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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獨立的喪失 中共建政早期的北大三任校長的無奈與悲哀

—留在北大三任校長及家人身上的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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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北大校長的湯用彤、馬寅初、陸平的經歷再一次告訴我們,在中共治下的所有大學,都早已喪失了獨立精神,早已成為了中共的附庸。

中共1949年建政至文革爆發,北京大學歷經了三位校長:1949年4月至1951年9月的校長湯用彤,1951年9月至1960年的校長馬寅初以及其後的校長陸平。在中共治下,身為北大校長、同時亦是學者的他們,不僅無法維繫大學、學術領域的獨立精神,而且他們和家人收穫的是中共對他們的侮辱,乃至迫害。

上、湯用彤

學術成就

1893年生於甘肅的湯用彤,父親湯霖是清末的恩科進士,平生致力於漢學。湯用彤三歲時,有一天,突然一字不差地背出了《哀江南》,父親非常驚異。因此,他很早就開始在父親的教館中接受教育。

1911年底,湯用彤考入清華學堂,1916年畢業,因患砂眼病需要治療,暫被留校教國文,併兼任《清華周刊》總編輯。一年後赴美留學。在美留學期間,他先是在明尼蘇達州聖保羅市的哈姆林大學獲哲學學士學位,其後在哈佛大學獲得碩士學位。在哈佛期間,因其才學出眾,與吳宓陳寅恪並稱為「哈佛中國留學生三傑」。

1922年,湯用彤回國,先後執教於國立東南大學哲學系、南開大學哲學系、北大哲學系、西南聯大哲學心理教育系等。抗戰勝利後的1946年,北大在北平複課,湯用彤始任文學院院長。

在現代中國學術史上,湯用彤是少數幾位能融匯中西、接通華梵、熔鑄古今的國學大師之一。他的學術代表作有《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印度哲學史略》、《魏晉玄學論稿》、《隋唐佛教史》等,這些研究填補了從漢到魏晉南北朝、再到隋唐,佛教對中國的影響這一學術領域上的空白,具有極高的學術價值。

1948年中央研究院選出第一屆院士81位,其中人文組(含社科)院士28位,北京大學的湯用彤與清華大學的金岳霖、馮友蘭,均因哲學研究的突出成就等,一起當選中研院人文組院士。其學問可見一斑。

而湯用彤的這些成就都是在中共建政前取得的。湯用彤的兒子,北大已故教授湯一介就曾在接受採訪時表示:湯用彤的學術成就主要是在1949年以前取得的,之後就沒有寫出過像樣的學術著作,只偶爾寫一些考證的小文章,更多的時間是在看書,查資料,寫讀書札記……

放棄留美和去台灣機會

1947年湯用彤利用休假機會,赴美國加州柏克萊大學講中國佛教史一年,次年婉拒哥倫比亞大學講學之邀,決定回國。

國共內戰中國民黨走入頹勢時,蔣介石於1948年12月派飛機到北平「搶救華北學人」,湯用彤也在搶救名單上,但他並沒有乘機南下。其後,離開的胡適也寫信勸其南下,並派人送來兩張機票,湯用彤卻依然選擇留下。

一念之差後的歲月

中共占領北平後,湯用彤被師生推選為北大校務委員會主席(相當於校長),任期為1949年5月—1951年9月。其後,馬寅初接任校長,北大搬到燕園,湯用彤則擔任北大分管基建與財務的副校長,與專業風馬牛不相及。

1954年湯用彤出席《人民日報》主持的胡適批判會,回來後即患腦溢血;此後長期臥床,再無學術新成果。估計此時的他已然對中共心生恐懼,選擇了明哲保身的態度。1964年3月他因心臟病發作住院治療,5月病逝,終年71歲。

大概湯用彤不會想到的是,死後的他也沒被中共放過。文革爆發後,他被扣上「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的帽子。他的兒媳、湯一介妻子樂黛雲,在某篇文章里寫道:「我真是從心裡慶幸他已於1964年離開這個他無法理解的世界。」

的確,如果湯用彤活到文革,一定避免不了被紅衛兵抄家、鞭打的厄運。

兒子湯一介文革遭遇和自責

根據大陸《新京報》年刊發的《2015儒學家訓下湯一介一門三代知識分子的命運》一文,湯一介在1943年春在西南聯大附中讀初二時,讀到了美國記者斯諾寫的《西行漫記》。他和他的同學們雖然對「革命」一點不懂,但覺得延安「一定很有意思」,於是一行五六人偷偷前往延安,結果到了貴陽就被抓了回去。被教務主任接回昆明後,湯用彤並沒有責備湯一介,而是聯合幾位家長寫信給校長,「對聯大附中提出了批評」。

多年後,談及這段經歷,湯一介說:「正是由於我沒有去成延安,我才有機會在北大念書,也才能在北大遇到樂黛雲,我們才能結合在一起……」

1947年,湯一介考取了北大哲學系,1951年畢業,期間加入了中共,開始接受了馬列主義。畢業後與同學樂黛雲結婚,並留校任教。按照湯一介的說法:「生活給了我這樣一個錯覺,好像通往『真理』的門大開著,是一條平坦筆直的大道,幾乎什麼人都可以掌握真理,只要你熟記那些由前蘇聯輸入的教條。」

1957年反右期間,樂黛雲被打為「極右派」,湯一介則受到一定衝擊。文革開始後,樂黛雲成了「翻天右派」,湯一介則是「走資派黑幫」,並被中止上課資格,除了要接受批鬥,每天還要在校內勞動,或在廣場上拔草,或清掃馬路等。之後,他和樂黛雲、兒子湯雙,與北大兩千餘名員工一起,下放到江西鯉魚洲五七幹校勞動。

在中共的洗腦下,湯一介夫婦曾真心支持文革。據二人回憶,湯一介「真心認為自己犯了嚴重錯誤」,站到革命路線的對立面了;樂黛雲則寫道:「我們真的從心裡為這次『革命』歡欣鼓舞。」

然而,現實是殘酷的。文革中,湯一介珍藏的成套佛經,每函被抽出一本檢查,有去無回。十年間最窘迫的時候,湯一介賣掉了父親送給他的一套武英殿版《全唐文》,換了六百元。在這樣的環境下,更說不上做什麼學問了。

1973年,一場「反右傾回潮」風暴颳起,湯一介擔心再次受到批判,正好北大相關部門要把一些「熟悉孔孟之道」的教員調到「北大、清華兩校大批判組」中,他便「很高興」地加入進來。沒想到,掉進了「梁效」這個名聲很壞的深淵。在「梁效」大批判組中,湯一介很賣力,其中的《林彪與孔孟之道》就是他和另一個學者周一良編寫的。「緊跟」、「迎合」成為批評組成員唯一的選擇。

毛死後,文革結束,「四人幫」被抓,被政治裹挾的湯一介也被沒完沒了地審查。對於自己的這段經歷,他在遺作《我們三代人》一書中,開篇即說「自己也不能原諒自己」,接著用1.2萬字的篇幅首次訴說個中細節,連樂黛雲都大感意外。

或許是看透了中共,「覺悟」了的湯一介「再不說那些違心的話」,試圖「恢復知識分子應有的骨氣」。在袁偉時看來,上世紀八十年代開辦中國文化書院,標誌著湯一介自我的覺醒。晚年,湯一介最投入的是《儒藏》的編纂工作。

2014年9月,湯一介去世。學者趙白生認為:「楊沫(的兒子)也寫過《懺悔錄》,但真正能做到懺悔的是湯一介,他敢於把家人的孤陋抖摟出來。」

中、馬寅初

1882年出生的馬寅初的經歷,是那個時代不少知識份子的縮影:在新式學堂學習、赴美留學、在國民政府任職、在大學任教,中共建政後選擇為其服務,但卻慘遭批判。與不少有著類似經歷的知識份子相比,馬寅初還算是幸運的:雖遭批判,但由於其民主人士的背景和影響力以及中共的顧忌,未受太多衝擊,是以活到了99歲的高齡。

提出「控制人口」主張

身為經濟學家的馬寅初緣何遭到了批判?這還得從其提出的控制人口的理論說起。

1951年,馬寅初擔任北京大學校長。1953年,中國大陸進行了歷史上第一次人口普查,結果表明,截止到1953年6月30日中國人口總計60l,938,035人,估計每年要增加1,200萬人到1,300萬人,增殖率為20‰。這次人口普查引起了馬寅初的懷疑,他認為此次抽樣方式不能真實的反映人口的真實增長情況。

於是,馬寅初花了三年時間進行調查,發現中國人口實際增長率是每年22‰,有些地方為30‰。如此高的增長率,很可能導致50年後中國的糧荒。馬寅初將研究成果寫成《控制人口與科學研究》一文,並在1955年7月召開的一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宣讀,但很多人表示反對。

1957年2月,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馬寅初再一次就「控制人口」問題發表了自己的主張,提出了實行計劃生育的主張。馬寅初的主張受到了毛澤東的欣賞。

3月,在全國政協第二屆第三次會議上,支持馬寅初的邵力子就計劃生育問題做了長篇發言。他針對衛生部嚴格限制人工流產規定,提出「不造成以法令或權力限制人工流產」,建議修改婚姻法第四條「男20歲,女18歲,始及結婚」的規定,主張提高結婚年齡,宣傳遲婚。他還主張大力向農村推行節育工作等。

邵力子的發言得到了馬寅初的大力贊同,不過,馬寅初堅持反對人工流產。他認為有比人工流產更好的辦法。這就是「最好是一對夫婦只生兩個孩子,對只有兩個孩子的父母加以獎勵,而對超過兩個孩子的父母要抽稅」。

4月27日,馬寅初在北京大學發表人口問題的演講。6月,在第一屆全國人大第四次會議上,馬寅初提出了他的《新人口理論》。根據對50年代早期的人口發展趨勢的統計,他判斷高速人口增長不利於將來中國的發展。因此,他建議政府控制生育率。

「新人口論」遭到批評

然而,此時毛髮動的「反右」運動正如火如荼的展開著。馬寅初的「新人口論」也遭到了批判,有人說這是配合右派向党進攻。這讓曾認為中共高層認同控制人口的馬寅初不知所措。

1958年初,中共中央做出了「全面大躍進」的戰略決策,希望推動工業和農業的發展。在毛和中共看來,只要利用中國人多的優勢,調動人們特別是農民的積極性,中國的經濟就一定會有飛躍的發展。毛曾說:「現在看來,搞十幾億人口也不要緊。」這樣,馬寅初控制人口的主張開始受到了高層批判,鼓勵多生育取代了對人口的控制。如陳伯達在北大舉辦60年校慶的大會上,就指名道姓的說:「馬老要為《新人口論》做檢查。」劉少奇在中共八屆二次會議上作報告時,也不點名的批判了馬寅初。

7月9日,毛在召見邵力子等人時,邵仍希望毛支持節育,但毛卻說:「人口問題,目前還不嚴重,可以達到八億時再講人口過多。」但又應付了一句:「但對計劃生育,仍應實施」。

對此,馬寅初並不以為然,他認定自己的理論是正確的,遂於當年5月9日和7月24日—31日在《光明日報》上發表了《再談我的平衡理論中的『團團轉』理論》和《再談平衡論和團團轉》兩篇文章。

1959年廬山會議後,全國再次掀起批右高潮。周恩來特意約馬寅初談了一次話,勸馬寅初不要過於固執,從大局著眼,還是寫個檢討好。不過,馬寅初依舊並不承認自己的理論有何錯誤,而是對那些批判自己的文章一一進行了駁斥,並寫成5萬餘字的《我的哲學思想和經濟理論》一文要求《新建設》雜誌編輯部公開發表。

雜誌社收到馬寅初的稿子後,不敢擅自作主,遂上交中共中央宣傳部和中央理論小組審閱。時任中央理論小組組長的康生,素以「整人」為能事,他一方面讓編輯部刊登了馬寅初的文章,一方面迅速部署了對其的全面批判。不僅報刊批,北大也組織了「批馬」座談會。

一天,康生親臨北大座談會現場,聽到發言者都不能擊中要害,遂打斷別人的發言說:「馬寅初曾經說過,有人說他是馬爾薩斯主義者,但他不同意。他說馬爾薩斯是馬家,馬克思也是馬家,而他是馬克思的馬家。我看這個問題,現在是該澄清的時候了。我認為馬寅初的《新人口論》,毫無疑問是屬於馬爾薩斯的馬家。」

在康生的直接指揮下,北京大學掀起了圍剿馬寅初的高潮。鋪天蓋地的大字報布滿了北大校園,連馬寅初的住宅燕南園36號也貼滿了大字報。全校的批判會連續不斷,語言越來越粗暴,帽子越扣越大。批判的核心就是「馬寅初的新理論,是源於馬爾薩斯人口論,是對社會主義優越性的懷疑,是對人民大眾的蔑視」。

辭職賦閒在家

在這種全國上下暴風驟雨般的批判下,馬寅初沒有妥協。他在文章里表明了態度:「我雖年近80,明知寡不敵眾,自當單槍匹馬,出來應戰,直至戰死為止,決不向專以力壓服不以理說服的那種批判者們投降!」

不過,馬寅初不得不於1960年1月提出了辭去北大校長的報告,並得到了批准。隨後,他又被罷免了全國人大常委的職務,只留下一個全國政協常委的名義。此外,他還被剝奪了發表文章的權利。馬寅初從此賦閒在家,其內心的苦悶可想而知。

而不加控制的中國人口,猶如脫了韁繩的野馬,在幾年內迅速增長。中共為此不得不在後來提出了「計劃生育」政策,這無疑證明當年馬寅初的理論是正確的。

文革保持風骨

據大陸《同舟共進》2009年第4期一篇文章披露,文革爆發後,馬寅初身邊的一位勤雜人員也戴起「紅衛兵」袖章,並突然有一天,向他叫囂「要造你的反」。馬寅初雖然有些措手不及,但卻毫無畏懼之感,只是冷冷的看著對方,一語不發。

這個勤雜人員繼續威脅馬寅初:「馬寅初你聽著:你是老牛鬼蛇神,以後你要聽我的指揮!如膽敢違抗,我定饒不了你。」馬寅初並不為其所動,反而繼續我行我素。

結語

文革結束後的1979年,中共向馬寅初做出了形式上的道歉,同年9月馬寅初任北大名譽校長。1982年5月10日馬寅初病逝。因為一個正確的理論不容於一個專制的社會,馬寅初的一生就這樣悄然走過,其內心的悽苦又有誰知呢?

下、陸平

入職北大

出生與吉林省長春市的陸平,1933年加入中共,1934年至1937年在北京大學教育系學習。中共建政後,他曾任中共松江省委常委、鐵道部副部長等。1957年10月至1960年3月,任北京大學副校長,1957年11月起任北大黨委第一書記。在1960年,校長馬寅初被批判被迫辭職後,陸平還兼任校長,直至1966年6月。

《中華讀書報》曾刊登過對陸平女兒陸瑩的採訪,文中提到了批判馬寅初的事情。據披露,批判之事是毛澤東親自點的名,當時重點批的是馬寅初的「團團轉」,捎帶著批他的人口論。陸平曾在中宣部表示,馬寅初是北大校長、民主人士,讓北大黨委組織批他不合適。為此他還受到了批評,但到底沒有進行全校的批評,只在系裡由北大毛思想學習研究會開會批。

畢業於北大歷史系的王曾瑜在《敬愛的馬校長和可悲的陸平》(選自《那時我們正年輕——北京大學歷史系校友回憶錄》一書)一文中提到這樣一件事:陸平來到北大後,要繼續反右傾,在壓力下,他增劃了大量新「右派」,並將矛頭指向時任北大副校長的鄒魯風。原來陸平和鄒魯風為了配合大躍進,曾派法律系畢業班組織一個調查組,結果調查報告的結論竟與彭德懷一致。反右傾開始,陸平就把調查組的右傾問題全盤推諉給鄒魯風,狠整的結果是鄒魯風自殺。

按照王曾瑜的說法,他們這個階段的北大人都對陸平存有惡感,因為他害了許多無辜者,耽誤了不少人的學業。

文革遭非人虐待

在反右傾中害了北大師生的陸平最終沒有逃過文革。文革爆發後的1966年6月1日,北大大膳廳貼出了聶元梓等7人的《宋碩、陸平、彭佩雲究竟做些什麼》的大字報,指責三人,這三人中宋碩是北京市委大學部副部長,彭佩雲是北大黨委副書記。大字報一貼出,轟動全校。

當晚,陸平召開全校大會,強調內外有別。然而,不久,毛卻下令中央廣播電台播出大字報全文,其背後正是毛為打倒劉少奇等人的計謀。大字報播出後,北大震驚,全國震驚,許多曾對大字報持觀望態度及許多持反對意見的師生,迅速轉變態度,支持大字報。

隨即人民日報又發表評論員文章《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聲稱「為陸平、彭雲等人多年把持的北京大學,是『三家村』黑幫的一個重要據點,是他們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頑固堡壘」。至此,陸平等人的命運被註定。

據陸瑩回憶,2日,正好是星期六,她和陸微、陸征、陸昀分別從學校回到家。此時,北大冰窖11號的院牆外里三層、外三層的圍著學生和前來「了解北大情況的」人,不少人激憤的高呼「打倒陸平」的口號。當晚,還有中學生跳牆進入院牆夾道,敲打著朝院牆開的門窗,大叫「黑幫陸平出來」!

次日,陸平被帶走。陸瑩透露,陸平在生物樓被吊起來打得很厲害,以至於被打得大小便失禁。此外,還連續多少天不准睡覺,用強光燈泡照射眼睛。其後,陸平在工人體育場召開的十萬人大會上被批鬥,胸前掛著大牌子,坐「噴射機」。在被連續批鬥之餘,陸平還不得不在校園從事除草,清掃垃圾之類的活計。之後,陸平被發配到江西農場勞改兩年。

陸平的家人自然也受到牽連,其妻子成了「與反革命分子劃不清界限」的頑固分子,被隔離審查。兒子陸征也遭到同學的批鬥,他「被用鐵絲捆了,裝進麻袋用馬車拉走了」,還被打成了腦震盪。大女兒陸微徒步一個月去山西絳縣插隊,二女兒陸瑩去雲南插隊。家裡就剩下10歲的小女兒陸昀,還被學校推出校門。

文革結束後,陸平被「平反」,但他很多年不能去北大,因為「見到未名湖就難受,是挨打挨批鬥的地方」。

結語

身為北大校長的湯用彤、馬寅初、陸平的經歷再一次告訴我們,在中共治下的所有大學,都早已喪失了獨立精神,早已成為了中共的附庸。北大昔日精神的復活惟有等到中共滅亡之日!

2017-06-02

責任編輯: 東方白  來源:大紀元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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