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習近平提出「黨和政府主辦的媒體是黨和政府的宣傳陣地，必須姓黨」，「黨媒姓黨」成為「習近平新時代」的標誌之一。具體而言，這意味著黨媒要「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堅持正確輿論導向」、「團結穩定鼓勁、正面宣傳為主」等等，其核心在於「堅持黨對新聞輿論工作的領導」。
就逐步加劇的媒體控制和新聞審查而言，黨媒官媒（即體制內媒體）或是市場化媒體並無二致，不過由於媒體屬性的不同，具體的控制方法或許大相逕庭。外面的人看官媒覺得光鮮亮麗，但大多是「霧裡看花，雲深不知處」。其實仍留在體制內做新聞的人，其操作模式及心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身處其中的人，基於各種限制糾葛、個人利益以及要遵守規定條文，很少就媒體現狀對外進行說明。
我在體制內媒體從業近10年。我採訪了在黨報、都市報做新聞的同行，嘗試描繪近年媒體環境的變遷與當下官媒、黨媒內部的生態。
黨媒「去黨報化」，吸引年輕人
「其實去年我身邊的同事也在尋找其它工作機會，但由於結婚生子、生活壓力變大了，而且這種黨報准事業編待遇還不錯，我就繼續干。再加上今年疫情的緣故，所以人員流動不大，總體來看，黨報記者的離職率並不高。」李澤在2007年從中國人民大學碩士畢業後，考入了國內一家媒體，入職後負責娛樂資訊板塊以及當地省份各地市的黨政要聞資訊，他表示，由於黨報屬於政治任務範疇，所以一直效益還不錯，因此人員流動非常小，這幾年他所在的部門一直沒有招新人。
談起這幾年黨報媒體的變化，李澤首先提及呈現形式的創新。整合不同媒介渠道的「融媒體」概念風頭正盛，作為紙媒的黨報也加入了這一行列。李澤所在的媒體是全國較早成立融媒體中心的機構，旗下包括微博、微信以及客戶端等。當習近平在為其報紙成立周年做批示之後，集團就把他的批示內容做成漫畫在融媒體發布——漫畫顯然不符報紙風格。
同時，記者們也開始做關乎社會熱點和民生的街頭採訪和短視頻，比如「疫情之後你有什麼打算？」、「在地比較好吃的美食」等內容，還特別開了一檔生活服務類型的欄目與省內共青團合作，專門為年輕人提供服務。哪怕是官方消息，也開始以與網民互動的口吻來發布。
「讓黨報媒體最起碼在語言上去黨報化，這是這幾年黨報宣傳媒體的一個趨勢。」李澤告訴我。去年夏天，央視的新聞聯播開通微信公眾號，上線了「主播說聯播」欄目，在一分多鐘的短視頻內主播以通俗的語言點評一條當日熱點新聞，一經推出，各地官媒爭相效仿。李澤表示，這幾年官媒確實吸引了一大批年輕人的關注，他留意到身邊關注新華社、人民日報等公號的年輕人多了起來，單從形式轉型而言，無疑是成功的。
領導人視察的花絮，中宣部也管了
「或許大家都以為黨報作為黨的喉舌，宣傳套路方面是一貫的。其實這幾年也明顯感覺到了一些變化。」李澤說，他認為不在內部系統的人很難了解改變中的流程。「比如前幾年報紙的1版頭條內容並沒有強制規定，可以是經濟新聞，也可以是某個城市的時政新聞。但近四五年，各地黨報的新聞一定要是中央的，比如政治局的會議或是最高領導人習近平的講話等，而且是明確要求必須放在1版。另外，有些涉及地方政策以及省市方面的新聞，以前並不需要經過審核，但現在一定要給省里的宣傳部看稿後才能發布。目前，大約只有『輿論監督』系列的稿件只需要報社內部編輯即可編發。」
李澤所謂「輿論監督」報導，大多關於地市政府窗口部門效率不高以及民生等等。
令李澤印象深刻的變化是，黨報在涉及中央的新聞報導以及省委會議上的發揮空間減少了。李澤稱，按慣例，中央領導人的行程以及官方活動由新華社統一出稿，各媒體採用通稿，中宣部並沒有明確管控「花絮報導」。所謂「花絮」，李澤解釋道:「當年廣東南方日報以及上海解放日報都會在領導人考察後都會寫一寫小花絮，展示一下和官方媒體不一樣的領導人風格。」
但2018年習近平視察當地，慣例變了。當時李澤所在的報社派了記者去領導人視察的地方做花絮採訪，但據當時派出的記者回憶，報社突然下令不許做了。後來李澤輾轉得知，是中宣部的指示，有關於領導人考察行程嚴格按照新華社通稿處理，連標題都不允許改動。
「那次事件為以後的工作提供了諸多便利」，李澤說。自2018年後，山東省委宣傳部規定，各地市在報導省市會議的時候，都由相關部門提供通稿，要求是儘量不改動，如果部門有要求，就在記者後面添加供稿人的名字，直接省下寫稿時間。
「黨報的層層審核機制這幾年確實在加強」，李澤自陳無奈，「以前還能在參加會議的時候，發揮一下自己的水平，現在根據規定直接照抄，不知是喜還是憂。」李澤還提及，黨報集團內黨委政治學習的次數明顯增多，學習貫徹精神的會議也增加了。
記者不能跑，熱線不再響
「現在還能留在都市報做的，我覺得和新聞理想已經沒什麼關係啦，賺個錢餬口唄，報社都開始賣房子賣海參了，記者幹啥不是干呢？何況自己服務的報紙都沒了，怕啥？」阿強現在是某都市報的記者，都市報是以都市市民為主要受眾的綜合性報紙的統稱，與黨報不同，都市報以市場規律辦報。他形容這幾年的感覺就像坐「過山車」，可悲的是，下去就上不來了。
令阿強引以為傲的，是自己一畢業就加入了一份知名的「臥底報」做記者，一干就是六年。該報擅長臥底各行各業，以揭露黑幕和「潛規則」嶄露頭角，栽在它手上的不乏知名大公司，當年圈內無人不曉。
但隨著這份「臥底報」去年停刊，阿強被安排去了另一家都市報，擔任廣告部經理，這算得上是中層領導。除了拿報社的工資外，他還經營著一個關於房產的公眾號，也替開發商寫一些軟文賺取外快。阿強自言也曾是一個有新聞理想的人，但時過境遷，「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不如玩點實在的」。
但阿強還是會惦記自己臥底調查的那些年。4月底，在河南原陽調查4名兒童死亡事件的記者報警稱「被毆打」，惹輿論關注。阿強對其中的一個細節感同身受，「當地官方通報說其中一個新聞從業人員叼著煙硬闖，讓人感覺這個人有點小混混，但這對我們做臥底調查反而是一種優勢」。阿強自認長相不算「白面書生」，但恰恰是粗野的長相令他可以深入不同空間：在飯店後廚一邊打工，一邊收集信息；在房地產企業做銷售；為探訪建築公司打扮成農民工等等。
但現在的都市報，只能找一些不疼不癢的選題來做，「對比每天的熱線線索就非常說明問題，七八年前報社的熱線每天都可以接到十幾條有效的線索，如果一個題材跟上，連續完成好幾個版都不成問題。而且題材涉獵廣泛，突發、維權，甚至與基層政府之間的矛盾都可以寫，所以當時剛進報社的我們都幹勁兒十足，生怕錯過了任何一條線索。」
「現在，無論是線索來源還是熱線數量，下降程度不是一點兩點的，以前報社還有專門的熱線機動部，專門負責熱線以及突發事件，現在部門也被合併了，本地突發的事件早就不能做了。」
熱線數量下降實屬情理之中：倘若記者被「上頭」壓著，無法按新聞價值去追查線索，久而久之，就不會再有人爆料，也不會再信任媒體可以寫出真相。對此我自己深有體會。
當年我剛畢業，加入一間省級報紙當記者，新聞理想推動著我跑現場、寫稿件。入職不久就撞上一起突發事件：某高職學校發生了打架鬥毆事件，爆料人稱打架雙方是為了搶奪一個女生，而這個女生又和學校的某老師有不正常關係。
在我將要採訪受傷學生時，突然接到報社領導電話，說不用采了，馬上回來。初生牛犢的我並不明白所謂的「規則」，幻想著如果深挖下去，說不定會得到表揚，於是沒有理會要求繼續完成了我的採訪。但當我滿懷期待匯報從前線獲得的第一手材料時，卻換得一頓臭罵，稱學校已跟宣傳部打了招呼，宣傳部要求我們停止採訪，報社本想藉此事與校方談一下合作，但我的擅自行動讓教育口的業務同事無法繼續工作，「犯了非常嚴重的錯誤」。
這件事讓我真切意識到報社上面還有個大老闆——宣傳部，以及學校、報社、宣傳部背後糾纏的權力和利益關係。
若干年後，我和當時的主任都已離職，再談起這件事他說，我當年的執著確實是一位媒體人應該有的樣子，但面對一個新人，殺一殺銳氣威風也是用人單位的標準流程。
當地發生的森林大火，本地媒體不讓報
今年四月下旬，阿強所在的當地發生森林大火，如果放到以前，無論最後能不能被發表，「我們肯定都要上的」。而現在，「報社除了我們這些老記者在微信朋友圈轉幾條自媒體以及其它媒體報導，沒有人去關心火情。宣傳部已經下令，除了黨報以及官方發布其餘本地媒體都不允許報導。」阿強還特意搜索了有關於這場大火的媒體報導，《新京報》、《紅星新聞》報導了火災一些細節，《人民日報》微博以及央視發布了官方對於火災的通報，但在本地，卻只有當地黨報報導了市委書記去視察的新聞，其餘本地媒體幾乎都噤聲。「這並不是一個地方的情況，而是全國的趨勢」，阿強無奈表示。
「拿此次疫情來說，各省其實也派出了不少都市報記者到武漢自行採訪，但後來不是中宣部又組織了300多名記者統一採訪嘛。只要是媒體從業者都了解這是怎麼回事，要『講好中國故事』嘛。」阿強發現身邊確有人對中國故事津津樂道，比如去年他帶的還在大學念新聞專業的實習生，對《環球時報》的喜愛程度超過了《新京報》、《南方周末》。
環球時報
「（臥底報）停刊後，我們有同事直接去負責政府部門的宣傳工作，包括營運政府公眾號以及官方消息撰寫，新聞輿情處理等，這就出現了非常有意思的現象，記者去政府部門跑新聞，結果拿來的新聞線索有些就是自己報社同事寫的，超級魔幻的感覺。」
談起現在的工作，阿強覺得雖然不難，但確實無聊。他囑我幫忙下載他們報社的App，他說這已是「見到朋友的標準動作」，因為報社分派的硬指標是一年內拿到至少2000個註冊，而到四月底只完成不到700個的阿強，「想想就頭大」。
而我在犯了「嚴重錯誤」之後，漸漸習慣了以平常心看待「被滅稿」這件事，按部就班地工作。後來我加入深度調查部門，也曾在晚報取得過輝煌的成績，但隨著媒體管控加強，報社於2015年裁掉了這個部門，我也離職了。這個過程中，一批又一批的記者開始離職轉行，加入企業做公關，報考公務員，甚至有人辭職去開麵館。有圈內人調侃，記者這個行業「樣樣通，樣樣松。」
在中國大陸，記者其實是個「危險」的行業。在我周圍，不斷有調查記者因為稿件內容或得罪權貴而失去工作甚至失去自由。在中國大陸做新聞是不幸的，要經歷各種嚴苛的審查，但也是幸運的，在和審查打交道的過程中打量這個國家，也記錄這個時代。
（文中李澤、阿強均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