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河南大平礦難，死亡148人，記者們和礦難家屬被要求住在同一個招待所。我在賓館走廊上遇到一個女孩，問我能不能幫她看一下協議，我看了一下是賠償辦法之類的，一張或兩張紙，賠償20萬，沒寫明賠償金具體給誰。她20歲，遠嫁過來一年，丈夫死了，自己的家人都不在身邊。我告訴她，配偶是遺產的第一順序繼承人中的第一位。招待所的所有房間都開著門，我不記得我跟她是躲在哪兒看的合同了。我得躲著當地官方的人，「私下」接觸死難者家屬還是會讓人警惕。她是要躲著占據了她的房間的一大家子人，死去丈夫的家族。我知道一大家子人在這種時候的功能是什麼，提供親族支持，以及在遺產爭奪中幫助老兩口，戰勝媳婦。我很希望她拿到屬於她的一份錢，跟她聊了十分鐘左右，就又去現場了，想看看有沒有什麼辦法進去看看。
大平礦難我沒有發表報導，甚至沒寫。這是我第一次報導煤礦礦難，情感衝擊上說是最強的。
很多年裡我始終記得那個女孩。我已經不記得她的容貌了，但是對她的記憶已經成了我的生活的一部分。在那個時候我就想，要是我妹妹遇到這種情況怎麼辦。後來很多次想起這個女孩，我還是這麼想。這個女孩和這個想法，連接在一起。
這只是一個插曲。我自己也好，任何人也好，都不得不受困於傳統的、男權底色的世界觀，其實就是大人物的世界觀，認為這是插曲而不是新聞。到了年底，我在一篇很短的隨筆里寫到了採訪這次礦難時的印象，我搜索到兩小段：
「事實就是如此：當日有人死去，有人演戲，有人發財，卻沒人感到一絲驚訝。至今我依然清晰地記得那天我聽到看到的一切：風過林梢，戲文在咿咿呀呀地唱，宛如細線在空中浮動；秋天的冷雨漫過了山樑，那恍若浮晃飄搖著的，正是我們百年多難的中原河山。」
好像是有個當地的宣傳人員氣憤地質問我為什麼要採訪不讓採訪的事情，「我愣住了。我不知道該怎麼告訴這個人：我們不能永遠年輕，永遠熱淚盈眶，卻依然對一個更美好的世界懷有鄉愁。」
就算在這篇小隨筆里我也沒有提到那個小寡婦。把大家的目光引向一次慘烈礦難中的一個普通小寡婦是創造性的工作，是特雷弗的事，是寫煤礦生活的作家麥克勞德的事，等等，不是我的事。但是如果你問我一個更美好的世界包含什麼，我會說，包含有人和制度去保護一個小寡婦。
在那之前我就寫過，其實我想報導的是這樣一類新聞，比如在北京，晚上，一個女孩看見路燈照耀著一顆槐樹，她突然感到自己要哭了。我想這就是新聞。我覺得沒必要完全按照大人物的視角來看世界，政治、戰爭、災難、經濟，等等。但是這個世界不這麼認為。
一生中我為很多事感到難過，我想我至少有難過的次數比別人多的稟賦。那個小寡婦讓我難過兩次，第一次是因為她可能拿不到本該屬於她的錢，第二次是因為我沒辦法寫她。那時候我沒什麼名氣，我也沒有寫什麼都可以的自信。
後來我見證了這樣的故事之為一個故事模型，關於一個寡婦，一個威脅著她的夫家的家族，一筆賠償金，在我後來參與的災難報導過程中一再出現。當然大多時候，比如在遼寧阜新等地，寡婦多是當地人，有自己的親族支持，情況會好一些。但是故事本身，像我跟朋友們私下說過的，總是狄更斯時代的故事，爭奪財產，毫不憐憫。在所有的災難當中都是如此，殘忍和醜陋的事情總是在一層之後還有一層。
這的確是女權議題的一部分。壞事發生時，女性總是最受欺壓和剝奪的。之前我一直以為今天說的女權是對厭女文化的消解，是比較無形而本質的部分，是制度改善，是觀念水位的提升，是對一個3歲的小女孩說，「當然可以了，你當然能當警察了，You are the best！」是這麼說並且去幫助，是意識到這是男性的責任，是永遠如此。我不知道你們說的其實就是這類事。我對這類事不像過去那麼敏感了，或者說，我已經決定減少我的同情，這也是真的。
我最後一次去煤礦是去山西大同，其中一項工作是去一個民營小窯。那次採訪給我留下了溫暖甚至性感的印象。他們的情況說不上好，來自四川的年輕礦工們，帶著女伴們來到山西，乾的是本地人不乾的活兒，用的是一百年前的技術，住在窯洞裡。因為挖煤不是問題，問題在於能運上來多少煤，所以他們的收入取決於騾子的好壞。那是冬天，女孩們在有陽光的山坡上用鋁盆洗衣服，空氣里飄著細小雪白的泡沫，她們聊天，享受她們的社交生活。大多是十幾歲不到二十歲。在窯洞裡，爐火燒得極旺，在雙人床的床頭右側，往牆裡頭或者說山裡頭摳出一個大洞，看著極其奇怪，我問礦上的一個人，這是做什麼用的，他說是放騾子的。我真沒想到這個，我想到騾子就挨著礦工他們睡的情形，我心想這也太魔幻了。山谷安靜又睏倦，我還有一個狡猾的煤老闆要去對付。還有幾個小時，礦工們就上來了，到時候這兒會有小夫妻，那兒會有騾子。煤炭在漲價。爐火又這麼旺。如果生活始終這麼繼續下去該多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