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兩會外長王毅回應新疆種族滅絕，聲稱是「造謠」、「謊言」
3月7日，中共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 舉行兩會 記者會。很明顯，王毅 的言辭繼續充斥著對美國的批評、警告，甚至是威脅。北京為何有如此底氣敢威脅拜登政府，是個非常值得探討的問題，但以中共以往的作為看，背後一定有黑幕。
除了繼續警告、威脅美國外，王毅還劍指西方記者 ，大概一些西方記者的真實報導戳中了中共的肺管子，揭開了中共殘害中國人的真相。比如BBC拍攝的披露疫情真相的紀錄片《重返湖北》，比如英國BBC駐華記者沙磊（John Sudworth）關於中共在新疆對於維吾爾族的強迫勞動和種族滅絕的報導和推文，以及轉發其推文的澳大利亞廣播公司記者比爾·博圖斯（Bill Birtles），而後者還在推特上抨擊中共在香港推出的國安法。
對於這些揭露中共真實面目的西方記者 ，中共和王毅是相當不滿的，認為他們是「戴著『反華濾鏡』大肆製造和傳播虛假新聞」。那麼，中共需要什麼樣的西方記者呢？王毅不知廉恥地給出了兩個樣板。
一個是延安時期的美國記者斯諾 ，一個是現在的法國記者維瓦斯（Maxime Vivas）。按照王毅的說辭，這兩個人雖然國籍不同、生活時代不同，但他們都通過自己的筆，「客觀真實地報導了中國，並讓世界了解了中國」。然而事實上，難道不是他們誤導了世界嗎？
先說說這個近80歲的維瓦斯。王毅大讚他一是因為他在2011年出版的《達賴並非如此「禪」》一書中，「揭露了達賴喇嘛隱藏在表象背後的真面目」，二是因為他近期推出的新書《維吾爾族假新聞的終結》，完全按照中共的口吻「講述了繁榮穩定」的新疆，否認存在「種族滅絕」和「強制勞動」等。
這個來自西班牙家庭的維瓦斯還在接受中共官媒的採訪時，稱自己去過中國四次，在自己眼中，中國「是一個現代國家，科技水平非常高，她一直在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而努力」，「經過此次疫情，越來越多的法國人發現，中國竟是一個如此讓人驚嘆的國家。」
中共為何找出了一個年齡如此之大的記者為自己「翻案」呢？原因就在於這個維瓦斯信奉共產主義，與中共是同道。
他曾聲稱在1973年參加了法國共產黨武裝分子在希臘的行動，目的是向被判處死刑並陷入地下的反政府者提供虛假文件和金錢。在2009年歐洲大選期間，他支持左派和左翼陣線的讓·呂克·梅倫雄。2012年，他繼續公開支持梅朗雄參加總統選舉。2020年5月，他與法國共產主義復興運動發起人共同簽署了一項反對馬克龍和歐盟政策的呼籲書。
如果說維瓦斯對共產主義的狂熱，讓他主動或被動跳入中共的陷阱，為中共所利用，且至今似乎仍未醒悟，那麼中共和王毅大讚的另一個記者斯諾最終的醒悟，卻是重重打了中共和王毅的臉。
正如王毅所言，斯諾並不是共產主義者，但他在政治上的幼稚和天真卻為中共所利用、欺騙，他也因此被中共列入了「英雄模範」榜上。那麼，他是怎樣上了中共的當的呢？
1905年出生的斯諾，大學學的是新聞專業，1928年9月，心懷冒險精神的斯諾來到了中國，擔任一家美國報紙駐華的記者。1932年與海倫結婚。1934年，斯諾兼任燕京大學新聞系講師至1937年，同時擔任美國《紐約太陽報》、英國《每日先驅報》特約記者。
關於斯諾為何選擇長時間呆在中國，斯諾個人傳記的作者伯納德認為主要是經濟因素。斯諾的第一任妻子海倫也坦誠經濟因素對於他們選擇留在中國至關重要。因為在中國當記者，不但可以過上舒適的生活，還能為斯諾帶來不小的財富。在1940年到1950年期間，斯諾僅從《星期六晚郵報》獲取的稿費就達到25萬美元，這在當時顯然不是一筆小數目。
在中國期間，斯諾親眼看到了中國老百姓的疾苦，因而對國民黨政府產生了負面的看法。此時，隨著與宋慶齡與魯迅接觸的增多，其「左傾」思想變的愈加明顯，而宋慶齡是秘密的蘇共黨員，魯迅則是被中共視為朋友的知名作家。斯諾認為，與宋慶齡的私人交往甚至比報導「第二次世界大戰第一槍」之類的事來得更為重要。他因此接受了宋慶齡對於國民黨政府和蔣介石的諸多看法，比如宋慶齡曾把蔣介石看作是「民族的災星」，比如中共則是「中國唯一一個繼承了孫中山未竟革命事業的革命力量，並將最終統一中國」等等。
如果當時斯諾知道為其所信任的宋慶齡乃是共產黨黨員，不知他會作何感想？
1933年，斯諾接到了出版商史密斯的約稿，即寫一本關於紅色中國或者其他主題的書。不過，直到1936年的初夏，在宋慶齡的協助下，斯諾才與同胞馬海德醫生結伴，拿著其名片，前往延安。
在延安期間，斯諾採訪了毛澤東、彭德懷、徐海東、左權、聶榮臻、程子華等紅軍領導人，成為第一個採訪邊區的西方記者。同年11月，《密勒氏評論報》首先發表了其採訪文章：《與共產黨領袖毛澤東的會見》和由他拍攝的毛頭戴八角軍帽的照片。1937年1月和2月間，上海的英文報紙《大美晚報》、北京的英文刊物《民主》以及英美的一些報紙也相繼發表了斯諾的陝北報導，其中美國的《亞洲》雜誌發表了他采寫的《來自紅色中國的報告》等。
在這些報導的基礎上，斯諾在北京寫成30萬字的《紅星照耀中國》，10月該書在英國倫敦出版。1938年2月，中譯本在做了少量增刪後，改名為《西行漫記》在上海出版，成為當時的暢銷書。
顯而易見，不懂中文的斯諾並不知曉的是，在他的書中所記述的，都是中共的一面之詞，都是中共想讓其看到的「美好一面」，進而向全世界宣傳中共的形象而提前設定好的戲詞，至於被毛害死的劉志丹及其手下的真相，毛的虛偽，毛和中共領導人在延安的私生活的放蕩，毛對中共軍隊規定的「讓日本多占地，才愛國。否則變成愛蔣介石的國了」的抗日總方針……斯諾無疑是沒有絲毫辦法知曉的，而這正是中共一貫對待西方記者的伎倆。
斯諾撰寫的書籍在國內、國際上產生的廣泛影響，可以說幫了中共一個大忙。許多年輕學生紛紛閱讀此書，並由此產生了對中共的好感、對延安的嚮往，並從國統區投奔中共。雖然最終不少人發現他們上當受騙，但為時已晚。
除此而外，斯諾的書也讓美國等西方國家對中共產生了興趣。而為了掩蓋中共假抗日真擴張的行為，提升中共地位，博得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的同情和支持，中共此後利用一切機會邀請包括記者在內的西方人士到延安參觀，將所謂中共「清廉、為人民」的表面現象展現在這些人面前。而這也導致了美國政府的誤判，並在抗戰勝利後，減少了對國民政府的支持，甚至主張國共談判解決問題，等到發現自己上當受騙時，為時已晚。中共最終掌握了政權，並開始為禍中國大地，戕害中國人民。
對此，斯諾應該承擔什麼責任？
1939年，斯諾再次赴延安拜訪毛，受到了毛的熱情歡迎。1941年2月，斯諾因報導皖南事變而被國民黨當局取締記者特權，被迫離開了中國。回國後，他與妻子海倫分手。但他並沒有放棄對中共和毛的宣傳。
在其1944年的著作「人民在我們一邊（People On Our Side）」中，斯諾強調中共的角色依然是反法西斯陣營。在一次演講中，斯諾將毛及中共描述為推動中國民主的進步力量，在後來為美國《國家》雜誌撰寫的稿件中，斯諾表示中共「已經放棄了中國在未來建立共產主義的企圖」。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後期，斯諾又出版了兩本關於中國的著作：《紅色中國隨記》和截至於1949年的自傳《復始之旅》。
顯然，斯諾此時仍舊相信中共的宣傳，相信中共可以在中國建立民主，這表明他其實骨子了也是厭惡共產主義的。
中共建政後，斯諾成為了中共的座上賓。1949年斯諾訪華；1964年10月至次年1月，作為法國《新直言》周刊記者他再訪中國，旅途廣泛並與大眾交談。不知他是否知曉，所以與他的交談者都是被事先安排好的？
也因此，在斯諾1963年出版的《大河彼岸》一書中，將中國1959-1961年間的餓死至少三千萬人的慘劇稱為「營養不良」而非「饑荒」。可以想見，斯諾看到的是怎樣的「事實」。斯諾繼續走在中共的幫凶道路上。
1970年8月至1971年2月，斯諾最後一次訪問中國。期間被告知歡迎美國總統尼克森訪華。1970年12月18日，毛會見斯諾，對他說：「誰會想到我們能夠占領大陸啊？」斯諾答：「你想到了。」毛說：「想是想啊，但能不能占領還不知道啊。要到占領的那一天才算數嘛。後頭日本人又來了。所以我們說尼克森好就是這個道理。那些日本人實在好，中國革命沒有日本人幫忙是不行的。這些話我跟一個日本人講過，此人是個資本家，叫作南鄉三郎。他總是說：『對不起，侵略你們了。』我說：不，你們幫了大忙了，日本的軍國主義和日本天皇。你們占領大半個中國，中國人民全都起來跟你們們作鬥爭，我們搞了一個百萬軍隊，占領了一億人口的地方，這不都是你們幫的忙嗎？」
有意思的是，最後的中國之旅徹底改變了斯諾的看法，他認為毛有可鄙可厭的一面，因此對當年寫《西行漫記》深感歉意。他的夫人後來成為了中國人權活動最堅定的支持者。只是這樣的醒悟還是太遲了。
斯諾與其他西方記者史沫特萊、路易‧斯特朗等為中共所欺騙，為之塗脂抹粉，並成為中共在國際社會的義務宣傳員的一生，是可嘆的，但他們或許沒想到，死後居然還繼續被中共利用，讓西方記者向他們學習。
按照王毅的說法就是中共「歡迎更多外國媒體記者成為『新時代的斯諾』」，即希望有更多的西方記者替中共塗脂抹粉，替中共宣傳。只是西方記者但凡有些良知，都不會去做中共的幫凶，這大概也是中共為何只能找來一個年近80歲、親共的老記者為自己站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