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11月9日夜，在東德人民的抗爭壓力下，柏林圍牆因故被迫開放，隨之轟然「坍塌」。但是，對於東德共產政權的受難者和他（她）們的家屬來說，逝去的生命已無法復生，血寫的歷史也無法改變。今年正是六四慘案和柏林圍牆崩塌這兩個歷史大事件發生三十周年，為紀念這兩個特殊的歷史時刻，反思鐵幕陰影籠罩下生命的價值、人生的意思和人性的善惡，特寫作本文，力求真實反映發生在1989年、兩個不同的共產主義國家的兩起悲劇事件給受難者家庭帶來的創傷、悲痛和苦難，謹以本文來懷念在柏林圍牆下和六四慘案中倒下的無數罹難者，並向他（她）們的家屬表達真摯和深切的慰問。
一、柏林
「呯」——「噠、噠、噠、噠、噠……」
又是一陣槍響。1989年2月5日子夜，[1-1]子彈撕裂開東柏林寒夜潮濕凝重的空氣，槍聲闖進市民單調狹隘的住房，驚醒了無數睡夢中的人們。這一夜，對於許多柏林人而言，又將是一個無法再能夠入眠的長夜。
幾乎每個柏林人都早就熟悉了這樣的槍聲，這意味著又有人在翻越柏林圍牆，而傷亡隨著槍響正在發生。在東柏林，自從1961年8月柏林圍牆開始建立後，每隔一段時間，就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與東柏林的許多母親一樣，以往每次聽到這樣的槍聲，卡琳·格弗羅伊（Karin Gueffroy）都無法抑制住心中緊張的情緒，會不由自主地起床，躡手躡腳摸黑走到兒子的臥房，輕輕推開房門，察看一下青春期的兒子是否還在安睡。只有當她看到了兒子的身影，她才能夠放下心來。但後半夜，她的腦子裡通常會不停地胡思亂想，再也無法入睡。
卡琳是兩個孩子的母親，1970年與丈夫艾洛斯·格弗羅伊（Allois Gueffroy）離異，三年後帶著兒子搬離布蘭登堡州（Brandenburg State）東北部的小鎮施韋特（Schwedt），來到東柏林生活和工作。大兒子斯旦凡·格弗羅伊（Stefan Gueffroy）成年後便離開了家庭開始獨立生活，她與小兒子克里斯·格弗羅伊（Chris Gueffroy）相依為命。
克里斯1968年6月21日出生在新布蘭登堡區（Bezirk Neubrandenburg）帕塞瓦爾克鎮（Pasewalk），父母離異後，5歲時隨母親來到東柏林，憑著體操方面的運動天賦，他在小學三年級就被保送到柏林一所安全部門屬下的青少年體育俱樂部學校（SC Dynamo Berlin）學習。東德與其它社會主義國家一樣，在舉國體制的推動下，體育成就舉世矚目，體操一直是該國的強項。如果克里斯能循規蹈矩地刻苦訓練，他極有可能在體操運動上獲得成功。但他更夢想長大後能夠成為一名飛行員，或者去當一名演員。
畢業後，克里斯不願去國家人民軍（National People’s Army）服役，按部就班地按照軍官的進階道路一步一個腳印地去發展，因此他被拒之於大學門外，他事業的夢想也隨之破滅。1985年9月，他成了飯店的服務生，拿著比社會平均收入稍高的工資，日子過得還算安穩。但他的內心世界卻並不是這般安穩，他渴望自由，他嚮往美國年輕人的生活，希望有機會去美國看看，他想成為一個他自己真正想成為的那種人。他不斷向母親抱怨在餐飲業工作中看到的腐敗，他厭惡沒有自由的生活。終於有一天，他這樣對他母親說道：媽媽，我們離開東德，去西邊吧。[1-2]
在東柏林，相對來說，卡琳的生活還算是歲月靜好的。她有穩定、輕鬆的工作，在東柏林的市區，她有政府分配的住房，現在孩子也已經成年，有了穩定的工作和收入，該是開始享福的時候了。出自內心，她並不想離開東德，去一個陌生的地方為了生活再重新拼搏奮鬥。因此，卡琳沒有答應兒子的請求。
1989年1月中旬，當克里斯得知自己將會在5月份被國家人民軍應徵入伍後，他與朋友克里斯提安·高蒂安（Christian Gaudian）決定逃離東德。當他們從一個在圖林根州（Thüringen）服役的邊防兵那裡聽說邊境已經放鬆了管制，射殺令已經取消，士兵不再向逃離者開槍射擊時，他們決定不去申請出境文件，因為他們擔心這會影響到他們目前的工作和生活，這種情況在當時時有發生。
2月初，瑞典首相將到達東柏林進行國事訪問，這對克里斯和克里斯提安來說是個好消息。在這段時期，東德政權為了避免國際輿論的壓力，往往會對逃離邊境這樣的事情採取息事寧人的態度。克里斯和克里斯提安計劃在2月5日夜翻越柏林圍牆，他們認為自己還不至於會在瑞典首相國事訪問期間被開槍擊斃，最多也就是逮捕後遣送到西德。而事實上，克里斯和克里斯提安此時已經犯下了兩個嚴重的錯誤：一，2月5日夜瑞典首相已經離開了東柏林；二、邊境士兵對逃離者的射殺令並沒有取消。
自從在餐館工作後，克里斯就與朋友克里斯提安一起合租了房屋住在一起。1989年2月5日晚上9點，他們離開了公寓，來到邊境區域。之前他們給朋友留了消息，說要去布拉格旅行。約10點半，他倆來到東柏林南部特雷普托（Treptow）區一個被稱作「和諧」（Harmonie）的小園子，在那裡，他們躲在工具棚里，對邊境的情況觀察了將近一個小時，等待最佳的逃離時機。約11點30分，他們接近布里茨區運河（Britzer Zweigkanal）前的邊境設施。布里茨區運河是一條狹窄的溝渠，將東、西柏林一分為二。克里斯和克里斯提安只要翻過眼前3米多高的柏林圍牆，再越過鐵絲網圍欄，過河就是西柏林的新克爾恩（Neukölln）區。
克里斯和克里斯提安曾經都是運動員，他們準備了攀爬的繩索和錨鉤，對翻越柏林圍牆胸有成竹。克里斯提安首先攀上牆頂，然後幫助克里斯翻越高牆。正當他們躲進壕溝時，觸發了聲光傳感器，頓時警報聲大作，探照燈雪亮。慌忙中倆人奮不顧身奔向最後一道3米高的鐵絲網圍欄，邊境士兵向他們開火了。[1-3]、[1-4]
圖一、克里斯·格弗羅伊（Chris Gueffroy）肖像。克里斯·格弗羅伊成為東德最後一位被射殺在柏林圍牆下的逃離者。（圖片來源於網絡）
那夜槍響的時候，卡琳剛剛度完一個短暫的假期後返回家中，沒有能夠聯繫上兒子，於是就上床休息。
「我的住所離開邊境只有數英里遠，公寓與柏林圍牆之間只隔著幾小塊樹林。我在那裡住了14年，也聽了14年的槍聲，一陣響，一陣滅。那天將近半夜，我正在閱讀，突然聽到『呯』的一槍，隨後是『噠、噠、噠、噠』一陣槍響，我聳了聳肩，就是這樣的槍聲，我又聽到了。」[1-5]多年以後，卡琳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臉上掛著淚珠這樣敘述道，那天夜裡，她無論如何都沒有想到，倒在那陣槍聲下的，會是自己的兒子。
西德那邊也聽到了這陣槍聲。一位目擊的西德市民向警方報告：他聽到至少十聲槍響，在邊境另一邊的「死亡地帶」，有倆人被抬離現場，其中一人已沒有任何反應。次日這條消息登上了西德的報紙。
第二天早上，克里斯沒有像往常一樣來吃早飯。西柏林電台也播報了昨夜有人翻越柏林圍牆的新聞，但卡琳並沒有把這兩件事產生任何聯想。「只是當我拿了鑰匙，打開他公寓的房門，看到（他的）護照、錢和一些文件整齊地放在桌上，我才意識到，哦，說不定是他！」
經過整整兩天漫長的等待，東德秘密警察斯塔西（Stasi）終於正式通知卡琳·格弗羅伊，說她兒子克里斯·格弗羅伊出事了。兩天裡，卡琳公寓樓下布滿了斯塔西的便衣，日日夜夜監視著卡琳，她的一舉一動都在掌控之中。
「2月7日下午，一個看似很普通的人按響了我的門鈴，通知我到幾個街區遠的警察局去一次。我知道他是斯塔西。」卡琳說，「當我走進他們的辦公樓，我還在想說不定克里斯就被他們關在裡面，讓我去把他領回來。再見到他時，會是一種什麼樣的反應？」
斯塔西的官員審問了卡琳幾個小時，最後說克里斯·格弗羅伊企圖攻擊軍事設施，在事件中傷重不治死亡。
「我記得我深深吸了一口氣，大叫了起來：他才僅僅20歲啊，他沒有做任何傷害別人的事，怎麼可以直接就把他槍斃了啊？」卡琳對著斯塔西的長官叫喊了起來。[1-6]
在接下來的幾個月里，卡琳必須按規定時常向斯塔西匯報，每周都有三、四次被叫到局子裡接受長達5～6個小時的盤問，最長一次竟超過了8小時。他們稱這是對案件的「調查」。最後一次「調查」時，他們告訴卡琳案子已經結案了。政府在這起案子中的行為全部正當、合法。「你兒子是在犯罪，他得到的是應有的懲處。」在這段日子裡，卡琳住房的樓下白天黑夜都停著斯塔西的汽車，時刻都有便衣坐在裡面，她鄰居的住房也被安全部門徵用，被用來監視卡琳的一舉一動。[1-7]、[1-8]
克里斯·格弗羅伊被子彈直接擊中心臟當場死亡，他成為柏林圍牆腳下最後一位被射殺的逃跑者。克里斯提安·高蒂安腿部嚴重受傷，他被當場逮捕，1989年5月24日被以「企圖非法越境情節嚴重」的罪名判處3年徒刑。西德政府向東德政府支付贖金後，同年9月，克里斯提安·高蒂安被從監獄釋放，10月17日遣送到西柏林。[1-9]克里斯·格弗羅伊並非是為翻越柏林圍牆逃離東德而付出生命代價的最後一位遇難者，1989年3月8日，32歲的溫弗里德·弗羅伊登伯格（Winfried Freudenberg）乘氣球越過柏林圍牆逃離東德，因氣球失事不幸墜亡。[1-10]
東德當局嚴密封鎖了克里斯·格弗羅伊被射殺的消息，卡琳·格弗羅伊則想方設法把事件的真相捅給西方媒體。當她得知朋友的祖母要去西德治病，便將克里斯的護照照片藏在火柴盒中讓朋友的祖母帶往西德供電視台播放。[1-11]克里斯的哥哥斯旦凡·格弗羅伊在1989年2月21日的《柏林日報》（Berliner Zeitung）上刊登訃告，稱克里斯在「2月6日的一件悲慘事故」中喪生，使得西方媒體能夠與該事件作出聯想，並獲悉葬禮的地點和時間。1989年2月23日，克里斯·格弗羅伊在柏林的鮑姆舒倫格陵園（Baumschulenweg Cemetery）下葬，儘管當局出動大批秘密警察在現場嚴密監控，但克里斯之死的消息還是不脛而走，並且獲得了社會各界的廣泛同情，有超過百人出席了葬禮，其中包括數名西方記者。同日，在克里斯罹難處的西德一側，有人為他豎立起了紀念碑。西方媒體廣泛報導了克里斯被射殺事件，在西方的壓力下，東德政府同意卡琳·格弗羅伊移居西德，並被允許每周一次返回東柏林為克里斯掃墓，條件是卡琳·格弗羅伊必須保持沉默。[1-12]、[1-13]
圖二、1989年2月23日，卡琳·格弗羅伊（Karin Gueffroy）（右三）在柏林鮑姆舒倫格陵園（Baumschulenweg Cemetery）參加兒子克里斯·格弗羅伊（Chris Gueffroy）的葬禮。（圖片來源於網絡）
克里斯·格弗羅伊被射殺、抬離後僅僅幾分鐘，邊境指揮官立即給四名開槍計程車兵在現場舉行了一個慶祝酒會，接下來的幾天裡，他們受到了柏林當局的嘉獎，開慶功宴會，獲得額外的假期，還得到150東德馬克的經濟獎勵。[1-14]、[1-15]9個月後柏林圍牆倒塌，1991年四名邊境士兵因向逃離柏林圍牆的市民射擊並造成人員傷亡被依法起訴。
在長達5個月的審判中，每周都要開庭一到兩次，庭審成為世界各大媒體關注的焦點。27歲的尹格·海因里奇（Ingo Heinrich），被指控直接射殺了克里斯·格弗羅伊。在法庭上，海因里奇堅持認為「自己當時是在執行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法律和命令」。法官西奧多·賽德爾（Theodor Seidel）則回答說：「依法行事也並非絕對正確。」[1-16]
四名邊境士兵在法庭上都堅稱自己沒有射殺克里斯·格弗羅伊。尹格·海因里奇引述一位上級指揮官的話說「我們只是被告知不要多想，執行命令就是了。」直到1989年，士兵們還在被不斷告知，建立柏林圍牆是為了保衛東德免受「帝國主義的侵略。」[1-17]在法庭上，四名士兵都為自己的行為表示懺悔，其中一位同樣是27歲的邊境士兵安德烈亞斯·科恩帕斯特（Andreas Kuhnpast）面對法庭的審判流淚痛哭。
1992年1月20日，經過5個月的艱難審查，柏林高級法院（Berlin’s Superior Court）判決尹格·海因里奇犯過失殺人有罪，判處3年半監禁。[1-18]安德烈亞斯·科恩帕斯特犯企圖過失殺人有罪，判處2年監禁，緩期執行。審判團合議庭法官在法庭上宣讀：「邊境士兵有責任拒絕服從共產主義政權『明顯違背正義』的對柏林圍牆逃離者的『射殺令』（Shot-to-Kill Policy）」西奧多·賽德爾法官說道：「那些年輕計程車兵『只是這條長長的責任鏈條上的最後一個環節』，但是，對本國國民的射殺，就如同德國納粹戰犯，是在挑戰良知，『洞穿了人權的底線，對逃離者射殺的法律，絕對不能服從。』」[1-19]
在審判當天，法官西奧多·賽德爾說道：「在20世紀將要結束的今天，沒有任何一人可以不顧良心而有權力代表政權去屠殺人民。」德國第二輪對300多名東德邊境士兵殺害逃離者罪行的審判，在一個月前也已經開始。但公眾爭論的焦點並沒有停留在「鏈條的最後一環」——這些執行命令計程車兵身上，真如德國諺語所說的「竊鉤者誅，竊國者諸侯」（英語原文：「The little guys hang while the big guys go free.」中文譯文：小鬼絞死，大魔溜走）類似，審判也不應該僅僅停留在低級的罪犯身上，公眾更多的憤怒是指向79歲的東德前元首埃里希·昂納克（Erich Honecker），輿論普遍認為是他向邊境士兵簽發了「射殺令」，他才是殺人的元兇，以及那些和他相似的東德高級官員，他們才應該真正對這些罪行負責。但埃里希·昂納克在東德政權崩潰後逃到了莫斯科，蘇聯解體後，又躲進了智利大使館受到外交保護。另一位作惡多端的東德安全部部長、秘密警察「斯塔西」的頭領，84歲的埃里希·梅爾克（Erich Mielke），卻因為「不治之症」而逃離了法庭的審判。這場遲到的正義，事實上已經無法真正體現出正義的意義。[1-20]
卡琳·格弗羅伊在庭審中作為共同控告人參與了檢方的檢控。在5個月漫長艱難的庭審過程中，有一次在法庭內她看到有人在分發雜誌，上面刊登著自己兒子鮮血淋漓的遺體照片，悲痛得一度無法控制自己，不得不離開法庭。法庭最終宣判的當天，在離開法庭時，她拒絕對法庭的判決發表評論。在一個月前的庭審中，她堅持認為她兒子之死，「即使不是有預謀的殺人，但總歸是殺人。」[1-21]
直到2000年，兩名東德前官員西格弗里德·勞倫茲（Siegfried Lorenz）和漢斯-約阿希姆·波希米（Hans-Joachim Boehme）才被起訴到法庭，為克里斯·格弗羅伊和另兩名青年之死負責。但原審法官因證據不足無法對其定罪。2004年8月重審，才被確定有罪，兩人各被判處15個月緩刑。[1-22]根據德國司法部的檔案，像這類相似的案件僅在柏林就有300多件還在調查之中。波恩（西德首都）的政府官員表示，儘管東德的許多官員犯下的罪行罄竹難書，但按照現行的法律，要對東德這些官員定罪伏法卻非常艱難。[1-23]這些事實又一次驗證了「正義只會遲到，但不會缺席」這句話，在殘酷的現實面前是多麼空洞和謬誤。
二、北京
「噠噠噠噠」、「噠噠噠噠噠噠……」那年北京城裡一夜的槍聲，可以想像，會讓多少廣場上孩子的父母、未歸家者的親人們擔驚受怕、徹夜未眠。
歲月如梭。我在國內忙碌地工作、奔波，儘管自己也曾經親眼目睹過「六四」這段特殊時期發生過的一些特別的事件，對許多事情也有一些膚淺的了解，但很多年來，卻一直不知中國還有一個「天安門母親」這樣的群體，在為那些逝去的靈魂不屈地抱團取暖、相互慰藉和尋求正義。直到十幾年前的一天，偶然在網上讀到一則流傳的消息，談到「天安門母親」這個群體，我在驚訝之餘，去搜索這個名稱，才知道關於她（他）們的一些信息。後來終於有機會能夠打開這個網站，頓時覺得一股悲愴撲面而來。
圖三、紀念「六四」三十周年，遇難者遺像。（圖片來源於網絡）
去寫「天安門母親」，總是覺得太艱難和過於沉重，好多次想寫，都寫不下去，不得不停下筆來。可想而知，那些當年在天安門廣場紀念碑下參與絕食，後來卻又活了下來的一個個不屈的靈魂，面對已經逝去的一張張青春朝氣的臉龐，心中的內疚和悲切會對自己產生一種怎樣的折磨和鞭策。
《給十七歲的蔣捷連》這首詩所表達的，便是浸透了這種折磨和傷痛的複雜情感。作者在這首詩的「題記」中詠嘆道：「你不聽父母的勸阻，從家中廁所的小窗跳出；你擎著旗幟倒下時，僅十七歲。我卻活下來，已經三十六歲。面對你的亡靈，活下來就是犯罪，給你寫詩更是一種恥辱。活人必須閉嘴，聽墳墓訴說。給你寫詩，我不配。你的十七歲超越所有的語言和人工的造物。」[2-1]（註：「蔣捷連，男，1972年6月2日出生於北京，遇難時剛滿17歲；生前為中國人民大學附屬中學高二四班學生；89年6月3日晚11點10分左右，於木樨地復外大街北側29樓前長花壇後遇難，後背左側中彈穿胸而過，擊中心臟；骨灰一直安置在家中靈堂內。」[2-2]）
