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謝政均在臉書分享王丹母親回憶的一個細節，是一個母親的生死瞬間，卻又令我想起另一個細節，以及另一個母親的生離死別，更加慘痛。這些細節在三十年後，依然證實著關於天安門廣場的一句話：有人死在天安門廣場，也有人永遠活在那裡！】
王凌雲回憶錄《走過那個時代》：
『六四大屠殺後，1989年6月5日傍晚，一位同事來我家，沈痛地告訴我們說，同仁醫院有五具屍體無人認領，其中有身穿黑色 T恤白色褲子的像是王丹。他含著眼淚向我們要了一張王丹的照片，準備託人去辨認。他走後，我如墜入了五里霧中，腦海一片空白。我們倆默默對著桌上的晚飯無法下嚥。人，大凡遇到巨大的震撼，便沒有眼淚。我沒有哭泣。那一夜，我們備受煎熬，不久，同事告訴我們，那具屍體已經被認領。
『幾天以來，我天天把自己關在屋子裡。腦子裡空空蕩蕩。鄰居們不時來坐一坐，勸我們出去住幾天，免得一旦半夜三更戒嚴部隊來家搜查，使我擔驚受怕，表示家裏的事由他們照顧，盡可放心。他們的溫馨話語，像嚴冬裡的一束陽光，給我溫暖，也給了我面對嚴酷現實的勇氣。在大家的勸說下，我們決定出去住幾天。到哪裡去呢?在這黑雲壓城的日子裡，城內的交通還沒有恢復，只有地鐵可以通行。再者，平日即使是親朋好友，今遭此變故，也不便貿然登門。』
另一位母親是張先玲。我的日記中留下兩段記載：
99-6-1
人權網頁有受難者家屬證詞，其中有張先玲的證詞：
『王楠，１９７０年４月３日出生，遇難時十九歲；生前為北京市月壇中學高中二·二班學生；六月四日凌晨三時半遇難於天安門西側南長街南口，子彈從左上額射入，左耳後穿出；現骨灰存放於北京西郊萬安公墓骨灰堂。』
她還說了一個毛骨悚然的細節：
『王楠中彈後，在埸民眾曾衝上去想將他抬到醫院搶救，但此時戒嚴部隊已到達南長街南口，他們用槍威脅民眾不准抬他，並將受重傷的王楠拖到馬路邊。
『據當時的目擊者一位司機和一位學生講，那時有一位老太太跪在地上求戒嚴部隊允許民眾將王楠抬去醫院掄救，因為他還是一個青年學生呀！
『當兵的用槍托指著老太太說：「他是暴徒，你再廢話就斃了你！」
『後來，從南長街北面兩次開過來救護車想到長安街搶救傷員，均被在路口警戒的軍隊截堵了，其中有一輛車上的醫生（男）經民眾請求，曾下車與部隊交涉，要求將王楠及倒在地上的其他傷員抬走，卻被戒嚴部隊斷然拒絕，只好作罷。救護車無奈只好由原路向北返回。兩輛救護車中一輛是北大醫院的，另一輛可能是協和醫院的。
『大約在六月四日凌晨零點左右，有一些醫學院學生和醫療器械公司的職工自發組成救護隊，不顧戒嚴部隊的警告，從西單一路救死扶傷到達南長街南口。
『他們發現了王楠和其他兩位受槍傷的人，立即給包札了傷口，當時王楠尚有微弱心跳，他們看到王楠的學生證後，立即向戒嚴部隊提出：他是一位中學生，傷重流血過多，必須到醫院搶救。
『一個戒嚴部隊計程車兵找來一位上校軍官，看了學生證後，態度比較同情（據醫生說此部隊番號為５１０１０部隊），但面有難色地說，只能就地搶救，不能抬出去。
『除了包札、人工呼吸之外，救護隊的學生們沒有別的搶救手段和條件。王楠終於在凌晨三點半身亡。
『醫生們看他已死，又請求將死體運往醫院，以便於家人認領，士兵們又找來一位年青的尉級軍官，此人態度惡劣，兇狠地說：「不許抬走，你們也趕快走開，否則也抓起來！」但這些醫生還是等到天亮，由一位醫生先去找電話，向學校報信，留在南長街的醫生們被戒嚴部隊趕走，並將戒嚴線向南長街口內推進二十米（這三位醫生後來都來找過我）。
『天亮後，戒嚴部隊將長安街上的死者「就地掩埋了」。王楠和附近的遇難者被埋在天安門西側北京２８中學門口草坪的西頭（因草坪被破壞，現在已改種荊樹）。
『大約六月七日，因屍體埋得淺，又被大雨沖涮，死者衣服都露出來，且有臭味，因此學校報告了西城公安分局、西城衛生局共同將屍體挖出來，此時死者身上的證件（或死亡說明書）已被掩埋者拿走，都成了無名屍。
『只因王楠剛軍訓回來，身著舊軍衣，腰扎一根當年新發的武裝帶，被誤認為是軍人，才將他送到護國寺中醫醫院的太平間存放，後經戒嚴部隊幾次核實，確認他不是軍人，才經由學校通知家長認屍。』
我第一次聽說這麽慘的細節，陳淑平說他們早已知道這些細節，可知余先生對六四屠殺之深惡痛絕。
2000-12-3
感恩節前陳淑平告訴我，余先生的表妹張先玲，兒子王楠被子彈打死在天安門廣場的一個母親，來美國探親了，他們約在華盛頓見一面。
節後余先生來電話：「告訴你一件奇聞，這次見了張先玲才知道，她的妹妹原來是丁關根的太太，也就是說，這個丁關根居然是我的表妹夫，不過我完全記不得張先玲下面還有一個小妹妹，五十多年前我在他們家住過一年，對她還有一點模糊印象，他們桐城張家，出過兩個宰相的。這事只告訴你一個人，不能傳出去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