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一點在接觸方式上的改變是我們雙邊關係中的透明度和坦誠。這是為什麼呢？因為不這樣做後果嚴重。在疫情發生之後我們總結了一個慘痛的教訓，認識到這個疫情之所以發生是因為全世界很多人相信了中共一開始的一些不誠實的聲明和做法，所以如果我們從一開始就知道有那麼一些情況的話，那麼全世界到現在為止就不至於讓疫情那麼泛濫。
還有在新疆、台灣的問題上，尤其在香港的問題上，在很多方面我們都希望用一種比較坦誠和公開的方式跟中共搞外交。以前所謂閉門交談、通過仲介人做幕後的秘密交易的做法已經一去不復返了。
另外還有一點，在具體的對華政策的運作方式上，我們還強調了制裁措施。比如，以前在對華政策框架下，中共做了很多很多違反人權的事情，我們基本上是反應得不夠，現在新疆100多萬維吾爾人被關起來，對新疆人殘酷的欺壓，還有對香港問題上，它用國安法取消香港高度自治，我們都採取了毫不留情的制裁措施，尤其是對直接參與的這些高官。
問：川普對華政策的最終目標是什麼？
余茂春：最終目標就是保護民主自由在全世界繼續存在，反對威權和專制。這聽起來好像很有概括性和理念性，但是這確實是非常重要的。因為以前中共長期以來對中國人民實施管控，它有很多共產黨人的組織方式和實施手段，最近十幾年它又有非常強大的技術能力。現在由於中國的經濟力量和國際力量，還有它技術方面的成長，它想管控的不僅僅是中國人民，而且想管控全世界。像華為，像5G都可以反映這方面的問題。中（共）國在走向全球，這樣全球的自由民主就受到極大威脅。所以這並不完全是美國和中國之間的對抗，而是中共向全世界自由民主發起了一個挑戰。我們已經認識到全世界越來越多的國家跟美國有越來越多的共同語言，都認識到中（共）國挑戰的全球性。
問：有專家認為，川普總統並沒有對華政策的戰略思想，只想打貿易戰，蓬佩奧國務卿的目標是推翻中共，而其它官員則是追求對等。你的看法？
余茂春：這實際上是從外面看裡面，是完全不對的。從裡面看外面會有完全不同的看法。每個國家領導人有自己的工作作風。川普總統是商人出身的領袖，他有幾十年的領導經驗，他成功之一的地方在於他可以制定大政方針，把大局勢穩定下來，具體的政策操作方面，他可以讓他下面這些有才能的部下儘量地發揮，發揮他們自己政府本身的部門職能、功能。比如，在記者會上，有幾個記者問總統，你為什麼不和華盛頓州的民主黨州長直接通話，為什麼不直接打電話去解決疫情的問題？川普總統說，我不想給他打電話，我不喜歡他，所以我沒有理由給他打電話。但是，我的副總統是專門負責這方面的問題，他給他打電話，給他解決必須的問題，我從來不阻止副總統和他合作。這就是總統做事的方式。對華政策上也是同樣的原則。川普總統有一個政策底線，他保持了一種戰略溝通，使得兩國之間不直接對抗起來，他和習近平有一種通話的渠道，但在大的共同的意識下，他讓他下面制定外交政策的國務卿充分發揮其政府職能，讓他的財政部長做他自己份內的事情，讓國防部長做他份內的事情，所以每個人在對華的戰略問題上，在我剛才講的幾個重大政策理念上，沒有任何分歧。只是在做法上政府各個職能部門分工不一樣。美國對華政策主要的制定者是美國國務院，但是每一項重大政策都是通過總統認可的，都是反映出美國政府的意願，而不是某個個人的意願。過分強調個人在對華總體政策上的作用，是隔靴搔癢。
問：在採訪前駐華大使洛德時，他對川普對華政策給予了很多肯定，但是他認為川普的對華政策不應大砍刀式一刀切，應是用手術刀做更仔細的區分。你的看法？
余茂春：說起來比做起來更容易，並不是我們不想區分，但是對付中（共）國對世界的挑戰，和對付蘇聯對世界的挑戰，最大的不一樣就是，當年的美蘇對抗是涇渭分明一清二楚的。蘇聯和美國領導兩個不同的世界。中國不一樣，中（共）國跟它想壟斷的自由世界是緊密不可分的。自由世界有很多鬆散的地方，有很多公開的地方，中共可以鑽漏洞，所以要用手術刀的辦法去做也很難。比如微信，微信不是一個特別壞的也不是一個好的應用程式，之所以微信有如此重大的影響，是因為在中國它基本上沒有什麼競爭（中共政府禁止所有美國的社交媒體），在政府壟斷的支持下，造成了一頭獨大，而中國的（民營）企業跟中共政府又有無可奈何、必須配合的地位。所以，如果讓微信掌控了很大一部分美國用戶的個人資料，那麼就給美國的國家安全造成不可估量的影響。那麼這個不用一刀切的方法你用什麼方法來做？具體操作有許多實際問題。當然我聽到洛德大使對美國現政府的讚揚，我感到吃驚，因為我看過他的一些批評是非常尖銳的，基本上是一刀切的否定。所以你說他對本屆政府還有一分為二的看法，我感到很欣慰但很吃驚。
問：但洛德大使認為，在台灣問題上不應破除美國八屆政府貫徹的一個中國政策。
余茂春：在台灣問題上，中共政府現在逐漸地逼迫我們對這問題做出非常深刻的思考。比如，我們曾相信中共說的一國兩制，而一國兩制最重要的實驗室是香港，某種程度上很多人都認為中共在香港的一國兩制實際上是做給台灣看的，做一個樣板。但香港這個樣板完全失去了效力。所以不是我們在採取強烈或溫和的對台政策，而是中（共）國的所作所為，在很多方面實際上逼迫我們採取一種更加現實的一種對策，這一點大家要有比較清楚的認識。
問：能否盤點一下川普政府跟以往如此不同的對華政策的成果？
余茂春：川普跟以前政府如此不一樣，實際上在很大程度上跟中國以前常說的一句話有關，就是「與時俱進」。這個並不見得是蓬佩奧本人，余茂春本人，或者其他幾個人在密室里做出的一個對華政策。在美國，各個黨派對中共的認識基本上是一致的。我到現在為止還沒聽說參院民主黨領袖舒默，或者是眾院民主黨領袖佩洛西對川普政府的對華政策有任何實質性的批評。美國國會通過的對中（共）國有關的法令，尤其是有關香港、台灣、新疆的法令，基本上是全票通過，所以對華政策不是我們做得比以前如何不一樣，我們只不過是順應了現實，順應了美國人民在一個開放自由的社會裡對中共本質和行為的一種比較現實的認識。在這方面我們把很多東西提出來了，有系統地整理出來了，而不是像一些民主黨人對本屆政府的攻擊那樣，說我們只是一種情緒上的反應，並不是。我們最大的成就是在政策理念上有了根本改變。
問：你認為川普政府對華政策設定的目標達到了嗎？
余茂春：雖然在政策理念上很成功，但是任務還未完成。比如在對等方式上有很多困難。中（共）國驅逐美國駐華記者，根據對等我們也應該驅逐中（共）國在美國的記者，但實際上是不那麼簡單，因為兩國之間對記者的職能和定義差距非常之大。中（共）國駐美的記者大都不是真正的記者，他們是宣傳口的、搞統戰的，專門報導美國陰暗面的，嚴格意義上說不是新聞記者，也不是新聞行業的人士，所以說，這個有很多的困難。還有一個就是對中（共）國威脅的認識有一個全球聯盟正在形成，還沒有完成，如果川普政府再有四年的話，當然會更好。
問：很多對川普的批評認為他沒有維持原有跟美國盟友的關係，而是破壞了這種關係，這跟你說的情況似乎有很大認知上的差距，能不能解釋一下？
余茂春：這種指控是完全沒有根據的。美國在全世界確實有聯盟，這些聯盟是基於價值觀。比如，美國最大的聯盟是美國跟北約，美國實際上是北約最大的支持者，最大的出資者，在軍事上基本上是美國在領導。但是我們需要北約重新定位。1949年北約成立的初衷主要是針對蘇聯的威脅。現在在歐洲哪有蘇聯的威脅？俄國是一個威脅，但並不是一個真正的威脅。它是個地區性的威脅，而不是個全球性的威脅。所以我們需要北約盟友要對北約的任務和使命有個重新的認識。現在不少北約盟國跟我們想在一起，覺得中（共）國是個非常重要的威脅。在中（共）國問題上，我們自始至終採取的是多邊主義，從來沒有單邊主義，所以這種指控是沒有任何根據的。
在亞洲和其它地方也一樣，但我們並不是讓他們加盟形成一種新的軍事組織。任何聯盟的形成都是基於一種基本的理念，現在這種基本理念都有了，幾乎所有的國家都感覺到中（共）國勢力的增長對他們國家造成很大的威脅。有些人不願意站出來直接跟中（共）國對抗，想走中間道路，走妥協，這種妥協越來越行不通了。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並不是要拆散聯盟，而是要鞏固聯盟，比如在東北亞地區，美國、日本和韓國三國聯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韓國跟中（共）國在軍事上，在地緣政治上達成聯盟的話，就會對現存的盟友組織有損害，所以我們要加強美國與韓國的聯盟，主要目的是維護現存的聯盟，而不是讓這個聯盟的實力由於中共的影響而遭到削弱。因此我們不會是單邊主義。
問：最後一個問題，川普總統離開白宮後，川普政府對華政策的理念、操作方式哪些是有可能會被逆轉的，哪些是不可逆轉的？比如，川普宣布退出世界衛生組織，退出巴黎協定，現在當選總統拜登已經明確表示要逆轉這些政策。在你看來，你剛才盤點的這些理念和方式，哪些是不可逆轉的？
余茂春：我覺得我剛才提到的政策理念基本上是不可逆轉的。這不僅是說美國有什麼策略，中共每天都在證明我們這些重新認識的理念是正確的。而這些政策理念不是因為我們的主觀意願而是根據現實來的。你剛才講到下一屆總統，我到現在還不知道下一屆是誰繼續在白宮做主，所以我不完全同意你剛才講的下一屆總統就一定是民主黨人，當然很多人都那麼認為。
問：假如是民主黨入主白宮，你覺得這些理念方針也是不可逆轉的嗎？
余茂春：中共的行為不會有根本的改變，因此這些理念方針也不會有什麼改變。比如在世界貿易組織的行為，不僅是本屆政府對世界貿易組織有不滿，民主黨當政的歐巴馬有八年時間跟中共在世貿組織爭鬥。所以我想這些政策不會改變的。至於退出不退出，完全看雙邊爭論的實質。不管誰當總統，他畢竟是美國的總統，他一定是按照美國人民的利益來考慮。如果世衛組織違反了美國人民的利益，那麼不管誰當總統都會重新考慮留在世衛組織是否值得，這點是毫無疑問的，就像聯合國下面的人權理事會一樣，對人權違反最嚴重的國家，像中（共）國、古巴，都在裡面，成了笑話，所以美國呆在裡面還有什麼意思？兩黨都有這種共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