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這些，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知識分子的困惑：一方面，每天都在宣講革命不分先後，隨時歡迎知識分子參加，而且越來越多的知識分子參加革命後，確實對革命的成功起到了很關鍵的作用；可是另一方面，無論是報紙還是意識形態，都強調對知識分子的改造。要改造知識分子的世界觀和立場，要使貼有資產階級乃至小資產階級「標籤」的知識分子，朝著無產階級的方向，進行自我改造。當然改造究竟怎麼進行，究竟是不是改造好了，或者改造好了就是不是無產階級了，那不由知識分子說了算。
從大的方面說，這是1949年之後中國知識分子面臨的困境。
國共政爭主要爭取民盟
或者再換個角度，當時從全國的形勢來看，反右運動主要針對的是中國民主同盟。也正是因為如此，所以右派的劃分、打擊的對象，民盟都是最多的。
我有時也在想，為什麼主要打擊對象是章伯鈞、羅隆基這樣一些核心人物呢？從我們1949年前後成立中共國的經歷來看，在國共兩黨政治鬥爭白熱化的階段，應該說雙方主要都是爭取民盟加入本方陣營的。
在我的印象中，如果真正從在中國歷史進程中的政治地位和作用來看的話，民盟在1949年前後確實起了很重要的作用。這裡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當時其他黨派人也不多，影響力也不大，並不是至關重要的。即便像民革這樣的，從人數上來說是個比較大的政黨，但是民革畢竟主要是從國民黨裡面分化出來的一些人組成，在國共兩黨的政治鬥爭中，共產黨可能會去拉攏民革，但不大可能重用民革。而民盟在舊政協的時候，是當時國共兩黨最主要的爭取對象。後來的結果大家都知道，國民黨沒有爭取到民盟。於是，不能用之便殺之，國民黨強令解散了民盟。
後來我們才逐漸了解到，民盟在解散前後，其內部鬥爭也很激烈，並不是鐵板一塊。當然隨著中國共產黨的不斷勝利，民盟也逐漸地站到了中國共產黨這一邊；而民盟中原來中間偏右的一些人，也被革命的洪流逐漸分化掉了。所以這給外界這麼一個印象：好像民盟在中國的政治舞台上態度一直很明確，一直很堅決地跟中國共產黨走，這應該是沒有什麼爭議的問題。可是實際上看起來，民盟仍然是中國政治舞台上一個有獨立見解的政黨。
以前我聊起過林達的《西班牙旅行筆記》。在這本書中，特別講到了1935-1939年內戰期間西班牙的政治格局，當時要麼是左派，要麼是右派，沒有任何中間道路可以走。現在很多歐洲國家呈現出「中間大、兩頭小」的情況，可是在當時的西班牙，政治格局恰恰相反，「兩頭大、中間小」，甚至實際情況比這更極端，只有兩頭，沒有中間了。
1949年前後的中國，與西班牙的情形很相似。就是這麼個情況，已經沒有任何中間道路可走了。當時最有可能走中間道路的，就是以民盟為代表的幾個民主黨派。民盟是最可能走的，而且民盟的力量最強，最有可能走中間路線。所以1949年革命勝利前夕，毛澤東寫了以《別了，司徒雷登》為代表的一系列文章，警告那些有美國民主思想的想走中間道路的人，中國已經一邊倒了，別再有什麼幻想。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應該說民盟的這些人中，無論章伯鈞也好，羅隆基也好，還有其他比如錢端升也好，這些人都是原來留學美國的，而且這些人腦子裡面，都受了美國傳統的民主自由思想的影響。這樣一來，即便中國共產黨在革命時期可以跟你同甘共苦並肩戰鬥，但是革命勝利之後，也就到了「狡兔死、走狗烹」的時候了。
但是說實在的，包括錢端升在內的絕大部分民盟盟員，這些人在1949年以後的言論也好，行動也好，都是非常明顯地傾向於中國共產黨的。可是現在看起來，毛澤東當時最擔心的，恰恰也就是這些人。因為這些人，有自己的政治組織民盟，而民盟在知識分子中間一直很有號召力；另外，這些人大都是留學英美的大知識分子，無論是高校還是整個社會層面都很有影響力；更重要的是，這些人儘管在1949年後都經歷了思想改造運動的洗禮，但是至少在中國共產黨看來，他們腦海中美國式的思想觀念始終都存在，他們仍然希望中國能夠走親美的道路。
所以現在看起來，當時中共領導人都把民盟作為一個重要的政治力量來看待，捧也捧民盟，殺也殺民盟。無論政策是有利還是不利於民盟，針對的對象，在民主黨派中，民盟都是首當其衝的。
反右運動的國際國內背景
反右運動中把高校作為重點，被稱為「重災區」。現在人們都知道，劃右派是有指標的，當時的指標是百分之五，後來又有追補，即漏網右派的補劃。但高等學校大大突破了這個指標。
50多年後，我們幾位倖存者回憶當初劃右派的比例時，一位掰著手指數當時四個馬列主義理論教研室（哲學、政治經濟學、黨史、國際共運）共30多人中，被劃為右派的共有10人。
也有人說，整風運動開始時對我們說的是16字方針：「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也是延安整風的方針。延安整風我不知道，後來聽說也有些過火，已經變成了政治鬥爭和抓特務「搶救失足者」了。反右運動結束後真是一片肅殺的氣氛，可以說是：「知不敢言，言不敢盡，言者有罪，聞者動怒」！
反右20年後，雖然早已摘掉右派帽子，但政治待遇依然屬「摘帽右派」。悲情難禁，曾在1977年6月寫下一首《反右20年感懷》：
莫道系鈴已解鈴，風吹時聞舊時腥。
長握筆管悲難禁，強閉喉舌心欲鳴。
鬼域猶得訴羅殿，聖朝無處哭昭陵。
為何三紀用兵者，卻怕書生紙上兵？
「強閉喉舌」和「欲訴無門」就是20年心情的寫照。好在兩年後，終於聖朝出現並給予了徹底平反。但我最後的問題仍然存在：「為何三紀用兵者，卻怕書生紙上兵？」共產黨打了三場戰爭（國內革命戰爭、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擁兵數百萬，怎麼就容不得一些知識分子的「紙上談兵」呢？
這個問題後來看的材料多了，也逐漸有些理解了。
1957年的國際背景，首先是在1956年剛剛發生過的波匈事件，尤其是匈牙利事件，給許多社會主義國家罩上了陰影。當時我們這些到蘇聯學習過的留學生，都認為中國不會受到匈牙利事件影響，中國完全是靠自己武裝鬥爭奪取政權的，而不像東歐是靠蘇聯紅軍解放而獲取的政權，中國的知識分子也不像東歐那樣，他們絕大多數是擁護共產黨的，而不是反對共產黨的。匈牙利事件是知識分子鬧起來的，有名的「裴多菲俱樂部」，就是知識分子議論國家大事的場所。反右時期一提「裴多菲俱樂部」，就指腦有反骨的知識分子。
從國內情況來看，中國共產黨奪取政權依靠的是工農群眾，但中共的真正領導人物向來都是知識分子，有的是大知識分子，有些是小知識分子，他們更懂得知識分子的作用和危險。三年解放戰爭發展那麼迅速，除了戰場上的摧枯拉朽外，就是知識分子態度的轉變，從擁蔣到反蔣。但知識分子是善於思考的，也是善於轉變的，今天擁護共產黨是真心的嗎？還是「大勢所趨」呢？不僅對黨外的知識分子要打個問號，對於一直在黨內的黨員知識分子也要打個問號！怎樣才能鑑別他們的腦後是否有「反骨」呢？用「引蛇出洞」的辦法就可以「分清」，就可以「打盡」，當然領導層也不會天真地認為可以「一網打盡」，但終究可以保持政權在相當一段時間內的穩定。
反右鬥爭是一場集中對待知識分子的政治鬥爭，其目的就是讓知識分子從此「聽話」，不要有「反骨」，起到這個震懾作用就可以了。所以在處理方式上採取「敵我性質的矛盾用人民內部解決的方式」，即和「地、富、反、壞」不同的處理方式，讓他們繼續工作，不斷地改造他們，敲打他們，為這個政權服務！
法學家的懺悔問題
我記得2006年4月的時候，中國社科院的劉仁文教授寫過一篇文章——《法學家為什麼沒有懺悔》。
他在這篇文章中說：「去年巴金去世時，人們提得最多的是他晚年的代表作《隨想錄》。這部『文革』結束十年後推出的當代『懺悔錄』，對於『文革』和歷次政治運動造成的傷害做了深入的反思，切中了極『左』時代中國知識分子心靈深處的痛，因而贏得熱烈的迴響。重溫此書，卻使我想起了一個多年來鬱積在心中的疑問：為什麼『文革』結束30年來，我們法學界始終沒有出現過這樣的懺悔、這樣的講真話？」
他說：
我手頭有一本法律出版社1957年出版的《政法界右派分子謬論匯集》，這本當時的反面教材現在看來是多麼的珍貴啊。有的人，本來是一個戰壕里的戰友，一遇政治運動，就馬上說「我被右派分子『利用』了」，而被他揭發的人，又反過來揭發說「到底是誰『利用』了誰」，要求他交代清楚與某某右派分子的關係。這使我想起有位法學界前輩對我說起他當時在這所大學上學時的感覺：今天台上這位老師還在批昨天被打成右派的某某老師，明天他又被打成右派了。
他接著說：
同樣在這本書里，我找到了我曾經的法學所同事謝懷栻老先生被打成右派的罪證：在一次法學界的座談會上，他指出不能以政策代替法律，認為高級領導同志不重視立法工作是錯誤的。就因為他說出了這樣一些在今天看來屬於常識性的東西，就被打成右派，發配新疆勞動教養，一去就是二十一年。2003年，謝先生去世時，由於他的學問和人品，得到了法學界少有的一致追悼。梁慧星先生甚至尖銳地指出：在謝老面前，許多學人包括某些著名學人，都會感覺心裡有愧。遺憾的是，我未曾聽說過那些當年參與「整」謝老的人在謝老去世前或去世後有過絲毫的公開懺悔。最後他說：「我並不是要法學家們去揭開過去的傷疤，人人都以受害人的身份去控訴，那太膚淺。我要說的是，法學家們作為一個研究國家上層建築、代表社會良知和正義的群體，如果不對『文革』和它以前歷次運動中的人性扭曲及其暴露進行很好的清理，就等於失去一個社會發展的活化石，就不能有效地為他以後的思考指明航向。一轉眼，從1976到2006，三十年過去了，當年經歷過歷次運動的法學家們如今大都已邁入古稀之年。作為後來者，我不希望這一段歷史在法學界斷裂，因而特別想懇請尊敬的老一輩法學家們告訴我及我的同輩人：你們，這一代命運坎坷的新中國法學家們，在那一個接一個的運動中，是如何想、如何做的？有沒有過像巴金那種內心的隱痛覺得不說出來良心就不安呢？倘若這樣做了，那真是化災難為福音，不光是我法學界之幸，更乃我中華民族之幸。」
我之所以在這裡大段地引用劉仁文教授的文章，無非想說明兩個問題：
一是知識分子內在的軟弱性、動搖性。反右政治運動能波及這麼多人，就是充分利用了知識分子這個與生俱來的弱點，我也不例外；
二是「反右」話題仍然是一個禁區。右派平反以後有一段時間，諸如電影《天雲山傳奇》的問世，曾引起社會很大的反響，後來反右運動就成為禁區。這成了共和國成立60年來最難寫的一段歷史。如果把它寫成正面的歷史，不僅傷害了幾十萬無辜受難的知識分子，也難以應對社會的指責；如果把它寫成反面的歷史，中央對右派又只願「改正」，而不肯徹底地「平反」！
（江平口述，陳夏紅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