人才不能做公務員？
如果招聘單位是一家私營企業，老闆想招自己的小姨子還是小舅子，悉聽尊便，反正是花自己的錢。但如果招聘單位是一個國有單位，它必須保證招聘「公開、公平、公正」，特別是政府部門的編制本來就是死的，「一個蘿蔔一個坑」。你進去了，別人就必須出來。
在這場「零和博弈」中，當地政府制定的規則明顯是偏袒了清華北大，而排斥了其它學校的畢業生。那些為餘杭區招聘事件點讚的人，一定要清醒地認識到：機關的就業崗位就這麼多，如果考不上清北，可能連去街道辦的機會都沒了。
中國作為一個開發中國家，就業過程中還存在不少歧視。女性受歧視，孕婦受歧視，相貌受歧視，「小三陽」（B肝病毒攜帶者）受歧視……要指望企業自己糾正就業歧視是很難的，因為經濟學研究表明，一些就業歧視本身對用人單位來說是有利可圖的。
消除就業歧視的渠道主要有兩條：第一是完善法律法規，例如2010年時有關部門規定取消入學、就業體檢中的B肝檢測項目；第二是國有單位帶頭垂範，因為它們負有比私營單位更多的社會責任。
在地方政府治理方面，杭州市在很多方面都走在前列。它本來應該發揮模範作用，帶頭消除就業歧視，而不是藉助「清北」的金字招牌來製造不公平的就業機會。
遺憾的是，在餘杭區招聘事件中，很多人只關注了個人的大材小用問題，卻忽視了背後的制度性不公平。
事實上，就業歧視比人才浪費更嚴重。因為人才浪費可能只是一時的人才錯配，高水平的人才如果沒有實現人盡其才，還可以再次流動，實現更優配置。
但就業歧視不僅一開始就阻止了許多人進入某個就業市場，而且這種就業歧視往往是一種制度性歧視，會加劇社會上的不公平競爭。當這類風氣越來越嚴重時，最終損害的是整個社會的科技創新能力，甚至導致經濟發展停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