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人口問題上，政府和人口學權威的立場出現了前後180度的立場大轉彎。這顯示了中國人口問題的異常嚴重性。其嚴重性突出表現在，中國面臨著嚴重的低生育率或負成長陷阱。
中國目前的總和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已經低於警戒線，這點幾成官學兩界的共識。總和生育率，指的是每個婦女在育齡期間（15-49歲）生育的子女總數，是衡量人口發展趨勢的重要指標。人口學界公認，總和生育率至少要達到2.1，才能保持上下兩代之間人口的基本平穩，達到正常的世代更替水平。人口學界還認為，1.5是一個臨界點，低於1.5則屬於很低的生育水平。中國目前的總和生育率就低於1.5，這引起了民政部門和學界的擔憂。民政部部長李紀恆坦誠，中國的總和生育率已跌破警戒線，人口發展進入關鍵轉折期。而一些人口學者表示，中國的總和生育率在2018年已低於1.5，嚴重低於世代更替的要求。
更嚴重的是，中國實際的總和生育率，要遠遠低於官方承認的1.5。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出生人口推算，2018和2019年的生育率雖然分別為1.495和1.47，如果扣除二孩生育的政策積累效應，中國的生育率在2018年和2019年實際上只在1.1至1.2之間。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教授梁建章在「2021年預測：生育率沒有最低，只有更低」一文中，直截了當地指出，中國的總和生育率將會快速跌落到1.2甚至更低的水平，中國掉入「低生育率陷阱」（the low-fertility trap）確鑿無疑。
「低生育率陷阱」是由奧地利學者魯茨（Wolfgang Lutz）等人在2006年首次提出。他們的一個重要論點是，一個國家一旦進入「低生育率陷阱」，就很難自拔。他從三個方面解釋了「低生育率陷阱」的「自我強化機制」。從人口學角度看，生育率低會導致育齡婦女人數降低，育齡婦女人數低會進一步導致生育率降低；從社會學角度看，育齡夫婦的理想家庭規模的縮小，導致年輕一代到了育齡之時，會進一步減少孩子的生育；從經濟學的角度看，生育率下降會提升生活水平，為了提高生活水平，人們會進一步減少生育，等等。詭異的是，魯茨等人2006年的研究和他的「低生育率陷阱」，現在正在中國活脫脫地上演。這解釋了為何曾經信誓旦旦的中國官員和一些人口學者的立場，會突然發生180度的轉變。而分析中的「自我強化機制」，也揭示了即使中共官方改變計劃生育的立場，推行開放生育的政策，中國也恐怕難從「低生育率陷阱」中自拔的機制性原因。
按照另一部分人口學家的看法，中共官方的計劃生育立場轉變，來得太晚。如果廢除一胎化政策發生在十幾年或二十年以前，效果會很不一樣。在美國大學任教的人口專家王豐表示，中國應該在1992年生育水平降到耕地水平之下時就作出改革。而現在，中國社會出現了更大的趨勢：晚婚、晚育甚至不育，這種趨勢使現在全面廢除生育控制已經失去了任何意義，「嬰兒潮」無法返潮，中國人口的急劇萎縮也難以緩解。
中國人口的急劇萎縮，對中國崛起帶來的多方面負面影響，卻是顯而易見的。這首先意味著老齡化的進一步加劇。中國60歲以上老年人口在2019年已突破2.5億人，人口比重高達18.1%，2030年將達25%。這樣快速發展的老齡化，將嚴重製約中國經濟活力、緊縮勞動力供給、衝擊養老醫療體系、削弱中國在國際上的競爭力。有人說，中華復興唯一的強敵就是中國的低生育率和人口老齡化，根本不是美國。反觀美國，生育率在2018年達1.87，而且移民人口也可補充勞動力人口之不足，比中國老齡化的壓力小得多。
總之，中共過去用強制手段控制人口曾奏效一時，現在欲用開放生育、允許自主生育等手段要民眾多生多育卻難以遂願。對中國決策者來說，「低生育率陷阱」，伴隨著勞動力人口紅利的消失及重度老齡化的即將到來，正趕上中國試圖在經濟上趕超美國的重要歷史關口，這對那些意欲儘快超美的中共執政者來說，恐有難以承受之重。
在這個方面，時與勢並不在中共一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